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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2009/1/29
Subject: 每＋+日＋-精＋选 0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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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讯新＋闻每日精华 祝朋友们春节好！ 祝大家平安！ 目录 观看广州除夕烟花燃放后观众重感冒为数不少 Go back to top 漫画上的英文写着：我勇夺"世界最坏的独0裁者"第三名。 [博××讯来稿] 江－Z民复出 胡J锦T涛重上井岗 Go back to top （原题：中－共高层过年变过招，胡J锦T涛输了一场） (博××讯 b-o-x-u-n.com) 苹果日报李平／一个在上海被奉为伟人，一个上了井冈山，一个去了四川地震灾区，中－共高层这个春节过得够奇异，再加上传媒有公开的反对声音，现任中－共总书记胡J锦T涛在这次过招中似乎又输了一场。 胡J锦T涛上井冈山惹猜测 总理温＝家＝宝到四川灾区过年，在各界意料之中，毕竟他之前已去了四次，对灾区的关注众所周知。不过，《人民日报》一直压至昨日才报道，显然是不想让温＝家＝宝抢了其他领导人的风头。 胡J锦T涛上井冈山过年，则令人吃惊。因为井冈山在中－共政治文化中有特定的含义，高层以甚麽身份、甚麽时候上山，都有不成文规矩，既有「没上过井冈山，当不了国家领导人」之说，也有「重上井冈山，继续闹革命」之说。 胡J锦T涛上次到井冈山是在1993年，即他于中－共十四大当选政治局常委、内定为中－共第四代领导人之后，至今相隔16年。而中－共第一代领袖毛泽东在1965年重上井冈山，是在中－共建政16年后，也是在他自认权力受到党内挑战之时，他翌年就发动文化大革命，造成十年浩劫。 多份报章唱反调有蹊跷 胡J锦T涛在农曆年廿九重上井冈山的时机、意图，已引起猜测。巧合的是，中－共前总书记江－Z民当日上午在上海出席春节团拜会，中央电视台晚间的新闻联播还播了逾三分钟。更令人诧异的是，上海市政府官方网站在一篇介绍江－Z民的文章中，以「伟人风范」讚誉江－Z民。而北京上月纪念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胡J锦T涛读到向江－Z民等第三代领导人致敬时，江－Z民随即起立，并左顾右盼，示意李鹏、朱鎔基等起立接受欢呼，抢尽风头。 蹊跷的还有，胡J锦T涛在春节前政治局集体学习时还强调，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在农村。但昨日内地多份报章大唱反调，引述中国乡村治理中心贺雪峰授近日的调查结论，痛斥「鼓动农民消费，说爱国主义就是消费的观点，是荒唐的」。看来，中－共高层在牛年还有一番龙争虎斗。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春晚各地收视率一览表 南方人不喜欢看春晚？ Go back to top 来源：新华网 据相关媒体统计，2008年的春晚，南方部分省的收视率很低，广东 5.3 ， 广西 2.6 ，海南 1.3，而北方的春晚收视率尤其超高，辽宁 88.9，吉林 87.7，黑龙江 85.3，北京 73.2，河北 70.2，天津 68.8。为什么南方人不喜欢看春晚，是因为春晚的节目就是办给北方人看的。我是南方人，说实话，我有5年多时间春节不看春晚了，在我的心目中春晚就是北方人的专场，好像与我们南方人无关紧要，早几年我看春晚时最受不了主持人那一句"现在合家都在电视机前吃着饺子看晚会"这句话，过年吃饺子是北方人的事情，我们南方人没有这种习俗! (博××讯 b-o-x-u-n.com) 对于南方观众来说，探讨春晚是乏味而不是有趣。正如每年网上评论春晚新闻跟帖中，有很多南方网友说："还谈春晚干什么？我们已经不看春晚了。"现在很多人都认为，春晚越来越偏离南方，几乎成了北方观众的专场了，这跟春晚的"全国性综艺节目"的理念不符。就像今年春晚，冯巩和王宝强等演的小品，冯巩的那句"俺，北--京人出门口袋里都放三五千元才够爷们"让南方人看了啼笑皆非。 在我们的印象中,近几年的春晚多是北方节目，东北方言的相声小品，京片子的调侃，二人转，大秧歌，有南方特色的节目凤毛麟角，顶多几段越剧，偶然有个把南方方言节目，也是以讽刺为主的把"舌头捋直了再说"的"鸟语"。诚然，北方语系固然要比南方话好懂得多，但是一味地讽刺南方方言竟然成为近几年春晚的"留节目"。 北方人喜欢曲艺小品，于是每年的春晚几乎是老套套，舞蹈节目加小品或相声。当然，相当多的南方观众也喜欢北方小品，但是若是没有创新和突破，就很容易产生距离感。前几年奇志大兵带有南方特色的相声很受欢迎,他们的走红，其内因不在乎满足了观众的新口味。 红烧肉好吃，但谁也不可能顿顿都吃，谁也不会因为红烧肉好吃而排斥"扬州炒饭"和"南方靓汤"。春晚导演如果不认识到目前的春晚状况，照样也会把晚会安排成北方观众的"包场演出"，即使做好了再多"挨骂"的准备,恐怕也于事无补。 现在春节晚会最大的问题不是北方观众的"挨骂"，而是南方观众的流失，是南方观众对春晚的遗忘，骂不骂并不是评价春节晚会节目好坏的重要标准，不骂或许不代表满意，而是心死与放弃！真的不愿意看到，春晚在南方越来越没有市场的尴尬。 2008年CCTV春晚各地收视率一览表 辽宁 88.9 吉林 87.7 黑龙江 85.3 北京 73.2 河北 70.2 天津 68.8 山西 68.6 山东 68.4 宁夏 67.7 甘肃 64.2 内蒙古 63.8 陕西 61.5 河南 59.2 新疆 55.4 安徽 24.8 湖北 19.3 江西 18.7 江苏 18.6 贵州 18.4 上海 17.4 四川 16.5 云南 14.7 湖南 14.1 浙江 13.9 福建 12.2 广东 5.3 广西 2.6 海南 1.3 _(网文转载) 中－共高层过年变过招，胡J锦T涛输了一场/李平 Go back to top 李平更多文章请看李平专栏 来源：苹果日报 (博××讯 b-o-x-u-n.com) 李平／一个在上海被奉为伟人，一个上了井冈山，一个去了四川地震灾区，中－共高层这个春节过得够奇异，再加上传媒有公开的反对声音，现任中－共总书记胡J锦T涛在这次过招中似乎又输了一场。 胡J锦T涛上井冈山惹猜测 总理温＝家＝宝到四川灾区过年，在各界意料之中，毕竟他之前已去了四次，对灾区的关注众所周知。不过，《人民日报》一直压至昨日才报道，显然是不想让温＝家＝宝抢了其他领导人的风头。 胡J锦T涛上井冈山过年，则令人吃惊。因为井冈山在中－共政治文化中有特定的含义，高层以甚麽身份、甚麽时候上山，都有不成文规矩，既有「没上过井冈山，当不了国家领导人」之说，也有「重上井冈山，继续闹革命」之说。 胡J锦T涛上次到井冈山是在1993年，即他于中－共十四大当选政治局常委、内定为中－共第四代领导人之后，至今相隔16年。而中－共第一代领袖毛泽东在1965年重上井冈山，是在中－共建政16年后，也是在他自认权力受到党内挑战之时，他翌年就发动文化大革命，造成十年浩劫。 多份报章唱反调有蹊跷 胡J锦T涛在农曆年廿九重上井冈山的时机、意图，已引起猜测。巧合的是，中－共前总书记江－Z民当日上午在上海出席春节团拜会，中央电视台晚间的新闻联播还播了逾三分钟。更令人诧异的是，上海市政府官方网站在一篇介绍江－Z民的文章中，以「伟人风范」讚誉江－Z民。而北京上月纪念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胡J锦T涛读到向江－Z民等第三代领导人致敬时，江－Z民随即起立，并左顾右盼，示意李鹏、朱鎔基等起立接受欢呼，抢尽风头。 蹊跷的还有，胡J锦T涛在春节前政治局集体学习时还强调，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在农村。但昨日内地多份报章大唱反调，引述中国乡村治理中心贺雪峰授近日的调查结论，痛斥「鼓动农民消费，说爱国主义就是消费的观点，是荒唐的」。看来，中－共高层在牛年还有一番龙争虎斗。 _(网文转载) 博××讯独家：北京拟定计划渗透西方主流媒体 Go back to top 2009年中旬、春节前一周，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这次会议主题是有关春节的宣传和2009年的外宣工作。会议由负责意识形态的常委作总结发言，发言指出：过去十年中国的进步和宣传、统战、外交部门的共同努力，使得目前世界各地的华人媒体都对中国政府的政策和做法有了很大的认同感。目前除了控制在三种反华势力手中的几份小报之外，西方主要国家的华文报纸都和大陆相关部门都有非常积极的良性互动。而且，中央在拨出巨款推进外宣工作后，这一势头不会减弱。 参加会议的宣传部长在会议中发言，指出希望善于使用巨款，他说，在拨出巨款用于宣传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后，宣传部门已经接到好几家海外华人媒体老板的电话，有的还亲自飞来北京，他们都很重主动，希望能够在这种提升中国形象的宣传中发挥作用，希望和北京配合。有一家美国媒体面临资金困难，他们希望能够优先考虑与他们合作。 (博××讯 b-o-x-u-n.c! om) 但与会的来自统战和情报部门的领导则认为，对华文报纸的拨款要慎重，有些事吃力不讨好，以前靠感情投资和中资公司的广告拉拢，照样收复人心，现在没有必要对他们拨款，设立专项。 据来自外交和情报部门的报道，他们希望中央能够开始考虑对西方主流媒体的工作。外交部专项报告引用了最近发生在英国主流大报被俄国神秘大亨以一元的象征价钱收购的事例（英国标准晚报被前俄国克格勃列别杰夫收购），指出，国家相关部门（意指情报和统战）应该早早培养海外华人人才，在适当的时候收购西方主流媒体。 报告指出，2008年发生的CNN和西方主流媒体"歪曲"对华报道的事件向我们敲响了警钟，我们不能只做海外华人媒体的工作，那种认为主流媒体无法渗透从而就退却的做法是不可取的，不符合我们现在的国力。 外交部报告同时认为，去年广大的爱国群众给了西方媒体一个教训，这是一个成功，但无论从外交和提升中国! 国际形象上看，这种方式并不可取。外交部专家认为，以目前中国的国! 力和在世 界上的影响力，完全有能力掌握几家西方主流媒体。报告总结，到那时，情况将大不一样，我们的外交工作也将更加顺利开展。 附和外交系统报告的有来自情报部门的秘密报告，巧合的是他们的报告也提到了英国主流媒体被俄国原KGB间谍收购的事例。报告分析，西方媒体受市场经济规律控制，在目前西方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很多西方主流媒体面临资金紧张甚至倒闭的困难，在这个时候，如果有资金注入或者收购，外界会解读为市场行为，这对我们将是一个非常适当的机会。 但国安部也认为，目前要找出可以代我们收购西方主流媒体的人并不多，应该避免俄国使用原克格勃大亨出面的事。国安部分析认为，如果目前海外华人媒体中有适合的人选，不妨进一步做工作，采用注资的方式，然后，借用他们在西方的资源和经验，收购西方主流媒体，最后达到为我所用的目的。 据博××讯独家消息，中央政治局关于外宣工作的会议达成共识，将从2009年开始，集合财力和物力、人力，把目标瞄准西方主流媒体，随时以注入资金! 、收购的方式渗透西方主流媒体，提升中－共政权在国际上的地位。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相关报道： 胡J锦T涛部署中国战略外宣格局 孔子学院:"中国大外宣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陶达知 (Modified on 2009/1/28) 美国国防部：中国军力发展严重威胁区域稳定 Go back to top 中央社 美国国防部长盖茨今天在国会听证会指出，中国军事全方位现代化，尤其在网军、反卫星、潜舰、弹道飞弹等方面的能力，可能威胁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军事作为与协助盟邦。 (博××讯 b-o-x-u-n.com) 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今天上午举行新政府国防部长任命听证会，获总统欧巴马（Barack Obama）邀请留任的盖茨（Robert Gates）出席接受质询。 在预先准备好的书面讲稿中有关台海的部分，盖茨指出，众所皆知，中国进行军力各领域的现代化，令人特别关注的部分，包括中国在网路战、反卫星战、防空武器、反舰武器、潜舰、弹道飞弹等等方面的投资与能力的成长。 盖茨说，这些领域的军力现代化，可能威胁美国在太平洋地区采取军事作为及协助盟邦的主要方式，包括美国军事基地、海空资产、以及所有支援盟邦的网络。 他强调，美中安全关系近来已有一些进展，去年他启动与中国国防部长直通的军事电话热线，双方军事交流持续，两国也开始举行战略对话，以帮助双方了解彼此的意图、并避免可能发生的危险误判。 在全球情势报告结语中，盖茨重申，美军必须维持劝阻、遏阻的能力，以及于必要时能因应各种挑战，包括所有国家的军力。 他说，考量伊拉克与阿富汗两地的战事，美国当前要进行另一项大型军事行动将有极大压力，但在世界的其他地方，美国都已部署充裕且尚未运用的海空战力，有能力击败任何进行侵略行动的敌人，「无论是在波斯湾、朝鲜半岛、或是台湾海峡」。 但他也表示，尽管不能忽视这些危机情势发生的可能性，但在短期至中期仍属可掌控的局面。 美参议院提出法案支持《零八宪章》签名活动 要求释放刘晓波 Go back to top 刘晓波更多文章请看刘晓波专栏 来源：参与 作者：杨建利/沧海 (博××讯 b-o-x-u-n.com) 1月27日是中国农历新年的大年初二，这一天公民力量组织负责人杨建利博士为所有热爱民×主、追求民×主的中国人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就在1月27日，美国参议院将提出法案，支持中国正在进行的《零八宪章》签名活动并要求立即释放主要起草人之一刘晓波先生。 杨建利博士介绍说，他受就职委员会邀请，出席了奥巴马总统的就职典礼，在此之前，他本来希望美国国会和政府可以给予《零八宪章》更多的关注，充分认识其重要性，借国际影响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尽快释放刘晓波先生，并促成中国政治环境的改变，但十二月和一月正值美国政府换届，因此，在美国新政府上台后的第一时间，他在国会展开了一系列活动。其中包括向国会的相关议员、相关部门递交了《〈零八宪章〉白皮书》，阐述了《零八宪章》的历史背景，《零八宪章》对中国民×主进程、政治现状的意义，对中国前途的展望，以及希望美国政府提供的支持。杨建利博士还翻译了一些关于《零八宪章》的评论文章，就这些文章与他本人最近在肯塔基大学所做的演讲内容与国会议员面对面地进行了交流。 杨建利博士表示，工作进展得相当顺利。参议院即将提出一个法案，支持《零八宪章》提出的政治改革内容，要求立即释放刘晓波。众议院很快也会提出一个相似的法案，到时这两个法案会合并为一个，由参众两院同时通过，虽然到现在为止还没有遇到强烈的反对声音。但能不能通过仍需要进一步努力。现在，杨建利博士正积极着手于借助美国国会每月的专题论坛，邀请有关人士、美国国会议员和他们的助手、行政部门的有关政策制订者，围绕《零八宪章》的现状、历史背景、重要意义开展高层次的介绍和讨论，以对西方媒体产生重要影响。这个计划有望于今年2月或3月实现。此外，组织海外民运人士和异议人士在中国使领馆门前开展抗议活动，把要求民×主的声音喊出来，不仅让中国政府听到，也让外国政府知道中国人要求的是什么。中国政府很在意海外中国人如何表态，更在意国际上的各个政府如何对《零八宪章》、中国的人＝权状况和民×主进展情况表态。《零八宪章》的主要起草者都在国内，这次签名活动可以说是中国自生自长的民×主运动，这要让全世界都知道。 杨建利博士最后希望社会各界人士能够团结在一起，为支持《零八宪章》、释放刘晓波先生积极献策献计，使中国政治改革在2009年有所突破。 