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化的毛泽东、人化的毛泽东与魔化的毛泽东
摘要:对于影响了中国现代史的毛泽东的评价，大体上可划为三大类：将毛泽东神化，继续奉若神明；将毛泽东人化，功过客观两分；将毛泽东魔化，垒其错误恶果。 一个真正理性、成熟的民族，应该是一个能够看到领袖肉身凡胎、七情六欲、高尚渺小、善恶美丑、功过是非，并给以客观评价的民族。
英国人讲：一千个人眼里，即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话用在毛泽东身上，同样适用。对于影响了中国半个世纪暨现代史的毛泽东，不同的人会给予不同的评价。但无论评价的细微差别有多少，大体上可划为三大类：将毛泽东神化，继续奉若神明；将毛泽东人化，功过客观两分；将毛泽东魔化，垒其错误恶果。
将毛泽东神化，曾经盛极一时于山呼万岁的建国至“文革”，“文革”时达到最高潮，近年来有所回潮。神化了的“毛泽东”这个名字，成为中国人二千年未实现之财产公有、收入平均、消除特权贪腐的理想的化身。不仅在闹革命时期，搞分田分地，代表了占人口大多数农民的愿望，赢得了他们支持；在建国后，剥夺所有有产者的资产，搞计划经济和完全公有制，把收入差别压到最低，虽然结果是共同贫穷，但也适应大多数人的心理；近年来之所以回潮，也是因为在贫富差距严重、腐败现象蔓延背景下，反映了社会弱势群体的愿望。
当下高举毛泽东思想的左派，以乌有之乡和少数左派知识分子为旗手，想把与世界现代化大潮背道而驰的思想体制再度供起来。他们片面的只提毛泽东消灭贫富差别和扼制特权的做法。但毛泽东思想是一个整体：经济上搞计划经济，即一大--规模大、二公--生产资料全部公有、三纯--所有制纯公有、四平均--平均分配；政治上搞高度集中统一，个人迷信与个人崇拜；文化上“红”到八亿人民看八个样板戏。犹如今日之北朝鲜、古巴两个活化石，违背了世界潮流。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什么样的土壤，长什么样的庄稼；什么样的社会，产生什么样的政治人物。中国老百姓的“清官”、“好皇帝”情结有其社会基础，可以追溯到农业社会的与世隔绝和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马克思指出：“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地域的联系，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共同关系，……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它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由此，“好皇帝”情结历经千年现在仍挥之不去，也就不足为奇了。神化的毛泽东，只有我们这样的东方小农社会，才能产生出来；只有我们这样的东方集权国家，才可能有这样的政治领袖。产生毛泽东，是中国由农业文明迈向工业文明、东方集权社会迈向现代公民社会历史过程中的必然现象。
将毛泽东人化，始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并在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作了功过两分的客观评价。功主要是建国前，过主要是建国后特别是文革中。叶剑英曾沉痛说：“文化大革命死了两千万人，整了一亿人，浪费了八千亿人民币。” “文革”已不仅仅是哪一家一户的悲剧，而且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灾难。
将毛泽东魔化，主要是改革开放后一些右倾的知识分子，将毛泽东的错误、问题无限叠加并放大。一方面，是将建国以来的所有问题、所有不好的事都算到他一个人头上，丑化成罪魁祸首；另一方面，是用难以计数的历次政治运动受迫害者的悲惨经历，汇聚成千万人的悲情，使毛泽东变成了现代人难以理解的魔头。
一个真正理性、成熟的民族，应该是一个能够把领袖人物当普通人看，能够看到其肉身凡胎、七情六欲、高尚渺小、善恶美丑、功过是非，并给以客观评价的民族。对于毛泽东，中国人何时能够摒弃左右极端，既不将其神化，也不将其魔化；既不美其功，也不扬其过，而是作为一个产生于历史、局限于历史并且已经成为了历史的“人”看待，才是全民族觉悟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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