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明园兽首的利益攸关方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米艾尼 | 北京报道
圆明园晏海堂十二生肖中的猪头、猴头等青铜兽首被放上展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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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战争掠夺而流失的文物才可以被索回。对于这次拍卖的兽首,我们中国人都可以这么认定,但是法国的法官恐怕不一定会有这种同情心,你必须拿证据来证明,老说‘毋庸置疑’是不行的”
那场即将在巴黎落槌的拍卖,和80多位中国律师提起的诉讼,已经紧紧纠缠在了一起。
其实,二者可能相去甚远。当然,律师刘洋并不认可这一说法。
2009年2月17日,当久旱的北京落下第一场雪的时候,这位50多岁的律师刚刚走下从北京到海口的飞机。他在电话中踌躇满志地告诉《望东方周刊》,此行是为了办护照,然后就去法国打官司。
同一天,位于北京建外大街的佳士得拍卖行北京联络处仍然继续沉默,蜂拥而至的媒体被告知采访申请将转往法国总部,这也意味着回音杳然。在牛宪峰看来,这是一种高调中的低调。
牛宪峰的身份是中华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会副总干事。这个名称拗口的公益性社团,隶属于由文化部主管的中华社会文化发展基金会。此前,它曾参与了圆明园猪首铜像的回购运作。2008年秋天,佳士得将拍卖另两个圆明园兽首铜像---兔首、鼠首的消息,就是由这家基金会首先在国内发布的。
很多人其实都忽略了事件的真正主角:78岁的皮埃尔·贝杰。在他的商业伙伴及男友伊夫.圣罗兰于2008年6月去世后,他是备受关注的这两件圆明园遗物的实际所有人。
另一个让这次事件升温的信号是,2009年2月12日,外交部发言人就佳士得公司拍卖圆明园兽首一事正式提出抗议。“这其实是我国外交部门第一次对海外流失文物表态,在我国文物史上意义相当重要。”国家文物局原副局长、中国文物保护基金学会会长马自树告诉本刊记者。
尽管公开消息一波三折,但拍卖已如箭在弦上。当2月23日、24日抑或25日的某一个时刻,在巴黎大皇宫槌声清脆之时,拍卖的结束,却也未必意味着纷扰的落幕---律师们有自己的应变之策,买卖双方或许未必落袋为安;而外流文物的身世命运以及围绕着它们的舆论漩涡,依旧会牵动人心。
律师刘洋
在黄寺大街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微微发福、嗓门洪亮的刘洋接受了本刊记者的采访。
刘洋祖籍江苏,15岁开始在乌鲁木齐的工厂上班。那时的“文学青年”刘洋曾想做诗人、作家。后来他考上了大学。1989年,刘洋跑到海南“闯荡”。“我要追求另外一种成功,我梦想着成为像李嘉诚一样远近闻名的富翁。”他曾这样对媒体说。
因为一次偶然帮朋友的公司处理房租纠纷,刘洋被聘为法律顾问。此后他便进入法律行业,并成为一名职业律师。
刘洋进入公众视线,源自2007年起诉美国收藏家讨要龙门石窟佛首的案件。此案虽然在洛阳中院立案成功,但终因没有原告不了了之。但刘洋说,为这个诉讼追索的法律课题,他足足准备了4年。
有媒体这样评价刘洋:“不像正襟危坐的律师,倒像热情健谈的商人。”
获得“中国诉讼追索海外文物第一人”称号的刘洋,后来并不像其他“公益律师”那样经常在媒体上露面。他离开了只有十几名律师的北京京剑律师事务所,转投拥有100多位注册律师,在上海、武汉、深圳和重庆设有分所的天依律师事务所,并成为合伙人。
就是在这里,他看到了圆明园兽首铜像将被拍卖的消息。“我马上放下了手头的工作,一头扎进图书馆。最后,我得出的结论是,此案可诉。”
刘洋随即开始在网上公开征集律师,组成国内律师团进行诉讼准备。
圆明园兽首诉讼面临着和龙门石窟佛首案同样的问题:原告缺位。圆明园管理处很快就拒绝了“邀请”。这时,刘洋想到了在龙门石窟佛首案中结识的牛宪峰。
瞄准流失“国宝”的基金会
牛宪峰说,他们很早就曾接触过兔首和鼠首的卖家。那还是在2003年,基金会刚刚运作了猪首回购,由澳门“赌王”何鸿向该基金会捐款85万美元,从美国收藏家手里买回了这件文物并捐献国家。
