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1月3日星期一

[G4G] 京沪穗六博士论金融海啸:中国经济繁荣如何持续?

(这是最近我们借中国青年经济学者联谊会在复旦召开之机, 举办的一个论坛的记录稿,在《南方都市报》发表了。)

京沪穗六博士论金融海啸:中国经济繁荣如何持续?(鹅老大:只有政改一条路)

2008年10月19日11:46  来源:《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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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08-10-19 通过 让思想引领学术与生活 作者:让思想引领学术与生活

(这是最近我们借中国青年经济学者联谊会在复旦召开之机, 举办的一个论坛的记录稿,在《南方都市报》发表了。)

京沪穗六博士论金融海啸:中国经济繁荣如何持续

2008年10月19日11:46  来源:《南方都市报》

 

  全球金融海啸扑面而来,对中国的冲击已成"黑云压城"之势,在某些领域已逐渐成为现实。在这个时候,很多中国人心里都悬着一个问题:中国经济能抵抗这次海啸吗?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经济奇迹如何才能持续?前不久,北京、上海、广州的六位中青年经济学家在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进行了一次对话,共同探讨"中国经济繁荣如何持续"。

  

张军

  1963年生,经济学博士,现任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制度经济学、比较经济学和制度变迁的理论。

  不能低估次金融危机的影响。现在全球财富缩水,其实是对发展中国家影响很大,尤其是对新兴市场经济的发展有非常大的影响。

  杨其静

  1972年生,经济学博士,现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企业与组织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企业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

  这次金融危机,从出口结构来说,对中国肯定会有冲击,但是这些(美国)人毕竟要穿衣服、要吃饭,还是需要中国的产品。所以冲击还是有限的。

  徐现祥

  1975年生,经济学博士。现为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系副教授、系主任。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区域经济和经济增长理论。

  在产业转移的过程中,有一部分外来人口被人为逼走了,感觉是有一点点残酷,但是把一部分逼走,其他的就能再过来。

  陆铭

  1973年生,经济学博士。现为复旦大学产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劳动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媒体经常把我还写成原来我领导过的中心的主任,现在,我领导的中心是产业发展研究中心.-陆铭)

  我现在有一个担心,我们现在正经历这场衰退危机,我们都知道来源主要是虚拟经济和金融部门,但是慢慢会波及实体部门。

  何帆

  1971年生,经济学博士,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助理、国际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世界经济》编辑部主任。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国际金融、国际政治经济学和中国宏观经济。

  如果我们还沿用过去发展的战略,赶紧救市,最后不仅没有救中国经济,可能把中国经济拖入一个大的泡沫。

  陈钊

  1973年生,经济学博士,现为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包括转型经济学、人事管理经济学。

  如果企业要保暖,能够从政府借到棉花(资讯,行情),那么他们自己会各显神通做棉衣,做得好的,有竞争力的就可以存活下来。棉花(资讯,行情)就是资金,资金能不能流到最需要的企业手里,这恐怕要打问号。

  

陆铭:从长期来看,中国经济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和转型以后,已经到了非常关键的时期。现在国内外经济都开始进入衰退期,那么对于中国来说,这个时期的到来,到底是因为中国国内的原因,还是国际的原因更重要,是不是这个周期的来临意味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终结,还是接下来仍然会有持续高速发展,这些都是大家关心的问题。从短期来讲,最近美国肇始的金融风暴,其后果的严重性我不用多说。我想请教几位中青年经济学家,接下来对于中国来说,如果要保持持续的发展,并且是持续高速的发展,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如果结合经济学研究,我们应该关注什么问题?

