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延安发表的一篇关于共产党文艺方针的讲话，70年后再次受到中国官方热捧，各种纪念活动正在大张旗鼓的进行。不过，一些文艺界人士对此感到不解，甚至反感。

5月23日是纪念活动的高潮，北京举行了一个座谈会，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在会上发言。当天，一个被认为是地道“红歌会”的大型文艺晚会在京举行。中国其他地方也相继举行了演出活动和艺术展览。

*文艺为政治服务*

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讲话，提出了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强调要使文艺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

这个讲话一直被视为中共领导文艺事业的经典文献。当代艺术家黄锐认为，毛泽东当年发表讲话和现在纪念这个讲话，目的是一样的。

他说：“都是从政治政策来出发，从政治宣传来出发的。毛泽东当时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文艺没有什么太大关系了，文艺所起到的是对政治辅助 的作用，其实是伤害文艺主动性的一个很重要的讲话。”

黄锐说，他是以精神创造为第一目的进行创作的，既不会追逐商品市场，使艺术沦为“妓女”，也不会向毛泽东那样让艺术成为政治斗争的附庸。

*掌握宣传阵地*

作家戴晴认为，毛是要掌握舆论权和宣传阵地。

她说：“就是毛泽东说的枪杆子、笔杆子，干革命靠这两杆子，巩固政权也要靠这两杆子。也就是说，军队牢牢地掌握在党的手里的，所谓的公共媒体也是牢牢的掌握在党的手里。有了这两条就能够保证共产党对这个国家永远执政。”

当年，延安聚集了一大批来自国民党统治区的知识分子和文艺青年。他们虽然为追随共产党而来，但是却对延安的一些事情看不惯。

戴晴说：“他们是为了抗日，一腔热血就是到延安去抗日。可是到了这以后，毛泽东就发现了他们的所谓自由主义。那是绝对不可以的，于是他就要开展延安整风。”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共产党根据地里出现了一大批歌颂中共和动员民众参加革命的文艺作品。

*控制精神生活*

1949年以后更是歌功颂德作品纷纷涌现的时期。与此同时，那些被认为思想错误、立场反动的作品屡遭批判。

戴晴说，共产党对于文艺的控制，直接违背了创作的自由和尊严。

她说：“就是精神生活还是在中宣部、执政党手里管着呢！我说让你说什么、看什么戏，只有我通过了你才能看。”

1951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开启了中共掌权后用政治批判解决思想问题的先河；小说《刘志丹》被诬陷为利用小说反党的一大发明；京剧《海瑞罢官》则被戴上为彭德怀翻案的大帽子。

在摧残、破坏文化的所谓文化大革命中，毛终于把中国文艺引入死胡同。一时间，红歌唱遍全国；“高、大、全”的工农兵形像充斥文艺作品；外国名著从市面上全面消失；除了毛着，全国人民几乎无书可读；舞台同样百花凋零，出现了“八亿人民看八个戏”的尴尬局面。

*惯性使然*

今天，人们对文革悲剧依然记忆犹新。因此，当官方高调纪念毛讲话70周年的时候，特别是联想到最近落马的前高官薄熙来在重庆大唱红歌的做法，有人不禁发出这样的疑问：难道文革那一套又要卷土重来吗？

作家梁晓声认为，不会。他说，当年听过毛泽东讲话的一些老同志仍然健在，现在举办纪念活动是惯性使然，纪念完也就过去了。

他说：“并不意味着通过这个纪念，我们又要所有的文艺工作者都要学习五二三(毛的讲话)，整个文艺纳入到五二三的路线上。它也不太可能啊，或者是根本不可能。要是这样举的话，也很荒唐的，也不是一种进步啊！”

就连《人民日报》的一篇纪念毛讲话的文章也承认，因为历史条件的局限和时代任务的转换，其中的一些观点和论述已经不适用于今天。

*不能再搞文艺工具论*

梁晓声说，毛讲的是文艺和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的关系，其主要思想是文艺工具论。现在，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他说：“工农兵的情况也不一样。当时的农民认识字的也不多，今天我们说的农民工兄弟姐妹，他们有的都是高中生。他们在进城之后，通过网络、通过电视，他们对文艺观看的愿望和他们观看的心理都不一样了，恰恰是电视里面那些古装片，那些很商业的剧目，他们在看啊！”

梁晓声强调，应该创造一个更为宽松的文艺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