杨建利博士的电子信箱：yangjianli001@gmail.com gongminpower@gmail.com (博××讯记者：蔡楚) 奥巴马公开承认自己穆斯林背景 (图) Go back to top 来源：人民网 美国总统奥巴马近日在接收阿拉伯电视台专访的时候宣称，美国不是穆斯林的敌人。这是奥巴马宣誓就职后首次接收媒体正式采访，表明白宫将"积极修复"受损的美国-阿拉伯世界关系。与此同时，奥巴马中东问题特使米歇尔也抵达了埃及进行访问。 接受阿拉伯电视台采访 奥巴马在谈话中特别提到自己具有一些"穆斯林背景和亲戚"，这也是他首次公开承认此事。在总统竞选期间，上述话题可谓是"雷区"，奥巴马从来不会给予正面答复。他承认美国在穆斯林问题上过去犯了错误，并希望能把双方的伙伴关系恢复到历史上"最好的水平"。 由于美国前总统发动了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造成穆斯林世界的反美情绪一度十分高涨。即便是在很多国家和地区欢庆奥巴马上台的时候，阿拉伯国家对这位美国新总统依然抱着警惕的态度，不相信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政策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 一名加沙地带居民就表示，对奥巴马要不能盲目乐观，而是要"听其言，观其行"。毕竟，本次奥巴马的讲话继承了其一贯的传统，就是"远大目标说了不少，具体措施寥寥无几"。在讲话中，奥巴马提出要在"互相尊重和确保相互利益"的基础上恢复美-穆斯林关系。 选择阿拉伯电视台而不是大名鼎鼎的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接受采访，也表明奥巴马在此事上下了一番功夫。在美国人眼中，前者比较友好，后者则是"对抗"的代名词。尽管如此，许多美国分析人士仍然对奥巴马接受阿拉伯电视台采访的做法表示"惊讶"。 奥巴马的父亲出身穆斯林家庭，但他自己却拒绝承认。目前，奥巴马在肯尼亚的亲属多数仍然是穆斯林。奥巴马童年时期，曾同母亲一起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穆斯林国家印度尼西亚生活了数年时间。很多人因此希望奥巴马凭借这种特殊背景，改善美国和穆斯林世界的关系。 奥巴马宣称，美国需要立刻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哈马斯武装)之间的冲突进行调停，正在中东的米歇尔将同各方进行广泛对话，以便为白宫决策提供必要的参考。奥巴马特别强调，这位中东问题特使此行的主要任务就是"多听"，而不是到当地去指手画脚。 虽然奥巴马在讲话中重申了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和保护义务，但同时强调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应该放弃固有立场，积极实行和谈的时机已经成熟。他说，未来的巴勒斯坦国居民应该享有行动的自由，并且能同邻国开展正常的贸易活动。 奥巴马在采访中还特别对"基地"组织头目最近发表了一系列带有强烈"人身攻击"色彩的讲话进行了评论。他说，"基地"组织根本不知道如何同奉行全新穆斯林政策的美国新政府打叫道，并且陷入了"紧张"状态，其直接后果就是导致了这个恐怖组织"理念破产"。 在"基地"组织头目的一系列讲话中，除了使用语言恶毒攻击奥巴马的黑人背景外，还继续将美国刻画成为穆斯林世界的敌人。奥巴马认为，"基地"组织的做法不会让穆斯林世界的孩子享受更好的教育和医疗水平。 奥巴马在谈到伊朗的时候宣称，必须同这个国家进行接触。他谴责伊朗对以色列发出的威胁，认为德黑兰寻求核武器或者支持恐怖组织的做法都是"不能接受"的。他说，美国和伊朗之间能够找到"推动关系发展的潜在道路"。 截止目前，奥巴马依照竞选期间所做的承诺，将外交事务，尤其是巴以冲突、朝核、伊核问题等列为优先处理的事务。奥巴马从入主白宫的第二天开始，先后与以色列、巴勒斯坦、埃及、约旦、英国、加拿大、沙特、俄罗斯、法国和德国领导人通了电话。 白宫和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强调，新一届美国政府决心从任期一开始便推动阿拉伯国家同以色列实现和平。继中东问题之后，奥巴马政府也表明了对朝核问题的立场。新一届美国政府正在重新审视对朝政策。美国正在试图向朝核问题传递出新的声音。 美国希望朝鲜遵守其2005年9月做出的有关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承诺。与此同时，美国表示，将对伊朗开展强有力的外交行动，其中包括与伊朗进行直接接触。美国同时强调，伊朗必须履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暂停铀浓缩活动，否则将会面对更大的压力。 美国政府过去一周来的外交活动虽无法显示其未来的整体走势，但奥巴马政府的对外策略已初见端倪，展示了需前总统布什截然不同的风格。(高轶军) _(网文转载) 杨建利：美参议院提出法案支持《零八宪章》签名活动 要求释放刘晓波 Go back to top 刘晓波更多文章请看刘晓波专栏 来源：参与 作者：杨建利/沧海 (博××讯 b-o-x-u-n.com) 1月27日是中国农历新年的大年初二，这一天公民力量组织负责人杨建利博士为所有热爱民×主、追求民×主的中国人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就在1月27日，美国参议院将提出法案，支持中国正在进行的《零八宪章》签名活动并要求立即释放主要起草人之一刘晓波先生。 杨建利博士介绍说，他受就职委员会邀请，出席了奥巴马总统的就职典礼，在此之前，他本来希望美国国会和政府可以给予《零八宪章》更多的关注，充分认识其重要性，借国际影响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尽快释放刘晓波先生，并促成中国政治环境的改变，但十二月和一月正值美国政府换届，因此，在美国新政府上台后的第一时间，他在国会展开了一系列活动。其中包括向国会的相关议员、相关部门递交了《〈零八宪章〉白皮书》，阐述了《零八宪章》的历史背景，《零八宪章》对中国民×主进程、政治现状的意义，对中国前途的展望，以及希望美国政府提供的支持。杨建利博士还翻译了一些关于《零八宪章》的评论文章，就这些文章与他本人最近在肯塔基大学所做的演讲内容与国会议员面对面地进行了交流。 杨建利博士表示，工作进展得相当顺利。参议院即将提出一个法案，支持《零八宪章》提出的政治改革内容，要求立即释放刘晓波。众议院很快也会提出一个相似的法案，到时这两个法案会合并为一个，由参众两院同时通过，虽然到现在为止还没有遇到强烈的反对声音。但能不能通过仍需要进一步努力。现在，杨建利博士正积极着手于借助美国国会每月的专题论坛，邀请有关人士、美国国会议员和他们的助手、行政部门的有关政策制订者，围绕《零八宪章》的现状、历史背景、重要意义开展高层次的介绍和讨论，以对西方媒体产生重要影响。这个计划有望于今年2月或3月实现。此外，组织海外民运人士和异议人士在中国使领馆门前开展抗议活动，把要求民×主的声音喊出来，不仅让中国政府听到，也让外国政府知道中国人要求的是什么。中国政府很在意海外中国人如何表态，更在意国际上的各个政府如何对《零八宪章》、中国的人＝权状况和民×主进展情况表态。《零八宪章》的主要起草者都在国内，这次签名活动可以说是中国自生自长的民×主运动，这要让全世界都知道。 杨建利博士最后希望社会各界人士能够团结在一起，为支持《零八宪章》、释放刘晓波先生积极献策献计，使中国政治改革在2009年有所突破。 杨建利博士的电子信箱：yangjianli001@gmail.com gongminpower@gmail.com _(博××讯记者：杨逸) 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 Go back to top 《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这本书原打算名为"天堂之路"，后来我改为"墓碑"。"