  

全球金融海啸,中国无法独善其身

  张军:我个人的看法是,中国难逃这次全球金融动荡带来的风险。我们很多商业银行暴露出的问题,比如购买美国的债券,根据不同的估计,金额大概有三五百亿美元。大家都很关心金融本身带来的问题,但是,我想最主要的还不是金融的问题,而是美国经济出的问题。美国经济出现的问题以及全球经济下滑,都给中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一位美国同行说,美国最大的问题已经从华尔街走出来,像癌细胞一样,渗透到经济的方方面面,包括大学。现在就连大学的养老金都有问题了。他们估计哈佛大学整个基金下降60%.我儿子发邮件跟我说,校长给所有学生发邮件称,明年日子可能会很难过,别指望有奖学金。这个情况,对整个美国的影响,已经不仅仅是华尔街了。美国人消费下滑,对中国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

  中国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再讨论我们会不会受到影响了,实际上我们已经并且正在受影响。至于这个影响有多大,需要我们进一步估计。对于中国来说,一件非常肯定的事情,就是经济决策的出台和改变是非常困难的。我认为这是由于上世纪90年代以后政府对经济的介入太深,很多政策要加以改变,已经很不容易了,牵涉的利益太多,这个本身是非常不利的。当然大家关心的是这个时间会持续多久,我觉得在当前这种背景下,短期、长期已经有点模糊了,我个人的看法是,对中国来讲,现在没有更好的路,次优的选择就是不要让形势恶化,所以出现了全球的联合行动。现在这个行动,可能对华尔街会有一定的帮助,但是对整个美国经济来讲,其实影响并不大。所以现在只能说,我们想办法制止局势进一步蔓延,不让事情变得更糟,这是目前最好的选择。因此,中国目前也只能和美国配合,这是我们目前需要达成共识的一件事情。

  现在大家都在谈论,我们要刺激国内的需求,以应对全球的金融动荡,但是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十七届三中全会之后,刺激内需的政策会慢慢出来,但对于中国国内消费需求的刺激,也不会那么快,需要有一个慢慢调整的过程。我认为好像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现在也许只能是各国携手一起渡过这一全球性经济问题。

 

十字路口的中国经济

  何帆:所有经济学的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就是取决于我们用什么政策。我们现在处在十字路口,我们有两条路。一条路,就是我们还沿用过去发展的战略。我们现在看到有很多媒体、学者,包括很多官员都在说,现在要赶紧救市,出口的企业已经有多少家倒闭了,房地产商现在都声称自己是"猪坚强"。如果我们延续这种过去的发展办法,结果很简单,到2009年我们会出现一个巨大的泡沫。比如我们放松银根,采用扩展性的货币政策。但现在出口部门也没有投资机会,其他实体的部门没有投资的机会,那最后这些钱肯定是到房地产、股票市场,所以最后不仅没有救中国经济,我们可能把中国经济拖入一个大的泡沫。

  还有另外一条路,全球金融海啸迫使我们改革。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内外失衡,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大家都在搞制造业出口,这个时候救它,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它逃掉,逃得越早越好,越远越好。我们现在一定要让更多资源从制造业出口的部门走掉。很多制造业企业做得很好,但是过去没有信心做国内市场,因为做国内的市场,要有自己的品牌,要有自己的营销队伍,而如果做出口,拿个订单就行了。沃尔玛给个单子你就很高兴,但是你实际上是在给别人打工。现在我们应该迫使中国的制造企业真正做到有竞争力,有自己的品牌,有自己的研发,让这样的企业去发展。然后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打开一个门,让众多活不下去的企业,转移到有发展潜力的地方,就是中国的服务业。中国最能赚钱的服务业,现在的投资都不足,比如教育是一个巨大的金矿,医疗卫生是巨大的金矿,交通、通信、运输、金融、保险,所有支柱性服务业,包括生产性的服务业如物流配送,都是巨大的金矿。但是问题是我们不开门。如果不开门,就会把所有出口企业逼死在海啸没有真正到来之前,把它们逼死在海滩上,而如果赶紧开门,就可以放他们一条活路。所以未来中国经济到底怎么样,现在已经是一个要做出选择的时候了。

  陆铭:你的意思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如果政府通过宏观管理的方式下调利率,增加供给会有点危险,反而可能导致明年产生资产市场的泡沫?

