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甫同茅于轼先生早在哈佛就是老朋友了。1985年起，恒甫在哈佛就喊访问学者茅于轼先生老茅，这些年来，恒甫也不用改叫茅老师了。恒甫今日周末无事可干，不妨按几下老茅的提携维迎学弟的文章，打发时间。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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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于轼/文， 邹恒甫/按
（恒甫同茅于轼先生早在哈佛就是老朋友了。1985年起，恒甫在哈佛就喊访问学者茅于轼先生老茅，这些年来，恒甫也不用改叫茅老师了。恒甫今日周末无事可干，不妨按几下老茅的提携维迎学弟的文章，打发时间。如何？）
读张维迎的《价格、市场与企业家》，（这肯定是维迎的媒体经济评论的拼凑。） 把我带回到1980年代初的激动人心的改革浪潮之中。（如果读改革设计师邓小平的文选，那就更加激动了。）中国经过了万马齐喑的文革时代，终于开启了历史的新篇。被压抑了几十年（在几十年前的几十年的国民党时代也是被压抑的。）的自由思想（没有什么思想，只有重复的洋人的思想和挥之不去的自己的牢骚。）有了萌发的机会。也只有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才有可能走上改革之路。（此句不着边际。）
当时我是年过五十的进入老年的知识分子，带着满身的伤痕，像欢迎朝阳那样地呼吸着改革带来的新鲜空气。而张维迎则刚过二十多岁，（二十三岁了啊。怎么能说是刚刚过二十多岁？）用充满好奇（难道像婴儿一般地好奇？）的眼光，观察着这个激烈变动中的世界，试图把他在大学里学到的经济学理论应用于当前现实问题的分析。（老茅啊，你在维迎的肚子里吗？好玩。是维迎帮你写的这一段吧。）我们这两种很不相同的年龄、生活经历和知识准备，但却有共同的语言，就是对改革的憧憬。（这是你们俩共同写作吧。）
我第一次见到张维迎是1982年2月23日在西安召开的全国数量经济学年会上。这次年会是我国经济学界突破传统经济学束缚，取得重要发展的一个里程碑。（这太可笑。）今天大家听起来一定感觉可笑，（大家当然感到可笑：维迎又不懂数理经济学。）现代经济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是以数量经济学为突破口的。因为文字的经济学被传统理论界封锁得很严密，只有用数学稍微有点自由度，因为当时搞传统经济学的学者多半不懂数学，一看数学符号就头痛，就不再往下看了。所以用数学的文章容易通过检查，从网眼里漏出来。（也没有这样紧张：当时的思想比现在还要解放一些。我都要去哈佛念博士了。武汉大学的数理经济学已经开了好几年了。）这次会议有许多后来成为中国经济学界学科带头人的重要经济学家，像杨小凯、田国强（小凯和国强比维迎的数理经济学要高出太多了。）、王国乡、刘世锦、还有史树中、王书瑶、于清文、张纪岳、周述实、冯文权、胡传机、钱志高等人。
那时候讲西方经济学（应该是现代主流经济学）是要冒风险的，不像现在各个大学都在课堂上堂而皇之地讲。（这太夸张了：1982年，西方经济学在武汉大学和华中工学院泛滥成灾了。）那次会议实际上是一次传统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的斗争会。我是我们小组的副组长，另外有一位正组长。两个组长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看法。结果当然无所谓胜负，但是确实给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打开了一条生路。
