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也得让人家说呀！谁不主观呢？？他有他爱戴的自由，只要不强加给我。你看看他说的：“如果由此怀疑毛泽东的品格和动机，我认为，只有小人才会想到别人和自己一样是小人。自己肮脏，以为别人也和自己一样肮脏。现在有些人甚至对战争年代的毛泽东也开始诽谤了，说他发的电报都是商量语气，是因为毛主席怕承担责任。对于这些人说什么好呢？毛主席的一切思想和行为，如同他的文章和诗歌，坦坦荡荡，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任何怀疑和诽谤都是可耻的，如同狂犬吠日。一个有私心的人是不可能得到人民的爱戴的。”找找他的变态逻辑是什么？2009/5/31 李强 <liqiang427@gmail.com>
写这文章的，主观的无敌了啊~~~~~~~~
2009/5/31 参考消息 <go2group@gmail.com>
原著 青山居 2006.09.8 修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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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著 青山居 2006.09.8 修改稿
对于受到文革冲击的人来说，想理智地不带任何偏见地评价文革，是不可能的。而现在对文革的评价，是在权利争斗和思想混乱的80年代，匆忙地进行定性的。历史证明，由历史的当事人(如邓小平之流)来评判历史，是很难公正的，哪怕他很想公正。时间和现实才是历史的最好裁判。
1981年做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能不能经受历史的考验？为什么作出这个决议以后，就不再讨论这些问题了？否定一段历史以后，就不再提"实践是真理的唯一标准"？难道这20多年可以不用实践来检验吗？ 难道这个讨论只是工具，达到目的以后就丢了？为什么提到以前的历史，就简单地把问题推到《决议》中而不再回答？也不再辩论？ 那么复杂的历史是几句简单的结论可以总结的吗？
秦始皇2000年了，也没有统一的最终结论呢，何况我们这个时代？根据文件说《决议》征求了上千人的意见，可是大家看看《邓小平文选》，决议主要的内容都是这个里面的，一锤定音，胡乔木作为政治局委员参加的讨论也不过是聆听罢了，根本没有讨论的余地。
在这里，我想提出几个问题请大家思考。
一、文革是动乱吗？
《决议》中正式给文革取的名字是"十年动乱"、"十年浩劫"。我认为文革不是动乱。众所周知，动乱是社会基本利益冲突或政权内部发生矛盾冲突而累及社会的产物，即动乱的前提是政治危机或者社会危机。动乱一般是自下而上的，很少自上而下的。作为当政者，谁都不希望自己的国家发生危机或者动乱。文革却是自上而下的，是毛泽柬发动的，文革爆发前有这样动乱的征兆吗？当然是没有，不存在这样的矛盾基础。文革前是一片火热的建设景象和学雷锋的风气，产生了王进喜、雷锋等英雄人物和"东方红"的大型歌舞剧，社会非常平静，经济已经完全好转，共产党的声望如日中天。虽然有"四清"运动和1965年的一些政治运动在前，但是，根据现在所有的回忆录都可以看出，文革发生前的五十天是关键原因，许多人都对文革的爆发没有思想准备。当时新华社记者出国半个月回来，才知道国内正在兴起文革运动，而且对于文革怎样发展，怎样进行，都是不知道的。因此，文革是毛泽东发动的思想和社会的全面革命，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动乱，不是因为大家对现实不满而爆发的动乱，而是由毛泽东主导的一场反修防修的触及思想灵魂的文化革命。
二、文革是权力斗争的结果吗？
