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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冰按】下面贴出来的是我一年多前的一篇文章，曾以《恐怖主义研究的认识误区》为题发表于《中国青年报》。2008年11月26日，印度发生了令人震骇的孟买连环恐怖袭击案，文章就是在那样的背景下写的。
我试图指出的是：与许多分析家（甚至已占据主流地位）的基本立足点可能完全不同，当代的全球恐怖主义在本质上是与过去的那种被压迫的底层民众叛乱、造反或革命有根本区别的。只有先认清这一点，才谈得上采取适当的手段将它逐步消弭。
一年后的现在，一位名叫阿卜杜勒-穆塔拉(Umar Farouk Abdulmutallab)的尼日利亚青年被指控试图炸毁一架飞往底特律的飞机。成为一时间的全世界头条新闻，也使得一年来稍稍喘了口气的各国政府再度对恐怖主义绷紧的神经
23岁的阿卜杜勒-穆塔拉系尼日利亚知名银行家之子，童年时曾就读于英国国际学校，毕业于声望很高的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目前在伦敦拥有一套豪华公寓……一切都显示，他既不贫困，也不缺地位和学识，同时从来就没有生活在闭塞的环境中，那么他怎么会成为了一名恐怖分子呢？目前占据主流地位的那套似乎是不证自明的有关全球恐怖主义问题的分析方法显然是解释不了这个问题的
因此，我认为去年那篇文章里提出的观点仍然有必要再次拿出来被认真讨论。
当代恐怖主义研究的重大认识误区
写于2008年12月2日，发表于2008年12月4日《中国青年报》
孟买“11・26”恐怖袭击发生以后，国内传媒在第一时间作了大量报道、分析和评论。
撇开事实性的报道本身，我粗略地梳理了一下，发现舆论大多将这次骇人听闻的恐怖事件的原因归结为以下三条：首先，印度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混杂的社会，从历史上到今天，宗教、民族矛盾冲突就一直不断；第二，近年来印度社会两极分化日趋严重，它与上述宗教、种族等因素交织在一起，并与最新的国际因素相结合，为恐怖主义提供了温床；第三，面对日益严峻的形势，印度反恐体系建设滞后，对恐怖主义打击不力。
在我看来，这是一套从囊括了“历史背景”、“社会现状”和“具体对象”的三位一体的逻辑，这种剖析问题的模式几乎可以适用于解释任何社会现象。但是，也正因为其高度“通用性”，它解释任何问题时都不免流于表面和隔靴搔痒。就拿上面那套分析印度社会的说辞来说，我认为它可以套到发生在印度的任何一场社会骚乱之上。
进一步分析下去，我们还会发现，所谓“多民族和多宗教混杂”是历史造成的，因而也是一个不可改变的刚性变量；而“反恐体系建设落后”则恐怕普遍存在于所有不发达国家，只要综合国力提高不上去就没有可能大幅度改进，但经济发展是不会一蹴而就的。剩下的唯一可能有所作为的，无非就是“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了。按照这种逻辑，即使不能说贫富差距拉大是恐怖主义的根源，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要缓解乃至根除恐怖主义，从根本上只能靠调和贫富差距、推进经济平等来实现。
就我个人的有限观察而言，不仅是中国，目前国际上绝大多数新闻媒体和研究机构也都抱持着这样一种貌似“政治正确”的认识。据它们说，主要针对西方国家（及其公民）的国际恐怖主义的是由“不公正的世界秩序”引发的，而针对本国（及其同胞）的国内恐怖主义则当然是源于该国国内的不平等状况。但我认为，这正是当代恐怖主义认识的一个重大误区。它是一种以抽象“主义”取消具体“问题”的典型的宏大叙事，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最终也必然会损害到“主义”本身。
事实上，在国际恐怖主义愈演愈烈的今天，针对恐怖主义的研究却日益陷入这个严重的误区而不能自拔。在中国，一些知识分子倡导这一理论，或许还多了某种“自我关照”的意味，他们想把发生在印度的惨剧改编成一堂教育中国观众的警示课。然而，这一认识上的误区促使绝大多数当代恐怖主义研究都建立在一个非常不可靠的前提之上，它有意无意地将“恐怖袭击”与“武装叛乱”这两个具有本质区别的概念混为一谈。对于后者，用相对中性或正面的概念来表述，亦可称为“造反”或“革命”。