张维迎当时还是西北大学经济学的研究生。经济系的研究生很多，让张维迎参加这次会议，显然因为他与众不同。（这又是维迎在自己写自己。在西北大学开会，研究生都可以参加。）他的导师何炼成先生（何老师是武大学派的弟子，恒甫的湖南浏阳老乡。何老师从来就感谢武汉大学的老师当年去西北大学讲授西方经济学。）受到大家的尊敬，主要因为何老师善于识别人才，而且不拘一格。那时候学校里教的主要内容还是传统的政治经济学。但是何老师鼓励新思想，不怕离经叛道。张维迎就是正在两种经济学中进行认真思考和慎重选择的时刻。（这些话都是维迎自己写自己的思想汇报，典型的文化大革命后期的思想汇报的写法。）他在小组会上发言题目是：马克思主义和数量经济学关系中的几个理论问题。（维迎怎么能有水平讲这种大题目啊？在1970年代，萨缪尔逊倒是写了一系列的这方面的文章。维迎如果现在，2009年，能看懂萨缪尔逊的文章就不错了。）他的发言获得普遍的称赞，（因为大家都不懂装懂。）并且被推选代表小组到大会去发言。从那时候起，我就对这个年轻人有了深刻印象。
回到北京一年多后，大概是1983年8月，听说张维迎出事了。他写了一篇"为钱正名"的文章，无非说明钱是价值的客观度量，大家为创造财富而赚钱是很正常的，不应该回避钱，把它看成是什么坏东西。（维迎的为钱正名是历史上西方庸俗经济思想的重复。中国古人鲁褒的钱神论是对此的好调侃。今日华尔街金融王八贪婪表演的悲哀之处就是所谓的为钱正名。全世界都在为华尔街的为钱正名付出代价。）但是此文被省里的某个领导点了名，于是铺天盖地的批判文章哄然而起，不但在陕西省，在全国都展开了批判。我在北京很为他不平，就写了文章支持他，但是发表不出来。（发表出来也是老调重谈。）从那儿以后我把他看成是经济改革的战友，不是一般的朋友了。（怎么一遇上点风雨就都把自己视为改革的英雄和战友？为钱正名又有什么新奇？从西尼尔到穆勒到马歇尔，大家既为钱正名，也为劳动正名。）今天看来，我国的改革绝不是一帆风顺的。任何一点微小的进步都会遭遇巨大的阻力，改革的新思想总会被那些自认为一贯正确的坚持派视为大逆不道。尽管随着改革的向前发展，证明新认识是对的，但是从来没有人给改革派平过反。（从来都没有人能够真为钱正名啊。怎么平反？）到了下一次新旧思想发生冲突时又是改革派被批，坚持派俨然以一贯正确的姿态出现。改革中最重要的两次冲突是要不要放弃计划经济接受市场经济，和要不要发展民营经济，民营企业和国家企业平等对待。今天的事实已经完全证明了市场经济和民营经济的道路是对的，但是在这两次争论中伤害了许多人，有的被批判，有的被罚款，有的书被禁，至今没有改正。
从批判"为钱正名"以后，张维迎很快地成长起来。他后来表现的学术上的坚忍不拔精神，我相信和这次受到的批判有关。我们之间有了更多的共同语言。他和我不断有书信往来，展开了许多讨论，内容主要是关于现代经济学的学习和改革中的问题。1984年底张维迎研究生毕业分配到北京工作，接触的机会更多了，几乎每星期都会碰几次头。记得经常往来的还有宋国清、张敢明、栗树和、梁天征等。1984年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的丁宁宁邀请我参加能源组的活动，张维迎有关双轨制价格改革的文章有机会通过我带到国务院的中心发表。（这就需要华生，徐景安，罗小鹏，高梁，张少杰等人都出来证明张维迎盗劫他人学术成果：
令人遗憾的双轨制发明权之争
莫干山会议亲历者 华生 高梁 张少杰
http://huashengblog.blog.sohu.com/101848234.html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1984年9月初，由《经济日报》等媒体组织的"全国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即莫干山会议）上，来自全国的青年学者为即将全面展开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提出了诸多有价值的建议，"价格双轨制改革思路"就是会议的突出成果之一。鉴于北大张维迎教授多次公开声称他是在莫干山会上提出双轨制思路的惟一发明者，我们作为会议的参加者（高梁也是会议筹备组的成员），认为有必要出面，说清楚历史事实。
双轨制发明权之争的由来
本来，双轨乃至多轨多重价格，是发端于改革开放之初渐进式推进，价格放调结合的自然产物。莫干山会议不过是提出了要因势利导，把这个有意无意的做法，变成自觉的战略，来实现中国经济的转轨。