墓碑"有四重意思，一是为在1959年饿死的父亲立墓碑；二是为3600万饿死的中国人立墓碑；第三，为造成大饥荒的制度立下一个墓碑；第四，在这本书写到一半时，北京宣武医院在为我体检中发现有"病变"（甲胎蛋白呈阳性），于是我加快了写作的速度，下决心把这本书写成，也算是为自己立一个墓碑——有幸复查时排除了病变，但写此书有很大的政治风险，如因此书而遭遇不测，也算是为了理念而献身，自然也就成了自己的一个墓碑。当然，主要还是前三种意思。 (博××讯 b-o-x-u-n.com) 墓碑是凝固的记忆。人类的记忆是国家和民族赖以进步的阶梯，是人类航程前进的路标。我们不仅要记住美好，也要记住罪恶，不仅要记住光明，也要记住黑暗。极权制度下的当权者隐恶扬善，文过饰非，强制地抹去人们对人祸、对黑暗、对罪恶的记忆。因此，中国人常犯历史健忘症，这是权利强制造成的健忘症。我里的这块墓碑恰恰是让人们记住人祸、黑暗和罪恶，是为了今后原理人祸、黑暗和罪恶。 （一） 1959年4月底，我正在利用课余时间为学校共青团委办"五四"青年节墙报，我儿时的朋友张志柏（小名车子）从湾里匆匆赶到浠水第一中学找我，急急忙忙地说："你父亲饿得不行了，你赶快回去，最好能带点米回去"。他还告诉我："你父亲没有力气去刨树皮，饿得没办法，想到江家堰买点盐冲水喝，没想到倒在半路上，是湾里的人把它抬回来的。" 我立即放下手上的工作，向团委书记兼班主任赵纯烈老师请假，并到食堂科停伙3天，取出了3斤大米，立即赶回家——睡虎下湾。走到湾里，我发现一切都变了样：门前的榆树（浠水称之为油树）没有皮，白花花的，底下的根也刨光了，剩下一个凌乱的土坑。没有狗叫，没有鸡跑，走过去欢蹦乱跳的小孩们也呆在家里不出来。湾里一片死寂。 走进家门，真是家徒四壁，没有一颗粮食，没有一点能吃的东西，水缸里连水也没有。饿得走不动，哪有力气挑水啊！ 父亲半躺在床上，两眼深陷无神，脸上没有一点肌肉，皱纹宽阔而松弛。他想伸出手招呼我，但没有伸起来，只是动了动手。这只手和上生物解剖课看到的人体骨骼标本上的手差不多，外面虽然有一层干枯的皮，但没有遮住骨骼上每一处的凸起和凹陷！看到这只手，我心里陡起一阵酸楚和震撼：原来通常说的"瘦的皮包骨"是这样的饿恐怖和残忍！他嘴里嘟嘟着，声音很低，他是叫我赶快走，赶快回学校去。 父亲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两个月以前他还是好好的，（其实当时他腿上已经浮肿，可我不知道是饿的）。父亲在生产队里负责放牛。那头水牛很可爱，经父亲精心照料，它壮实而清洁。这头小水牛虽然不会讲话，但它的眼神会说话：或是亲近，或是忧伤，或是渴望，或是恼怒。它通过眼神可以和父亲交流，我也略懂一些它的眼神。我每次从学校回来，总要骑它在山坡上溜溜。两个月以前，父亲托人叫我回家。生产队里把这头牛偷偷地杀了，我家分了一斤牛肉，他知道学校生活苦，是叫我回家吃牛肉的。牛通人性，他吃不下。其实是找借口，让我一人吃。我大口地吃了起来，他在旁边看着，眼里露出慈祥的光。我后悔自己不懂事，如果他吃了那一斤牛肉，也不至于饿成这个样子！ 我捏了捏父亲的手，就赶紧拿起水桶和扁担，把水缸挑满了。我又扛起锄，提上篮，到去年种花生的地里刨花生芽(去年刨花生漏在地理的，春天长出了比豆芽菜粗得多的嫩芽，据说其中含有毒素，不能吃，但也被人们刨得吃不多了）。我刨着，刨着，心里充满了懊悔与自责，我为什么不能早点回来挖野菜呢，为什么不早点请假拿点米回来呢？ 懊悔与自责无济于事。我用带回的米煮成稀饭，送到床边，他已经不能下咽了。三天后就与世长辞了。 父亲杨修身，字毓甫，号洪源，生于1889年（光绪15年）农历6月6日。他实际是我的伯父，也是养父。从我出生三个月期他把我养大成人。他和我的母亲（养母）对我胜过亲生儿子，他们对我超出常人的疼爱在家乡传为佳话。后来我从乡亲那里得知，不管刮风下雨，父亲总是抱着我踏着乡间小道到思乡求乳，因此我的乳母遍布四乡八邻。有一次我重病昏迷，父辈在神龛前磕破了头皮后长跪不起，直到我苏醒。我头上长了一个大脓包，母亲硬是用嘴吮吸出脓头，才得以痊愈。他们对我的教育超出了一般农民的眼光，家境十分贫寒，却千方百计供我读书。对我的品性要求极为严格。 在乡亲们的帮助下，我草草地安葬了父亲。父亲静静地躺在地下，他的形象却在我的大脑里活跃起来。他健在时，我怎么没注意他，哪知他走了，一桩桩往事却在我大脑里浮现。 1950年，我所在的麻元乡乡政府经常召开斗争地主、恶霸的大会。有一次，一场大型斗争会在枣刺岭召开，父亲带去去参加。会场是一个倾斜的山坡，山坡低处临时搭了台，山坡上站满了农民。口号震天，荷枪的民兵耀武扬威。被斗争的人五花大绑拖到台上，每一位诉苦的人说完话后，都有人涌上台对被斗者一顿暴打。打到后来，已经没有气息了，就拖到山坡上枪毙。这一次就枪毙了14人。我看到父亲自始至终都没有说话有。我和几个小伙伴从会场回来后，玩起了斗地主的游戏。没想到父亲看到后把我拖回家，狠狠地打了一顿屁股。当时我不知道为什么挨打。后来我听他说，被枪毙的不全是坏人，上台大人的也不都是冤屈。从此以后他再没有带我去看斗争会。 我母亲（养母）1951年去世后，我就和父亲相依为命。母亲刚去世时，我一度失学在家。他不让我干农活，腾出家里唯一的桌子，每天督促我学习。可是，有一次交公粮，他却让我挑两小袋稻谷和他同行。他说，过去没有田，现在分了田，交公粮是大事，要让我体验体验。谁知走到半路，我走不动了。他就把我连同两小袋稻谷一起放在他的挑子上，送到了粮站。土地改革时，我家分得了12担谷的田（相当于3亩）。当时分得土地时他是多么高兴啊，我小小的年纪也分享到了快乐，可是没过两三年，土地又收归集体了。 1954年我考上了浠水初中。由于没有钱交伙食费，我得走读。从家里到学校20华里。为了缩短我上学的路程，父亲在离县城10里路的麻桥，找了一间旧房子，开了一间小茶铺。这10里路全是大马路，为我走读创造了条件。每天天不亮，他就叫我起床，打发我去学校赶早7点钟的自习。有一天下起了暴雨，这间旧房子的山墙倒塌了，差一点把他压在下面。后来学校给我助学金，我能寄宿读书了，父子才结束了这种艰难生活。 父亲饿死，我很悲痛，但丝毫没有埋怨政府。我不认为这和政府有什么关系，也不认为这和三面红旗有什么关系。我当时对宣传的"大跃进"的成就、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依旧深信不疑。我不知道更远地方发生的事情。我以为我家的事是个别现象，我以为父亲的死只是我一个家庭的不幸。想到伟大的共产主义即将到来，家庭的这点不幸算什么？党教导我遇事要牺牲"小我"，维护"大我"，我绝对听党的话。这种认识一直保持到文化大革命时期。 那时，党团组织灌输什么，我没有任何怀疑，都全盘接受。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小学考初中获得全县最高分，名列第一。小学加入少先队，初中加入共青团，从小学到大学一直当学生干部。1957年反右派时，党组织说右派分子坏，我就认为坏。1958年大跃进，我也是学校的积极分子。我写的赞美大跃进的诗送到黄冈地区教育展览馆。当时我是团委宣传部长，兼任《青年共产主义者》油印小报的主编。白天参加劳动，晚上编报纸。1959年元旦，我为这张报纸写《元旦献词》，热情地歌颂"大跃进"。在全校庆祝新年的大会上，校长王占崧一字不差地宣读我写的这篇文章，做为向全校师生的献词。 我做这些都是真诚的，没有丝毫功利目的。父亲的死，虽然我也很悲痛，但没有减弱我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当时大批青年人积极地投入了"大跃进"，他们自己和家人都在挨饿但没有怨言，他们也是真诚的，共产主义在鼓舞着他们，他们中的很多人愿意为共产主义这个伟大的理想而献身。 我之所以真诚地支持"大跃进"，除了共产主义理想的鼓舞外，还因为无知。我的家乡是一个偏僻的小村，远离公路，信息十分闭塞，农民不知道大山意外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有一次，我听到一位老农民对我父亲说：有人看到宣统了，有可能重新出来做皇帝。他们不知道溥仪在天津和东北这一段经历，也不知道溥仪当时已经被当作汉奸被关押。农民怀念皇帝。1949年10月1日北京发生的大事他们也不知道。村干部黄元中是知道的，那天他到乡里开了会。第二天，他儿子（小名赖子）对我说：毛主席坐殿了。我问：什么叫坐殿？