  何帆:货币政策是无法改变经济结构的,改变经济结构要通过产业政策,所以说在经济结构没有发生改变的情况下,贸然放松财政政策,第一,通货膨胀可能死灰复燃,第二,流动性增加以后,流动去什么地方,那肯定是要到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

  

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冲击非常有限?

  杨其静:我个人对中国未来的一个定义,就是谨慎的乐观主义。对中国的看法,要站在一个比较大的视野去看。中国经济的问题,其实是发展问题和转型问题两者合二为一,同时是在现有特殊的国际架构下的一个问题。

  从短期来说,冲击是不可避免的,这点我想谁都不可否认。但是冲击有多大,可能要在理论上或实证上加以考察。实证只能事后说,但是就现在来说,金融冲击对于美国的影响之所以这么大,我觉得是因为美国的产业结构中金融架构很大,因此,金融部门受到影响以后,对美国整个经济的影响非常大。包括英国也是如此,英国这次金融危机导致其国际排名跌到十名以后了。但是金融危机对于中国的冲击,我们一定要把传导机制搞清楚,也就是金融上出的问题,会不会传导到实体经济上去。就中国来说,我们看到这些金融机构是出了问题,但是会不会影响整个信心?如果金融机构的信心受到冲击,并进而冲击到产业,那么次贷危机对中国的冲击会很大;如果这个链条不存在,那这个冲击,我觉得是有限的。另外,从出口结构来说,我觉得中国会受到冲击,但是这个冲击有多大,同样值得思考。我们对美国和发达国家的出口,主要是它的必需品,奢侈品比较少。当然我不是研究国际贸易的,就我的直觉来说,肯定会有冲击,但是这些人毕竟要穿衣服、要吃饭,还是需要中国的产品。所以说,我觉得金融危机对国内产业上的冲击值得探讨。短期来看,我觉得冲击不会特别特别大。另外,房地产大家都认为是泡沫,就我个人的理解,成不成为泡沫的话,也是一个事后的结果。我听到有一些人说,最好房地产的价格降50%,我只能说你可能动机是好的。我们看看美国的情况,大家的确都有房子住,降低50%以后的后果是什么,短期对金融业的冲击是非常大的,对于产业链的冲击也是很大的。

  在现有的国际大框架下,中国的发展模式和美国的发展模式,看起来在一定时期是美国人得到了好处,但恰恰是中国这种发展模式削弱了美国的竞争力。中国生产必需品,美国来进口,美国买中国廉价的商品,中国的产业不断升级,不断侵蚀它的产业,同时中国赚到了外汇。美国缺钱,中国人廉价借给他,导致美国利率下降,房地产进一步泡沫化。中国供应的是廉价的资源,但就算中国不愿意提供,也会有很多国家愿意提供。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发展,一个是转型。至于发展的代价,从全世界看,我们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绝对平等。恰恰是我们通过美国市场,利用它的需求带动了中国经济的增长。从国际经济学来看这没有问题,大家是自由交易,但是从动态角度讲,中国的能力增强了,美国的制造业能力下降了。所以这次次贷危机的爆发,我个人理解正是中国、印度这样的国家侵蚀了美国的实力,虽然我们也受到冲击,但是我个人觉得中国的机会更大。

 

1.8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面临缩水

  何帆:刚才杨其静讲了通过贸易的渠道,次贷危机对中国冲击不大。金融方面的影响,他只看到中国的银行买了一些美国的金融产品,损失也不是很大,但是不要忘了,我们还有1.8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比方说一个人今年买了一些股票,被套牢了,很痛苦,你推心置腹想想,如果有1.8万亿美元被深度套牢会怎么样?2003年的中国外汇储备4000亿美元,我们继续用这样的发展模式,到现在已经比原来增加了1.4万亿美元,如果继续下去还会增加。从表面看挺好,赚了很多,但其实我们现在赚的钱不断在缩水,而这正是美国乐意看到的。这个月初,我在天津参加"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见到一个美国朋友,原来是克林顿政府的工作人员,我说你们7000亿美元财政支出怎么出,他说卖国债给中国人啊!其实我们并没有削弱美国的力量,反而是美国在把我们拖到一个泥潭里面去。