当时的记载和报道是，莫干山会上在价格改革问题上分为三派：调派以田源为代表；放派以张维迎为代表；华生、何家成、蒋跃、高粱、张少杰等人则提出了第三种主张——放调结合的双轨制思路，得到了会议的赞同，向时任国务委员张劲夫同志汇报，并最终为中央所采纳。
不过，放调结合、双轨推进的战略从一开始推行，就遭到了相当多的责疑和批评，以致随着改革深入和矛盾累积，在1980年代末甚至声名狼藉，我们几个提出双轨制的人也自然成为大家集中批评的靶子。因此，打开1980年代的全部文献乃至传媒资料，只有围绕双轨制的论战，没有任何人出来争什么发明权。
1990年代始双轨制得到更全面的积极评价之后，华生倒是在回忆文章中多次指出，双轨制其实是莫干山会议集体智慧的结晶，而他和相关当事人只是因为历史的偶然和机遇，才成为符号化的代表。至于今天双轨制发明权的所谓争论，正如莫干山会议主报告执笔人徐景安所指出的，是张维迎在1990年代后挑起来的。
在1990年代张维迎出版的自己著作的作者简介中，首次自称"是国内最早提出并系统论证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的学者"，但由于他并没有提供进一步的细节，人们也无从知晓他在哪里提出和论述的。因此尽管1980年代过来的人看到后都感到很奇怪，但我们谁都没有出来去责疑和驳斥。直到2006年张维迎在其出版的《价格、市场与企业家》一书中，首次提出，他在1984年4月，就写成了"以价格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一文，并刊登在国务院技术研究中心出的"专家建议"上。在该文中他第一次系统提出了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他说在莫干山会议上"从一开始就形成'调'、'放'两派"，田源是调派的代表，我是放派的代表。最终，我的观点说服了大多数人，会议组织者以政府领导人'容易听进去'的方式将我的观点作了一些修正，向国务院提交了这次会议上提出的价格改革新思路，受到国务院领导的重视，'双轨制'由此成为中国价格改革的官方政策。"
由于张维迎的说法与1980年代留下的文献、记载及莫干山会议与会者的回忆都完全不同，因而引起所谓关于双轨制发明权的争论。
作为这个历史的亲历者和当事人，我们一直觉得，这种事后对历史的修改十分令人遗憾,但双轨制已经载入历史，争夺个人的发明权没有什么意思，所以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回避对张维迎的说法作出正面的评论。
但是，最近在《经济观察报》纪念改革30年的访谈中，张维迎进一步明确说，在莫干山会上"我还讲了如何通过双轨制逐步放开价格的思路，我的发言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之前没有人从放开市场的角度考虑价格改革问题"，说他"基本上是单枪匹马轮番应战"，"我现在确实想不出还有谁是放派了"。"随着讨论的进行，有越来越多的人被我说服"，"掌声也越来越多"，称自己是莫干山会上把市场价格作为改革目标并提出双轨制的惟一贡献者。这样，当然就有人包括媒体向我们尖锐地提问，张维迎的说法与你们的回忆完全对立，不可能同时为真。如果张维迎所言属实，那么过去所说我们几个在莫干山会议上提出双轨制的人，就是在撒谎和伪造历史。因此，尽管在这种非黑即白的情况下，说清楚真相总会令有人难堪，但作为历史的当事人已经再没有什么回避的余地。我们也只好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之际，澄清事实真相，这既是对历史和大众知情权的尊重，也有助于学术研究风气的净化和人们对改革真实历程的认识。
会议亲历者眼中的历史
其实，关于莫干山会议上的情况，会议一结束代表们就已经带到了全国各地。1980年代的媒体很少，但他们对年轻的改革者能够影响国家决策的大事当然也不会忽略。发起组织莫干山会议的媒体之一《中国青年》杂志，于会后曾就双轨制被中央采纳发表过一篇对华生的专访，并在1985年第4期刊发。文章详细描述了会上华生等人如何提出和向领导汇报放调结合的双轨制的情况，其中有这样的表述："围绕价格改革，会上旗分三色，势成鼎立"。国内权威理论期刊《经济研究》也在会后立即约我们5人写作了"论具有中国特色的价格改革道路"一文，刊登于1985年第2期。
