本文是根据陆铭在2006年11月29日复旦大学"星空论坛（第三期）：全景透视诺贝尔奖"上的演讲整理而成的，感谢乐文平的笔录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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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ugman得奖了，估计很多人不以为然。但我认为是名至实归，虽然他用的方法并不是原创，但是他将收益递增的思想在国际贸易和新经济地理学两大领域里发扬光大。电视节目里在经济危机时代没有忘记讲一句，他还是布什政府经济政策的批评者。估计Krugman得奖后，又会引发人们对中国经济学家和诺贝尔奖的又一次讨论。我在以前谈过这个问题，现在看来，我讲的东西还是有道理。大家还是踏踏实实把自己的研究，特别是中国经济研究好吧。
中国离诺贝尔经济学奖有多远？*
陆 铭
首先要感谢活动主办方的邀请。今天我谈一谈经济学中与诺贝尔奖相关的问题，主要讲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奖项？第二个问题跟经济学研究和学习相关，同时也与诺贝尔奖相关，我要谈一下在目前的学习和研究中存在的几点误区。第三个问题回到现实，谈我们到底应该做什么样的研究。
一、诺贝尔经济学奖是一个什么样的奖项？
首先就让我们来看一下经济学诺贝尔奖。刚才主持人已经问到一个问题，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学科，怎么会得到诺贝尔奖的垂青呢？在诺贝尔奖各个奖项里面，经济学奖是最年轻的，它是1969年才刚开始有第一届。经济学在众多的社会科学之中成为被设立诺贝尔奖奖项的唯一一个学科，是因为在各大社会科学门类里面，经济学在科学性的发展上走在最前面。所以，在20世纪60年代，诺贝尔奖的评奖委员会认为经济学已经成为一门科学，也正因此，就如我们所知道的，经济学诺贝尔奖的准确称呼是"诺贝尔经济科学奖"。将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来对待对于经济学，乃至社会科学的发展非常有益，但也可能造成一些误区，这我们等会儿再说。
那么诺贝尔经济学奖奖励的是什么呢？我今天要讲的可能会给国内的诺贝尔奖热潮唱反调。首先我要讲的是，经济学奖有一个很特殊的特点，它奖励的基本上是过去30年前做出的贡献。因为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来讲，它的一个理论、方法的提出、对后来的研究的推动作用必须要通过时间来体现。这不像刚刚讲的很多自然科学领域，比如刚刚讲到的胃病里面的一种细菌的发现，今年发现，可能明年就知道这个成果的价值很巨大，就可能很快拿到诺奖。还比如谁要是能研究出艾滋病的治疗方法，我想今年研究出来，明年就可以得奖。但社会科学不一样，在社会科学里，一个理论的提出，到大家都体会到它对后续研究的意义很重大的时候，需要经历一个非常长的时期，所以，基本上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都是老先生，七八十岁、八九十岁的老先生，这就跟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性质有关系。恰恰基于这样一个原因，我们可以断定，得到诺贝尔奖肯定的成就曾经是前沿，它30年前是前沿，但目前它就一定不是前沿，这是我觉得一定要为大家澄清的一个基本的事实。
另外，特别要提醒的一点就是，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家来讲，没有哪一个经济学家是为了得诺贝尔奖而去做研究的，后来就真的得了诺贝尔奖的。曾经有一位诺贝尔奖得主，叫米尔利斯，他得诺贝尔奖以后，人家采访他，他说，我不是为了得诺贝尔奖而作经济学研究的，据我所知，也没有一个好的经济学家是为了得诺贝尔奖而做经济学研究的。相反我倒知道一些经济学家，他们很早就认为自己可以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但到现在还没有得到。
当然，30年前的研究，之所以今天会得诺贝尔奖，是有它的原因的，主要的原因就是它对目前的主流经济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有时，得奖的原因在于提供了一些科学化的方法，比如最近10多年得诺贝尔奖的研究就大量集中在计量经济学、博弈论、信息经济学方面，或者是在一些具有开创性的计量经济学工具发展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就目前的经济学状况来看，从二次世界大战到20世界80年代，经济学的理论发展经历了一个非常辉煌的时期，所以，最近一些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基本都是在对这段时期经济学理论方法的肯定。但是我要指出的一点是，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从经济学的理论构架来看，基本上经济学已经达到了一个比较完善的时期，要在理论方法上得到重大的突破，已经非常困难了。所以我要说的是，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除了在理论方法上进行研究以外，它还研究重大的现实问题。到目前为止，经济学研究的重大现实问题实际上都和美国的经济发展有关，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自由市场发体制相关。
