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黄头：从傅莹大使向大英博物馆捐献中国粮票说起
资料图片：中国驻英大使傅莹。
几天前在欧览网上看到即将升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的驻英女大使傅莹向大英博物馆捐献家藏粮票的消息。
感到很吃惊。
因为过去从来没有想到过她会知道中国有过粮票。
又读到“1510部落”和中新网上几篇赞美傅莹大使的文章，原来她不但应当用过粮票，她还曾经是一名上山下乡知青。她的父亲，内蒙古军区宣传部副部长阿民，由于文革受到迫害，余生在病床上度过。
在此之前，女大使最知名的语录是“判断一个国家是否民主，不能只看有没有一天的全国性选举”和“中国不会成为另一个西方国家”。
很难把能够说出这么坚定精辟政治名言的人跟她的身世联系起来。
中国现在应当处于彻底否定极左路线，告别极权主义，推行民主政体的最佳时期，跟傅莹大使年龄相近的一大批精英人士正掌管着高层权力。
他们当中很多人既博学多才，留学海外，直接接触过民主社会，又对残无人道的专制统治社会，对中国文革历史有过亲身经历，甚至是家破人亡血淋淋的切身之痛。
他们是再也不可复制的一代中国政治精英，他们最了解中国底层民意，最清楚世界潮流，也最明白中国必须选择什么。
但是意外的是他们当中不少人似乎徒有明亮的眼睛和高速运行的大脑却缺乏一颗透亮的心。
说中国不适合实行民主，中国人不喜欢民主，吃饱饭了还要去说话、去选举对中国人、对中国发展没有好处。这些观点他们自己会相信吗？
绝非愚蠢，更非无知，讲得委婉些是一种对历史的选择性遗忘，用中国民间的成语，叫昧着良心说话。
会不会有更多一些中国官员离开灯红酒绿的宴席，象慈祥多感的温总理那样“仰望星空”，象那位因为矿难而临时性罢免的孟学农深情地唱起“心在那里安放”？
傅莹大使无疑是中国女官员中的佼佼者，她身边的记者们颂扬她曾用”母性的温柔”化解危机。
在内蒙古长大的傅莹大使回国之前对伦敦洋溢着留恋之情。她说：“告别时，所有美好的记忆都会涌上心头。我将在公园里最后一次慢跑，在酒吧里最后一次品尝啤酒，在牛津街最后一次散步。”
真的十分感性浪漫，富有生活品味。不过女大使接着没有忘记抱怨有些人“误读中国”，她认为，中国与西方时常发生分歧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政治差异。
“同一个屋顶不能放在所有建筑上，”她说，“政治体制就像建筑的顶部，英国西敏寺议会大厦是哥特式建筑，屋顶很漂亮。但其他国家可能有不同的建筑，如果想把这个屋顶放到所有建筑上，首先要看是否有同样的建筑。强加于人的感觉在中国与西方世界的关系中不时出现。”
女大使的确不同凡响。与大多数中国官员挂在嘴边的“中国国情不同”陈腐用语相比，“屋顶”的比喻十分新鲜，它巧妙地融入英国人熟悉的建筑和马列主义理论。
几乎每一个在中国上过学的人都会背诵这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既然如此，今日中国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同60年前中共刚立国时的情况是不是也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呢，这个“屋顶”，也就是说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的上层建筑有什么理由不作出与之相适应的改变呢？
当年毛泽东正是以推翻国民党独裁专制反动黑暗的“屋顶”作为号召而让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各界精英加入共产党的同盟，但是在他建立的新“屋顶”之下，中国土地上却出现了一场接着一场灭绝人性的浩劫，尤其是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精通英语，曾经在英国名校肯特大学卢瑟福学院深造，获得国际关系硕士学位，又在英国任职生活3年的傅莹大使不会不知道二战之后纳粹法西斯主义成了过街老鼠，20年前柏林墙倒塌，东欧共产主义政权迅速崩溃，野蛮的极权主义已经遭到各国人民一致唾弃的欧州当代历史。
不管傅莹大使的本意如何，她捐献给大英博物馆的粮票都是中国那个饥饿贫乏时代的物证。中国人谁也不想再钻到那个通行粮票、布票的“屋顶”底下生活。去忠心耿耿地加固那样的“屋顶”并不能阻止大厦倒塌。
傅莹大使的一位美国同行，一位上世纪70年代曾在北京工作的外交官后来成为美国总统。乔治.布什1989年1月21日在他的总统就职演说中说道：“让我们在心中铭刻下这样的话语：‘用权力去帮助人民’。”
请捐了粮票回北京履新的傅莹大使仍然记住粮票，也记住这句话。别忘掉您父辈遭受的专制极权迫害，别辜负您在肯特研读的人类文献。
(写于2010年2月3日，中欧新闻网cenews.eu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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