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南方周末》：新商人中的理想主义者（梦践行者之3)
南方周末：您人生中有过哪些梦想？王石：不同的年纪、经历的梦想不一样。四五岁时候在幼儿园，梦想就是拥有一块吸铁石，吸铁石能隔着桌板让铁屑来回抖动，当时觉得太神奇了。
上学之后每年寒假暑假都回老家，老家在辽西山区，那时候梦想就是在农村生活，有一次暑假到期了就赖着不走，姥姥好说歹说才把我劝回来了。
说现实点，少年时就想当一名外科医生，“救死扶伤”很神圣。这个想法一直在脑海里挥之不去。这个时代可能注定是成就企业家的时代，我也就成了一个办企业的人。毕竟，个人梦想的实现和时代背景是分不开的。
南方周末：到深圳之后是不是您的梦想有一些改变？
王石：到深圳之后就是创业，因为那个时候只有做生意，当商人。自己干什么不大清楚，想先赚点钱，既然是干了做买卖的行当，便开始学经营、学管理，就这样一年一年走下来。1997年一个契机去了西藏。到了高原，呕吐，头疼，睡不着觉。反而这次特别的经历，唤起了少年时代的梦想，就开始登山、探险，直到现在。
我当兵的时候是在汽车团，汽车团旁边就是航校，看着一架架飞机起飞就特别羡慕，到了1998年我学飞滑翔伞，实现了蓝天翱翔的梦想，一飞10年了。两年前改飞滑翔机，现在就觉得梦想在一步步地实现，还想着去航海，虽然职业不是自己特别想要做的，但觉得能得到社会承认，也很心安。
2003年登上珠峰是一个转折。我记得很清楚，那年的3月底进珠峰大本营，经历50多天的磨练，5月22日早上一点钟从海拔8300米突击营地向顶峰冲击。之前我有信心登顶，但真的就要冲顶了，我都不相信——我现在是在向珠峰的顶峰上迈进，在8700米高度的第二台阶，正好那个台阶上去比较难，就在那阻塞住了，前面七八个队员，有的队员二十多分钟才能上去，我在后面等着。当时我印象很清楚，前面只要有一个队员扭头往回走，我就会跟着下撤，似乎大家都在等看谁先往后退？但没人后退，我也只好硬着头皮跟着上去了。从珠峰下来，面对困难，心态就完全不一样了。
做企业家并非初衷
南方周末：2005年之后您的梦想是什么？
王石：就是承担社会责任，做更多有益社会的事情，珠峰再高是海拔8844米，七大洲也都有一个尺度的限度，但作为公益活动尽社会的责任，这个是无限的。2005年我出了本书，书名叫做《第八峰》，七大洲最高峰我登完了，但是我心中还有一座梦想的高峰，这座峰是没有尺度的，这个就是如何把我的能力和尽社会责任结合起来。
南方周末：接下来呢？
王石：现在全球变暖，一个个人，一个企业应该扮演什么角色？简单来说，过去30年发展到现在，是想不到的，未来30年还有很多不确定性。作为企业家，在这个不确定当中要尽到责任，这个责任能尽到多大，自己还是不清楚，但觉得应该是把它当成梦想继续去努力。
南方周末：您曾经想过自己要成为一个企业家吗？
王石：没有，从来没有，曾经梦想成为医生，梦想成为侦探，梦想成为一个远洋世界的海员，想成为一个战地记者，梦想很多，但从来没有梦想成为一个企业家，当企业家是时代使然。
南方周末：您觉得自己梦想成真了吗？
王石：有一些梦想成真，有一些只是一个梦想，实际上人的梦想有很多，一种是职业上希望成为什么，再一个就是生活中的状态。
就我来讲生活状态只能说还可以。梦想的本身就是一种没法实现的愿望，它又可以使你处于一种状态，这种状态又和梦想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太现实的，但是你又在想着它。
南方周末：如何让梦想变成现实呢？请您总结一下。
王石：我觉得第一个是要有理想主义，你可能当外科医生，可能当侦探，可能当企业家，但是一定要有理想主义；第二个要有现实主义，要面对现实；第三个要脚踏实地。
南方周末：那么个人努力和时代变迁对于实现梦想来说，分别有多大作用呢？
王石：时代造英雄，时代的变迁和我个人努力是九比一的关系，90%是时代的变迁，10%是个人的努力。
比如，如果我早出生20年，那在1956年的时候恰好是30岁不到，也就是刚大学毕业，那时候正好是反右运动，根据我个人的性格来讲，我不会是中间派，要不就是打右派的人，要不就是被打成右派，所以我个人努力和时代的关系是哪个大？
到了1980年代改革开放，我到深圳去，是时代给了机会，我抓住、我努力了，也正是这个时代的变迁给我这样的机会，所以我觉得是九一的关系，不要以为自己了不起。
南方周末：刚才很有意思的是，您为什么这么肯定自己不会成为中间派呢？
王石：我是很努力想做一番事业，想出人头地，这是人类竞争使然，可能有的人比较随和就愿意随大流，我是不会随大流的，所以那样一个时代当中我怎么可能成为一个中间派？
精彩才刚开始
南方周末：我们已经度过经济危机这种说法您同意吗？