赖子说：就是当皇帝。他说这是他父亲告诉他的。我们那里绝大多数农民终生最大的活动半径不超过50公里。我们家乡虽然离汉口只有100多公里，但对农民是遥不可及的。人们对汉口的向往只能停留在儿歌里：月亮月亮跟我走，一走走到半汉口；月亮月亮跟我跑，一跑跑到袁家桥。县城是可望而可及的好地方。可是，去县城来回也得花一天的时间，其中一半路程是崎岖的羊肠小径。有时候一家几口坐在自家门前，一边喝着自产的粗茶，一边摇动着自家用麦秸编织的扇子，谈起家长里短。爱热闹的人们则围坐在一起，一边乘凉，一边聊天。或谈从说书人那里� 吹摹疤以叭嵋濉保蛱讣甘昵按游浜汗吹摹靶撕好鹌臁薄５庑┮丫芏啻瘟耍谷四宸场Ｈ绻钙鹣爻抢锓⑸男孪适拢蠹叶际鸲涮Ｌ嘎巯爻乔榭龅娜嘶嵋鹑嗣堑淖鹁础Ｏ绱宓谋杖淙皇古┟裎拗纯梢员４嬉徊糠秩说拇空妗８盖锥�0年的反感，不是来自理性的判断，而是出自于人性的自然。 我1954年离开乡村进入县城上学，是带着一片空白的头脑离开农村的。 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政权以后，一方面封锁了来自境外的一切理论和信息，另一方面又全面否定了中国传统的道德标准，政府既垄断了信息，又垄断了真理。中－共中央既是权力中心、真理中心，又是信息中心。一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都全力论证共产党政权的正确性；一切文化艺术团体，都竭尽全力地歌颂中国共产党；一切新闻机构，都发布证实中国共产党英明、伟大的新闻。从幼儿园到大学，都把树立学生的共产主义世界观当作第一要务。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文艺团体、新闻机构、学校，都成了中国共产党垄断思想、垄断精神、垄断舆论的机器，都在时时刻刻塑造着青年人的灵魂。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也为当"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而自豪。 在思想和信息闭塞的条件下，中央政府利用这些垄断机器，长期灌输共产主义价值，排除和批判其它价值。这样，在无知青年的头脑中造成了一种鲜明而强烈的是非和爱憎，形成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强烈渴望。这时，如果有谁反对这种理想或者与这种理想不一致的言行出现，必定受到群起攻击。 除了社科、新闻、文艺、教育的强力灌输外意外，组织灌输更为有效。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都有一批核心人物，核心人物周围又有一批骨干分子。一层控制一层，一层效忠一层。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成百上千次的大小会议，表彰和批评，奖励与惩罚，把青年人的思想引上了单一的轨道。一切与共产党不同的看法，都被消灭在萌芽状态。当时我真诚地相信，近百年来受帝国主义欺凌的、积贫积弱的中国，通过"三面红旗"，能够进入社会主义，进而实现人类最高的理想——共产主义。为了这个崇高的理想，眼前的问题算得了什么？ 我不怀疑"三面红旗"，除了无知以外，还有一个原因，这就是整个社会的强大的政治压力，使我不敢怀疑，很多残酷事实在我眼前发生。万尚君，是比我高一届的同学，因称赞一篇批评"社会主义阵营"的长篇讲话，失去了考大学的机会。他考初中时是全县第一名，我是继他之后的第一名，所以我们很熟悉。他学习成绩优异，读书多而勤于思考，仅17岁因独立思考就失去了前程。1959年春天，有人在厕所的隔板上发现了"打到毛"三个粉笔字，惊恐万状，急忙报告学校领导，学校急忙报告公安局，公安局很快侦破，原来是一位比我高一班的同学写的，他因饥饿而不满，借此发泄。我亲眼看到他戴上手铐被投进了大狱。不停顿的革命大批判，耳闻目睹的严酷惩罚，使人们产生了一种恐惧心理。这种恐惧不是看到毒蛇猛兽的那种陡然产生。陡然消失的恐惧，而是化解在神经和血液中，成为每个人的生存本能。人们像避开炽热火焰一样而避开政治危险。 在皇权思想有深厚土壤的国度里，人们本来视中央政府的声音为权威，中国共产党利用中央政权这个"神器"，向全民灌输单一的价值。经历简单的青年人真诚地相信这些灌输，而那些有一点阅历的家长，或是对"神器"的迷信，或处于对政权的恐惧，努力防止自己的孩子出现与政府不一致的思想，总是要求自己的孩子顺从、听话。 1960年我考上了北京清华大学。一进学校，就参观清华大学反右派展览，进行忠诚教育。接着下乡劳动50多天，一方面接受劳动教育，一方面开展保卫"三面红旗"的辩论。虽然我饥肠辘辘，但不怀疑"三面红旗"。这所历来以思想开放著称的大学，却十分封闭。清华大学历来有很多名教授，但我们只是从毛泽东的著作中知道闻一多和朱自清，不知道陈寅恪，不知道吴宓。清华大学图书馆藏书很多，但我们能借到的书，除了工程技术书籍以外，只有与共产主义有关的书。清华的两位校友杨振宁和李政道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学校不仅对这件事秘而不宣，还在团干部会上吹风：这两个人思想反动，不要像他们那样走"白专"的道路。在大学期间我还是很听话，一直担任团支部书记，1964年5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当时的人们认为我们这些青年很单纯。是的，我们的"单"，是指脑子里只有舆论机器所灌输的信仰，信仰是单一的；我们的"纯"，是除了当时舆论所灌输的东西外，再没有别的东西。 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把在新政权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塑造成这个政权的忠实信徒。如果这几十年内不发生什么大事，这个政权能稳固存在，我们这一代人就终生持有这种信念。 使我认识最初发生转变的是文化大革命。文革初期，清华大学成千上万张大字报揭发出来的情况使我震惊：我多年来尊敬的老革命，生活竟如此腐败，精神境界竟如此低下!1968年8月到12月，我和同班几位同学一起到20多哦个城市"串联"，各地的大字报揭发出高官的腐败和特权。我开始不迷信权威，不迷信高官，也不迷信报纸上所说的一切。我开始怀疑中国共产党多年来向我灌输的神话。我和多数普通群众一样，是以反对高官的特权的心态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湖北省长张体学的一句话是我震惊：湖北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饿死了30万人！这时我才知道，发生在我家庭的悲剧不是个别现象。 大学毕业后，我分配到了新华社。新华社记者可以接触到其他人无法接触的社会层面。我不仅知道了很多与党史教科书上不一直的真实情况，我也看到了城市工人的贫困生活。做为新华社记者，我更知道报纸上的"新闻"是怎样制造出来的，知道新闻机构是怎样成为政治权力的"喉舌"的。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思想禁锢比过去松动了不少，一些真实的历史开始透露出来。过去党教导我们，在抗日战争期间，只有共产党抗日，国民党一味投降妥协；现在才知道，国民党支撑着抗日的主战场，有一两百位将军为国捐躯。过去党教导我们，由于自然灾害，少数地方发生了饥荒；现在才知道，完全是由于人祸，几千万人饥饿而死……我开始知道，中国共产党党史，甚至近百年的中国历史，都是按照共产党的需要，进行了歪曲和编造。 一旦知道自己过去长期受到欺骗，就产生出一种摆脱蒙骗的强大力量。当权者越是掩盖真实，就促使我更加追求真实。我不仅大量阅读新发表的史料，也在采访新闻中努力了解真实的过去。我亲身经历的1989年北京风波，使我大彻大悟。年轻学生的鲜血，把我的头脑里过去几十年接受的种种谎言洗刷一尽。做为新闻记者，我力求发表真实的报道和言论；做为学者，我有责任还历史本来面目，并把历史告诉受蒙骗的更多人。 我摆脱蒙骗和追求真实的努力中，我一步一步地弄清了我父亲死去的社会背景。