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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5月25日 转载)
凌沧洲等中国学者律师为邓玉娇人权自由集体呐喊
--关注邓玉娇案及网络民意研讨会记录
2009年5月24日，关注邓玉娇案及网络民意研讨会在德先生研究所召开，德先生研究所负责人张辉简单地做了一个开场白，北京学者、资深媒体人凌沧洲阐述了此次会议的主旨。德国之声电视台人员进行了现场录像。下面就是此次与会人员的发言。
东南大学法学教授张赞宁：
这个案件让我想到了孙志刚案件，孙志刚案件当时不是第一个类似案件，官方说道，他之前有460多个。那么邓玉娇案也不是第一个，我想也不是最后一个。我们维权，维护每个公民的合法权益。也就是维护我们自己的权益。如果邓玉娇的权益不维护，那么下一个就有可能是我们了。
"解放"六十年来，我们每天都在接受愚民教育，我们的口号叫的很好，什么"科学发展观"、什么"三个代表"、
什么"为人民服务"等等，但是碰到具体问题，他说我不是为你个人服务，我是为人民服务。比如随意地拆迁居民的房子，他说这是为了城市的建设。我们追求的是公平公正，现在之所以有这么多人关注邓玉娇这个案件，就是因为我们不信任政府。为什么不信任呢？比如地方政府在这个案件上，一开始说是"按到"，后来又说是"推到"；一开始说是"修脚刀"，后来又说是"水果刀"，又说没有强奸等等，还把邓玉娇当做精神病人关起来了。我认为这个案件关键不是邓玉娇有罪无罪，而是要得到公正的处理。当然我认为邓玉娇是正当防卫，但这个不是最重要的，我要问的是为什么不抓另外两个人，只抓邓玉娇，这就是公正的问题。我们不信任政府，就是因为公正性这个问题。而且网络上关于邓玉娇的案件的帖子也开始被封锁。
我现在明显感到了我们国家的民主法制在大倒退。德先生开这个会，我们能够具体地商讨应该怎么做，首先在网络上，我们应该重视这个事，不能随便被政府里的一些人抹掉，邓玉娇还没有接受精神病鉴定就被关进了精神病院，这个我们就想到了杨佳案，他的母亲也被关进了精神病院，律师找不到他的母亲，不能有效低为杨佳辩护，邓玉娇案也有很多的疑问。
北京律师韩一村：
我说两点。一是案子本身，我对邓玉娇的行为表示理解，对她的遭遇表示同情。邓玉娇案极大可能属于正当防卫，这需要专业的律师介入，需要能进一步的揭露和监督。如果邓玉娇的正当防卫成立，那么她杀的正义，杀的合法。现在的问题是，当地公安局以"故意杀人罪"立案，追究她的刑事责任，这样的立案实际上使该案情有点扑朔迷离。为了更好地维护邓玉娇的权益，现在有必要正义的人士继续跟进，特别是女性律师，因为从现在来看邓玉娇这个女孩有可能有些话不好启齿，有些具体的细节不好向男律师说，这就有一些隐私。根据刑事诉讼法，涉及隐私的案件，可以不公开审理，地方法院就可以不公开审理，那么我们怎么介入。根据刑法，上级人民法院，包括中院，高级法院，最高法院，可以命令下级法院异地审理，应该异地审理。这是案子本身。
第二谈谈民意。邓玉娇案件引发的民意反应比较强烈。分两层说，一是为什么那么多网友痛恨这几个当官的，很简单，痛恨的是腐败，政治黑暗。邓玉娇这个案件表明了现在官民之间的矛盾已经是非常尖锐了，达到了冰火难容的状态了。这涉及到了权利之争，无权的人民和特权的官员，争我们的公民权，争我们的民主政治权。这也就是人民对民主政治的要求和现行体制的矛盾。所以政府应该真正地尊重民意，顺应潮流，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只有改革才能确保稳定，不改革，就有可能出现动乱。另外一个倾向是网民倾向暴力、崇尚暴力，这个倾向不好，邓玉娇案，杨佳案，本来是普通的刑事案件，但网友把它们提的很高，部分网友把它引导成解决中国政治问题的一个出路。用暴力来解决中国问题，这个很危险，所以我们应该引导正确的舆论方向。我们应该用和平理性的方式去解决问题，反对暴力，我们必须发出这种声音。