1990年代后，大家关于莫干山会议价格改革的回忆基本大同小异，如徐景安的回忆文章，谈到会上有三派观点，张维迎是放派，与双轨制并无关系（见《领导者》杂志2008年2月刊）。具有代表性的还有会议参加者，著名的价格研究专家、现任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院长李晓西教授的文章。他当时是莫干山会议上价格组讨论的活跃人物，并于1987年发表过《从双轨制到市场化》的论文，对双轨制的利弊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建议，代表了当时社会上很有影响的意见。1999年，当时他还在国务院研究室担任宏观经济研究司司长，在点评自己这篇1980年代的论文时，对当年双轨制的产生作了一个完整的描述："'价格双轨制'是1984年全国第一次中青年经济工作者理论研讨会即'莫干山会议'提出来的。在此之前，价格管理中也有过类似规定，但形成很大影响并被推崇为经济改革的主要思路，则是自这次会议始。在'莫干山会议'上，有三种价格改革方式的争论：一种主张价格以调为主，这是以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田源同志为代表；一种主张价格以放为主，这是以张维迎同志为代表；还有一种主张搞价格双轨制，这是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华生、何家成同志为代表。回过头来看，以调为主思路趋于保守，……价格以放为主，……可能欲速不达，反导致改革失败。多数人认同价格双轨制的观点。……这种思路，后来也得到中央有关领导同志首肯。因此，价格双轨制成为价格改革的一项重大政策出台了。"（见《二十年观察与思考：李晓西论文集》，1999年）。
莫干山会议上的三派观点确实在主报告中被去掉一条，归纳为两种思路，但是，被归纳和去掉的恰恰不是别人而是张维迎的观点。这是因为会议的大多数人和组织领导者认为，放出一个自由市场价格的观点过于激进，并不可行，而调的观点领导已经知道，因此，在会议向国务委员张劲夫同志汇报时，决定只派华生去汇报双轨制思路，同时会议提交的两个价格改革建议分别指派田源、华生起草，作为附件，并由徐景安归纳这两个建议写成"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作为主报告内容之一。而张劲夫同志和国务院领导很快批示肯定了放调结合的思路。对此，莫干山会议的一个重要参加和组织者，也是张维迎在莫干山会议后的工作单位即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的所长陈一谘有很清楚的说明。
他回忆当年曾向国务院领导当面汇报会议情况，介绍"莫干山会议上关于价格改革的争论最激烈。第一种意见比较激进，认为价格必须全面放开，不放开不能形成市场机制，原则上对，但具体操作性不大，提出这种意见的青年学者了解西方经济学，但对中国实际情况了解不够；第二种意见过于稳健，认为当前只能做价格调整，调的比价比较合理后才能进行价格改革，问题在于主观的价格调整永远不可能调的"合理"，调出一个价格机制来；第三种意见被会上多数人接受，以社科院研究生院的华生、张少杰、高梁为代表，认为能放开的价格必须逐步放开，以形成市场机制，放不开的价格则进行行政指令性调整，叫作放调结合，先放后调。这种办法可以逐步扩大市场份额，使指令性计划的原材料和产品比重逐步缩小，最后达到大部分产品价格由市场决定。问题在于可能出在有些人会利用两种价差搞投机，但不可能有完美方案，只要利大弊小就可以"（见《前哨月刊》2006年5月）。所以，对莫干山会上的情况，对于这个会议所有的参加者来说，都是清清楚楚的。
如徐景安表示，他据实回忆了会上三派不同观点的争论，张维迎见文后给他这位体改所的老领导做工作，但无论张维迎如何"启发"他，他实在回忆不出莫干山会上张维迎和放调结合、双轨制有什么关系，无法为张维迎做证。张维迎又以知识产权为由，坚决反对徐景安公开发表他们两个人就此进行的对话，因此他是不得已才去写文章澄清张维迎的说法和《经济观察报》的相关报道。
