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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号，Nobel Peace Prize颁给了刘同学。好多人欢欣鼓舞，认为这是中国的希望，是对ZF的讽刺。有的人怒不可遏，认为诺贝尔奖已然政治化，是对中国的不尊重，干涉了中国主权。本来没打算对这个事做任何评论，不过俺的一些朋友跑来问我，让我从专业的角度说说这事。一个个说太麻烦，写篇日志好了。
整个事件，核心关键词是两个“政治性”和“先行者”。先说“政治性”。好多人认为这个是西方世界故意给中国抹黑，涉及背后的大阴谋，有什么利益链挂钩，给即将召开的广东亚运会添堵。这个词同时也成了国内的口舌们defense的工具。其实从我个人的角度论，我认为诺贝尔和平奖的政治性，远远低于人们所预期。欧洲人确确实实认为中国人权不好，他们从心里认为中国人权不好。而当他们知道中国出了一个刘同学这样的人物的时候，欧洲人开始对刘同学报以无限同情，对中国ZF产生无限仇恨。这对于中国人来讲可能无法理解，别人家的事，用你操心么？但欧洲人真的是这样。他们在民主、自由这类问题上，非常之八卦。而欧洲传统上研究人权的大国，如瑞典、挪威、丹麦、芬兰、冰岛、荷兰、爱尔兰之类，他们为了帮助中国的人权上一个新台阶，大量的向中国赠书，为中国人权学者提供研究资金，自己出钱无偿的在中国高校做讲座，等等等等。这些都跟政治性没什么关系。欧洲人认死理，他们认定了中国人权不好，所以一方面要表彰“斗士”，一方面还要“拉你一把”，两方面他们都是自己花钱，不求回报。这次表彰完刘同学，以后对中国人权方面的援助不会断，中国也会照接不误。
相对政治性比较强的，是中国跟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大国的交锋。美国是世界上鼓吹中国人权差的最积极的角色。但是美国实际上并不真正关心中国人权的状况。美国在说中国人权差的同时，很少向中国提供资金，赠书或者派出学者。每次骂中国，几乎都是想从背后捞点好处。之前很著名的“中国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已废除）11次挫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提出的反华提案”，这11次并不是连续的，其中有两年美国没提，原因就是美国要打仗，争取国际支持。后来，到了2005年，中国接受了美国提出的一揽子条件，包括释放热逼压之后，美国再也不提了，跟着人权委员会就被废除了。这才是真正的政治性活动。
再说第二个关键词。刘同学是个理想主义者，也有一定的见识，但是不够智慧。我这里不仅仅指他不会与当局周旋，还有他的那一套理念。刘同学是国内该领域的先行者。俺之前写过一篇题为“炮灰与先行者”的文章，是以百家讲坛的几位主讲人为例。但当时我的脑子里，也想着刘同学的事情。那篇文章中，指出了先行者何以成为炮灰的几点原因，如下：
第一，先行者的“先”体现在大众的不理解，不配合。是的先行者成为大众眼中的另类，成为正在占统治地位的人或者观点的眼中钉肉中刺。第二，先行者们无一例外的有着缺陷。因为他们的行为和思想，虽然与原有思想相悖，却也是脱胎于原有思想。说得不好听，就是有些不伦不类。本朝开国的头几十年就是很好的例子。第三，先行者们心里有着很强的优越感。认为自己比别人牛，认为自己是本领域的鼻祖，能见人之所不能。一点点的把自己推到风口浪尖，成为被打的出头鸟。