人们常常问，为什么诺贝尔经济学奖基本上都给了美国人或者是在美国工作的外国人？我想，以下三点原因非常重要：
第一，他们所研究的问题非常重要[①]，而这些问题的重要性首先是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市场自由经济，特别是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所面临的重大的社会经济问题，有非常强的现实意义。比较有代表的有，理性预期学派，包括今年得奖的菲尔普斯的学说，在这个学派里，一个核心的思想就是要证明在消费者具有理性预期的情况下，任何政府干预将失效，相反，政府的干预将导致经济体系的混乱，而不是有序。实际上，这个理论背后的思想是支持自由市场经济。布坎南的政治经济学是另外一个例子，这是1980年代得奖的一个学说，他主要是说明政治家和普通的行为人一样，具有自己的理性，所以政治家的行为，政客的行为，都可以通过理性假说去解释。还有一个诺贝尔奖得主，在我看来是诺贝尔奖得主中的诺贝尔的得主，美国芝加哥大学的贝克尔，他之所以能得奖，是因为他把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引入到其他的社会科学领域，特别是社会学领域。他用经济学的方法进行研究的问题，比如婚姻、犯罪、生育、歧视等问题都是一些在传统意义上来讲属于社会学的问题。这些人所研究的问题都是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下面临的重要的问题。
第二，之所以美国人会得奖，是因为美国的高度专业化。在美国，经济学家非常清楚地划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学院派，在高校里做研究的经济学家，他们可以不关注那些热点的现实问题，可以不去关心那些具有"预测"性质的研究。特别是那些发展经济学方法工具的经济学家，他们研究的工具可能跟现实经济问题没有直接的联系，这部分经济学家更象是应用数学家。第二类就是在政府的机构里为政府的政策作指导的经济学家，这其中有一部分经济学家是非常出色的应用经济学家。还有一类就是在企业里做顾问，做咨询。在美国，当讲到Economists的时候，上面所说的三类人都可以叫做Economists。这三类经济学家的分工是非常清楚的，重大的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的发展主要是由学院派经济学家推动的。但在中国，我要讲的是，在目前这个阶段，经济学家所承载的社会职责使他们在中国所扮演的角色是多面的。他们在学校里要做教学和科研，在政府遇到要做重大的经济政策的时候，经济学家需要给出一些建议，同时可能有时还帮企业去做咨询。所以，在这样一个特定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对经济学家的需求如此之大（相对于供给来说），导致我们经济学家承担太多的社会功能。所以中国的经济学家没有能像美国的经济学家那样，由政府用高薪养着他们，让他们在高校里单纯地考虑经济学本身的问题。相比之下，美国的经济学家分工非常细，每个经济学家所了解的可能就是经济学中的一个很小的问题，甚至出现经济学家不懂经济的情况，特别是对于那些开发研究方法的经济学家来讲，他们可以不懂现实经济。那么，生活中的现实经济问题由谁来解决呢？由那些掌握了这些方法的经济学家来做应用。在美国把理论经济学家和应用经济学家分得很清楚。相比之下，中国的问题在哪里呢？中国的问题就在于复杂，太复杂，而且中国的经济社会问题还不能用标准的教科书理论（基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来套，这使得每一个经济学家（特别是要解决现实问题的经济学家）必须既懂经济学，又懂社会学，又懂政治学，当然是只懂一点点，肯定不会像其他学科的专家们懂得那么多，但是，都要懂一点。同样，在经济学里面，既要懂宏观，又要懂微观，要懂企业，又要懂政府，这导致现在中国的经济学家的分工不细，恶果就是在各个具体的方向上没法专下去。
第三，我要提出的是，现代的研究，包括经济学研究是非常昂贵的，它必须要大规模的资金投入。国外的经济学的研究，对于数据的收集，经济学试验的开展，都要依赖资金的大量投入。比如现在在经济学的研究里面，国外已经开始动用高科技手段收集数据，兴建同物理学、心理学一样的实验室。这些数据收集工作和实验室实验都是需要大笔的投入的。在中国，政府和私人部门都没有足够强大的实力去支持如此昂贵的研究，特别是不直接产生实际应用价值的研究。