虽然时间也过去了几十年，我对父亲死因的思考却日益深入，对他老人家的思念也日益加深。进入八十年代，家乡兴起了为先人修建墓碑的风气，特别是在外面当大官的人，修的墓碑十分气派。亲戚朋友也曾劝我为父亲修建一个墓碑。我想，我虽然没有当什么大官，我为父亲立的墓碑一定要比那些当大官的更气派。然而，我想到了1958年家乡那些墓碑的命运。有的被拆来修建水利设施，有的在大炼钢铁中用来做土高炉的底座，有的则铺在路上任千人踩、万人踏。墓碑越气派，被拆除的危险就越大。父亲的墓碑是不能不修的，但是不能修在大地上，必须立在心里。立在心里的墓碑，不会遭人践踏，也不会被拆除。 在我心里的确为父亲修建了一座墓碑。这本书，就是铭刻在我心中墓碑上的文字表达。即使我在这个世界消失了，这个文字表达的心声，将存留在世界各地的一些大图书馆中。 （二） 发生在我家里的悲剧同时发生在全国上千万个家庭中。 读者将会在本书的第22章中看到，我参照中外多方面的资料，确认从1958年到1962年期间，中国饿死3600万人。因饥饿使得出生率降低，少出生人数为4000万人。饿死人数加上因饥饿而少出生的人数，共计为7600万人。 在信阳，在通渭，在凤阳，在亳州，在罗定，在无为，在馆陶，在济宁，在四川省的不少地方，几乎家家都有人饿死，很多家庭人口全部灭绝。有的村庄死得绝无人迹。正是应了毛泽东的诗句"千树癖藜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且不谈应该出生而没有出生的4000万人，饿死3600万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这个数字相当于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数的150倍。也可以说大饥荒相当于发生了150次唐山大地震。 这个数字超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死亡数字。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亡一千多万人，发生在1914——1918年，平均每年死亡不到200万人。中国1960年一年就饿死了1500万人以上。 大饥荒的惨烈程度远远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四千万到五千万之间。这四五千万人是在欧洲、非洲、亚洲广袤的土地上、七八年间发生的。中国这3600万人是在三四年间死亡的，多数地区死人是在半年内集中发生的。 这是中国历史上所有的灾难都望尘莫及的数字：中国历史记载最高的灾荒死亡数字是1928——1930年全国22个省受灾。这次灾荒死亡人口超过了历史记录，但仅为1000万人。从1920年到1936年，17年灾荒合计死亡1836万人。李文海等所著《近代中国灾荒年系》和《中国近代十大灾荒》认为上述数字过大，他们认为，1928年——1930年的死亡人数不到600万，是最严重的一次；1931年长江大水死亡人数是14万。1958年——1962年饿死人数是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灾荒私人数的好几倍。 没有呼天抢地的哭声，没有披麻戴孝的礼仪，没有送葬的鞭炮和值钱，没有同情，没有悲哀，没有眼泪，也没有震惊和恐惧。几千万人就这样无声无息地、精神麻木地消失。有的地方用大车将私人成批成批地拖到村头的大土坑里，有的地方因无力掩埋，死人的胳膊和腿还露在外面，有的地方死人就倒在寻找食物的路旁，还有不少死人长时间放在家里被老鼠啃掉了鼻子和眼睛。1999年秋，我到信阳淮滨县防胡乡高油坊了解当年的情况。70多岁的农民余文海把我领到村外一块麦地边，他指着麦地中间的几棵树对我说：那长树的地方原来是一个大坑，上百具尸体就成堆的埋在那里。如果不是当事人余文海指认，谁也不会知道，在绿油油的麦苗和挺拔的树木下面，深埋着惨烈的悲剧。 死亡前的饥饿比死亡更恐惧。玉米心吃光了，野菜吃光了，树皮吃光了，鸟粪、老鼠、棉絮都用来填肚子。在挖观音土的地方，饥民们一边挖，一边大把大把地往自己嘴里塞着观音土。死人的尸体，外来的饥民，甚至自己的亲人，都成了充饥的食品。那时，"人相食"不是个别现象，古籍记载"易子而食"，在大饥荒年代，吃亲生儿女的时间就有多起。在信阳的一些县里，在甘肃通渭，在四川，我都听到了当事人讲述的骇人听闻的故事。我还见到过吃过人肉的人，听他讲述过人肉的味道。据亲历庐山会议和大跃进的李锐说，当时人吃人的记录全国至少上千起。这些悲剧，本书在各省章节里，有着详尽的记载。 这是一场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悲剧，在气候正常的年景，没有战争，没有瘟疫，却有几千万人死于饥饿，却有大范围的"人相食"，这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异数。 在当时及以后的几十年中，中国的一切书刊、报纸，一切官方文件，都极力回避和掩盖这一大规模的人类悲剧。各级干部对饿死人的事也是三缄其口。对饿死人数的统计，各级干部弄虚作假，千方百计缩小死亡数字。为了永远掩盖这一事实，当局还下令销毁各省报上来的人口减少数千万的资料。 逃亡香港的难民和海外侨民的的国内亲属传出了一些消息，一些西方媒体据此陆续发出了一些有关中国大陆发生饥荒的报道。这些报道是零星的，不全面的。但中国政府一概斥为"恶毒攻击"、"造谣污蔑"。为了扭转世界舆论,中国政府邀请了一些"友好人士"来华访问，希望借他们的笔"澄清事实真相"。对这些来华访问的人士，中国政府做了极其周密的准备，精心安排了各种行程，包括访问地点、接触人员以及接待外宾的台词等等。外宾访问时，与老百姓高度隔离，有的地方有意布置丰衣足食的假象。当时任新华社国内部副主任的方实，曾经担任过陪外宾到安徽考察的任务。在他85岁的时候，曾向我谈起安徽省委如何欺骗外宾的情况（见本书第四章）。受骗的外宾，回国之后，发表文章，以他们的"亲身经历"，赞扬中国的"伟大成就"，说中国不但没有饥饿，而且人民丰衣足食。英国记者格林（Felix Greene)在他1965年那本谈中国的名著《无知的帷幕》（A Curtain of lgnorance）中说，1960年他走遍严格实施粮食配给的中国，却没有看见大量挨饿的事。在中国家喻户晓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就是受骗后再骗别人的外宾之一。这些外宾的文章又被新华社翻译过来，� 晌俺隹谧谙钡牟罚凇恫慰枷ⅰ泛汀恫慰甲柿稀飞戏⒈恚鑫骋凰枷耄怪乒诓煌捶ǖ墓ぞ摺�BR> 在事件发生20多年以后，一些外国学者和旅居在国外的华人，才开始对这场空前的悲剧，做了一些介绍和研究。这些研究是很有价值的。但是，由于研究者远离中国本土，又无法看到中国档案馆里的内部资料，阅读他们这些研究成果，总是给人一种隔靴挠痒的感觉。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利用到全国各地采访的机会，查阅全国各地的有关资料，访谈经历过大饥荒的人。我从大西北到大西南，从华北到华东，从东北到华南。查阅了十几个省的资料，访谈了上百位当事人。经过十年的努力，我收集了上千万字的资料，记下了10多本当事人谈话记录。我终于比较全面和比较深入地得到了这场持续了三四年的大饥荒的真实情况。 面对大饥荒造成的严重后果，刘少奇曾对毛泽东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1962年春，刘在与邓力群谈话时也讲到"历史上饿死人的事是要写到历史书上去的。"可是，大饥荒已经过去40多年了，在中国国内还没有这样一本书。这不仅是历史的遗憾，也对不起几千万饿死的冤魂。我花了几年时间，终于写成了这本书。这本书也算是几千万饥魂亡灵的一座墓碑，我希望饥饿的亡灵得到安慰。 刘少奇还说过，对这场灾难要刻上碑，记上帐，"要子子孙孙传下去，以后再也不犯这个错误。"是的，如此重大的历史事件，应当立上巨碑，以警后世。我想，为了牢记历史教训，仅有我这本书是不够的。唐山大地震有了纪念碑，日本广岛、长崎有了纪念碑，欧洲很多地方建立了二战纪念碑。 