针对刘同学的具体情况，按照上述三条再说下。第一，大众的不理解，不配合。这个大众不仅仅包括人民，同时包括当权者们。这里有一个误区：在多数人的模式中，认为当权者是在充分理解反对者，并发现反对者对自己不利的情况下打压反对者。这是不对的。大多数情况，当权者自己都不知道反对者的意思是什么。有时候可能仅仅是因为沟通不畅，或其他原因。比如秦王杀韩非，其实主要原因是沟通不畅。秦王和韩非没有面对面的交流。还有可能是用你做牺牲，比如汉景帝杀晁错。刘同学被关了起来，也许同样处于这些原因。比如，一，刘同学的理论过于深奥，当局无法理解（这点下面会细说）；二，刘同学在每个环节没有与当局做好良好的沟通，双方互不理解；三，刘同学生不逢时，其理论现阶段不能推行，导致其宣传目前来讲弊大于利，必须使其牺牲；四，当局完全理解刘同学，同时进行穷凶极恶的镇压。这几种情况，可能会几种或者全部同时存在，不同的权力机关，不同的领导会基于不同的考虑，做出一致的决定。而导致这种情况，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刘同学的理论不能为大多数人民群众所接受。这个“不能接受”并不仅仅指反对，同时还包括收教育、文化等原因所限造成的不理解。更有很多人迫于生计根本没有时间去理解这些。
第二，关于刘同学的理论缺陷。这个不可避免，每个领域的先行者的理论都是有缺陷的。而且刘同学显然不是孟德斯鸠或者卢梭那样的人物，缺陷当然更多。而且刘同学的思想，从大趋势来讲，到底是改革开放后的产物，并没有完全脱离中国而自立，多有些不伦不类。此仅举一例。刘同学的理论过于僵化。纵观《08 Charter》，其基本是又17、18世纪启蒙运动之后产生的几个宪法或权利宣言的混合体，并无创新。直接放到21世纪的中国，就像一个300年前人的灵魂附体到一个现代人的身上，会闹出很多笑话。从时间上说，300多年前的理论，就算是在西方世界，也是精神犹在而肉体不存。平静的欧洲，也不断的对自己的民主制度做着改良。最典型的一个，是针对公众日益减少的参政热情，学者们在开发新的，脱离于政党制的参政方式。百年后，在欧洲大陆上政党制可能会成为历史。而这个时候在中国大陆鼓吹多党制，不如寻找一条不需要党派的道路，而这恐怕是中国正在走的道路。从人事上说，直接的移植外国理论也会有诸多问题。比如有人就主张中国不能实行司法独立，因为司法独立的话，法律系统的腐败会更严重。这一观点没有什么确凿的实践依据。但是说明一个问题，同样的制度，在不同的文化扎根会结出不同的果实。所谓“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改了水土，却想收获相同的果实，是不可能的。而且中国的人思维方式与西方人不同，前文所述关于诺贝尔和平奖政治性问题可见一斑。以不同之人事，行相同之制度，如果结果不是个disaster就该谢天谢地了。
第三，关于刘同学自己作为先行者的优越感，我就不想多说了，大家自己想吧。容易转变成人身攻击。
关于刘同学真正的贡献。刘同学真正的贡献在于两点。第一，他唤醒了当代中国人对所谓“民主”与“人权”的重视与思考。尤其是使很多青年人开始思考中国与中国人的前途。第二，为传播西方民主精神做了很大贡献。当然，这些理论精神仍然不能照搬。但矫枉过正，刘同学的极端宣传，终归能使得中国真正的大脑想出一条合适的道路。而就现在的大势而言，刘同学可能还是要做炮灰的。
再补充一点。实际上，想做好一个事，一定要有比这个事更长远的眼光。比如，想做好一个大学校长，必须至少对全国的高等教育有一个清晰的认识，甚至要了解世界的。有时候这并不仅仅是借鉴外国经验，而体现了当事人的境界和眼光。所以，我们立足中国，想让中国有更好的发展，必须有一个世界性的眼光。要明白世界发展的大趋势。比如，100年前，谁能想到“人权”这个词能从20实际70年代开始掀起如此大的波澜？谁能想到“人权”是当今世界追求的目标？同理，谁又能想到100年后，世界追求的是什么？难道现在我们所认识的“人权”已经如此完美，以致成了我们人类社会发展的天井？中国人能好好思考这些问题，21世界才真正的是中国的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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