  陆铭:我觉得你们两个讲的话当中,是有逻辑联系的。

  张军:我再回应一下,杨教授的意思是说,实际上美国次贷危机对中国影响很有限,但是我觉得不能低估这个影响。现在全球财富缩水,其实是对发展中国家影响很大,尤其对新兴市场经济的发展有非常大的影响。现在世界整个财富的状况缩水是肯定的。中国的GDP从占全球份额只有3%左右,到现在接近20%,按照购买力差不多是1/4,在这样的规模下,全球的财富缩水,中国当然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第二,世界经济不景气,这一波经济是以中国为龙头的,就是所谓的新兴市场国家,大概有40个经济体,受到的影响非常大。你看全球能源价格的变化,首当其冲推动通货膨胀的不是美国,而是中国,是新兴市场国家最容易受到能源价格的影响。十几年前中国崛起的时候世界格局发生变化了,世界上出现了一些只生产不消费的国家,去养那些只消费不生产的国家。中国现在的资本输出占世界的大约15%,我们成为了最大的资本输出国。

  

广东经验:以升级应对危机

  徐现祥:我想回应一点,就是现在中国的经济到底是不是高速增长。在现在这样的环境下,肯定是外贸企业受的影响最大。从企业层面看,是不是有一大批外贸企业死了?在广东,企业确实是死了一批,但用政府官员的话讲,死的这一批是所谓的"马路经济",所以企业总体规模的变化不大。还有一部分企业只是转移,现在拿到的数据是占总量的2%左右。这些企业的70%-80%都是在本省内部转移的,有一些转移到了江西,还有一部分转移到国外。

  这是企业转移这块。另外一块,就是地方政府在这一轮做了什么事情。大的经济环境,如人民币升值,地方政府是左右不了的,省政府做的,一是提高工人工资,我们和地方政府打交道时发现,他们从2003年就开始做这个事情,那时正是珠三角经济发展时期,用地指标已经用得差不多了,再发展,空间上受到限制。所以地方政府想逼死一批企业,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提高劳动力成本。另外就是提高水电价格,也有意识地逼走了一部分企业。广东的珠三角比较发达,但粤西和粤东的经济就不发达,地方政府就想把一些企业转移到这些地方。如果当地通了高速公路,就有一些企业过去了;如果没有高速公路,特别是粤西,就发展不起来。我个人的感觉是,地方政府在大的国际背景出现变化之前已经做了这个事情。我觉得在做预测前,看整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要看一些先行的省,广东也许就是一个样本。

  陆铭:非常感谢你给我们带来一些珠三角的信息。我现在有一个担心,我们现在正经历这场衰退危机,我们都知道来源主要是虚拟经济和金融部门,但是慢慢会波及实体部门。刚才杨其静讲的就是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联系。这个危机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全球经济失衡的表象。刚才何帆教授说,如果在这个问题上没有看清楚,就采取一些措施,比如增加货币发行,非但不会解决问题,反而会加剧危机。

  徐现祥:接着上面的话题,我补充一点。广东这一轮的发展,有一个"双转移"的目标。我觉得最大的出发点,就是区域发展有功能划分。珠三角很多地方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成本很低。珠三角选择的这条道路是当年唯一的道路,但是发展到现在,产业必须要调整。调整的过程中,有一些企业转移走,是不是代表就业机会没有了?这些就业机会是当地居民的还是外来工的?比如东莞,外来人口有关部门说是600万,如果外来人口应该和东莞市民享受同样的待遇,包括家属就可能变成1200万,小孩还要就学,这里面有很多问题。在产业转移的过程中,有一部分外来人口被人为逼走了,感觉是有一点点残酷,但是把一部分人逼走,其他的就能再过来。地方政府为什么做这个事情?就是为了繁荣,希望把繁荣的面扩得更大一点,让粤西、粤东等欠发达地区也可以分享珠三角发展的成果。所以产业转移里,我感觉地方政府是考虑如何在辖区内怎么样做得更好。目前能不能实现跨省的转移,还不好说。

