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记者为何少见挨打？
老彭是我结识多年的好友，长着一副娃娃脸，永远是一副笑眯眯的样子。供职台湾媒体界多年的他，虽早已年过不惑，依然喜欢以开口便自称小弟我，即便在以服 务恶劣著称的北京城餐馆里，为《中国时报》驻京多年的他也好像永远不会生气，只是会照旧笑眯眯的用极其客套而欧化的句式来搭讪，比如“小姐，如果你不介意 的话，我不反对你帮我们换个烟灰缸”之类。
我喜欢这个貌似温柔敦厚，实则酒量极宏，做事又极其敬业的海峡对岸同行，有机会就喜欢逮住他乱扯。前段和他说起俺们这边记者挨打的故事。想起刚发生的一件事情，《小康》杂志一位记者，在我故乡长沙和城管发生身体碰撞，此事曾闹得沸沸扬扬，至今风波未平。
我说这类事情在俺们这边乃司空见惯寻常事，他连连点头，说了解了解，他们港澳记者每年两会时也多半有所领教。我好奇心起，顺势问他，台湾的情况如何，记者是否也会常常遭遇暴力袭击。
他连连摇头，说这二三十年来纯粹为了阻止采访而发生的暴力冲突，几乎没听说过。在解嚴前，台灣媒體除了被國民黨恐嚇或是“指導”之外，其權威性是沒人敢挑戰的，所以，幾乎沒聽說過記者被恐嚇或挨打，特别是在在台北市或台中、高雄、台南之類的城市。
至于解严后，首先全社会很快就确立了媒体公器的共同理念。其次台灣社会习惯会比較站在對方的角度理解對方，尤其是媒體圈跟官員圈，如果真的要開戰，那就是報上見了。
我又问他，这么说，台湾是从无人敢挑战记者作为威权组成部分的戒严前，直接过渡到第四权力共同理念下的解严后，有没有出现记者被暴力袭击的混乱时段？他肯定说几乎没有。我问他如何解释大陆目前这么多记者遇阻和挨打的事情，而台湾很少呢？
老彭说，这里的差别主要是媒体环境和观念的问题，其次一个重要原因台灣沒有假記者的問題。大陸有些假記者帶著正常媒體的身分，所以有些受訪對象根本不知 道這些記者是不是正牌記者，對記者的公信力就會存疑。所以一般來說 台灣的很多人即使不喜欢記者，但是記者的公信力也不會是大問題。
我解释大陆的假记者很大程度是管制的结果，因而也成了恶势力与某些采访对象阻止与攻击记者的主要借口。问题是，即便高层和政府对记者很客气，那么记者如何对付这些黑势力呢？
他毫不犹豫的说：報警！如果是記者被打，一般來說警察都會列為重要案件處理。除非是記者跟黑道有利益衝突或利益糾葛，否則警察不敢不管。因為真會搞到記者被黑道打，一般來說就是記者跟黑道有利益掛勾或利益衝突等私人关系。
我说，看来在这种情况下，你们的做法主要就是把这个记者和流氓的冲突，转化为记者和警察的冲突了。
老彭说，是啊，所以在台灣新聞圈裡有句話：“流氓怕警察，警察怕官員，官員怕立委，立委怕記者，記者怕流氓。”
说到警察，大家都情不自禁的回想起去年奥运期间那家港媒记者和安保机构的冲突。我又问他，台湾的同行们是否会和警察发生冲突？
他马上在MSN上发来一句话：“台灣的警察，誰敢打記者!!!!!!!!!!!!!!”