奇怪的是，张维迎当时在会上和整个1980年代，从未对大家公认的说法表示异议，而到了20多年后要彻底翻当年莫干山会议的案，对我们所有这些参会者来说，听到后不免瞠目结舌。莫干山价格讨论的一个主要代表田源，在一次众人聚会上听说，张维迎自称提出了双轨制，并说服了莫干山会议上的大多数人，田源当众发问"不可能吧？他真的这么说了？不会吧？"听到别人肯定的答复后，田源不无讽刺地反问"他参加了莫干山会了吗？"。
移花接木的原由
张维迎自称提出了双轨制，绝非空穴来风。据张维迎自己介绍，他在一直没搬家的茅于轼老师家中，"庆幸"地找到他在莫干山会前那份"专家建议"的油印稿原件。其中他提到"价格体系改革的具体办法，可以参照农副产品价格改革的办法，实行双轨制价格，旧价格用旧办法管理，新办法用新办法管理，最后建立全新的替代价格制度"。张维迎前不久刚把这篇文章扫描给了徐景安，说服徐承认他才是双轨制的最早提出者。
既然现在张维迎说他早在莫干山会以前就写文章，全面论述双轨制，并带着文章上山，他为什么在莫干山会上不提双轨制？或者别人提出后拿出自己的文章当众宣示，让与会者包括会后他加盟的体改所的众多同事和领导们当场信服，要等到20多年后的今天，才拿着一个几乎没有人见过和听说过的扫描文件去各处费力地说服别人呢？
首先，莫干山会议上进行的并不是双轨制与单轨制的争论，而是放和调的争论，而张维迎是高调的市场化放派，坚决反对调。
本来张维迎的长文还提到一次调，说可以"或先调后放"，但这正是莫干山会上调派的思路。这样，他到莫干山会上遇到了调派以后，就完全抛弃了自己或可以先调的含糊想法，变成了彻底的放派，与调派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第三种思路，是综合放调两方面的意见，把放、调各作为一轨，综合起来叫放调结合的双轨制。
当时讲双轨制主要是从外放内调、两条腿走路，双轨推进这个动态意义上说的，并不是强调去搞计划内外两个价格，那样与会者和领导根本都不会接受。实际上，很多与会者印象最深的是，当时华生比划着手势去说服听众和领导的一个有力论据，不是鼓吹去搞双轨制价格，而是相反，说明放权让利已经不可避免出现了多重价格，这时，因势利导先放开计划外价格，国家参与组织生产资料市场，可以刺激供给，从而使市价下落，同时再内调计划价向上，使计划内外价格靠拢和合并。正是这个因势利导和使多价归一的双轨反向推进主张，最终打动了相关决策人。
双轨制价格只是放调结合的战略在实行后形成的一个过渡形态，在事后才成为一个大众流行用语。当时在莫干山会议的主报告和领导批示中说的都是放调结合，并没有提及双轨制。当年国务委员张劲夫同志听汇报首次听华生提到这个词时特别问："双轨制怎么讲？"，华生回答:"就是价格先放后调"，张劲夫同志随即表示了对一物多价和市场投机的疑问，华生解释放调结合的双轨推进正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即用"平价稳大局,市价改结构，造成短线市价平稳下浮，同时上调牌价向上，逐步使二者靠近，多价归一"（见《中国青年》杂志1985年第4期19页）。
张维迎当时全力推崇自由价格和放，既反对调派，也反对放调结合的双轨推进主张。由于他高调坚持市场价格的"放"这一轨，而他现在所说文章提到的双轨制价格与放调结合的两轨无关，当然就不可能在会上去把自己的放和放调结合的双轨制混为一谈。
其次，张维迎的文章说价差大的生产资料价格，可以分步放或先调后放，而当时价差大的就是生产资料，所以价格双轨制当年本来又被称为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这个领域恰恰是要先放而不能先调，以调为主的先调和放调结合的先放后调正是莫干山会议总结的价格改革两条思路的区别所在。
因此，如果仅以张维迎的文章为据，他又是在这两种思路之间摇摆的。张维迎现在说放就是双轨制，说明他至今也没明白双轨制的真正含义，也没有明白为什么他当年高调提出的市场价格目标模式和放派主张在莫干山上被多数人否定的原因。