中国拉动内需空间还很大

  杨其静:感谢徐现祥教授提供了一个案例,政府在产业调整的过程中,实际上是有一个权衡的发展过程的。讲到产业升级的问题,我个人觉得,如果我们讲中长期,我觉得我是乐观主义者,中国的发展模式,就像我刚才讲的,从一开始就利用了国际市场的需求来拉动,而中国的内需没有启动。当然我们对此批评很多,但是从积极意义来说,我们的空间还很大,如果中国现在和发达国家一样,内需已经饱和了,那中国的问题大了。但是在中国,如何发掘内需的确有困难,不过从中长期来说,正说明我们存在机会。我们通过启动内需是否可以带动产业升级,这是需要讨论的。另外,我个人从经济发展角度来说,我是相信"自然演化"的。产业升级,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产业怎么样升级是企业家说了算的,不是政府说了算的。当然,政府要有相应的配套措施,而不是妄论我们应该升级到什么产业,产业升级是要由市场决定的。

  陆铭:我补充两句,刚才提到外汇储备的事情,大部分钱在政府手里,有一个原因,其实还是和中国的发展方式有关。一方面是中国出口多,但出口多不是问题,如果同样那么多进口,就不会有那么多外汇储备。为什么不进口,因为中国没有需求,更关键的是企业没有对国外先进技术的需求,因为劳动力太便宜了。供需两个方面的原因,都是和中国外汇储备的持续增加有关。杨其静教授刚才说到中国内需不足是一个机会,是有道理的。你看日本,很多人把这两年的经济下滑和当年日本的结构调整联系起来,日本在上世纪60年代的第三产业就占50%.的确存在这个问题,要调整内需,因为当时日元升值,出口也受到冲击。

 

中国的竞争力会在危机后出现

  何帆:中国原来的发展模式是存在问题的,那如何调整呢?让企业自己去调整吗?但企业想调整,还要政府先点头。比如我看办学校很赚钱,我也去搞一个,但是不行啊。我看医院这么赚钱,银行这么赚钱,但是我可以去搞吗?中国人均的铁路也就一根香烟那么长,但是我去修铁路行不行呢?还是不行。

  如果政府不点头,企业怎么调整?所以还是政府要调整。第一个,就是制造业要升级换代。我也同意刚才徐现祥教授说的现象,我也经常去东莞,你看中小企业是很困难的,但是一些有竞争力的企业在偷偷乐,旁边的竞争对手终于没有了。我们现在的情况特别像上世纪70年代的日本,日元升值、油价上涨,非常困难,但我们回想一下,日本战胜美国是什么时候,就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90年代初期。日本在最困难的时候,逼着企业提高自己的产品质量,才变成全球有竞争力的企业。日本人都可以做到,所以中国人一定也可以做到。我们一定要逼着中国真正有竞争的企业做研发、做品牌,要杀出一条血路,中国真正有全球竞争力的企业一定会在这次危机以后出现。然后打开大门,让服务业充分发展。广东最发达的是靠近香港的广州、东莞、深圳等地,湛江、汕头也在海边,而且都是第一批沿海开发城市,为什么发展不起来?这就和基础设施有关,铁路建设、物流配送都没有跟上。现在我们的金融不开放,中小企业就无法起来。如果教育不开放,医疗卫生不开放,人力资本就不会提高,我们就没有办法为以后制造业的升级换代和服务业发展提供非常丰富的人才储备。过去的瓶颈是硬件,未来的瓶颈一定是人力资源。