中国也应在一切饿死人密集的县份（如信阳、通渭、罗定、亳州、凤阳、遵义、金沙、郫县、荣县、丰都、大邑、馆陶、济宁等），在饿死人最多的四川、安徽、贵州、河南、山东、甘肃、青海等省的省会城市，以及在天安门广场，建立大饥荒纪念碑。这些纪念碑不仅纪念亡灵，也是让人们永远记住这场灾难，从中吸取教训，让悲剧不再重演。 （作者为新华社高级记者、《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杨继绳 Go back to top （节选） 《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这本书原打算名为"天堂之路"，后来我改为"墓碑"。"墓碑"有四重意思，一是为在1959年饿死的父亲立墓碑；二是为3600万饿死的中国人立墓碑；第三，为造成大饥荒的制度立下一个墓碑；第四，在这本书写到一半时，北京宣武医院在为我体检中发现有"病变"（甲胎蛋白呈阳性），于是我加快了写作的速度，下决心把这本书写成，也算是为自己立一个墓碑——有幸复查时排除了病变，但写此书有很大的政治风险，如因此书而遭遇不测，也算是为了理念而献身，自然也就成了自己的一个墓碑。当然，主要还是前三种意思。 (博××讯 b-o-x-u-n.com) 墓碑是凝固的记忆。人类的记忆是国家和民族赖以进步的阶梯，是人类航程前进的路标。我们不仅要记住美好，也要记住罪恶，不仅要记住光明，也要记住黑暗。极权制度下的当权者隐恶扬善，文过饰非，强制地抹去人们对人祸、对黑暗、对罪恶的记忆。因此，中国人常犯历史健忘症，这是权利强制造成的健忘症。我里的这块墓碑恰恰是让人们记住人祸、黑暗和罪恶，是为了今后原理人祸、黑暗和罪恶。 （一） 1959年4月底，我正在利用课余时间为学校共青团委办"五四"青年节墙报，我儿时的朋友张志柏（小名车子）从湾里匆匆赶到浠水第一中学找我，急急忙忙地说："你父亲饿得不行了，你赶快回去，最好能带点米回去"。他还告诉我："你父亲没有力气去刨树皮，饿得没办法，想到江家堰买点盐冲水喝，没想到倒在半路上，是湾里的人把它抬回来的。" 我立即放下手上的工作，向团委书记兼班主任赵纯烈老师请假，并到食堂科停伙3天，取出了3斤大米，立即赶回家——睡虎下湾。走到湾里，我发现一切都变了样：门前的榆树（浠水称之为油树）没有皮，白花花的，底下的根也刨光了，剩下一个凌乱的土坑。没有狗叫，没有鸡跑，走过去欢蹦乱跳的小孩们也呆在家里不出来。湾里一片死寂。 走进家门，真是家徒四壁，没有一颗粮食，没有一点能吃的东西，水缸里连水也没有。饿得走不动，哪有力气挑水啊！ 父亲半躺在床上，两眼深陷无神，脸上没有一点肌肉，皱纹宽阔而松弛。他想伸出手招呼我，但没有伸起来，只是动了动手。这只手和上生物解剖课看到的人体骨骼标本上的手差不多，外面虽然有一层干枯的皮，但没有遮住骨骼上每一处的凸起和凹陷！看到这只手，我心里陡起一阵酸楚和震撼：原来通常说的"瘦的皮包骨"是这样的饿恐怖和残忍！他嘴里嘟嘟着，声音很低，他是叫我赶快走，赶快回学校去。 父亲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两个月以前他还是好好的，（其实当时他腿上已经浮肿，可我不知道是饿的）。父亲在生产队里负责放牛。那头水牛很可爱，经父亲精心照料，它壮实而清洁。这头小水牛虽然不会讲话，但它的眼神会说话：或是亲近，或是忧伤，或是渴望，或是恼怒。它通过眼神可以和父亲交流，我也略懂一些它的眼神。我每次从学校回来，总要骑它在山坡上溜溜。两个月以前，父亲托人叫我回家。生产队里把这头牛偷偷地杀了，我家分了一斤牛肉，他知道学校生活苦，是叫我回家吃牛肉的。牛通人性，他吃不下。其实是找借口，让我一人吃。我大口地吃了起来，他在旁边看着，眼里露出慈祥的光。我后悔自己不懂事，如果他吃了那一斤牛肉，也不至于饿成这个样子！ 我捏了捏父亲的手，就赶紧拿起水桶和扁担，把水缸挑满了。我又扛起锄，提上篮，到去年种花生的地里刨花生芽(去年刨花生漏在地理的，春天长出了比豆芽菜粗得多的嫩芽，据说其中含有毒素，不能吃，但也被人们刨得吃不多了）。我刨着，刨着，心里充满了懊悔与自责，我为什么不能早点回来挖野菜呢，为什么不早点请假拿点米回来呢？ 懊悔与自责无济于事。我用带回的米煮成稀饭，送到床边，他已经不能下咽了。三天后就与世长辞了。 父亲杨修身，字毓甫，号洪源，生于1889年（光绪15年）农历6月6日。他实际是我的伯父，也是养父。从我出生三个月期他把我养大成人。他和我的母亲（养母）对我胜过亲生儿子，他们对我超出常人的疼爱在家乡传为佳话。后来我从乡亲那里得知，不管刮风下雨，父亲总是抱着我踏着乡间小道到思乡求乳，因此我的乳母遍布四乡八邻。有一次我重病昏迷，父辈在神龛前磕破了头皮后长跪不起，直到我苏醒。我头上长了一个大脓包，母亲硬是用嘴吮吸出脓头，才得以痊愈。他们对我的教育超出了一般农民的眼光，家境十分贫寒，却千方百计供我读书。对我的品性要求极为严格。 在乡亲们的帮助下，我草草地安葬了父亲。父亲静静地躺在地下，他的形象却在我的大脑里活跃起来。他健在时，我怎么没注意他，哪知他走了，一桩桩往事却在我大脑里浮现。 1950年，我所在的麻元乡乡政府经常召开斗争地主、恶霸的大会。有一次，一场大型斗争会在枣刺岭召开，父亲带去去参加。会场是一个倾斜的山坡，山坡低处临时搭了台，山坡上站满了农民。口号震天，荷枪的民兵耀武扬威。被斗争的人五花大绑拖到台上，每一位诉苦的人说完话后，都有人涌上台对被斗者一顿暴打。打到后来，已经没有气息了，就拖到山坡上枪毙。这一次就枪毙了14人。我看到父亲自始至终都没有说话有。我和几个小伙伴从会场回来后，玩起了斗地主的游戏。没想到父亲看到后把我拖回家，狠狠地打了一顿屁股。当时我不知道为什么挨打。后来我听他说，被枪毙的不全是坏人，上台大人的也不都是冤屈。从此以后他再没有带我去看斗争会。 我母亲（养母）1951年去世后，我就和父亲相依为命。母亲刚去世时，我一度失学在家。他不让我干农活，腾出家里唯一的桌子，每天督促我学习。可是，有一次交公粮，他却让我挑两小袋稻谷和他同行。他说，过去没有田，现在分了田，交公粮是大事，要让我体验体验。谁知走到半路，我走不动了。他就把我连同两小袋稻谷一起放在他的挑子上，送到了粮站。土地改革时，我家分得了12担谷的田（相当于3亩）。当时分得土地时他是多么高兴啊，我小小的年纪也分享到了快乐，可是没过两三年，土地又收归集体了。 1954年我考上了浠水初中。由于没有钱交伙食费，我得走读。从家里到学校20华里。为了缩短我上学的路程，父亲在离县城10里路的麻桥，找了一间旧房子，开了一间小茶铺。这10里路全是大马路，为我走读创造了条件。每天天不亮，他就叫我起床，打发我去学校赶早7点钟的自习。有一天下起了暴雨，这间旧房子的山墙倒塌了，差一点把他压在下面。后来学校给我助学金，我能寄宿读书了，父子才结束了这种艰难生活。 父亲饿死，我很悲痛，但丝毫没有埋怨政府。我不认为这和政府有什么关系，也不认为这和三面红旗有什么关系。我当时对宣传的"大跃进"的成就、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依旧深信不疑。我不知道更远地方发生的事情。我以为我家的事是个别现象，我以为父亲的死只是我一个家庭的不幸。想到伟大的共产主义即将到来，家庭的这点不幸算什么？党教导我遇事要牺牲"小我"，维护"大我"，我绝对听党的话。这种认识一直保持到文化大革命时期。 那时，党团组织灌输什么，我没有任何怀疑，都全盘接受。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小学考初中获得全县最高分，名列第一。小学加入少先队，初中加入共青团，从小学到大学一直当学生干部。1957年反右派时，党组织说右派分子坏，我就认为坏。1958年大跃进，我也是学校的积极分子。我写的赞美大跃进的诗送到黄冈地区教育展览馆。当时我是团委宣传部长，兼任《青年共产主义者》油印小报的主编。白天参加劳动，晚上编报纸。1959年元旦，我为这张报纸写《元旦献词》，热情地歌颂"大跃进"。在全校庆祝新年的大会上，校长王占崧一字不差地宣读我写的这篇文章，做为向全校师生的献词。 我做这些都是真诚的，没有丝毫功利目的。父亲的死，虽然我也很悲痛，但没有减弱我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当时大批青年人积极地投入了"大跃进"，他们自己和家人都在挨饿但没有怨言，他们也是真诚的，共产主义在鼓舞着他们，他们中的很多人愿意为共产主义这个伟大的理想而献身。 