我认为毛主席是对得起刘的。毛主席曾经多次扶持和挽救刘少奇，30年代就开始培养他，1945年七大时刘少奇排党内第二，就有很多人反对，还是毛做工作。开国大典刘少奇把刚结婚的王光美带上天安门，引起中南海工作人员和领导干部中的广泛议论。（因为江青和毛结婚十几年了，还参加了转战陕北，毛也不许江青上天安门）。1953年中央财经会议大肆批刘，被毛制止，批了高岗。为了扶持刘，毛主席把国家主席让给他，在许多领导人不同意的情况下，坚持在国庆节的人民日报上并排刊登两个主席同样大小的照片，并表扬他说"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以树立其威信。但是四清运动中，由于刘邓大搞阶级斗争扩大化，毛与刘的分歧明显，毛主席认定如果继续让刘少奇接班，必将改变党的路线，变成修正主义，因此刘多次在中央检讨，1965年其地位更加岌岌可危，搞掉他太容易了。就象后来林立果对亲信所说的，毛的威信实在太高了，要搞掉谁，只需要一句话。但毛主席没有这样做。其实，当时刘邓之流也是很极左的，老婆搞出个"桃圆经验"就是左的经验，刘邓派工作组进驻清华大学，几天内把一千多个师生打成反革命，并逼着几个学生自杀。文革时群众对刘邓那么恨，不是没有道理的。
但是，在文革结束以后，受到冲击的老干部对毛泽东本人并不抱怨，相反，仍然敬仰有加。因此，并不是权力斗争导致了文革。
如果由此怀疑毛泽东的品格和动机，我认为，只有小人才会想到别人和自己一样是小人。自己肮脏，以为别人也和自己一样肮脏。现在有些人甚至对战争年代的毛泽东也开始诽谤了，说他发的电报都是商量语气，是因为毛主席怕承担责任。对于这些人说什么好呢？毛主席的一切思想和行为，如同他的文章和诗歌，坦坦荡荡，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任何怀疑和诽谤都是可耻的，如同狂犬吠日。一个有私心的人是不可能得到人民的爱戴的。
值得一提的是，毛主席去世前对自己的子女都没有任何的安排，但毛主席去世后，老婆被判死刑，唯一的侄子毛新远被抓进秦城监狱，（他的罪行那么大吗？不过在毛主席耳边说过一次"坏话"罢了），毛主席的子女成为高干子女中最可怜的一批人，一度连基本生活都很难维持。而其他老干部子女不是从政就是经商，成了太子党。这些也实在做的太过分了。
1976年毛主席并不想打倒邓小平，刚树起来的人怎么会乐意去免掉他呢？免掉他也会影响自己的威信，何况毛主席当时的健康状况已很差，免掉他对于毛主席是极其痛苦的，但是没有办法，邓一而再、再而三地犯了走资派的路线错误，毛主席只好作出组织处理，免掉了他，免掉以后毛主席专门叮嘱汪东兴给邓安排秘密住处，避免有人找他的麻烦。 因此这次邓的一家人没有受到任何冲击，而是受到周密的保护。无论如何，毛主席是重用过邓的，其职务和权力居党内第二，大大超过他文革以前的地位，不是这次重用，以后邓是无法取得那么引人注目的地位的。毛主席仅仅因为路线的问题免掉了他。而在毛主席去世以后，邓却这样对待毛主席的一家人，实在寒心。
三、文革造成的混乱是十年吗？
从理论上讲是十年，但是从实际来看显然不是。从1966年下半年检阅红卫兵到九大，是闹的比较厉害的时期，九大标志文革取得决定性胜利，以后就基本平静下来了。真正闹得厉害的就是一年多。"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 等极端崇拜做法是林彪搞的，也只是流行了很短一段时间，却成为永远的笑话。其实中国整个70年代是十分平静的（虽然思想大批判和文革理论仍然实行）。70年代，日本代表团访问中国，对中国当时社会的平静留下深刻印象。在很多文革中长大的人群当中，70年代没有乱的感觉，社会秩序和治安都很正常，学校停课不长一段时间后，毛主席说"要复课闹革命"，恢复正常上课，还有集中午睡，放学排队，还有绿豆汤以及为防止感冒喝盐水、打各种预防针等等，红卫兵、红小兵只是一个荣誉（取代了少先队）。有对双胞胎，1968年她们的妈妈从湖北把她们带到青岛，一路上都是遇见帮助她们的人，绝对没有现在这样到处"兵荒马乱"的感觉（现在各个地方到处贴着"抢劫可当场击毙"的恐怖标语）。造反派不是为了个人权力，也没有任何人从中发财，而是为了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些概念现在人是无法理解的。但是那时的人就是这样思想很单纯的。"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这就是那时人们的思想认识。就象我们现在认为赚钱就是根本一样，这样你就好理解当时的人们了。"五七"干校也不是为了迫害干部，就是干部参加一段时间的农业劳动。毛泽东70年代初期也叫女儿李纳下放到干校，难道他也想迫害自己的孩子吗？所以，十年文革的说法不符合事实，说是十年动乱更是以偏盖全。