还有一点，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它还有话语权的问题，就像刚刚沈丁立教授（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问我中国人是否可能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我说不可能，至少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不可能。沈老师就问我为什么。一方面，恐怕截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个中国经济学家敢说自己对经济学的贡献可以达到得诺贝尔奖的程度。另外，还有一个很简单的原因，给定中国的经济学家仍然主要在研究基于中国实际需要的问题，就算中国的经济学家由此而对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要想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还有一个被国际学术界承认的问题，而这其中又有意识形态问题。你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就必须要涉及到中国的社会政治结构问题，而目前中国的社会政治结构下的市场经济体制，是不同于西方世界的市场经济模式，它跟美国所相信的意识形态不一样。这也说明了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跟自然科学不一样的地方，在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相对来说是一个强势文化的背景下，中国的成功经验，以及基于此的社会科学理论要得到国际学术界的承认，就不只是"科学"的问题了。
二、经济学研究和学习中的一些误区
以上我们说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是什么，那么我们接下来谈到的是与经济学诺贝尔奖有关的一些研究和学习上的误区。
第一就是把诺贝尔奖和教科书作为前沿，我刚才已经讲了，诺贝尔奖评奖的时候，它奖励的基本上是过去30多年的贡献，那就意味着它不是前沿，而且一定不是前沿，那么前沿在哪里呢？现在的前沿基本上在40岁上下的经济学家在做的研究里，而且他们没有得奖。近些年的研究在新政治经济学、社会经济学、新比较经济学领域，相对来说是比较前沿的经济学领域，但是在这些领域，要想得诺贝尔奖的话，大概至少是在30年以后了。
第二个就是照搬教科书，我刚才已经说过，目前的已经形成的经济学理论基本是以西方的自由市场经济为主要研究对象，所以在现代的主流经济学理论里面，常常有几个关键的假设，第一个就是理性预期，第二个就是完美市场，第三个就是在政治上是民主政治。但是这些东西只是在教科书上的理论，和西方自由市场体制比较符合，如果拿来就用，用了再说，就可能出错。中国经济学研究和教学存在的一个误区就是把教科书上的东西拿来用在中国问题上，而不顾中国的具体国情（特别是关键的政治和社会结构），一个现象就是大量运用教科书上学到的数学模型，比较少地问这些数学模型在运用到中国的问题上时是不是需要进行修改。很多中国的经济学家，包括学生都很容易犯这样一类错误，由此而引出的另外一个误区，就是我们的学习和研究可能远离中国的现实。其实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学科，它研究的对象是随着时间不断发展而发展的，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不断地给我们提供一些有价值的问题，但是这样的经济现实问题往往被我们的经济学家和学生所忽视。比如说这一轮的全球经济失衡，突出表现为美国的逆差和中国的顺差，这一轮全球的失衡不只是一个汇率的问题。而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现在学界没有很好地研究它，导致在现在的贸易政策和汇率政策方面，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提出人民币要升值，这极有可能是一场错误。当然，我今天不是谈这个具体的问题，也在这方面缺乏研究，就不把这个问题展开论述了。
第二个重大的误区是，有重大政策含义的研究被忽略了。比如说教育，大家都知道现在中国人人都在谈教育，但即使是在经济学研究里面，教育也是非常前沿的研究领域，也有很多经济学家在研究教育经济学，在研究教育市场，以及教育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怎样互动的方面做出过杰出的贡献。我们国内在谈到教育的时候，往往忽略了教育问题中实际上包括了很多经济学的问题。由于很多人都盲目地追求理论本身的前沿性，就往往忽略了把既有的重大的理论成果用来解决中国现实的政策问题，这至少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讲，是不应该出现的现象。
