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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a 牛博山寨头条 by 信力建 on 8/2/09
社会学中有所谓"恶法也比无法好",意思是一个社会的法律虽然漏洞百出有失公平,但这样的法律多少让老百姓有法可依而不至于手足无措左右为难。可是,一个社会如果根本没有了大家认同的法律,则这个社会离崩溃就不远了——谁都知道:无法就会无天!我们是不是也可以仿此说:恶政比无政好——换言之,任何政府的存在都比无政府状态好呢?近处的例子是伊拉克。萨达姆政权不用说是暴政,但在他统治之下,国家起码保持了基本的有序安宁。2003年3月20日,美国发动了伊拉克战争。4月9日,巴格达陷落,萨达姆政权被推翻。5月1日,布什宣布,伊拉克战争主要战事结束。然而,伊拉克的乱象却让全世界跌破眼镜:首先是劫匪横行,打砸抢成风。萨达姆政权统治时期,由于萨达姆实行高压政策和铁腕统治,伊拉克犯罪率极低。萨达姆政权被推翻后,庞大的警察系统突然解体,权力出现真空,司法体系瘫痪。这种无政府状态给了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据美国负责伊拉克重建事务办公室前负责人加纳中将说,在萨达姆政权倒台后短短几天内,原伊政府21个部委中17个被抢劫一空,巴格达60个警察局绝大部分也被抢个精光。犯罪分子使用唾手可得的各种武器在光天化日之下为非作歹,他们哄抢银行、洗劫商店、盗抢汽车、绑架人质、拐卖妇女,可以说是无恶不作。美军的姑息纵容,更让他们肆无忌惮,变本加厉。据报道,在今天的巴格达,每天平均丢失70辆轿车,许多妇女因惧怕劫匪,整天躲在家中,既不敢去上学,也不敢去找工作。战后的伊拉克已成为犯罪分子的天堂,人民无安全感可言。 其次是恶性恐怖事件接连不断,恐怖势力日趋猖獗。战争结束后,不少国际恐怖分子趁乱混入伊境内,屡屡制造恐怖事件,伤及无辜百姓。8月7日,约旦驻伊拉克大使馆遇袭,造成17人死亡,42人受伤;8月19日,联合国驻伊拉克办事总部所在地运河饭店遭到汽车炸弹袭击,死亡23人,100多人受伤,联合国秘书长驻伊拉克特别代表德梅洛也在爆炸中以身殉职,这是联合国成立以来其派出机构遭受恐怖袭击最严重的一次;8月29日,伊什叶派穆斯林的朝圣地纳杰夫清真寺再一次成为恐怖分子袭击的主要目标,125人死亡,伊拉克重要的什叶派穆斯林组织"伊拉克伊斯兰革命最高委员会"领袖哈基姆也不幸遇难。一个月还不到,竟有三次大规模的恐怖事件,而且爆炸的杀伤力更是一次比一次猛烈。伊拉克人民刚刚走出战争的硝烟,又陷入恐怖主义的阴影。这深刻说明,在萨达姆几十年的"全能主义统治"下,伊拉克的"市民社会"支离破碎,一旦政府崩溃,社会自然严重失序,处于混乱不堪的"无政府"状态。
远一点的例子,比如安哥拉。7年前,准确地说是2002年4月4日,非洲现代史上最旷日持久的内战终于结束了。这场战争始于1961年,起因是安哥拉多各武装组织发起了驱逐葡萄牙殖民统治者的战争,1975年,安哥拉宣布独立——这本来是一桩好事,然而,殖民者的撤离,却为这个国家留下可巨大的权力真空,于是,一场反对殖民统治的战争演变为东西方阵营间的代理人之战,战火继续在安哥拉蔓延。自1975年安哥拉宣布独立以来,安哥拉解放人民运动接管了首都罗安达的政权,直到今天该组织依旧掌控着国家的命运。第二个组织,"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最初获得中国的支持.在安哥拉获得独立之后,该组织首领萨文比改变了自己的阵线。他借助南非和美国的帮助反对共产主义在南非的传播。在其后的数年中,安哥拉成为东西方两大阵营代理人之战的战场之一。五万来自古巴的士兵与执政党安哥拉解放人民运动一道参加战斗。而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则依赖于南非种族隔离政权军队的帮助。在上一世纪90年代,安哥拉解放人民运动领导的政府利用新发现的油田,向国外出口石油,获得必要的经费,而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则出售在该国开采的钻石。这两个敌对党派以此扩充自己的军备,使战火持续蔓延。这场因权力真空导致的内战使得安哥拉饱受战乱之苦长达42年之久,每二十个安哥拉居民中就有一人逃往国外,近一半居民为躲避战乱逃往国内其他地区。