王石：从去年第四季度中国的货币政策、经济政策的刺激效果是不错的，当然从局部来讲的确是不错的，尤其房地产今年一季度就开始反弹，但是也应该看到2000万民工的下岗带来了的负面影响，农村的影响现在还不能说像房地产那么明显，经济可以说是在复苏，也不能排除可能这样的货币政策对之后会带来一些问题。
南方周末：那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是否已经实现了？
王石：过去的30年改革开放是经济复兴。现在谈中华文明的复兴为时尚早，虽然中国经济在世界上很有影响力，但是提到中华文明可能更多想到的是中国菜、中国京剧、中国的方块文字。我感觉中国文化的影响力可能还不如韩国，现在谈中华文明或者文化的伟大复兴还为时尚早，可能还得再看30年。
南方周末：在您心目当中中国的价值观和中国梦应该怎么样去形容？
王石：我只能说中国现在的现状，改革开放30年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生活水平明显提高，现在就基本价值观来讲就是经济主义。就我个人的价值观和梦来讲，应该靠自己的勇敢，自我不满足，智慧汗水创造自己美好的生活，这是我的价值观。我的梦想就是：在社会当中为个人、为社会创造财富，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
南方周末：从您个人对于国家的期盼来说，您认为您生活在什么样的国家里，您的祖国有什么样的价值观，什么样的梦想才是一个让您特别自豪的事？
王石：这个价值观是由每个公民来组成的，就现在来讲我们还是缺少公民意识，就是如何追求个人的幸福、个人的权利、维护个人权利的公共意识。从某种角度来讲，中国现在缺少现代的企业。我记得在改革开放的时候提出四个现代化，叫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还有一个什么现代化我不记得了，但缺少观念现代化、文化现代化。我们是需要补这一课。
南方周末：如果给您选择一个标签，您会选择一个什么样的标签来代表自己？
王石：我觉得是不行贿，把不行贿当个标识，对我来讲更有现实意义，因为这个社会比较流行行贿，大家不相信在社会上不行贿也可以把企业做得很好，我是这样说的，我也是这样做的。
南方周末：您这一两年思考最多的东西是什么？
王石：2008年对我个人、对万科团队都是很特别的一年；我相信对我们国家、对全球也是很特别的一年。但是具体说到我自己，简单来说给我打回了原形。我以为我已经很成功了，我以为我已经不说了不起吧，也和了不起接近了。结果我被骂的一个什么都不是。这会让你冷静，而且觉得确实在这样不可琢磨、不可确定的年代，我们确实有点，当然我们指的主要是我，有点头脑发热，有点夸大自己。我本来以为除了登山、探险、做点公益活动，好像企业也就这样了。但08年之后，我才知道精彩的才真正开始。
如果说我想什么呢，就想到了——像我们国家一样，在国际上有了影响，大家在乎你，当然你就要更多地，不仅显示你的力量，更显示你的责任。无论作为一个企业，还是作为一个个人，都是一样。从2008年对我的评价可以看到，实际上是希望我承担更多的责任。
女士们、先生们,上午好!
《南方周末》邀请我来,给了我三个标签选择,一个是企业家,一个是登山家,一个是不行贿。我就从不行贿说起。
简单来讲,不行贿是我到深圳之后的做事原则。我是这样,企业也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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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a 万科王石 by 万科王石 on 7/10/09
女士们、先生们,上午好!《南方周末》邀请我来,给了我三个标签选择,一个是企业家,一个是登山家,一个是不行贿。我就从不行贿说起。
简单来讲,不行贿是我到深圳之后的做事原则。我是这样,企业也是这样。
作为上市公司的董事长,个人不行贿,但是你的公司就没有行贿的行为吗?我想一个公司,如果从制度上确定一件事不能做,那财务上就无法支出。作为万科来讲,它是制度上不允许行贿,尽管到现在很多人不相信,但是还没有揭发一个案例说万科在行贿。
不行贿作为一个底线,大家都认为不可能,或者认为可能,但觉得很难。刚才我回答了第一个问题,说它是可能的,第二难不难?它确实很难,但是不像想象的那么难———如果你假定这个社会就是一个行贿的社会,当然不行贿你会无法生存；但是如果你假定这个社会既有受贿的风气,也有不受贿的廉洁官员,这样做就不那么难了。
大家更多把我和登山联系在一起,我觉得登山是一种个人生活方式的选择。之所以成为企业家,那是职业上的选择,从某种角度上是一种被动,正因为你事业成功了,生活上就可以做愿意做的事情,可以冒险。
我的身份别人看来是知名企业家,跟登珠峰就不大有联系了,就会得出很多猜测———说这家伙是靠登山出名,他怎么可能登上珠峰,一定被人抬上去!