第三个重大的误区──估计在别的学科里面也会出现──就是经济学里面的一个词，叫brain drain, 可以翻译成智力外流。前一段时候，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副主任姚洋教授和其他两位教授有一个对谈录，谈到了中国重大的社会、政治、经济及文化问题，其中就说到这样一个现象，当我们的社会经济仍然处在前现代时期时，我们的社会科学学术已经进入了后现代时期。我们的经济所处的是一个工业化的时代，甚至一些落后地区的经济还处在农业经济时代，但是，很多人认为，为了关注所谓的国际前沿问题，国际主流问题，研究的就只能是跟中国没有多大相关性的问题，这种认识如果不是个错误，也至少不是中国的经济学家应该去追赶的潮流。另外我还想指出的一个误区就是，国内的大量的经济学研究忽视了实证。刚才我们一直都在讲诺贝尔奖，但实际上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奖项，叫克拉克奖。克拉克奖是美国专门奖给40岁以下的杰出青年经济学家的，超过40岁就没有机会拿了。这个奖是两年评一次的，所以经济学领域一直认为要拿克拉克奖，比拿诺贝尔奖还要难。在克拉克奖的得主里面，绝大多数是再过10年、20年、30年就可以拿诺贝尔奖的。如果大家要看前沿的话，建议大家去看看近几届克拉克奖得主在干什么。最近几届克拉克得主的研究大量都是所谓的应用微观经济学研究，他们的关注的问题也都是重大的现实问题，可这个研究趋势却被国内经济学界，经济学的教育和科研所忽视了。
另外，在实证研究里面，还可以解决很多重大的政策问题，比如说对政策的效果进行评估，对政策决策的时候所需要的一些参数信息进行估计等，这些也都是非常重要的，但在中国也做得非常不够。由于现在中国经济正在飞速的发展，全球范围内对中国经济的关注程度越来越高，所以当中国经济学家跟国际上的经济学界交流的时候，当别人知道你是一名中国的经济学家的时候，首先很关注的是中国发生了什么，因此在做中国的研究时，首先要用数据来发现中国发生了什么，而这一点也往往被忽视了。
三、我们做什么样的研究？
最后我想简短地讲一下我们应该做什么样的研究，我提出几点建议以供参考：
第一，放眼世界，立足中国。所谓放眼世界就是我们在做经济学研究和社会科学研究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到国际的主流的学术界，他们在关注一些什么样的问题。但当我们在做具体的研究的时候，由于我们中国有非常宝贵的数据和材料，我们可以把中国作为研究对象。比如在我自己所做的研究里面，研究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这个问题在我们提出和谐社会的构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等这样一些目标时，对中国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而同时，关于收入差距和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的研究在最近10年也是一个前沿课题。
第二，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在中国有一个问题是城乡分割，从城乡分割怎么走到城乡融合的这个问题对中国是十分有意义的，而这个问题也可以理解为发展中国家从社会分割走向社会融合的问题。在这个问题里，既涉及到社会冲突，也涉及到政治转型，还涉及到经济增长，所以这个问题既有中国意义，也有全球关注的一般性的意义。
第三，勇于挑战，谦虚务实。作为一名社会科学家，我们要知道中国的社会经济是有很多方面与众不同的。这与诺贝尔奖所肯定的、教科书上所写上去的标准的市场经济模式是有所不同的，但是这些所谓不同的经验，对于其他的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东亚等一些有比较特殊的文化背景下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来说，都是有借鉴意义的。比如中国的政治体制构架，中国的社会资本，都有比较鲜明的中国特色，但这也是对其它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有借鉴意义的，所以它也具备一般性。因此，在中国研究社会科学，既要敢于基于中国的经验提出新的理论，同时，也不能盲目自大，认为自己可以创立新的理论体系。
我们经济学院几位青年经济学家组织了一个workshop，我们的workshop一直持续对中国的社会经济的重大问题进行讨论，也出了一些讨论稿，在去年一个阶段的讨论结束后我写了一篇纪念性的小文章，当初我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我们应该做什么样的研究？我给那篇短文起了这样一个题目："我们生长在中国的土地"，今天我希望用这句话来做结尾。由于我们生长在这片土地上，我们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所面临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和挑战，所以我觉得作为中国的经济学家来讲，第一要务是为中国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的全面发展提出经济学的智慧。至于诺贝尔奖的获得，这不是一个人可以实现的，它需要一代人的努力，等到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通过一代又一代的经济学家的研究，发现它的确具有重大和一般性的意义的时候，在将来的若干年以后，可能会有一个总结我们前人所做的工作的经济学家出现，代表整个的中国经济学界去摘取诺贝尔经济学奖。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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