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吴敬琏，很多人可能只知道他对自由市场和个人权利的坚守，这些年一直是老而弥坚，即使当下政府越做越大，腐败愈演愈烈，吴老也不改其志。而我感兴趣的是，1950年代，年轻的吴敬琏却是一个名声鹊起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理论阐释家，一名主动丢掉经济学丰富的风景，只愿意在斯大林和毛泽东的经济语录里辛苦背书的年轻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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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吴敬琏，很多人可能只知道他对自由市场和个人权利的坚守，这些年一直是老而弥坚，即使当下政府越做越大，腐败愈演愈烈，吴老也不改其志。而我感兴趣的是，1950年代，年轻的吴敬琏却是一个名声鹊起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理论阐释家，一名主动丢掉经济学丰富的风景，只愿意在斯大林和毛泽东的经济语录里辛苦背书的年轻学人。
今天的吴敬琏老人，当然是一个勇于忏悔的学者。他不回避当年年轻的错误，事实上他拿出自己的错误给众人看，是希望人们牢记教训。1957年，当毛泽东提出赶英超美的口号，发动全国人民大炼钢铁，吴敬琏是激动的。那个时候他参加了国家经委组织的大炼钢铁考察团，在四川涪陵，他看到人们建起了几百个炉子，火光映红了天空，他说，“开始的时候，对这种精神是非常佩服的”。而在1960年开春，吴敬琏参加理论界学习毛泽东《政治经济与读书笔记》的研讨班，他“完全被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论述所吸引”，认为经济研究工作的意义，就在于阐释毛泽东的这些经济学思想。
可以这么说，作为一名经济学家的吴敬琏，他的经济学起步，他作为一名经济学家的名望，就是从这里开始的。1960年到1964年，吴敬琏写出了他40岁之前最重要的论文，《社会主义的过渡性质》。他的结论相当清晰，“我国经济结构中私有制的参与，需要有步骤地加以消除。”而他的论述，看上去相当具有理论的深度。他试图在经典理论的叙述框架中消解所有的思想冲突和争论，他提出的“过渡理论”，甚至为毛和他的计划经济团队提供了灵活的理论工具。
不过，晚年的吴敬琏却说，那篇文章“不过是毛泽东在《政治经济学读书笔记》中提出的革命逻辑的学术性阐释”。
更加让人费解的事实是，斯文、谦和的吴敬琏不仅在理论上迎合毛的思考，他甚至加入到了对老师孙冶方的批斗之中。日后，吴敬琏直面这样的历史事实，并为此痛心疾首，“当时我和陈吉元都是积极分子，从揭发顾准、骆耕野、杨坚白的所谓历史问题入手，然后就给孙冶方加上了招降纳叛的罪名，开始揭发批斗”。
某种意义上，这应该成为中国读书人最需要思考的历史图景。为什么聪明如吴敬琏在年轻的时候会彻底丢失独立思考的能力？事实上还有更了不起的学者如顾准在当时当地也滑进左倾的激进情绪里，对私有产权大加鞭笞，对国有计划体制大唱赞歌。可以肯定地说，那一代人几乎集体跌入了计划经济的狂热中，几乎集体性陷入了对权力偶像的膜拜中。我们不能说年轻的吴敬琏短视、更不能说他盲从，吴晓波的新书《吴敬琏传》陈列了那个时代的荒谬，也再三叙述了吴敬琏的忏悔，但却没有指出内在的原因。当整整一代学人集体沦陷，对个别人的指责，对吴敬琏一个人的理解与原谅，或者说吴敬琏自己一个人的忏悔，就显得没有整体意义。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前几日，我向钱颖一教授请教这样的问题，他沿着历史的维度解释了那个时代集体性的癫狂。钱教授提醒我关注1929年蔓延全球的经济危机，当美国的股票市场崩盘，银行体系崩溃，整个30年代出现经济大箫条。失业率超过25%，以市场经济和自由企业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精神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怀疑，而美国总统胡佛的政府刺激政策，以及后来罗斯福的新政，更是强化了政府计划表面的合理性。
与此同时，作为社会主义阵营龙头的苏联，却在1928年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历史的吊诡就在这里，1928年-1937年，美国和欧洲的市场经济一片楚歌，但苏联人的计划经济却一路高歌。1929年，苏联人大规模实施的农业合作化，工业化，其增长速度是过去人类经济发展史上没有过的，人们似乎觉得一种新的，更加优越的发展模式正在诞生。
毫无疑问，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范式在这个时候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迷茫。太多的人相信苏联人找到了真理，人们以为一个乌有的美好社会即将出现，连英国人罗素、法国人罗曼罗兰、中国人胡适之也曾经短时期内认同这样的局面。但是争论还存在，以哈耶克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和以阿斯卡兰格为代表的计划经济学派展开了长达几十年的论战。争论的焦点正是计划经济是否可行这样的重大问题。
钱颖一教授的思考为我们呈现了一片历史的天空。所谓理论是苍白的，生命之树长青。经济学的理论争辩，从来都需要实践的检验。60年之后，全世界试图发展经济的国家，都放弃了计划经济，只是这样的60年，人类社会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苏联人的经济图景和国家图景因此化为乌有。
这样的历史脉络，让人思绪万千。我提醒自己，吴敬琏刚好处在这样的历史迷茫中，当市场经济面对多年的大萧条，当整个世界都在拥抱计划经济，当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面跟随苏联模式，年轻的吴敬琏，甚至包括不年轻的顾准、孙冶方、薛暮桥，他们都没有看到更加本质的经济学态势。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哈耶克，事实上哈耶克本人也理解整个时代的迷茫。1945年，他写下了一篇影响深远的文章，《社会中知识的使用》，坚定地把经济体制如何有效地使用分散在个人手中的信息作为判断好经济与坏经济的重要标准，而恰恰是个人的自由权利成为分散、利用信息的一个必要条件。沿着这样的路径，哈耶克把经济自由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和意义推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这正是哈耶克的理论勇气之所在，可惜的是，中国当年的经济学人几乎全部按照马克思的经济学路径思考，最主要的工作就是为斯大林和毛泽东的经济语录背书，他们当然看不到哈耶克的经济学世界，他们一叶障目，他们以偏概全，错过了更加周全的经济学风景。可以这样说，日后的吴敬琏之所以重新回到自由市场经济的轨道上来，正是因为他意识到了自己单一的路径依赖，他终于在一个更加开阔的地方，打开了自己的经济学世界。
这正是吴敬琏经济学人生最不可忽略的历史背景。只有在这样的背景里，我们才不会误读吴敬琏，既不过度责备吴敬琏年轻的错误，也不过度高估吴敬琏的经济学理论。如果说他年轻的错误是一种集体性的迷茫，那么他毕生的经济学成果则是在知识的分散没有最大化的局面下展开的，至少在年轻的时候，吴敬琏没有真正通过知识的分散利用为自己找到本质的经济学观点与方法。事实上，吴老自己也多次言说自己的遗憾，他分外推崇、羡慕年轻一代诸如钱颖一、陈志武等经济学家的知识体系。他知道自己的经济学建构在什么地方，知道自己力有不逮，可敬的吴敬琏先生，他终于是一个谦虚、敬畏、忏悔、德高望重、坚守真理的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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