四、如何评价文革时期的经济社会成就？
有人说，他们把中国经济搞到"崩溃"边沿。这些话真是有些莫名其妙。伊拉克被制裁那么多年，现在也是说它的经济处于崩溃边沿，难道1976年的中国经济形势和伊拉克一样？
实际上，文革时期工业和农业迅猛增长（具体可见报表），十年平均是7%，仅比最近十年低1--2个点。中国的高科技均是文革时期奠定的基础，外交的辉煌更加不用说，国际上"三大角"的形势就是文革时形成的。"三个世界理论"一直被国际社会引用至今。一大批中小城市和主要产业就是在文革时期发展起来的。比如湖北沙市（沙市现在很糟糕），以前连纽扣都不能生产，到了文革结束时，拥有纺织、印染、机械、电子、化工、橡胶、化肥、农药、仪器仪表等几十个门类的工业企业，这些都是白手起家干出来的。没有这些，以后什么改革连平台都没有。办过企业的人知道，创业要困难得多。
1976年以前的文学艺术成就，更是最近20年所无法相比的。近20年来，没有一部真正有影响的小说，没有经典的芭蕾舞、歌剧、话剧、交响乐，电影成就也比不上以前，戏曲没有创新，有的只是流行文艺，而这个根本不是代表国家艺术水平的东西。
国防方面，氢弹、驱除舰、卫星、核潜艇、航空工业（水上飞机、歼7、歼8）都是文革时期发展的，大型客机运十到1981年在上海试飞（后来取消此项目）。水利、水电站等发展巨大。1991年和1998年抗击洪水，难道不是主要依靠以前的水利设施吗？70年代初国际形势好转，中国就马上开展了经济技术合作，引进成套化工和纺织设备。社会方面，农村医疗卫生在文革中有了根本变化。如果否定了这些东西，我们国家还有什么可以说的？
更重要的是，那时我们的方针是"自力更生、独立自主"，所以我国的经济都是实在的，自有的。现在的GDP有一半以上是外国人的，不要看进出口增长多大，很多都是外资的。广东一个镇有几亿美圆的出口，你又有什么高兴的？那是日本公司产品，他利用你的劳动力，你无非是出卖劳动力罢了。我们是在利用外资吗？不，我们是被外资利用。综观发达国家，没有哪个国家是靠外资发展起来的，日本、韩国从来没有这样把经济交给外国，大规模引进外国企业。引进外资主要是一些落后的小国家，如东盟等，他们可以做外国的经济附庸，但是中国是一个大国，经济长期这样发展，等于殖民化在加深。上海经济那么"庞大"，除了造船以外，还有什么自己可以拿出来骄傲的产业？无非是给别人筑巢罢了，自己还高兴得要命（建房子修路，只要投资，谁都可以）。建国50多年了，还要拿已经崩溃的大国（俄罗斯）的二流武器撑门面。外交上的被动就更加不用说了。
有人说，现在思想比那时自由多了。那也是胡说。这也是不好比的，时代毕竟完全不同了。现在到处都是妓女，有什么言论不能说呢？但是，你发表一篇反对现在领导人的文章看看抓不抓你？文革时你对书记、厂长有意见可以写大字报，你现在有这个权利和胆量吗？邓先生在宪法中已经取缔了这个权利。过去有走后门，但是没有腐败，现在呢？我实在不希望大家这样比，拿现在的长处比过去的短处，或者拿过去的长处比现在的短处，都是没有意义的无聊事情。
以前的成就是靠觉悟和热情取得的，现在的成就是靠利益驱动取得的。大家知道，人们对金钱的追逐也同样是经济发展的极大动力，善和恶都能够创造历史。这两个动力所带来的思想和社会是截然不同的。
我们不能够轻易否定前人的探索和艰辛。随便举个例子，没有大庆就没有石油，也就没有现在中国的发展。所以，否定了过去，也就否定了中国人民艰苦奋斗的历史。