北京律师李和平：我想到了杨佳案，邓玉娇案的影响已经和杨佳案处于了同一个水平，甚至超过了杨佳案，为什么这么一个普通的刑事案件引起了人们的这么强烈的愤怒，这说明了当前的官民矛盾已经到了一个非常激烈的程度了，真正是一触即发，剑拔弩张了。现在的公权没有收到任何的制约，没有分立。最高法院院长王胜俊提出了三个至上，强调司法要讲政治，那么这就把司法独立、通过司法约束公权的道路堵死了。在民众眼里，这个公共权力是一个整体。
从社会方面来看，在征地，拆迁，冤案，信仰，言论方面，人们都受到了打压，每一种打压都使民众感到一种深深地挫折感和压迫感，这种不满的感觉使弱势群体也团结到一起了，达到一种空前的团结，这种团结和官方的打压连在了一起了，成为了两个阵营。任何一个阵营的个人的冲击都是两个阵营的斗争。邓玉娇案又一次引起了两个阵营的斗争，我们不是在强势阵营就在弱势阵营。中国13亿人，谁都跑不掉，都得关注。这种情况在司法不独立的情况下，是非常危险的。而且每个案子，官方阵营的那种强势的作为，又增添了民间的愤怒和反抗，随着律师，媒体的介入，这种愤怒能够表达出来。而且我们的司法全都掌握在官方手中，掌握在强势者手中，用法律术语说，这就是自己当自己的法官，你本身就不公正了，不但不公正，还拒绝媒体，舆论的监督，这不是关起门来自己审判吗？所以民众有很多的反感。
因此我考虑第二个问题，放到异地的法院，是不是就能得到公正的审理呢？可能比本地审理好一些，但是我认为解决这种问题，就应该让弱势群体参与进来，我们都知道有陪审制度，不过我认为不应叫陪审团，应该叫评审团，应该叫公民参与进来，让公民参与决定案件的结果，法官不能过多的参与进来，因为法官本身已经是强势集团了，弱势群体不信任你了。而且法官也不公正。
网络作家田奇庄：邓玉娇这个案件成为了一个大案，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关于本案的细节，还需要等进一步的披露。我关心的是，为什么会出这么一个事情，那个地方娱乐业很发达，官员们经常进行这种消费，成了一种风气，这是非常可怕的，正是因为这种风气，才会出现这种大大小小的邓贵大。改革开放30年来，从西单民主墙，到其他各种公民运动，到网络上众多的请愿书和公开信。结果怎么样呢？我们不能说政府没有任何进步，但是距离我们民间的要求，距离社会发展趋势，可以说是毫无进步，远远不能人们的要求。我觉得我们现在到了这么一个时候了，我们能不能对自己负起责任，我们应该成为一个诚实的公民、负责任的公民、公正的公民、宽容的公民。我具体说一下，所谓诚实，就是说我们现在有太多虚假的东西控制了这个社会，我们能不能做到诚实，表里如一，所谓负责任，我们能不能负责任，不仅仅是对自己家庭负责，也对他人和社会负责，就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所谓公正，就是对所有的人一律公正，所谓宽容，我们这个国家专制传统很浓厚，要让政府一下子改变也很难，所以对政府我们也要宽容，政府不能做的，我们去做，我们做我们能做的事情，用我们的行动去感动官员。从这些方面，我们每个人形成合力，在五四运动五十周年，做出我们的一份贡献。
北京律师黎雄兵：我主要说两点：第一点：这个事情本来很平常，按照正常的司法程序走就可以，但是民间不相信政府，不管政府怎么做，民间都不信任。
第二点：在火车上听到我邓玉娇母亲解除律师委托，我想说的是，她的母亲解除委托，怎么第一时间由政府来公布呢？她母亲没必要第一时间通知政府。这里面的内幕我们就很清楚了，政府在这里面很卑鄙的，他悄悄地做手脚。
法律学者滕彪博士：简单说几点，有人说网民提倡暴力，但我认为这并不是主流。从目前的证据来看，邓玉娇基本上是正当防卫。邓玉娇不是杨佳意义上的暴力，她是合理合法的，是应该是受到法律鼓励和提倡的。有些学者说我们用舆论等来影响办案，说是干涉司法独立，实际上这就是有点糊涂，我们没有独立的舆论，没有独立的司法，根本谈不上干涉司法独立，我们根本没有这个语境。