  

走向可持续的增长模式

  张军:对一个经济发展比较快的国家来说,其实最坏的政策,一定是过度使用过去所谓好的政策,这样的说法好像正好可以说明中国目前的情况。1993年时,中国面临通货膨胀,当时用非常严厉的政策来治理通货膨胀。但到1998年时,这个政策仍在运行。至今十年,这个政策没有变过。十年前我们用到的一些政策,那个时候可能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但是那个政策到了现在并不适用。

  大家都知道发展中国家,总体都面临结构性的问题。刚刚前面两位都讲了,中国幸亏现在消费需求比较低,如果消费已经达到GDP的70%,中国就没有发展机会了。我们结构扭曲的发展能不能持续下去,这是非常核心的问题。其实大家想想,上世纪80年代的"华盛顿共识",其实最核心的东西就是结构改革。如果现在要想中国怎么做结构改革,就是把"华盛顿共识"拿过来,把价格搞对,把环境、能源的价格都放开,让价格起作用。这样的话,出口的人为的相对优势,就会消失了;原来扭曲的结构,就不能维持了;那些出口企业也不能维持,那些短期可以提供就业机会的制造业也不能维持了。但是中国有没有到这个阶段,这是我们需要认真回答的问题。我个人的看法,中国所面临的环境,已经越来越被动了,越来越让我们不得不重视结构改革。这段时间,我接受了很多采访,都是谈补贴的问题。中国什么时候可以取消对能源的补贴。中国如果长期不改变价格扭曲,将来中西部的发展会带来更严重的污染和环境的破坏问题。我们现在回想一下,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这一二十年,我们取得了经济的繁荣富裕,但实际上是有很大代价的,环境越来越糟糕了,我们付出了代价。现在的问题是,从政府决策角度说,我们有没有办法形成共识,走向结构改革。我注意到吴敬琏老先生也在谈这个问题,我们要走向真正意义上的可持续的增长模式,这个是不简单的。我们现在面临非常严峻的形势,我们又处在一个十字路口,我们真的要对过去的发展方式做一个深入反思,这个反思要带来真正意义上的结构改革。

 

中国经济如何持续繁荣

  陆铭:前面两个话题的讨论,基本上是我们在一个危机的时代和背景下讨论中国的经济是否可以持续繁荣的问题,所以整个基调灰了一点。接下来我们要开始谈点明亮的东西,毕竟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还是有很多明亮的收获的。我谈的问题是这样的,中国过去三十年走过的历史,到底能不能构成一种模式?或者更进一步讲,是否在发展经济学的层面上,具有一般的意义?

  徐现祥:经济增长最要紧的因素,就是人力资源,而中国一直能够动员最优秀的人力资源来发展经济。我们国家这么多年发展,能不能提炼出一个模式,当然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但是我个人感觉很难把握。我们作为一个大国,为什么不能从身边的问题出发,从中国的问题提炼出你认可的一个小问题,不一定要上升到模式,但能够去论述,我个人感觉至少我倾向于这种做法会好一些。

  杨其静: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如果是五年、三年,这个可以理解,但是持续三十年的增长,这个绝对不是一个偶然事件,绝对有很多内生的东西。我个人不成熟的意见是,中国的政治、经济之间有比较好的内生的互动关系。但为什么现在矛盾这么集中?因为我们同时又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在三十年当中,要解决别人几百年的问题,把矛盾一下子压在三十年当中,所以矛盾很激烈。但是这个矛盾和我们所观察到的西方发达国家发展过程中积累的问题比起来的话,又是很渺小的。如果我们要从中长期看这个问题,我从来不否定我们的矛盾,比如发展中一些不和谐的因素,但是有的时候你换个角度看,没有这个过程,有我们的现在吗?