“中间人说1000万美元一只,我们买不起。”牛宪峰并不了解当时所有者的身份。但根据后来的信息,伊夫.圣罗兰此时已经拥有了这两件文物。牛宪峰也承认,在充满传奇和秘密的国际文物市场,他们经常有力不从心的感觉
成立于2002年的中华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会,由保利集团出资数百万元作为创始基金,次年便以运作猪首回购而闻名。然而,此后该基金运作的几个“国宝工程”项目均以失败告终。
钱是主要问题。这个瞄准了流失海外的“国宝”的基金会,并没有常备的大额资金,一般都在确定目标后再找买家。他们曾经看好的文物包括子龙鼎、北宋木雕观音等等,还曾经组织龙门石窟佛首的国内展览,希望借此吸引买家。
然而,他们联系到的买家要么觉得物非所值,要么没有兴趣,屡屡无果。倒是这些文物后来陆续被“国家重点珍贵文物征集专项经费”收购。
2008年10月,在了解到佳士得将拍卖兽首后,中华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就向拍卖行和兽首的所有者“皮埃尔.贝杰与伊夫.圣罗兰基金会”发去信函,希望对方终止拍卖。
“给贝杰发过中文、法文两封信,主要内容是,圆明园的事情我们要正确对待,如果不进行拍卖,可以谈其他的合作方式。”牛宪峰说,至今没有收到任何回音,以他们多年和拍卖公司接触的经验,最好的解决方法还是先让他们撤拍。“撤拍不撤拍,是一个原则问题,只要不拍卖,其他还有的商量。”
在私下沟通中,佳士得的意思表示得很明确。“他们说这是一个整体的拍卖,不能拆分,所以拒绝撤拍,我们认为这只是一个说辞。”
艺术大师和他的伙伴
此次拍卖其实是由贝杰的一个拍卖公司与佳士得合作举行的。
贝杰于1957年与圣罗兰相识,那年迪奥公司始创人克里斯蒂·迪奥病逝,仅有21岁的圣罗兰主持公司的时装发布会,结果大获成功并因此成名。
圣罗兰一生只去过英国、日本和中国,并因此对东方文化非常钟爱。在上世纪70年代事业发展最为迅速的时候,他的床头摆满了佛像、佛像图片和中国水墨画。这些文物中最珍贵的部分,都将出现在定于2月下旬举行的拍卖会中。
这700多件收藏品总估价约3亿欧元。其中受到西方收藏者关注的有:圣罗兰巴黎公寓客厅的毕加索真品,估价约3000万欧元;塞尚最大的水彩画。
据本刊记者获得的消息以及刘洋律师团的调查,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位著名的法国文物商人向圣罗兰出售了圆明园兽首,但价格并不为外人所知。
而兽首也是由他人出售给这个法国文物商人的。此前大约70年,这两只兽首的经历根本无从考究。
圣罗兰去世后,贝杰决定出售所有收藏品,用于建立一个研究艾滋病的基金。“贝杰可能很难妥协。”牛宪峰说。一直为圣罗兰经营公司的贝杰以逐利著名,“他曾经公开宣称自己是一个利益至上者。”
就在牛宪峰等人一筹莫展的时候,他接到了刘洋的电话。
谁来当原告
刘洋希望中华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作为原告的原因是,“根据法国法律,与诉讼结果具有合法利益关系的人,工作与此事有实际关联性的团体和协会以及国家检察官,这三类群体都可以作为原告进行起诉。”
不过在长时间的考虑之后,基金会还是拒绝了刘洋的要求。
基金会的担心是,这样民间自发的诉讼,其准备工作以及可以获得的资源都极其有限,一旦诉讼不成功,将对以后的法律追讨产生相当不利的影响。
2009年1月16日,律师团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声明诉讼的方式和程序。圆明园和基金会的人也到场了,这是三方第一次在同一个场合碰头。
牛宪峰是代表基金会去的,他说,自己“悄悄地进去,只是想听一听,不准备发表什么意见”。刚开始,除了一些记者,也没有人发现他。
“但是后来圆明园的人到场了,刘洋和他的同伴们一下子就激动起来,他们以为圆明园同意做原告了。”但是整个会议中圆明园方面并未发表任何意见,而且提前离席。
后来圆明园新闻发言人宗天亮以个人身份表示:“对于律师的爱国心和热情我们是支持的,也是赞同的。但是这个事情要做成一个可操作性的,不是一个炒作性的。”
在他看来,对方持有的中国文物已经几次倒手贩卖,给法律追索带来极大障碍。“我们做原告,我们告谁呢?人家的东西是买来的呢?告了又怎么样呢?”
