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9月25日星期四

[G4G] 英纳:我们正沦为新的东亚病夫吗?

中国的问题归根到底是统治者与全民相对立乃至相对抗、相消耗并且相背离的精神对抗问题。僵持到僵死的危险,正摆在国人面前,摆在亟待吸收人类文明成果、完成转捩和新生的中国文明面前。今天我们说中国的"东亚病夫"之忧,忧的正是我们时代的精神问题、国格问题、文明愿景问题。

我们当警醒沦为新的东亚病夫的危险,从身体到社会到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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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08-9-25 通过 一五一十部落头条

作者:英纳 | 评论(0) | 标签:时事观点, 社会, 生活, 精神, 东亚病夫

我们时代的"东亚病夫"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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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在两个奥运狂揽金牌的背景下,中国每周都在发生的恶性事件,促使我们思考国民的生存状态。

这个生存状态,在我的思考中,竟然与"东亚病夫"联系起来!

我想,曾经被目为"东亚病夫",其实不仅仅指中国人身与鸦片相彷徨,更重要的是指当时中国人从身体健康到社会生态、国民精神的全面病态。今日的中国,虽然与洋务运动、同光中兴时的经济发展水平相比,可能成就更大;但是,出人意料的是,中国人的"东亚病夫"之忧,或许比当时更为严重——其逻辑起点是,当时中国还是一头睡狮,觉醒者寥寥无几。而当今中国,醒来已百年,却被利益集团或者说阴谋集团强势压制,迫使中国绝大多数的人保持着昏昏然、戚戚然的状态。

悲哀的是,个人生存与健康问题、发生这个问题反映出的社会生态问题、其背后隐身或浮现的中国精神世界的问题,如今已牢牢捆绑在一起,显示出几近不可救药的中国化生存之危险处境、中华文明之危险处境。今年发生的每一事件,都可以作如是分析。如映—北大地震,伤亡是公民生存问题,无人负责是社会生态问题,不能、不想、不允许解决生存与责任问题则是我们时代的精神扭曲畸变的大问题;上海袭警案,杨的睾丸是生存问题,杨讨不到说法就给出一个说法是社会生态问题,不想解决、不许解决、最终不能反思以根本问题,那是中国精神和文明出现的大问题;奶粉问题的一再出现,大头婴儿和结石宝宝是生存问题,为了稳定或为了奥运而隐瞒真相、拖延不办,或者一以贯之地就事论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是社会生态问题,而超然于其上的,是拒绝法制、抵抗正义、消极躲避、扩张敌意的文明生态问题……想起那句名言: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慈禧自然是享受特供的,此外便宁与外邦不与家奴(毒奶粉拖延至奥运后公开查处,而参加奥运的运动员用奶,当局一再声明是安全的)。

横亘在这些问题中的,是人类历史上少有的社会对立的极端性表现:极少数的权贵集团与全社会的对立。

我们时代的健康问题

中国人不愁吃了,这成了统治集团统治合法性的唯一基础。

因此,统治者以为自己可以更霸道更随意了;被统治者中,势利主义占了绝对上风:少数人不断争取进入统治集团,一部分人主动"买办化"成为帮凶,一部分人被动地成为附庸,这些人的后代如今都是拿了绿卡的了;绝大多数则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事关自己也怯于表达、表达了也只能是耗费了漫长的生命换得一个最低限度的安慰而已。国人的生存问题由是而显性化了。

毫无疑问,新的"东亚病夫"的危险正在逼近中华民族。

如果问一问,在每年都吃掉成千上万吨营养品的中国,什么人群最健康?回答会令人难堪:城市里跳着舞的老太太们!

官员皆病夫。虽然官员们海吃胡喝洗澡按摩,享受在前,养尊处优,但是他们亚健康得很。

知识者,从科学家到小白领,亚健康。

运动员往往满身伤痛,今日站在领奖台上,明日退役后以奖(金)疗伤。难言健康。

明星们最保养,也最热衷运动。但是这些吃青春饭的哥儿姐儿们,与毒品和艾滋的距离,比别人近。

学生不健康。体育课在广大地区的中小学校几近于无。在城市乡村的校园里,胖墩豆芽相映成"趣"。

在雄纠纠的竞技场外,中国青少年平均身高低于日本的报道,不绝于耳。

至于在某些苦难的非洲国家都不会饿死人的格局下,中国人有饭吃实在不堪骄傲。中国人的非正常死亡,却触目惊心,冦列全球——即使算上战争不断的国家和地区。

我们时代的社会病

大多数人的绝对贫困和难以表述的相对贫困,与权贵集团少数人的暴富,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熊熊燃烧的祥云火炬喧嚣之后终归熄灭。环境灾难却如不祥之云,长久地覆盖着中国的山川。