有人说：中国由邓小平执政是其大幸。这是笑话。邓不是缺其不可的人，不象毛泽东，没有毛泽东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但是，没有邓，别的领导人一样带领中国发展起来，也许还更好些。邓的错误也是多多。知道整个80年代的民怨吗？ 6.4的历史悬案是怎么造成的？ 又是谁在搞垂幕听政？ 因为有所谓抛开中央私下决定的南巡讲话，邓又香了起来。难道南巡那些话别人说不出来吗？以前主张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的学者早就被批为自由化了。 6.4以后那种情况下，谁敢说话？只有他能说，他才是真正的皇帝。垂帘听政，他一个中顾委主任逼迫党主席下台，以后又玩弄两个党总书记、两个国家主席于手掌之中。说邓是"第二代集体"的核心，本身就是错误的。无论是按照宪法和党章，核心都不应该是他。这不是破坏宪法到极点吗？1987年学潮时，邓"召见"（中央文件原文用词）党总书记、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以及其他政治局常委在邓家里开会，还有文件传达，这哪里有半点民主的味道，比毛泽东厉害多了。毛泽东毕竟是身在其位。邓安排接班人的方式和毛主席一样吗？邓是枪指挥党！
1977年邓支持西单民主墙，因为那里经常有大字报呼吁他复出。但是复出以后，有了批评他的大字报，马上就关闭了民主墙，并取消大鸣大放大字报和大辩论这些当时宪法里赋予人民的四大民主权利。也就是说利用了民主派，利用完后就扔了。
现在随便怎么侮辱毛泽东都可以，没有任何风险，但是批评邓与官僚是有很大风险的。邓在文革前做了10年总书记，政治局会议的精神都是由他带领书记处去落实的，以前的极左错误他没有份吗？高级领导人随便犯个什么错误都是大错误，因为其影响大。一个清洁工，想犯历史错误也没可能。我想，还是毛主席说的对，对于历史问题易粗不易细，否则会有很多纷争和说不清楚的东西，影响团结。现在有些人杜撰了很多历史上的人物"对话"，拿来卖钱。稍微有头脑的人可以分析一下，除非当时有记录，你能够记得自己5年前的某次对话吗？每个字和每个感受、环境也记得吗？当领导人日理万机的岁月里，每天不知道会见多少人，处理多少事情，说多少话，他能够全部记得吗？可是有的人把几十年前两个人之间的对话，开会的情景一一描述，甚至能够知道别人的私下对话。有这个可能吗？不要说几十年前，大家可以自己试验一下能否记得自己5年前和某个领导或者朋友关于任何一件事情的对话，把它写下来。这样你就知道哪些是骗子，哪些有真实的成分了。
五、以前的生活为什么比较穷？
由于毛泽东接手的旧中国是个一穷二白的烂滩子，银行里的金银都被蒋介石带到了台湾，新中国建立以后，我们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短短三年内恢复了国民经济，同时还打赢了朝鲜战争（有人说是打平了，但是如果把中国和美国的装备倒一下？美国人早就被赶下大海了），清除了危害几千年的匪患和落后残余，整个社会的清明是自古未有的，真正是万众归心。没有失业，连国民党残留的几百万党政人员都养下来了，历史上有哪个政权那么宽容？一直穷困潦倒的文人再也不会为生活发愁了。所以，应该说吃饭问题50年代就基本解决了（温饱标准不同），这也是外国人感到惊讶的地方。这是不容易的。
但是总的来说，人民生活水平长期提高不快，原因是：
众所周知，一国的产值是绝对不可能完全用于国民消费的。而国民产值的两大基本用途，就是消费和积累。其中，私人消费部分就是人民的生活资金，这是国民产值最基本的支出；但是，光有消费还不够，西方现代经济学认为，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在于积累，积累率的高低直接决定一个国家的发展前景。在新古典发展模型看来，除非储蓄率高于必须的资本更新率，否则经济就不会成长，这就是所谓“发展陷阱”的基本出发点。许多国家之所以不发展，问题就出在积累率过低；六七十年代日本成长率为何高于美国，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日本有着更高的积累率。
如何实现高积累？计划经济特别便于解决这个问题。在毛泽东时代是大致这样做的：先是压低农产品价格，从而以较低的价格向城市和工业提供生活（以及部分生产）原料；由于基本生活资料价格便宜，国有企业就可以以较低的价格向工人支付工资，这样就撑大了利润空间；这时中国实行的是利税合流，国家直接参与企业利润分配，因此可以尽可能地拿走企业的收入，然后将这些收入用于投资新增项目，如基础设施和工厂。此外，政府还可以通过居民储蓄而增加投资，从而提高积累率。
