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學了個乖：花錢買安定不如还權于民
編者按：這是何清涟爲美國之音撰写的评論文章。這篇特约评論不代表美國之音的觀點。轉載者請注明来自美國之音或者voa。
中國政府也許應該思考：與其花錢買稳定，不如將權利还給人民。在形成國民的凝聚力上，尊重權利比面包契约更重要。 蘇格兰公投，中國人從中得到不少啓發：蘇格兰人選擇留在英國的原因，是英國對他們自決權的尊重。有條微博说明了國人的感悟："蘇格兰公投，让我們見识了什么是君子之爭，一邊没有恫吓與鎮压，一邊也没有上街砍人；我們也看到了民主制度的强大力量，一切政見的分歧最终都由人民做出裁決。與其说是利益或親情的紐帶留住了蘇格兰，不如说是對民主制度的共同信仰……"
財政轉移支付：花錢買稳定的制度設計
蘇格兰獨立运動的號召者实行動员的理由当中，当然有利益，比如税收的自主權，獨享蘇格兰的石油利益让蘇格兰人更富裕，等等；但參加者大多數不是經濟學家，也非財政税收專家，他們從英國三大党今年9月15日聯署的承诺書中中，與其说看到了利益，还不如说看到了尊重與挽留的誠意。
至今爲止，中國政府在處理政府與人民的關系上，还未脫離花錢買稳定的思路。一些地方督撫级大员總結的經驗是：凡能夠用人民幣擺平的矛盾就是人民內部矛盾。但如果以爲這一思路只是最近十多年發明的，那是因爲不了解中國財政制度中的財政轉移支付的政治邏輯了。
關于財政轉移支付的政治邏輯是：政治家通常利用轉移支付犒賞自己的支持者或是"收買"那些易受誘惑而支持他們的人。在中國的邊疆地區，中共政府几乎從建政開始，就实行了這一制度；特別是当分離势力崛起，國家统一受到威胁之时，在受到威胁的地方，中央政府向該地區政府的財政轉移支付就成爲抑制分離的重要手段。
財政轉移支付並非中國獨有，民主國家與專制國家都实行，但作爲一種制度资本，中央集權制度的國家使用频率與使用范圍比民主國家既多且廣。2006年的十六屆五中全會的重要成果據说是形成了"財政轉移支付之道"，8年過去，我們可以看看不斷增加財政轉移支付，即花錢買安定，究竟換来了安定没有。
殘酷的現实：花錢買不来安定
由于是花錢購買支持，財政轉移支付的政治邏輯必然引致以下結果：越不稳定的地區，財政轉移支付越高；地方政府也會以此爲由，要求增加財政轉移支付的額度。同是少數民族地區，內部安定的廣西、云南的財政轉移支付相對少得多，富裕的新疆從中央政府拿到的財政轉移支付與其相比就高得多。今年8月29日，《南方周末》發表了《【新疆這五年】公共安全，新疆要花多少錢》一文，指出，新疆高達3000多億的年財政支出中，中央財政轉移支付高達60%以上。但這在西北五省中並非孤例，2008年至今，中央轉移支付在西藏財政支出中的比重一直在90%以上；青海則在70%-80%之間。這篇文章还指出一件令人不安的事实：即新疆與西藏地區用于公共安全支出的開支（即俗稱"維稳經費"）越来越大。以新疆喀什爲例，在東突势力較盛的喀什地區本级財政中，每花100元錢，就有约13元用在"公共安全"上。
這充分说明，花錢買不来稳定。在這一策略实施初期，可能有效；過了臨界點，邊際效益下降，趨近于無，最後成了"落雨背稻草，越背越重"的局面。因此，中國政府实在有必要研究花錢買安定的策略的轉變了。
中央與地方：建立分级責任政治
中國政府的政治思維是全國一盤棋，對所辖國土采取三種治理方式，內地是中央-省-市（縣）-鄉四级垂直的直接统治；港澳劃爲一類，一國两制；新疆西藏等地則納入"自治"范疇，各有一套少數民族政策。港澳經濟與財政完整獨立，政治上香港雖有要求普選權的占中运動等，但並無獨立要求。抑制化解西藏與新疆的離心離德，已經成爲中央政府目前面臨的最大難題，中央財政轉移支付這種制度成本的代價盡管越来越昂貴，中央政府却不得不繼續付帐單。原因無它，國家统一，在中國的政治文化当中，占有無可质疑、至高無上的重要性。二十四史评價中國曆史上有名的君王时，創建或者維護了中國的统一，就是一條相当重要的评判標准。正是在這種强大的政治意念支配下，盡管曆史上中國分分合合不知凡几，最後總會走向统一。出于這種政治文化慣性，没有一屆中共領導人愿意承擔让國土分裂這種几乎不被原諒的罪名。
新疆和西藏的"分裂活動"（這两個少數民族及一些國際ngo將其稱之爲"民族獨立"或"民族自治"的要求），對北京形成了不容忽視的挑战。爲了让少數民族确信，與中央政府合作比分裂出去對他們的發展更有利，中央政府越来越多地借助于財政轉移支付，希望通過利益羁絆来平抑民族或宗教獨立情緒。結果是：財政轉移支付這根胡蘿蔔越来越大，大棒也變得越来越粗，最後，胡蘿蔔的安撫效用完全消失，少數民族只感覺到大棒敲擊的痛楚，積累的怨恨日甚一日。
在財政轉移支付政治效用几乎失靈的情況下，必須寻找更好的治理方式。也許，让各省自治（包括让少數民族地區自治），財政上中央與地方实行赵紫陽时期的"分竈吃飯"，是比較好的方式。中央政府不再充当全能政府，除外交、軍事等權力之外，治權下放給各省區，允許地方居民自選市縣一级行政首長及人大代表。各省區的战略性礦産资源，中央可通過國家贖買的方式購買控制權與開采權，其余普通资源則交由地方自主開發。從中央政府来说，容忍地區間經濟社會發展的不平衡，變全國一盤棋的统一爲包容差異，让各省區自我發展、自我平衡、自我負責，雖然在短期內會帶来一些困難，但會減少落後地區對中央財政的高度依赖，让地區政府建立起相應的責任機制。落後省份通過完全的自治，會慢慢明白，管理也是一種生産力，從而得以提高自治能力。少數民族地區在高度自治之後，自己對自己負責，可結束民族間的怪罪游戏。這對落後省份與少數民族地區是種解放，對中央政府與發達省份来说，則是一種解脫。
在上述地區中，西藏新疆地區與中央政府的矛盾中牽纏着民族矛盾，解決起来難度會相当大，西藏尚有達赖喇嘛做爲谈判對象，也有條"中間路線"作爲谈判基礎，新疆除了缺乏這些條件之外，还有數百萬漢族居民如何與維族人和平共處的问題。這些问題的最终解決，不能依赖中央政府的大棒與維族極端势力的暴力襲擊，得互相以包容的心態慢慢化解對立。這個過程，既需要伊力哈木這種維族知识者參與，更需要中國政府容得下伊力哈木。
蘇格兰獨立运動與英國政府的雙贏（前者表達了訴求，後者對蘇格兰地區公民自決權充分尊重），對花錢買安定的中國特色策略是個諷刺，也是個啓發。放棄一党專制，邁進民主政治，無疑是中國今後應該努力的方向。在中共尚未准備放棄执政權之前，至少可考慮改變單純依赖胡蘿蔔和大棒的治國方略，通過逐步还權于民，如此才能使中國社會以震荡最小的方式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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