邓玉娇案比较复杂，她是社会的一个缩影，社会底层有太多的冤屈得不到表达，所以一旦得到这么一个机会，就会集中爆发。这种现象也是这么多年来（不是解放，是被征服60年来）政府黑箱操作，违规等等，已经成了习惯，随意操纵法律，但是现在有了强大的互联网，网上有很多的人在监督着当地官方的行为，审查他的公告。政府怎么去面对网络民意，这对于中国的转型还是很重要的。不是说网络民意就是对的，但是对于目前的政府合执政方式、合法性还是构成了一种压力。
北京律师刘晓原：这个案件一开始没有受人关注，5月18日后忽然引起人们的注意，为什么呢？因为公安机关重新发布了公告，这和杨佳案一样。对于网络意见，我认为，我们这不是干涉司法，因为这是我们的言论自由，司法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程序来做，我们不可能影响司法独立。如果邓玉娇案件一开始就透明低公布真相，也不回引起这么大的关注。案件开始时，地方政府认为这个案件是个重大的政治案件，因为涉及到了地方政府的信誉。可是引起社会的重大关注时，当地政府又说这是一个普通的刑事案件。这两种说法是有问题的，案件的演进也越来越复杂。现在这么多人关注个案子，那么政府想要黑箱操作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所以，
我们公民如果积极关注这些事情，那么这种案件的司法程序很难黑箱操作。
后改革研究所陈永苗：一：我们应该有个共识，邓玉娇确实是正当防卫。凭已有的证据，强奸罪是确定无疑的。
二：李律师说是两个阵营的斗争，我想说，这仅是个小小的干部，我们不能扩大敌人圈子，应尽可能缩小敌人圈子，体制内的人也有很多有良知的，我们要做他们不能做的，团结尽可能多的人。我们要针对这个具体案子，不要一下子扩大为整个体制，加大我们的难度。
台湾学者赵孝萱博士：我来自于民主自由的中国——台湾。我们的前总统还被关在监狱，台湾司法独立。我很关注大陆的政治的发展。邓玉娇案就是一个弱女子的自我防卫，可是演化成这样的情况，说明大陆的这种专制和压迫与台湾以前是一样的。我们应该如何能够使舆论始终关注这个事情，使司法和政治能够像更公正的方向走，同时我们能不能找到一个一个实质的，有用的方法，使政治能够逐步走向民主。
邓玉娇案为什么引起这么大的民意反弹？这就是因为一个政治体制的专制和腐败的表现，一个这么小的官员，都能腐败成这样，就是因为专制的制度。一个弱女子，反抗三个强悍的男人，可是案件居然复杂成这样，所以我想能不能提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方式，一个合理的和平的方式。网络是一个很好的平台，政府不能钳制言论自由，我们也应该更多的关注这个事情。
北京学者、资深媒体人凌沧洲：开这个会就是走出恐惧的第一步，下面我希望大家提出一些实用的东西，对实现中国的公民社会的进步有所帮助。今天北京有两个关于邓玉娇案件的会，可是预计没有一个大陆媒体会报道。
北京学者张大军：我是带着方案来的。我们走到这一步，我们要考虑我们应该做什么，能够做什么。我们看到杨佳案，当时沸沸扬扬，可是现在没人关注了。所以我不想看到一个案件就这样热闹一阵子，转眼间就消失了。我觉得最重要的还不是司法问题，而是真相，我们应该首先知道发生了什么，怎样发生了。真相被地方政府随意地扭曲了，瓦解了，消解了。我们最重要的是搞清真相，所以我很欣赏艾未未调查四川地震死亡学生的做法，就是追求真相，杨佳案就是没有得到真相。
所以我想应该有一个邓玉娇案件司法正义公民观察团，观察团有两个特征，第一就是自愿性的行动。无组织，但是有共同的行动，共同的目标。我们的目标就是争取这个具体案件的司法正义，司法正义的前提是什么呢？就是搞清真相。第二是义务性的，就是参加这个活动的费用要个人自理。
具体的做法就是：
一：定期的去当地，去邓玉娇被关押的地方，不让我们去我们也要去，我们也要搞清为什么不让我们去。每次至少三个人，从宜昌去最方便。我们去了解实情，了解当地人们对这个事情的反应，包括体制内的人的想法。每次写一个调查报告，保证真实性。
二：这是是一个持续性行动，一直到这个案件完全结束，就是邓玉娇被执行了死刑，我们也要把真相调查出来。
