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第一是教育精神的常识
摘要:虽然就具体内容上说，从孔子后中国教育思想有演变过程，但人格养成第一，知识学问第二，始终是一贯的。
人格第一是教育精神的常识
顾则徐
最近全国各个大学相继开学，在开学典礼上校长们自然要讲一下话，强调一下大学精神和对学生的期待。有媒体专门综合上海地区各大学校长的讲话进行报道，发现“与往年大学校长的言语诙谐不同，今年，校长们不约而同从常识和经典谈起，和学生聊聊‘大学是什么’以及在大学里他们不希望看到同学们成为什么样的人”。
从经典谈起，自然就需要引用，校长们一般都引用蔡元培的话，比如“大学教育者养成人格之视野，是仅仅为灌输知识、练习技能之作用，而不灌之以理想，则是机械制教育，非所以施以人”。这似乎已经成为今天阐述大学精神时候的惯例，如果有所突破，在中国一般也只是引用蔡元培之后他的继承者们的一些话。这是十分局限的，只能证明“经典”，而不能证明“常识”。大学精神，本质上就是教育精神，局限在蔡元培之后，似乎教育精神只是在蔡元培之后才形成；既然蔡元培之后才形成教育精神，就难以说是常识。事实上仅从中国言，蔡元培之前中国就有悠久的教育史，教育精神自古有之。
所谓教育精神，在中国奠基于孔子。一部《论语》，处处体现了孔子的教育精神，这种精神就是人格与学问，就是内圣而外王。唐朝的韩愈从教师角度对儒家教育精神进行了总结：传道，授业，解惑。传道就是育人，包括人格与学问两个方面，这是整个教育活动的灵魂，其次才是授业，解惑则是教学方法。中国古代由于科举制度的兴起，通过接受教育获取功名——授业——潮流化，使得教育精神受到损害。但即使有科举制度，传道始终还是中国古代教育的灵魂。梁启超认为，科举制度最大的问题不在于它是取士制度，而在于它跟学校分割开来，没有以学校制度为基础。但正因为科举本身不是教育，所以科举的功利性并不能取代教育的精神，而只是干扰、限制教育精神的发扬。
中国教育思想最重要的转折是康有为，集中体现在他的《长兴学记》中。康有为把他的教育思想概括为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及切于人事，便于经世。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都是做人的原则，是教育的核心，游于艺及切于人事，便于经世，则是指学习具体的知识和技能。康有为是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的集大成，同时又为现代教育打开了天窗，引进了新鲜的阳光。梁启超制定的《湖南时务学堂学约》则是又一个经典文本，他把教育确定为立志、养心、治身、读书、穷理、学文、乐群、摄生、经世、传教十项原则，形式上似乎还很传统，但包涵了远比康有为丰富的教育思想，更具有开放性，读书只是排在第四位，摄生是通过教育以利于个人人生，排在了经世之前。北京大学前身京师大学堂开办时候的章程，是梁启超起草的，他开宗明义即规定“造就通才为全学之纲领”，而所谓通才的主旨则是“激发忠爱，开通智慧，振兴实业”，其本质实际就是人格、学问、经世致用。
以上可见，虽然就具体内容上说，从孔子后中国教育思想有演变过程，但人格养成第一，知识学问第二，始终是一贯的。梁启超在《京师大学堂章程》第二条特别指出：“中国圣经垂训以伦常道德为先，外国学堂于知育、体育之外尤重德育，中外立教本有相同之理。”也即古今中外的教育精神，本质上都是一致的。正因为这种教育精神并不是从蔡元培开始才有，所以，就不仅是经典，更是常识。梁启超说：“教育是什么？教育是：教人学做人——学做现代人。”但是，还在上世纪20年代时，中国教育就开始出现急功近利的病症，梁启超批评大学堕落为了贩卖知识的店铺。当然，贩卖知识比贩卖文凭还是好很多的。
2012/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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