我之所以真诚地支持"大跃进"，除了共产主义理想的鼓舞外，还因为无知。我的家乡是一个偏僻的小村，远离公路，信息十分闭塞，农民不知道大山意外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有一次，我听到一位老农民对我父亲说：有人看到宣统了，有可能重新出来做皇帝。他们不知道溥仪在天津和东北这一段经历，也不知道溥仪当时已经被当作汉奸被关押。农民怀念皇帝。1949年10月1日北京发生的大事他们也不知道。村干部黄元中是知道的，那天他到乡里开了会。第二天，他儿子（小名赖子）对我说：毛主席坐殿了。我问：什么叫坐殿？赖子说：就是当皇帝。他说这是他父亲告诉他的。我们那里绝大多数农民终生最大的活动半径不超过50公里。我们家乡虽然离汉口只有100多公里，但对农民是遥不可及的。人们对汉口的向往只能停留在儿歌里：月亮月亮跟我走，一走走到半汉口；月亮月亮跟我跑，一跑跑到袁家桥。县城是可望而可及的好地方。可是，去县城来回也得花一天的时间，其中一半路程是崎岖的羊肠小径。有时候一家几口坐在自家门前，一边喝着自产的粗茶，一边摇动着自家用麦秸编织的扇子，谈起家长里短。爱热闹的人们则围坐在一起，一边乘凉，一边聊天。或谈从说书人那里� 吹摹疤以叭嵋濉保蛱讣甘昵按游浜汗吹摹靶撕好鹌臁薄５庑┮丫芏啻瘟耍谷四宸场Ｈ绻钙鹣爻抢锓⑸男孪适拢蠹叶际鸲涮Ｌ嘎巯爻乔榭龅娜嘶嵋鹑嗣堑淖鹁础Ｏ绱宓谋杖淙皇古┟裎拗纯梢员４嬉徊糠秩说拇空妗８盖锥�0年的反感，不是来自理性的判断，而是出自于人性的自然。 我1954年离开乡村进入县城上学，是带着一片空白的头脑离开农村的。 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政权以后，一方面封锁了来自境外的一切理论和信息，另一方面又全面否定了中国传统的道德标准，政府既垄断了信息，又垄断了真理。中－共中央既是权力中心、真理中心，又是信息中心。一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都全力论证共产党政权的正确性；一切文化艺术团体，都竭尽全力地歌颂中国共产党；一切新闻机构，都发布证实中国共产党英明、伟大的新闻。从幼儿园到大学，都把树立学生的共产主义世界观当作第一要务。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文艺团体、新闻机构、学校，都成了中国共产党垄断思想、垄断精神、垄断舆论的机器，都在时时刻刻塑造着青年人的灵魂。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也为当"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而自豪。 在思想和信息闭塞的条件下，中央政府利用这些垄断机器，长期灌输共产主义价值，排除和批判其它价值。这样，在无知青年的头脑中造成了一种鲜明而强烈的是非和爱憎，形成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强烈渴望。这时，如果有谁反对这种理想或者与这种理想不一致的言行出现，必定受到群起攻击。 除了社科、新闻、文艺、教育的强力灌输外意外，组织灌输更为有效。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都有一批核心人物，核心人物周围又有一批骨干分子。一层控制一层，一层效忠一层。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成百上千次的大小会议，表彰和批评，奖励与惩罚，把青年人的思想引上了单一的轨道。一切与共产党不同的看法，都被消灭在萌芽状态。当时我真诚地相信，近百年来受帝国主义欺凌的、积贫积弱的中国，通过"三面红旗"，能够进入社会主义，进而实现人类最高的理想——共产主义。为了这个崇高的理想，眼前的问题算得了什么？ 我不怀疑"三面红旗"，除了无知以外，还有一个原因，这就是整个社会的强大的政治压力，使我不敢怀疑，很多残酷事实在我眼前发生。万尚君，是比我高一届的同学，因称赞一篇批评"社会主义阵营"的长篇讲话，失去了考大学的机会。他考初中时是全县第一名，我是继他之后的第一名，所以我们很熟悉。他学习成绩优异，读书多而勤于思考，仅17岁因独立思考就失去了前程。1959年春天，有人在厕所的隔板上发现了"打到毛"三个粉笔字，惊恐万状，急忙报告学校领导，学校急忙报告公安局，公安局很快侦破，原来是一位比我高一班的同学写的，他因饥饿而不满，借此发泄。我亲眼看到他戴上手铐被投进了大狱。不停顿的革命大批判，耳闻目睹的严酷惩罚，使人们产生了一种恐惧心理。这种恐惧不是看到毒蛇猛兽的那种陡然产生。陡然消失的恐惧，而是化解在神经和血液中，成为每个人的生存本能。人们像避开炽热火焰一样而避开政治危险。 在皇权思想有深厚土壤的国度里，人们本来视中央政府的声音为权威，中国共产党利用中央政权这个"神器"，向全民灌输单一的价值。经历简单的青年人真诚地相信这些灌输，而那些有一点阅历的家长，或是对"神器"的迷信，或处于对政权的恐惧，努力防止自己的孩子出现与政府不一致的思想，总是要求自己的孩子顺从、听话。 1960年我考上了北京清华大学。一进学校，就参观清华大学反右派展览，进行忠诚教育。接着下乡劳动50多天，一方面接受劳动教育，一方面开展保卫"三面红旗"的辩论。虽然我饥肠辘辘，但不怀疑"三面红旗"。这所历来以思想开放著称的大学，却十分封闭。清华大学历来有很多名教授，但我们只是从毛泽东的著作中知道闻一多和朱自清，不知道陈寅恪，不知道吴宓。清华大学图书馆藏书很多，但我们能借到的书，除了工程技术书籍以外，只有与共产主义有关的书。清华的两位校友杨振宁和李政道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学校不仅对这件事秘而不宣，还在团干部会上吹风：这两个人思想反动，不要像他们那样走"白专"的道路。在大学期间我还是很听话，一直担任团支部书记，1964年5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当时的人们认为我们这些青年很单纯。是的，我们的"单"，是指脑子里只有舆论机器所灌输的信仰，信仰是单一的；我们的"纯"，是除了当时舆论所灌输的东西外，再没有别的东西。 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把在新政权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塑造成这个政权的忠实信徒。如果这几十年内不发生什么大事，这个政权能稳固存在，我们这一代人就终生持有这种信念。 使我认识最初发生转变的是文化大革命。文革初期，清华大学成千上万张大字报揭发出来的情况使我震惊：我多年来尊敬的老革命，生活竟如此腐败，精神境界竟如此低下!1968年8月到12月，我和同班几位同学一起到20多哦个城市"串联"，各地的大字报揭发出高官的腐败和特权。我开始不迷信权威，不迷信高官，也不迷信报纸上所说的一切。我开始怀疑中国共产党多年来向我灌输的神话。我和多数普通群众一样，是以反对高官的特权的心态参加文化大革命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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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 may fool all of the people some of the time;
you can even fool some of the people all of the time;
but you can't fool all of the people all of the time.
－－Abraham Lincol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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