我们进行这个活动，一直到真相大白。我们积极关注司法公正，不能继续空谈，要行动，积极行动。不能等政府干什么，我们首先要自己做起来，查清真相，我们叫尽到做为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责任。
我们不是干涉当地的司法，我们就是观察事实，当然一定要到实地观察。这是我的想法。
北京文化学者、资深媒体人凌沧洲：这里面我们有几个工作要做，一：推动媒体的监督，二：我认为需要一个公民后援团，我们或许做不出什么，重要的是我们要不断关注这个事情，在实地调查上，在网络上。（德先生，传知行等等）
北京律师程海：我们空谈的多，这都是我们熟知的常识。我们需要积极投入实际行动。现在我们应该关注进入此案的两个律师，使他们能够坚持下来。我们不知道邓玉娇有没有委托这两个律师。具体的建议：
一：律师后援团，公盟能不能继续提供律师介入。我们要做的就是实地参与这个事情，不能仅仅参考媒体的报道，要挖掘真相。
二：公民后援团，监督当地政府。形成强大的公民民意，迫使地方政府尊重司法程序。我们可以发表一些公开信，对政府里的一些违法分子形成压力。
北京律师江天勇：这个案件不仅仅是个法律侵权事件，他用钱拍女孩的脸，这里面严重低侵犯了人的尊严。我希望有一些女律师的参与，现在似乎女律师参与的比较少。今天来的女性明显太少。我觉得女律师应该站出来，我们应该多告诉一些女律师。公民社会的建立，少不了女性的参与。我们应该让女律师看到，女性是怎样被凌辱，被侵犯的。
我不是很了解该案。我注意到妇联的一个声明，我认为这就是一个谈话。我认为妇联做的很不到位，它的声明没有任何倾向性。作为一个妇女的组织，一点不显示对女同胞的关心，令人惊诧。我问了一个洗脚的女服务员，她们对邓玉娇案很气愤，认为邓贵大该死。我认为妇联应该做一些事情，去提供法律帮助，去安慰女孩子家属。就算这个女孩没有被强奸，她是个女的，妇联就应该提供帮助。可是妇联没有这样做，似乎这个事情和它无关。我们要质疑妇联的这种反应方式。
德先生研究所志愿者巴忠巍：
在我看来，邓玉娇事件和以往的"俯卧撑"、"躲猫猫"、以及最近杭州市发生的"70码"事件并无多大的区别，都是弱势群体在强势集团的打压下，普通民众表明自己的态度。如果他们还是这样一成不变，继续的任由下去，这样的事件一定会层出不穷。类似事件之所以能够在网上引起这么大的轰动，其实说白了就是民与官在力量对比非对称时，民间弱势群体作出的一种集体反弹。
长期以来，官方一些人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一而再，再而三的说谎，隐瞒事实真相。并且为了维护所谓的稳定，枉顾事实真相，无视弱势群体的利益，早丧失了应有的公信力。这已经激起了广大民众的强烈愤慨。很多时候，他们掌握着强大的资源优势，特别是在以前，网络没有兴起，面对他们的强大实力，我们显得是有心无力。因此，当网络上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后，大家都表现出了异常的活跃和热情，利用这个难得而有限的途径，纷纷呼出了自己的声音。虽然这些在现实面前，还不足以与之抗衡，但总算是有了发出自己声音的一席之地。
在网友的热心支持下，随着真相逐渐被揭穿并公之于众，我们看到的是官场的黑暗与腐败，显示了一些行政者的傲慢与卑劣，手段无所不用，真是让人触目惊心！很多时候，强势集团已经形成了利益共同体，能够侵占一分是一分，并且还有相关部门相庇护，犯了错误后很少有人有能力让他们为所犯的错误承担相应的责任，所以他们变得越来越肆无忌惮。而弱势群体的利益不光是被侵害利益，更多的是求救无门。
网络的发展，无疑给我们带来了希望。上网的人基本都是普通民众，来自四面八方，所以官方是无法全面控制的。普通民众说其实就是弱势群体，大家是懂得唇亡齿寒的道理的。正所谓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所以，当在网上出现了类似于邓玉娇案时，大家都愿意积极参与其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对于一个长期不讲信用的人所说的话，我们当然不可能不加思考的就去接受，得让他们站出来接受公众的质询，经受得住质询的真相才能算是真正的真相。何况，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是应当和必要的，他们应该接受这样的质询。