  

是否存在中国发展模式

  张军:最近姚洋教授经常提到一个命题———"中性的政府",就是政府比较中立,没有受其他利益集团的左右,所以目标可以比较长远,他用这个概念解释中国的发展。我个人的看法是,中国经济取得的成就是因为政府放权,才有30年的发展。这个问题不是所谓的"中性政府"可以解释的。刚才陆铭教授提的问题,他的问题是中国的发展有没有可能提供一个模式,这要看从什么角度说。真正意义上,如果说有没有一个模式,要看的是如果我们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开放和全球融合程度的提高,中国是否可以在未来二三十年依然维持这样的结构,我觉得这是非常有趣的问题。

  陆铭:我们暂时不要讲中国现在是否已经是一个模式了,什么时候能够谈这个问题呢?很简单,按照中国目前的发展速度,假设再维持8%的增长30年的话,我们这一代还可以看到。我把这个问题转化成这样的形式,中国高速增长30年以后,我们是否依然可以看到中国所走的道路的特殊性?也就是说,是否和现在所看到的欧美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是不一样的?

  陈钊:其实我觉得要说差异,什么叫差异,多大的差异才构成差异,这个东西一下子说不清楚。我们刚才讨论了从短期的角度,中国的经济最近有什么走?,什么时候会走出来?大家讲到内需和外需,说到内需的结构调整很重要,但是可能短时间也调整不过来。我一直在想,我们中国国内的问题,如果不是借助外力,恐怕是很难推动的。我们以前经常谈论内需,后来却不怎么谈了,因为出口很好,不需要讨论内需的问题。现在全球经济衰退了,让我们开始真正思考内需的问题了。何帆教授谈到救市,认为采取扩张性的政策,可能会助长泡沫。这背后隐藏着一个假定———钱太多了,如果流向虚拟部门,就会产生泡沫。如果钱能投资到企业里面,那还是很好的。我们不妨想想这个问题,我们现在的企业是处于寒冬,过冬就要保暖。如果企业要保暖,并且能够从政府借到棉花,那么他们自己会各显神通做棉衣,做得好的,有竞争力的就可以存活下来。那这个棉花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资金,资金能不能流到最需要的企业手里,这恐怕要打问号。事实上我们的金融体系仍然没有做好共同应对危机的准备,至少我个人是这样认为的。我们更多时候资金是流到了国有企业,而不是民间企业,这里面就会有一些隐患。除此之外,如果借不到"衣服"还可以自己"锻炼身体",也就是说企业可以技术升级,可以增加产品的技术含量,进行技术创新,那这个行不行呢?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人才的因素很重要,民营企业的科技含量很重要。但是现在的制度并不是那么有利于民营企业最大限度吸引优秀人才,我们的人才政策、户口政策对人才都是不利的。这个制度不配套,是不利于企业"锻炼身体"的。事实上,有一些企业,甚至是国有企业,是不是真的想做大,是不是想"锻炼身体"?刚刚看到一则消息,蒙牛的雪糕下架了,蒙牛说是因为雪糕要换外包装。食品安全问题,出问题就出在信息严重不对称上,因为"买的不如卖的精",我们是没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的。蒙牛为什么是这样的态度?我觉得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如果地方的大企业出现大问题,政府首先是想帮助他们,因为他们是税收大户,如果倒了,地方经济会受到严重影响。那么如果既不锻炼身体,也不借棉衣,而是躲到政府的温室里面,冬天过去,太阳出来晒一晒就不行了?所以我们要想想政府应该如何转变思维模式。最后大家讲到了发展模式的问题,我想在战争时候,在灾难的时候,通过政府动用资源可能是成功的。但是当我们改革这么多年,转型这么多年,在和平时期,在基本架构都注定的情况下,要发展经济,这个时候政府能做什么,政府无法获得足够的信息。我这里想到最后讲的中国发展模式问题,我们有没有模式,如果有模式的话,我觉得恐怕是这样的一种模式的比较。如果要成为中国的模式,那么如果在短期内,在政治稳定的情况下,能同时把经济做好,这就是一个可以期待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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