这同样也是牛宪峰的担心,“我也多次跟刘洋说,不管是阻止他拍卖也好,是索回也罢,你应该要明确性质上的问题。只有因为战争掠夺而流失的文物才可以被索回。对于这次拍卖的兽首,我们中国人都可以这么认定,但是法国的法官恐怕不一定会有这种同情心,你必须拿证据来证明,老说‘毋庸置疑’是不行的。”
刘洋最终在博客上发帖寻找原告,一位名为爱新觉罗.州迪的老人应征而来,自称多尔衮十世孙,溥仪的堂弟。据说他家整个房子满目明黄,从地板到天花板,从书柜到橱柜,从电视机到电话机,所有的装修、家具、日用品一律选用这种象征高贵皇室血统的颜色。
州迪的出现以及后来深圳一家房地产公司40万元诉讼费的支持,让刘洋曾有峰回路转、柳暗花明的感觉。
不过在与刘洋通电话时,他告诉本刊记者,州迪做原告在身份认定上也“还有些问题”。
如果国家给我一笔钱回收文物,我肯定不会买它们
2月9日,律师团的律师函发给了佳士得和贝杰。刘洋确定了一个先礼后兵的计划。律师函中说,如果贝杰在3天之内未作出回复,就启动诉讼。
结果,第二天牛宪峰就收到消息:欧洲报纸报道说,鉴于来自中国的舆论压力,佳士得已与卖主达成协议,取消公开拍卖,改为私下交易。
牛宪峰觉得这个消息来源有些不可靠。果然,2月12日佳士得公开辟谣,将如期举行拍卖。佳士得拒绝中国律师团的理由很明确:“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两件艺术品归还给中国,我们也必须把卢浮宫内的古代埃及方尖石塔,以及无数的绘画作品都归还出去。”
刘洋却相信其中透露出一些信息,他觉得律师函“还是起到了震慑效果”。
不过一些旁观者并不这么认为。北京一家著名拍卖行的负责人告诉本刊记者,2001年7月佳士得就曾曝出丑闻,其老板弗郎索瓦.皮诺特竟然在佳士得拍卖会上竞购艺术品。
其实从猪首开始,圆明园生肖兽首铜像的价格就节节上升。牛首、猴首和虎首分别达到774.5万港币、818.5万港币、1544.475万港币。2007年的马首更达到6910万港币的创纪录价格。“查询国外有关这次拍卖会的新闻就会发现,中国参与兽首竞争的报道已经超过了对圣罗兰的关注,换句话说,兽首已经成为可能超越圣罗兰遗物的卖点。”上述负责人认为,即使兽首最后真的迫于中方压力未能拍卖,这次拍卖会在国际上引起的关注也足够高了。
而对于国内的专业文物工作者来讲,兽首本身就是“题材股”。
“如果国家给我一笔钱回收文物,我是肯定不会买它们的。”马自树对本刊记者说,他在任时分管博物馆工作,主持了大量珍贵文物的回流和收藏。
在马自树看来,兽首并不能说做工精美,原来用作报时喷泉喷嘴的它们属于大型摆放物,没有精巧的花纹。同时,这些为圆明园所造的仿西方艺术风格的作品,也不能代表中国传统艺术的特色。“总之我是不会买的。”他的说法,代表了本刊记者采访的多位国内文物界元老的态度。
其实在英法联军上报的战利品清单中,并没有圆明园兽首的记载。
根据国际战争条约,缴获战利品是战争者的合法行为,清单中没有兽首可以认为它不属于战利品之列。但另一方面,这代表着没有确切记录证明兽首是因该次战争遗失的。事实上,已经有国内学者认为,兽首在英法联军进入北京前就已经从圆明园遗失。
这些模糊和争议,是律师团必须面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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