张维迎放的思路在会上没有被采纳，会后他将自己关于价格改革的主要思想总结归纳在一篇题为"关于价格改革中以放为主的思路"的文章，发表于1985年第6期的《经济研究参考资料》，并被作为"放"派代表作选登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出版的论文集中（《中国：发展与改革1984-1985》春秋出版社1987版）。这是能查到的张维迎在1980年代所唯一公开发表的关于价格改革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张维迎通篇没有提到放调结合，甚至也完全回避提到这时已经变得很热的双轨制这个词，去掉了他现在出示的内部文章中唯一提到的双轨制三个字的一处，改为双轨价格，显示他有意区分自己与莫干山会议放调结合双轨制的界限。此后他虽然与莫干山会议的众多参加者同在体改所，但再也不与人谈这个话题，淡出了人们的视野。1980年代后期围绕双轨制战略的论战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张维迎从来没有参与论战，而是完全置之度外，甚至连自己所里组织写双轨制的调研讨论文章也不参加，没有为双轨制说过一句肯定的话。
因此，所谓张维迎带着双轨制文章上山引起了轰动，张维迎的观点说服了会议上的大多数人，1980年代他因双轨制而被人骂了所有骂人的话，都不能不是谎言。因为当时张维迎自己就没说他主张双轨制，会上大多数人根本不是同意而是否定了他的观点，所有骂人的话只会出现在今天的网络世界，根本不会出现在只有少数官方媒体的1980年代。
事实已经很清楚。
张维迎"放"的观点在莫干山会上因过激而被拒绝之后，他心意阑珊，从此不再关心并退出了这方面的讨论参与。到了1990年代以后，当俄罗斯改革的休克疗法受到普遍责疑，人们重新认识中国经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甚至盛赞双轨制转型是中国人的天才创造之后，张维迎才突然对双轨制的发明权产生极大兴趣，"非常庆幸"地找出了一份自己当年内部文章的原件，用此双轨来冒充彼双轨，宣称自己是"最早提出并系统论证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的学者"。走到这一步，张维迎的做法虽然牵强附会，但也不算无中生有。就如历史上苏格兰人帕特里克•马修远在达尔文之前就早已提出了进化论，但不幸的是，他是在一本名为《海军用木和森林栽培》书里提出来的，之后就没有去深入研究和推介。尽管如此，后来很多人包括达尔文本人，都承认他提的最早，同时也指出，他提的很简单，并不为人所知，对推动社会的认识未起作用。而张维迎的内部文稿提到的还不是当年莫干山会上提出、并被中央采纳的放调结合双轨制思路，只是一个类似的双轨制价格概念，就去引导舆论认为，中国的放调结合的双轨制就是他提出来的。
不过，到了新世纪，随着张维迎地位和名气的上升，他最早提出双轨制的说法开始有了一定影响，但他又不再满足于或不能止步于自己仅仅是"最早提出和系统论证了双轨制"，进而还要自圆其说去证明，既然双轨制价格最早由他提出，他又携文参加了莫干山会议，那就必须是他本人合乎逻辑地在莫干山上提出了双轨制，并说服了会议的大多数人，结果他的观点被领导采纳，推动了中国经济改革的进展。但张维迎这样做就最终触及了所有莫干山会议价格讨论参加者的道德底线。知情者见面提及时无不愕然。
就象徐景安所说，走到这一步，张维迎为了提高自己的学术地位，追求利益最大化，有点失去理性。因为要证明这一点，那就必须宣布：1980年代以来原有关于莫干山会议双轨制产生过程的有关报道、记载和回忆，都是编造和谎言；莫干山会议的参加者和组织领导者无端地把张维迎的观点当众移给别人；张维迎自己也眼见自己的成果当面被他人占有而在会上乃至整个1980年代都默然接受；如此等等。
但莫干山会议的亲历者都还健在，会议的核心组织者甚至都已进入国家领导人的行列，张维迎宣称自己在莫干山会议上"单枪匹马"作战，以至最后成为获得大多数人点头鼓掌的唯一正确代表，这确实超出了我们所有人的想像。不过和历史上那些让人无法理解去铤而走险的学术造假者一样，在令莫干山会议的亲历者陷入巨大尴尬的同时，也让自己蒙羞。