这种猜测我不多解释。我想说的是,首先登山是实现自己儿时的梦想,即使做企业很成功了,它并不是我非常喜欢做的。我也想搞艺术,但是我这方面没什么才华。首先对自身的满足,这非常重要,再一个是对自然的热爱,这样我就去登山。
就给我这两个头衔,如果让我选择的话,我非常清楚,登山家和企业家选择哪个?我选择企业家,因为那是我的立足之本,谋生就靠那个,登山家是业余爱好。如果说我能靠登山赚钱,当然选登山家。
我觉得有意思的是这次《南方周末》让我选,企业家、登山家、不行贿符号,你选择哪一个?我选择不行贿。为什么呢?你觉得可以做的事情、最起码的事情,反而成为你的标志符号,不行贿是一个标志,我觉得很荒诞,是《南方周末》荒诞,王石荒诞,还是这个社会荒诞?
我们来看看是谁的荒诞。
八年前,去云南参加一个企业家论坛。我上去发言,讲到万科的不行贿,有一位嘉宾,也是国内比较出名的企业家,他上来的大意就是王石先生不行贿,我很佩服,但是只是个案,因为在中国不行贿,一事无成,比如说我就行贿。下面是三百多位企业家热烈的掌声。
我讲我不行贿,下面没有掌声,他讲他行贿的时候下面是掌声雷动。我坐在台上多少有点尴尬。
这给我刺激非常大,现在不行贿成了过街的老鼠,行贿反而成了英雄了。
第二个例子,在北大的光华管理学院,一年一次和学生讲企业伦理道德。第一次讲课的时候,当我讲到万科不行贿的时候,讲师说王石先生你停一下,请北大的学生,人数大概是二百多人,说相信王石先生不行贿的请举手。结果举手的不超过1/3,我相信有的人还是给我面子。
这种情况持续了八年,我去年经历了万科的“捐款门”,我的信用、社会形象遭到了挑战,再一次到光华管理学院讲课的时候,很有意思的是,这位讲师现在是教授了,把我多年前第一次讲的录像放出来了,再问,下面请相信王石先生不行贿的举手,这一次举手超过一半,还不是全部。
这个主题,我不仅仅在大陆讲演,也在新加坡、香港、台湾讲演。反应是完全不一样的,显然他们非常佩服,相信我不行贿。
我们现在的问题在哪里?不在于社会风气怎么样,不在于行贿不行贿,而在于社会的价值标准———就是行贿是肯定的,不行贿是否定的。我觉得这个问题是非常大的。而且突然发现,万科成立25周年,《南方周末》也成立25周年的时候,选择我的符号是不行贿。我觉得这是社会的荒诞。
从艺术理解力来讲,我始终还是停留在印象派的水平,到毕加索的画我就看不懂了,这和我小时候所受的教育有关系。现代主义哲学,我也看不懂。但是从我个人的经历,我今天理解了,什么叫存在主义?就是它的偶然性和荒诞性。
回到今天的主题,我们讲到文明复兴,从我经历1950年代、1960年代“文化大革命”到现在GDP挂帅,我觉得这个问题是非常大的。如果我们现在不改变这种现状,将非常糟糕。
最后,我也很想就江平教授的法治天下,来谈谈我的感受。
万科曾经就两个案子打官司,中院我们赢了,对方上诉到高院,我们又输了,最后不得不到最高法院要求终止执行,我们和最高法院没有任何关系,最后还我们公正。所以要讲公平,法治是非常重要的。
我想中国既然面临偶然性和荒诞性,实际上我们要走向法治社会,可以说很难,也可以说不难。比如说我们谈到农民问题,多少年的农业税,说取消,一个文件就取消了。现在我们既然谈到平等,社会上更多强调的是一种生存的平等,我觉得是不够的。要做到平等,最起码在就业、受教育等方面,尽量取消二元化社会。农民进城,他们的子女教育、医疗保险能和我们城市人一样,我觉得中国的未来复兴就非常有希望。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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