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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晓芸天涯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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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周报评论版编辑，欢迎赐稿： timeopinion2008@gmail.com
青年人，读韩寒还是读许知远？
作者：彭晓芸 提交日期：2010-4-10 2:10:00
这一个晚上，我都在翻看许知远。许知远于2006年（我正式成为媒体人的那年）写下的困惑，今天依然困扰着我，甚至比2006年的情状更甚，只能说，这个国家在迅速下滑。
关于“我们时代的话语方式”，策划这个专题，缘起于胡泳和郭巍青老师在本报发的文章，谈谷歌谈得那么好，却不如人家重庆某报纸搞个插科打诨的恶搞文章的所谓网络影响力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时代已经出了问题了（甚至更早，跟评论部诸同事讨论“我们时代”系列的时候，就在想）。
恶搞是没有门槛的，胡泳和郭巍青谈谷歌，那是有门槛的，不是人人可以谈的。纸媒不该将自己降低为网民门槛。
恶搞的力量，是在消解直接对话的力量的，别以为权力害怕发笑，权力不怕发笑。
的确，李鸿忠才不怕全国人民发笑。签名，正面求解，竟然已经被李鸿忠接受采访时嚣张说的，“慢慢就过去”说中了。
“一个插科打诨的时代终将成为过去”，几个月前，就脱口而出的一个标题。所以，我们的专题倒是有备而来，在开始写稿才得知韩寒入选时代，这是天赐良机，但如果没有得奖，我们也照常推出这辑专题。
做完专题，夜不能寐，昨夜凌晨三点起来翻书，看到胡泳的那本《众声喧哗》，其实他早就论述得非常清楚。在第298页，关于官话，新话，以及这种恶果——犬儒主义。
“官话由于与现实生活的脱节及矛盾极为明显，成了民间公然嘲笑的对象，手机段子的流行就是明证。然而，政治与语言的这种结合对日常生活的影响并不能够小觑。奥威尔曾经精辟地指出，‘新话使我们损失的不仅仅是语言的典雅和清晰，而是把语言的混乱化作了政治控制的核心工具，使系统的统治得以合法化’。它的恶果是犬儒主义，表现为对政治的冷漠和对现实的失望和无可奈何的接受以及‘双重思想’——在表演的同时嘲笑表演，怀着轻蔑投入机会主义。”
这段论述真是太经典了！可惜我的开篇篇幅有限，且写的时候对犬儒主义这个概念一闪而过，但没敢深入再去剖析，觉得那已经不是一个短短的开篇能够承载的了，但现在很后悔，还是觉得应该在开篇点出来，我的开篇还是写得感性了，轻飘了，如果点出犬儒主义这点，可以提升一个层次。
而这期的采访，在我看来，一个成功的议题，恰恰不在于请一堆专家来验证常识，而是，我们的议程设置竟然能够让李公明和王晓渔这两位气质相似，价值观非常一致的学者，说出了不同的意见，这才是时代需要的言说方式，告诉你，你所不知道的或你所想不到的。
本期操作，更加确信了我的一个信念，纸媒评论的未来，如果说还能有多长时间的未来，我想，必然是摆脱简单自由主义的逻辑，走向一种复杂的更细微的更确切的言说方式，摆脱表态文章的简便，摆脱插科打诨的不自重，走一种有技术含量、知识含量、方法论含量的评论，否则，纸媒的评论没有必要存在，网民插科打诨比我们做得精彩。
但我们能走得多远？我的知识储备是那样地贫瘠，眼界是那样的力不从心，语言已经是那样的粗鄙，我似乎在寻找一个遥远的目标。
幸好有他们，我的同事们，我们是那样幸运地成为一个小团队，达成了一种毫无障碍的沟通和默契。他们让我觉得，无论纸媒的整体命运如何，我们可以坚守目前的言说，就是一种幸运。
深感厌倦的自我重复
By [ 许知远 ] 2006-6-26 0:06:01
我对于专栏作家这一职业从未这么厌倦过。
想起了2001年的10月，我第一次开始以这个身份工作。
是9・11激发起我最初的兴趣。2000年时，我读到了《李普曼与美国世纪》，罗纳德・斯蒂尔不无夸张的评述，令我热血沸腾。如果按照托马斯・卡莱尔的分法，有了作为诗人的英雄，作为先知的英雄，那么李普曼一定是作为专栏作家的英雄。自1931年开始写作“今日与明日”以来，他是全世界的最重要的新闻人物。在长达三十年的时间里，全球超过1000万的精英读者通过几百家的媒体的转载，来了解他对于正在变化的国际局势的看法。他开始说话时，全世界都在倾听，在20世纪50年代的日记里，他总是匆匆地写道，见到希腊首相、埃及总统，不过是泛泛之辈。美国历任新政府的驻外大使，在上任前都渴望得到他的教诲。
他傲慢，甚至有点看不起自己所从事的新闻职业。他每天早晨有条不紊的起床，从容镇定的写作、打网球、到俱乐部闲聊，他从不追踪新闻事件，他不相信什么独家新闻，认为那只是廉价的好奇心。他所依靠是他的分析能力，他有一个数学家头脑，新闻只是他恰好分析世界的手段，而不是目的。这不意味着他不犯错误，事实上，他经常犯错误，人们倾听他的声音，不是因为他的预测能力，而是他不动声色地分析事物的方法和冷静气质。他的知识眼界使他更像是个哲学家，因为他总是一边在谈论新政的弊病，以便和凯恩斯与哈耶克谈论自由主义的前途。他写作的语气，有时又像是个政治家，他从整体来看待问题，而不是局部。
李普曼从不取悦读者，他通过专栏影响美国詹姆斯・莱斯顿那样的专栏作家，然后莱斯顿又影响新闻界的高级决策人，而这些决策人则影响广播与电视，广播与电视则影响公众。在对李普曼虚妄的想象中，我过了还算认真的三年的专栏作家的生涯，然后开始深感不安。我缺乏穿透力，不能看穿复杂的现象的本质，更多的只是将它们在描述一番。更糟的是，我发现可能永远也获得不了那种影响力，李普曼生活在一个新闻媒体与政府机构共同成长的年代，公共舆论有能力影响政治决策、商业行为，后者也必须向专栏作家们提供更多的信息。在他们背后则是一个正在兴起的全球性领导国家，美国的声音得到世界的关注，人们争相阅读李普曼，是因为从中看到美国政策的可能的导向、美国精英阶层好恶。
公共舆论在中国的力量仍旧弱小，作为一个专栏作家，你所能得到信息太少，很多时候，你只能在外围猜测。即使评论国际政治，你也不能随心所欲地前往中东、白宫或是进入欧盟总部的办公室。然后，你发现精英舆论在今天的反智的中国社会中，得到的唾弃远比尊敬要多。在我们的时代，专栏作家意味着的是那种写作 800字的无关痛痒的小品的人，而不是在报纸上最重要的版面发表正在发生的社会变革的严肃看法的写作。与艺术家、诗人、电影导演一样，专栏作家是一个国家创造性的标志之一，很显然，这一点在中国是如此欠缺，这多少表明了中国社会在自我理解方面存在着巨大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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