根据剑桥中国史，1953年至1957年，中国物质产品净值的积累率为24.2%。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这个比例逐步提高，1971年至1975年达到33%。这种高积累水平，在世界上并不多见。按照小右们的观点，这种积累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它没有变成居民的即时支出。不过，很遗憾，这偏偏是经济成功国家的共同特征，例如二战后的日本以及亚洲四小虎，这些国家和地区都是以“勤俭”而著称，而积累正是通过储蓄来实现的。
因此，毛泽东时代经济的特征，就是在“吃饭”与“建设”之间的艰难权衡；对此，毛泽东在其著名的《论十大关系》中阐述过，从这本小册子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的两难困境：如果保持高积累，就势必使人民生活水平难以提高；如果增加消费基金，则势必导致国家发展受到影响。当然，其最终的决策是牺牲消费，增加投资。这一决定也影响到了产业结构：就是轻重工业畸重畸轻的问题。因为重工业生产工农业装备，轻工业则生产消费品。
这里，我们来看一看西方经济学家眼中的毛泽東时代经济成长。为了避免右翼人士攻击我使用不准确的数据，我采用了麦迪森先生《世界千年经济史》的有关数字，他没有原文使用联合国或者世行的数据，而是从全球比较的角度，以美元为基础，在考虑到价格指数、汇率等因素后综合形成的“1990年国际元”。按照他的计算，中国的GDP从1950年2399亿元增长1976年的7930亿元，同期印度从2222亿元增长到5514亿元；中国的人均GDP从1950年的439元增长到1976年的852元，同期印度从619元增长到889元。
这里，我们不得不提到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国地位，那么，按照经合会的排序，1970年的世界头十位经济大国是：1、美国，10255亿美元；2、日本，2068亿美元3、德国，2037亿美元；4、法国，1470亿美元；5、英国，1236亿美元；6、意大利，1077亿美元；7、加拿大851亿美元；8、中国，847亿美元；9、澳大利亚，429亿美元。
注意，这只是1970年数字。有人或许会嚷嚷：你把苏联弄到哪里去了？呵呵，你问经合会去吧。他们也许会告诉你：苏联由于解体，经济重组，不具有可比性；一般来说，单个国家不与一个小联合国比。
在这些数字的下面，更重要的是经济结构和质量的变化。经过毛泽东时代的努力，中国建立了一大批大中型企业，如攀枝花钢铁公司、六盘水工业基地、大庆油田等等，农业产值从1950年的80%下降到不足30%。这就意味着中国已经实现了从农业国到工业国的重要转变，中国开始能够自主生产包括汽车、轮船、飞机等重型设备，成为世界经济的一道特殊风景。此外，毛泽东时代兴建了大量的基础设施，包括交通、能源和农田水利设施等，如成渝、宝成、成昆、湘黔、川黔等重要铁路干线，使得西部成为坦途。毛泽东时代的科学技术也取得长足进步，有了原子弹、氢弹、大型电子计算机、杂交稻以及至今令中国人骄傲的航天和导弹产业等等。有些右翼的朋友倒是可以很轻松地否定这些成就，他们不愿意接受现实，这是他们自己的事情，我只是要提醒他们：如果没有这些东西，就绝对不会有改革开放的成就。因为我们都知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出现了严重的结构性失调，重视了机场、高速公路建设，但忽视了铁路、航运、普通公路和农田水利设施建设，而正是后者支撑起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大半边天。如果没有这些成就，这意味着什么？我想答案是明白的：要么继续奉行高积累政策，以筹措建设资金；要么让中西部基础设施落后的地方无法进行改革开放。