众所周知，“叛乱”与恐怖袭击一样，会造成大量的人员——包括武装人员和普通平民——伤亡，但显而易见的不同之处在于：“叛乱”绝不以杀人为目的，高目标的叛乱是为了推翻现有政权，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秩序，这就是所谓“革命”；低目标的叛乱则是为了在一个政权之内建立一块不服从该政权统治的“飞地”，也就是俗称的“占山为王”。因此，为了服务于上述目标，叛乱者通常不仅不会滥杀无辜，还会有意识地维护和整饬自己“领地”内的社会秩序，向叛乱尚未到达的其他地方显示己方的优越性。当叛乱局面失控时，通常会发生大规模的烧杀、奸淫、掳掠行为，但这是为了获取实际的“利益”，并不是为施暴而施暴。恐怖袭击则正相反，它自身并没有任何建设性的政治诉求，也不谋求任何现实利益；它的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造成人员伤亡，或者更准确地说，通过一切可能的恐怖手段来破坏现存社会秩序。因此，叛乱的本质是反政府，而恐怖袭击则是反社会和反人类；叛乱者与遵纪守法的公民同属理性人，而恐怖分子则是完全非理性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恐怖分子反而比革命者更加“纪律严明”，他们不需要任何团队约束就能自觉地做到对“敌人”的财物和女色秋毫无犯，从这点上也可以看出他们反社会和反人类的厌世的人格倾向。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看到了当代恐怖主义与传统的“造反”或“革命”的根本性差别。因而，沿用过去那套平息叛乱和所谓铲除社会矛盾土壤的办法，对恐怖主义来说很可能是缘木求鱼。大量事实已经表明，策划和实施纽约和伦敦恐怖袭击的伊斯兰极端分子并不是生活贫困的社会底层人士，他们中甚至还有不少是出生、成长在西方国家的中产阶级子弟。请想象一下，面对着一个从小不愁吃穿、受过良好教育、在金钱美女面前无动于衷的杀手，你想用改善他的经济处境来诱导他放下屠刀，会出现怎样一种可笑的场景与可悲的结果！
当然，我并不认为当今国际和印度（乃至中国）国内的政治经济秩序是公正合理的，是不应该改变的；我甚至也同意，严重的贫富分化问题是促发恐怖主义的重要催化剂。但我认为，在对任何社会现象进行研究时，必须坚守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客观科学的态度，而不能不负责任地将许多宏大的政治性抱负加诸其上。对恐怖主义进行深入研究是为了有助于以后采取最有效率的办法遏止它。恐怖主义问题确实牵涉到许多错综复杂的社会因素，但如果一开始就抱定“社会不公是一切社会矛盾的根源”这一先入之见，那就等于宣布所有这些研究都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最终的“正确”答案早就在我们心中，所谓研究，目的都不过是为这个“终极答案”增添新的注脚而已。
我们确实应该推动不公正的国际和国内政治经济秩序的改变，这项事业与消弭恐怖主义的事业也确有交集，但它们毕竟不是同一件事情。草率地把后者的成因往前者身上一推了事，不仅不会有任何建设性的贡献，还可能进一步激化人们对社会的憎恨和仇视，从而为恐怖组织制造潜在的“兵源”。
退一步说，即便认同社会不公是恐怖主义的根源这种说法，我想，一个真正严肃认真的研究者也一定会提出下面这样一个问题：同样是严重的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为什么在泰国引发的是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在索马里以海盗肆意横行的面目呈现，而到了印度就演变成了恐怖袭击？还应当进一步追问的是：同样是恐怖主义袭击，纽约的“9・11”、伦敦的“7・11”和孟买的“11・26”之间有那些异同？只有对这些问题作出令人信服的回答，我们才能深入问题的核心，才能开出解决问题的良方。
你可以将一桩失败的婚姻归咎于社会不公，你的初衷可能并不仅仅为了解决婚姻问题本身，而是希望藉此唤起社会改革的热情。然而，这种将一切社会问题高度政治化和概念化的做法既不能帮助你以后婚姻成功，也不能改善你所必须面对的这个“不公”的社会，反而还很可能对这两项目标都造成巨大损害。最后顺便说一句，我个人认为，这种用“主义”代替“问题”的思维模式是自戊戌变法以来的100多年间中国现代化历程之所以如此艰辛曲折的一个不容忽略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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