有人说，公众参与的事件有时会有失公允，因为这里面掺杂着太多情绪化的东西在里面，而法律不能以民众的意愿为主，比如说邓贵大就算是非礼邓玉娇了也罪不致死。我不反对这样说。可是我们要想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结果？邓贵大是国家公务员，公务员是人民的仆人，为什么他去了那种场合后能够如此嚣张的两次用钱打别人的脸，当遇到反抗时还多次推倒别人？我想这和他们这种人的心态是有关的。首先可以肯定的是，在他们心中是没有什么法制与人权概念的。也不会把自己当成公仆来看的，而是把自己当成了无所不能的人。我有权，我有钱，我怕什么？这种心态无疑是现在为官者的普通心态。这是可以肯定的，因为有太多的事实来证明这一点了。
今天的政府工作人员能够如此放肆，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我国民众长期以来对他们的纵容，大家扪心自问，在以前，当他人被欺凌的时候，有多少人站出来说话吗？仅仅是说话而已。当有冤案发生时，又有人站出来给政府压力？所以当把一切不平等和罪恶当成了习惯的时候，也正是我们走向灾难之时！眼下，灾难已经发生了，我们该怎么办？这是摆在面前最迫切的问题！
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邓玉娇案也好，杨佳案也罢，这里面受害者不光是这些受关注的弱势群体，还有这些公务员的的家庭。只是我们出于义愤，往往会忽视这一点。一个个完整的家庭因此造成了无法弥补的伤害，这都是让人不愿意看到的。可是为何总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官场已经变成了一个大染缸，那里已经成了罪恶之地，只要你进去了，你就很难变得清白。所以说，他们也是受害者，其实两方面的人都是体制的受害者。而官与民的矛盾已经激化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了，所以大家并不同情他们。我想这也算是中国特色了。
人与动的物的根本区别就是在于人会独立思考，可是有些人却有异想天开想控制思想和言论自由，否则就党同伐异，残酷镇压，其结果造成了思想殭化和思想贫乏。人们看到未能与当局的言行保持一致而受到惩戒时]，于是便学会了用虚伪来掩饰真实思想，求得自我安全。当人们无法讲真话时，讲假话便会泛滥成灾；那些说真话者反而被视为异类，成为权势者打击迫害的对象。
本来一件普通的案子，在一个法制国家，解决起来并不难，但为何在我国却并成了如此复杂的事件了？仔细想一下，却也不难理解，因为法律被执法者所玩弄于股掌，其公正性已经严重受到公众的质疑。一个国家的基本准则是建立在法制的基础上的，当法律已经严重践踏时，最终践踏法律的人也会受到应有的报应。
江西人权律师郭莲辉发来短信发言：无法赶到，请谅。邓母解除委托的内幕是什么？应查清。若邓玉娇同意了委托、并已笔录在案并签名、就应视为邓玉娇本人委托。在未征得邓玉娇同意的情况下邓母是不能解除委托的。这个案子要防止官方做手脚、人为地复杂化。对证据可能灭失的责任要提出来研讨。从现已获得的信息资料看，强奸罪可以构成。邓贵大等人要求性服务、其主观动机和目的是明确的、主观故意十分明确。在客观上使用了暴力胁迫手段，故构成强奸罪不应有多大争议。既然可以定强奸罪、不论是既遂还是未遂、邓玉娇的行为属正当防卫就无可争议。本案中的另一邓某是谁、身份如何？为什么官方一直避而不提等等疑点都应查清。
（根据会议现场速记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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