换言之，正是由于毛泽东时代的压制消费政策，才使得今天中国的高消费政策成为可能。在“吃饭”与“建设”的天平决定性地倒向前者后，一些幼稚的中国人试图简单地抹煞毛泽东时代的成就，这种做法也许能够骗他们自己，但骗不了客观的分析。毛泽东时代的积累政策也许在一些人看来是很不近人情的，他似乎把节衣缩食得来的资金用于建设，把人们的食品和衣着变成了公路、铁路和工厂。但是，正是这种“不近人情” 才为中国的庞大建设筹集了其他任何手段都无法获得的巨额资金，从而使得中国后来的发展变得容易了。这其实是一种“前人吃苦，后人享福”、“前人种树，后人乘凉”的治国之道。
没有当年的“吃不饱”，就没有今天的“吃不了”。
当然，以重工业为取向的工业化道路在效率上是很难与出口替代型发展相比美的。这就是为什么亚洲四小龙经济成长率高于中国的原因。这里要说明的是，中国奉行闭关政策并非自愿，而是外国封锁的结果。当年毛泽东宣布“一边倒”并不是宣布与西方断交，相反，所谓“一边倒”只是一种亲苏的全方位外交而已，他并没有关闭与美国和西方的交往之门。但朝鲜战争改变了这一格局，西方主动把中国视为敌人并封锁中国，这其实并不是毛泽东的“一边倒”的错误。
还有一个问题不能忽视，就是中国与四小龙的发展起点是根本不同的。按照《世界经经济千年史》的平衡数据，1950年台湾人口仅为788万人，人均GDP高达936元，是中国大陆的一倍多，在亚洲仅次于日本（1926元）和处于虚火状态的菲律宾（1070元），不要说这只是一个可以忽略不计的差别。更重要的是，台湾的人力资源水平和人均资本数远远高于中国大陆，这正是它后来发展的基础。毛泽东在建国后，面临着将近5亿人口，其中有高达80%多的文盲率和几乎相同的贫困率，在这样一个凄惨的摊子上，有谁能实现经济的疯速成长呢？对此，即使是万能的上帝，恐怕也只有摇头叹气的份。因此，拿台湾跟大陆作粗放型的对比是严重违反统计学常识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的贫困是49年解放前原来就存在的，而不是毛泽东带来的，-----但既使是这么一个普通的常识，右翼人士们也试图百般予以否认，从而把1840年以来的全部灾祸都归罪于毛泽东。
1978年三中全会后，由于邓的上台，为了欺骗拉拢人民，首先是加工资，知道人们为什么喊："邓小平让我们富了"？这是拣了毛泽东的便宜（因为毛泽东反对单纯的物质刺激）。但是话说回来，如果没有当时的高积累，中国的工业化将没有基础。再说，轻工业见效快，有市场就可以搞。 当时（80年代初）降低积累率时，一些领导人就说："分光吃光，没有希望。" 表示了反对的态度。军转民时，军工企业受到空前打击，研制飞机导弹的企业甚至去烧砖来提高职工的生活，甚至不惜砍掉己经试飞成功的大型运十飞机和战略核潜艇091/092、军用大型运输机、新型航空发动机、战斗机、高速列车、青藏铁路----等等一系列关系到国家安危的这样的战略产业，海军建设停顿二十年。总之，降低积累率必然会使得人民生活提高起来。这也是邓大人取得人心的一个最好手段。
当然，有些人的比较方法也有问题，比如说现在我们能够上网，有电话，有电冰箱、复印机等等。这些真是不值得一驳，猪脑袋才这样比。网络、手机这些是90年代才有的。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家用电器的逐步普及也仅仅是6、70年代的事情（中国在70年代前期电视机已经普及到各单位了，我1972年就看到上海生产的彩电了，当然色彩一般）。复印机在80年代也是很稀罕的东西。当时其他发展中国家都是没有这些东西的。何况时代不可能完全相比，中国人掌握电视机的生产也是90年代以后了（芯片和显象管仍然是外国的产品或者技术）。技术进步主要是由于80年代国际新科技浪潮带来的，怎么能够把不同时代条件下的东西拿来比呢？何况我们现在真正掌握多少核心技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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