食品安全问题几乎渗透到特供以外所有人的生活。营养补品成毒品,促退着中国人的健康,真是莫大的讽刺。

公民们生活在不健康的方式下。

全民麻将,全民下馆子,全民深入歌厅桑拿洗头房等夜店。这些地方,烟雾缭绕空气污浊精神颓废。

最广大的农民生活在不圆满中。农民都赶着进城打工,他们身心不安:父母、夫妻、子女分离的人伦伤害,健康受到工厂恶劣工作生活环境及严格管制下的侵害。

社会不公催生以仇富为代表的敌意社会结构。

我们时代的精神病

全社会失去理想,金钱成为唯一共同的梦想,成为全民唯一共有的价值观。

随处可见的非理性的竞争导致敌意满布。"竞争和随竞争而来的敌意、恐惧、孤独感、软弱感、荒谬感、异化感、不安全感,使人随时随地地处在紧张的焦虑中。"(卡伦•霍妮《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中译者序)。

现代经济文明混合了传统意识、马列文明,形成了流布中国的最野蛮的丛林法则,随之形成了我们时代的精神障碍。浮躁、焦虑、敌意——全民心态失衡之下,"幸福指数"调查成为笑谈。酒的麻醉麻将的麻醉毒品的麻醉,都来自并加深着心灵的麻醉。今朝有酒今朝醉,有利便是原则,有奶便是娘,哪怕酒是假酒,哪怕奶是精神上的毒奶。

最为可怕的是,在高度经济文明的外衣下,出现了空前的全民人格奴隶化。全民精神上的奴隶人格投射在社会的每个角落。在公司、在政府、在江湖般的社会,甚至在家庭,人身依附比比皆是。庙堂上,每一件公务,都要化为个人筹码;在江湖中,每一个富豪,都与主政官员伴生;在愚蠢的上司面前,有专长有责任心的下属努力寻找着"指示"中的"高明",并在执行中曲为补救,可提拔的一定是另一个进入上司生活圈子的奴才;每一个有权的官员后面,除了都有红粉,还都有马仔!诚为现代奇观!

执政党高调空洞的理论和执政府步履蹒跚的行动,对社会进步形成黑洞效应,吞噬着民族的自尊心和活力。爱国的神圣口号不断被滥用、被曲解,以至形成了真爱国有罪和"爱国贼"这些奇怪的恶之花。有识之士哀民生多艰,当权者布道:多难兴邦。文明之初的感叹每每被借用:长太息以掩涕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我们病得还轻吗?

而如今的病情,又与北宋时期盛极而衰寻找新出路的中华文明的病情不同。用扁鹊自陈打个比方:当年的病,病在表面,扁鹊可治;而如今的病,社会之病和国人精神之病,病在其里,非由扁鹊的二哥、大哥不可治。但是,两位兄长或被屏蔽到深山外、或被关进了疯人院。

结语

这个精神破落的时代,正在惊现1930年代的危机,而中国面临的危机则是多重的、深刻的。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统治集团患上了神经症,"神经症乃是一种由恐惧、由对抗这些恐惧的防御措施,由为了缓和内在冲突而寻求妥协的种种努力所导致的心理紊乱。"这是精神分析大师卡伦•霍妮在《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一书中对神经症作的描述。在心理紊乱之下,更严重的问题是统治者神经质地讳疾忌医着。

霍妮的书写于1937年,七十年后,权贵资本主义治下,民权、民生、民族问题成堆的中国,使她(当然还有西方芸芸众学者)的学说不显过时。霍妮认定文化是人格形成的主要作用。,霍妮学说提示我们,当代情境下的中国文化的诡异,造成了中国国民作为整体的人格的"神经症"状态。中国人的精神、中华文明由此呈现出复杂的病态。

中国的问题归根到底是统治者与全民相对立乃至相对抗、相消耗并且相背离的精神对抗问题。僵持到僵死的危险,正摆在国人面前,摆在亟待吸收人类文明成果、完成转捩和新生的中国文明面前。今天我们说中国的"东亚病夫"之忧,忧的正是我们时代的精神问题、国格问题、文明愿景问题。

我们当警醒沦为新的东亚病夫的危险,从身体到社会到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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