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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中国历史（十三）：中国人不讲理，无理，无人文
——孔儒不讲理、无理，所以中国人不讲理、无理，故中国人无人文 黎 鸣
我的同胞很爱国，爱国是需要的，但必须理性地爱，而不能凭情绪去爱，我们不能抱着“敝帚自珍”的态度去爱国。就如同作为“人”的爱自己，真正会爱自己的人首先应该做到“认识自己”，既要认识到自己的长处，而又决不能把自己的短处夸大为长处，否则，那不是爱自己，而是害自己。对于爱自己的国家来说也应该抱以同样的态度，真正懂得爱国的人，首先必须以理性的态度去认识到自己的国是个什么样的国。既要看到它的长处，而同时也决不能把它的短处夸大成为长处。爱，首先必须是理性的，然后才是情感的；深深的理性不仅不会伤害情感，而是更富于深情的真爱。关于这种“爱”的理论，也适用于对于亲人的“爱”，这是后话。
我的不少同胞还在继续认为，中国只是近代“落后”，而过去的一千多年曾经遥遥领先于全世界（我发现，台湾的新儒家们普遍具有这种认识，在他们看来，中国何止先进于西方一千年，而是整整先进了两千年。对于这种高论，我非常奇怪。他们连什么叫做“先进”都不通，何谈学术？），有的人甚至把满清时期中国的GDP曾经占有全世界的大比例作为论据来证明中国曾经的强大，似乎中国今天的“落后”只不过是当今GDP的落后，而除此之外，中国人还仍旧是非常“先进”的，比如中国人的“儒学”就比西方人的“哲学”还强，至少它的“人文”就比西方人“强”。这真是天下最无知者的最愚昧、最荒唐、最可笑的“自慰”。
中国人为什么会沦落到今天这样的“无知”和“愚昧”？因为中国人两千多年来惟一只跟随孔儒，只知道“讲礼”，而从来就不知道“讲理”，也从来就不知道什么是天下人类的“理”。只有不讲任何“理”的人们才会说出上述的“中国人的‘人文’比西方人‘强’”的愚蠢的话来。
中国人有什么“人文”？中国人有“人文”吗？“人文”最起码的前提是什么？是“人人平等”的最基本的“伦理”，是人人都允许讲理，并且人人都能讲理。如果没有任何关于人的“理”，何来关于人的“文”。中国人在孔丘及其儒家的意识形态之中从来就只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永远不平等的“礼”，而根本就没有任何“理”，而且中国人根本就不允许讲理，也无处讲理。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之中，老百姓的命运常常是“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官府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有权、有钱，就是有理”，甚至到了今天还仍旧有“权比法大”的说法。什么是“法”？“法”是“理”的实现。不讲“法”，实质上即是不讲理。上述种种，其实是“不讲理”民族的必然悲惨的结局。事实上，长期以来中国人不仅不讲理，而且更造成了中国人，根本就不具备人类应该共同具有的任何“理”。这是一个多么让人感到可悲、可叹，而同时又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民族！
人类应该共同具有一些什么“理”？我来告诉我亲爱的同胞。人类总共应该具有三种“理”：“物理”、“伦理”、“生理和心理”（我把生理和心理暂时合为一理，其中的原因以后再谈）。“物理”是自然之理；“伦理”是社会之理；“生理和心理”是生命和精神之理。然而孔丘及其儒家根本就不讲任何一个“理”。宋代儒家讲“天理”，却又讲“理即礼也”，终于还是完全“无理”。孔丘及其儒家不讲“物理”、不讲“生理和心理”，这是很显然的，但中国人依然把孔丘当作是中国人的最伟大的“伦理学”家，道德家，甚至直到今天还依旧认为孔丘是中国人道德伦理的最伟大的“奠基人”，这真是无知到了可怕的极点。
“物理”的基础是（物质、质量、能量、动量、动量矩等的）守恒（衡）；“伦理”的基础是（社会、人人、人性、人格等的）平等和平衡；“生理”和“心理”的基础是（生命、基因、密码、人心、人信、人知、人爱等的）全面和全息的均衡。守恒（衡）为“道生一”；平等和平衡是“一生二”；均衡是“二生三，三生万物”。很显然，这些“理”在老子的《道德经》之中早就已经开始涉及到了，然而孔丘及其儒家惟一只知道统治者们人为捏造的“礼”，也是由孔丘的“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所一直维护的“礼”。心中有“礼”的孔儒以及被孔儒完全蛊惑的中国人，永远都不知道什么是“理”，更产生不了“理”，也根本就不知道天下本来就应该有什么“理”，中国人的“天下”不仅无“物理”，无“生理和心理”，也同样没有正当的“伦理”。不知道“人人平等”真理的中国人永远都不可能知道和懂得作为人类“社会基础”的“伦理”。中国人把孔丘当作自己的道德、伦理的奠基人，事实上是彻底地瞎了眼，是彻底地让自己蠢了，是彻底地让自己永远都不知道，宇宙、自然、社会、精神等等均应该有什么“理”，而人最重要的一系列后天形成的“能力”，就是应该学会“认理”、“信理”、“讲理”，学会发现“理”、发明“理”、创造“理”，这才是全人类真正“人文”的最重要的基石。如果没有了这所有的一切，何来“人文”和“人文主义”？
没有“讲理”能力的人，实际上还依旧是一只崇尚暴力的“野兽”，至多是一只仅具有昆虫社会性的“蜜蜂”或“蚂蚁”。中国人两千多年来跟随孔丘及其儒家的意识形态，事实上即是让自己完全变成了仅仅具有昆虫社会性的“蜜蜂人”和“蚂蚁人”，或甚至是连一点点“社会性”也不具备的“野兽”，从而完全让自己丧失了“人”的最起码的“人文”，因为“人文”最重要的基石即是必须“讲理”。
不会“讲理”的中国人，我亲爱的同胞们啊，你们还盼望从孔丘及其儒家那里找到“人文”么？找到“伦理”么？甚至还幻想孔丘的“人文”能够高于西方人的“神文”或甚至高于他们的“哲文”么？你们是何其愚也！中国人惟一可能拥有的希望，就只能是坚决从孔丘及其儒家的长期以来的蛊惑和蒙蔽之中解放出来，彻底回归伏羲、老子、墨子的“人学”，并以老子《道德经》中的全息逻辑规律改造西方近代的哲学，建立起中国人全新的《人学》。只有这种全新《人学》的创造才有可能让今后中国人的“人文”真正有可能高于西方人的“神文”，以及他们现有的哲学的“哲文”，并从而形成全人类的新的《人学》的《人文》。而这正就是我的工作的目标，我多么希望能够获得我亲爱的同胞们的理解。（2010,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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