应当指出，张维迎除了一定要抹去莫干山会议上的第三派之外，他现在对调派的批评，也是非常不公正的。张维迎在访谈中说，他与田源等人的分歧是价格的目标模式不同，别人是计划价格，因而用调，他主张市场价格模式，因而用放，把他与别人的争论变成改革与保守的分歧。其实当年的中青年改革者在改革的目标模式上并没有什么根本分歧，争论的关键在过渡方式上。邓小平当时提出的目标就是要理顺物价，会上提出调和放都是寻找手段和途径。田源是主张先调，但并没有排斥以后条件成熟了放开。李剑阁在会上介绍周小川、楼继伟的小步快调思路，也是向供求平衡指导价过渡，所以大家的分歧的焦点还是在如何过渡。
实际上，中国价格改革的实践最终也证明，单纯调或放的一轨，都不能完成中国价格改革复杂、渐进的过渡，正是放、调结合的双轨并用，两条腿走路，才走出了中国价格改革的成功之路。双轨制概念后来有那么大的影响，就是因为人们发现，中国渐进改革中双重体制并存和转化期间，发展增量、调整和转化存量是一个普遍的成功之路，是正确处理发展、改革、稳定关系的具体体现。双轨制是概括这个增量渐进改革的很好概念。而这些早与莫干山会后就退出讨论的张维迎无关，并和张维迎后来继续主张的各种激进观点相矛盾。张维迎现在说，没有放就没有双轨制，因而放就等于双轨制。那么没有调能有双轨制吗？国家采纳的就是放调结合，怎么能缺了"调"这一轨呢？张维迎现在拼命贬低和排斥调这一轨的作用，除了抬高自己以外，还因为他在莫干山后就完全脱离了中国价格改革的研讨探索和实践努力，并不真懂什么是双轨制，以为中国价格改革就是靠一个"放"完成的。实际上，双轨制价格只是放调结合在一个阶段上难以避免的形态，双轨制价格的过渡形态在1980年代后期曾经遭遇了严重的挑战和社会的强烈反弹，是靠放调结合、以放促调的双向努力才使价格改革最终走过险滩，基本完成的。
应当指出，在经济体制改革中中国经济学家作为群体确实发挥了一定作用，但任何人都不应该随意修改历史，夸大个人的作用。同时客观地说，中国经济学家自己原创性的东西有限，更多的是学习和借鉴别人的东西。在借鉴中如果结合自己的特点，有所发展，就是创新了。"从不重复别人的观点"，实际上恐怕谁也做不到。张维迎这么多年来的各种观点，从为钱正名，市场价格与放开，企业家的功能，资本雇用劳动的私有化逻辑等等，在西方在中国都不好说是首创吧。张维迎"称总是直截了当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不管政府爱不爱听。但他事隔20多年，从别人家的箱底翻出不为人知的文稿来，据此到处宣扬自己的首创和唯一贡献，不就是因为政府采纳了莫干山放调结合的建议因而影响了改革实践了吗？否则还有什么果实可摘呢？
实际上，经济学家应当明白，真正推动社会转型和历史前进的是政府行为和民众互动的实践。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经济学家的主要任务是要能真正科学地总结过去三十年的经验教训，为中国人今后三十年更伟大、更艰巨的征程，多少提供一些专业的预见性和透视力。经济学家即使要留一些个人的痕迹，这才是可以真正无限施展的领域。
徐景安在文章最后对张维迎所说的话应该代表了莫干山会议亲历者的心声，"做人和做学问，第一还是做人，共勉之"。
(作者华生系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校长，高梁系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国有资产研究中心主任，张少杰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研究员））
特别是关于价格改革的争论是当时的中心议题。应该承认，我那时候对价格双轨制的认识还是很初浅的，只是感觉价格改不动，一切都无从谈起，必须想办法突破这个僵局。双轨制是能够突破障碍的一个可行方案，但当时并没有懂得这是一个帕累托改进，更没有想到将来如何并轨，以及并轨中可能发生的官倒和贪污腐化问题。（这种双轨制的确是官倒和贪污腐化。）
。。。。。。(后面的就是老茅的空谈了。用不着按了。）Things you can do from 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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