老彭在这句话后面一连加了13个惊叹号，我吓了一跳，可以想象电脑面前他的娃娃脸上一定眼睛瞪得圆圆的。于是我问他，你预测一下，打了会怎么样？
“打了，第一記者立刻告警察傷害罪。第二，警察的頭子肯定立刻處份打記者的警察，當然除非是記者本身有問題。”
“第三，如果是中央政府官員的隨扈打記者，那更可能會是首長出面道歉。慘一點的，政府官員會被立委炮轰，要求下台。以前好像就出過，總統隨扈因為對記者的動作太過粗魯，而被媒體跟立委群體轟之。”
他回忆多年以前自己的一次经历，那时國民黨的中常會每周三上午在中廣舉行，有次他因為趕時間阻擋了当时总统的車隊，被隨護粗手欄下，对方也是随即道歉。
老彭说，他当时还是在一家名叫民众日报的小报社，听说在长沙挨打那个记者供职的单位有新华社的背景，他很好奇的问，那后来怎么样了？
我说这位被打的同行可能属于新华社编外记者，所以他后来采取了一种非常规的方式，在网上给省委书记写了封公开信要求公正处理。这也是没办法，权力体制内，只能通过权力来解决权力和获取权利。
彭君大奇，说怎么可能呢？记者給省主席寫公開信，在台灣是不太可能發生的。台灣的記者不可能要求省主席幫忙處理被打事件，而是直接开干省主席把治安搞得那麼糟糕！
南都周刊记者生涯专栏
刘洪波：权力的理性正在自我肢解
中央电台记者到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通河县采访受到跟踪，不得已拨打哈尔滨市公安110报案寻求人身安全保护。4月24日中国广播网的消息再次令人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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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09-5-3 通过 牛博山寨头条 作者：(author unknown)
刘洪波：权力的理性正在自我肢解
中央电台记者到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通河县采访受到跟踪，不得已拨打哈尔滨市公安110报案寻求人身安全保护。4月24日中国广播网的消息再次令人震惊。
4月7日，中央电台播发《贪官变大地主农民耕地被抢反倒要蹲大狱》的新闻调查。我曾发表评论，说农民们正在遭受无力招架的掠夺，官员不仅纵容变身为“企业家”的流氓地痞对农民的剥夺，而且自身也走到台前，要变身为大地主，为子孙开辟享用无尽的财源，掠食者正在疯狂。
4月24日中广网播发的新闻，使人再次看到这种权力主导的剥夺行为，已经疯狂到了怎样的程度。新华社也编发了《国内动态清样》，中央电台发表了内参，中央政治局常委、黑龙江省委、哈尔滨市委、国土资源部等都很重视。
但就是在这种“高度重视”的情况下，不仅农民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通河县抢占了农民土地的人仍然带着“铁哥们”和警察，武力威胁农民不得种地，而且记者也开始陷入了真实的恐惧之中。
4月12日，新华社记者在通河采访，当晚通河县全城警察秘密行动，宣布“今晚抓记者和上访农民”。此后，中央电台记者在通河采访，所到之处都有警车紧随并发生了盘查记者事件。4月23日记者的车被另一辆车紧咬，向哈尔滨市公安110请求保护。农民向中央电台记者反映，自从去年记者介入此事采访后，通河县去年8月中旬和今年4月20日，发生了两起莫名其妙的交通事故，两名相关知情人非正常死亡。
一直以来，我们已经习惯于听到 “高度重视”之下，地方权力的非法作为立即停止，底层反映的问题迅速出现转机。一直以来，我们已经习惯于听到“中央级新闻单位”的公开报道能够左右地方权力的行为，使之至少暂时地、表面地略有收束。但是，从通河县发生的一切，我们看到了类似于传统政治中“天高皇帝远”的状态。高层官员的重视，新闻媒体的监督，所带来的不是地方权力的震恐，而是失心疯式的反扑。
一直以来，我对媒体分享政治权力不以为然，我也不认为问题总是需要“高层重视”才可以得到解决是一种可资骄傲的模式。然而，我也知道，人们多少还是寄望于青天和有权力感的媒体，因为这既是他们一种可能的寄托，也是他们在现实中的一种必然。确实，在现实体制下，如果高层重视和媒体强力干预，都不足以解决问题，那么人们岂不是连一点点希望都无所产生了吗？
但是，现实在下行线上的发展正是这样。通河县的行为戳穿了一种神话，在维护地方权力者的巨大利益之时，高层重视和媒体监督都不再直接起作用了，地方的权力体系开始围绕自我满足与自我保护而运转，某种程度上，这类似于一种“独立王国”，具有极大的危险。通河县的行为，显然行驶在危险的轨道上，以至于它对更大的权力不再配合，对某种程度上代表着“高层权力”的中央媒体采取恐吓、跟踪的手段。
当权力不是直接受之于民时，其运行的原则必然是权力服务和服务于更大的权力。但在“天高皇帝远”的情况下，权力尤其被用于保护权力者的私利。唯其权力的架构在于自上而下，从而使得远在天边的“皇帝”可能鞭长莫及，因此每一个地方都可以类似于“小皇帝”和“小朝廷”。对这些权力来说，它只要把“顶头上司”照顾周到，与之有某种共同的“难言之隐”就可以了。或者，当权力者认为所有的权力都不过是在谋取自身利益时，他将不相信权力还有“公义”的成分，从而内心里失去对更高权力的信从。
不由民众授予的权力，在自我生成、生生不息的运转中，必然地走上了效力废弛的道路，它通过不断的自我谋利而肢解了自己的理性，也瓦解了自己基本的效力。寄希望于权力系统自身再铸雄风，是现实的吗？通河县的回答就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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