再比如印巴分治导致的印巴冲突。18世纪中叶,印度次大陆开始沦为英国的殖民地。二战结束后,印度次大陆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获得独立。1947年6月,英国最后一任驻印度总督蒙巴顿提出了把印度分为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自治领的"蒙巴顿方案"。然而,就是因为英国势力从印度的撤离,导致这一地区出现权力真空,以至印、巴双方冲突不断,民众流离失所。两个自治领的教徒按照宗教寻找归宿,数百万人成为难民。在难民迁徙过程中,又有不少人客死他乡。分治还带来了大规模的难民迁徙在1947年末达到高潮,仅旁遮普一地就有500万难民流动。在分治后的13个月中,约有1500万难民越过新的边界线,彼此迁移到对方境内。有人计算过,若把这些难民排成长队,可从印度的加尔各答市排到美国的纽约!经过几周的跋涉,许多难民死于酷暑、饥饿和"敌人"的袭击。当旁遮普准备分治时,穆盟展开了加入巴基斯坦的宣传,而锡克教徒的阿卡里党则展开了反对加入巴基斯坦的宣传。结果以穆斯林为一方,锡克教徒和印度教为另一方,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据目击者描述,在旁遮普经历了人类文明史上罕见的恐怖。原本繁华的拉合尔城在顷刻之间几乎成了荒凉的坟地。居住在这里的30万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死的死,逃的逃,最后只剩下5000人。火车站也变成了厮杀的战场,许多人在此丧生。据官方统计,仅在印、巴两国独立后的最初几个星期内,就有50万人死于仇杀。在整个印巴分治期间,约有100-200万人被夺去了生命。时至今日,印度和巴基斯坦的人们,一提到那些腥风血雨的日子,还不寒而栗。
解决这种因为出现权力真空而整个河决鱼烂的濒于毁灭的问题,有两个思路:一方面,当然是反对无政府主义,承认恶政好过无政。与此同时,政府也应该以民生为重,厉行改革——让改革远远走在革命前面,不为革命赶上扑到(参见作者《被革命扑到的改革》一文)。另一方面,还应该在政府之外培育发展市民社会,为整个国家的稳定提供缓冲的中间带。
这一点,我们可以以中国近代史为例。从辛亥革命到20年代的军阀混战,中国政治混乱不堪,"你方唱罢我登场",各地的"城头"不断地"变幻大王旗",这种像走马灯一样令人应接不暇的权力更替不断产生"权力真空",极易引起类似今日巴格达般的混乱,但当时的中国社会却相对稳定得多,而诸如抢劫之类,更多地是散兵游勇或败军在撤退之前所为,大规模市民哄抢很少发生。原因何在?就在于当时中国有一个相当发达的市民社会存在。中国传统即有很强大的非政府的民间社会,如会馆、宗族祠堂、行会等。而且,对县以下的地方政府并不直接管理,而是由地方士绅阶层进行管理。虽然中国传统的民间社会大都不是开放的,主要是对"内部人"开放,具有地域性或血缘性,以"家长式"管理为主,具有"私"的性质而缺乏公共性,且仍受皇权管制,但毕竟为传统民间社会向现代市民社会的转变打下了基础。从戊戌维新运动起,士大夫开始组织各种会社,开始了传统民间社会向现代市民社会的转型。清末新政时,各地更是涌起纷纷成立现代型商会的热潮,商会在全国迅速发展,不少商会还有自己的武装。同时,许多地方绅商强烈要求地方自治,在这种压力下,清政府于1909年初颁布了《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规定各地城、镇、乡必须设立自治公所,推行地方自治。在这一阶段,中国的市民社会迅速发展。所以,1911年辛亥革命的爆发使统治中国二百余年的大清王朝轰然坍塌,在这种权力交替的巨变之中,中国社会却是相对安定,各地治安基本能够维持。如武汉新军起义的当晚,汉口商务总会就与革命军议定了"各商家一律开市"、"所有台票、洋钱票仍照常通行"、"各段保安会派员巡街"、"各团体操员,任其领枪械巡街"等协议。商会领导人一再向军政府表示:"愿负责协助"安抚秩序,并随即"召集各行帮代表组织商团,协助军队,巡缉匪徒,保卫治安。"上海商务总会在上海光复的当天就担起了维护市面和社会治安的责任,商团巡逻街道、接收车站等交通要道,守卫包括衙署和监狱在内的各重要部门。几天后,以绅商为主体的城自治公所就接管了地方行政事务,积极维持社会秩序。这些,都使"大上海"在剧变之中市面非常安定。历史事实证明,在这种"社会"与"国家"保持一定距离而不是重叠的结构中,不论"政治"如何风云变幻,社会依旧相对稳定。相反,在"社会"与"国家"高度重合的结构中,"政治"的任何风吹草动立即就会引发社会的动荡不安。所以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确实至关重要。
社会与国家的分离并不意味着二者的对立,而更可能是一种互补。社会成为公民和国家间的中介,在许多方面,国家通过社会对公民进行管理;同时,社会保护公民的利益不受国家的不正当侵犯,公民的利益诉求可以通过社会这种渠道合法、平稳地表达,而不会也不必通过过激的方式表达。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可以填补权力真空,是稳定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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