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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版 �片版 PDF【 阿波罗新闻网2012-09-30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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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瓜瓜发声明为父辩护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译者 更新时间：2012/10/1 核心提示：薄瓜瓜在Tumblr上发声明，为其父辩护。
【图：薄瓜瓜之前的形象为“花花公子”，但其家庭的巨大变故让他也成为媒体焦点，并让人略感同情。】据《华尔街日报》的消息，今年5月毕业于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薄瓜瓜以邮件形式证实了他发表在Tumblr上的文字。薄瓜瓜发贴写道：
“从我个人而言，那些针对我父亲的指控我感到难以置信，因为那与我一直以来所了解的父亲的为人完全抵触。”
“尽管我父亲执行的政策可以被公开辩论，我所知的父亲是一名坚守信仰、恪尽职守的人。”
“他总是教导我要成为我自己，要超越个人、心怀天下。我一直努力按他的教导去做。此时，我希望法律程序能够正常运转，我会静待结果”
周五，中国 官方媒体宣布了薄熙来被“双开”的决定，即开除中共党籍以及公职，并对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犯罪问题线索移送司法机关。同一时间，中国官媒宣布，完成10年一 度的中共最高权力交接的18大定于 11月8日召开。薄熙来的妻子薄谷开来因故意杀害英籍商人已于今年8月被安徽一家法院判处死刑，缓期执行。薄瓜瓜是薄谷二人的唯一儿子。
【新世纪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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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关键的 原因在于中国能取得现有成果主要因为它的面积。正如今天的中国，过去的中国幅员辽阔，将来也是如此。（中国喜欢大，大是好的，如果中国人问你觉得中国怎么 样，只要说”它很大”，然后他们就会很高兴。）如果你是最大的，就好像在微型芯片被发明之前的日子，物理上的大小很重要，大的更容易占主导。一旦能掌权， 中国人就会端坐着接受那些附属国的贡品，比如西藏。当矛盾被激化到超越边界、可能会威胁到中国的安全或利益时，那些制造麻烦的人就会被设计成对立双方，或 者用钱打发。
第二个原因 在于”正确的位置”是个被误导了的概念，中国曾经是一个超级大国，而在那个世界里，没有美洲、已经获得了启蒙的欧洲或现代非洲。这个世界并不想生活在”中 国世纪”， 也有同样多的人不想生活在”美国世纪”。中国，从政治上、文化上或者作为一个社会而言，总是向内看。中国不欢迎入侵者——除非他们刚好拥有更强大的军事力 量，又是从北方入侵，正如两个古代王朝，元朝 （1271-1386）和清朝（1644-1911）的情况，他们进入了之后变得比中国人还中国了。另外，蒙古人建立了元朝，满族人建立了清朝，他们给出 了最终的威慑：”侵略我们，最后就会被我们同化。”就像电影《外星人》里演的那样（译者注：1979年科幻电影 ）。对于中国人来说，所有的非中国人都是”蛮夷”，这是略带贬损的说法。更婉转的说法是”老外”。中国人则是”自己人”。就像任何不喜欢出门的人一样，外 面的天气、大声的争论、自然灾害，中国人都能关上门置之不理。也许他们会在门上贴个条子：”当你决定了怎么处理后再敲门”。
领导层需要 和人民产生共鸣，一种能”设身处地” 地为下属着想的能力。这同样也需要决断，及承担责任的意愿。但他们始终觉得自己独一无二，中国人觉得要和他们产生共鸣几乎不可能。中国政府由相互之间有着 利益冲突的人马控制，他们要对国内问题作出决定已属不易，更不要说国际事务了。看看由于薄熙来丑闻，领导更替如何被延期的吧，这个体系被设计成这样：任何 重大决定作出之前，避免承担责任都是前提。（我知道这听起来很荒谬，就是这样，这是真的。）
领导人需要的不仅仅是高高在上。当今”世界领导人”要给世界提供成为美国人或是民主的机会，有时人们想获得这种机会，有时则是被迫。大英帝国提供了免于奴役的自由和法治体系，还有其他别的。罗马人从埃及拿走粮食，在整个欧洲重新分配。
领导世界的 中国不会提供人们成为中国人的机会，因为要当中国人是不可能的。中共也不是彻底反对奴役。它鼓励自己的人民像奴隶一样工作，为西方企业生产商品，赚取外 汇，满足经济繁荣之需。（党的宣言里誓言要把外国奴隶主赶出中国，现在看来多么讽刺！）即使你在党的鼻子底下摆弄正义的天平，党也不明白什么是法治体系。 （我曾在北京高等法院作为原告赢得了官司，但这不是正式结果。我的律师在前往判决宣判的路上接到了一个电话。结果就完全颠倒了）。至于那些从非洲压榨出来 的资源，则被送到了中国。
世界不愿意 在21世纪被中国领导还有最后一个原因。中共从最开始就鼓励强烈的排外情绪。狂热的民族情绪是它的基石之一。党的宣传机构创造了”百年屈辱”这个词来定义 从鸦片战争开始到解放的那个阶段。当时外国列强确实豪取掠夺了一番当时羸弱的清王朝。第二次世界大战被称为抗日战争。对于在公开场合诟病中国的人，把诺贝 尔奖颁发给一名中国的知识分子，或者是一位和达赖喇嘛尊者喝茶的公众人物，都是在”干涉中国内政”和”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中国人民时常被告知那些外国 人曾对他们做过什么，常常感到屈辱，同时党也誓言要代表他们复仇。
一个由备受 屈辱的中国主宰的世界还有另一种可能，就象中国已经主导世界和中国的经济一样，前景也堪称黯淡。中国在未来几年内发生动荡的可能性日益增加，起源是房地产 的崩盘。像所有大事的发生一样，到时会很突然。1911年，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是从一次偶然的炸弹爆炸开始。一些评论家说，[偶然事件]会是革命的开始，或 者说是国家的崩溃。这些说法理由充足。党试图在短期内修复这些问题所做的一切只是让情况从长期来看变得更糟，也让房地产价格再次攀升。看看最近下调的利 率，这是为了刺激国内消费而做出的，但是国内消费不大可能跃升，除非党能出台新的医疗保险体系，党没有钱投资于这个。钱呢？全投资在美国债务上了，又不能 随意出售因为那会让美元贬值，让人民币升值，让出口贸易受损，那又会让工厂倒闭，失业人口增多，而这又威胁到了社会稳定。
一旦你买足 了必需品，你就会想把剩下的投入到安全的地方，最好还能有一些不错的回报——这很重要，因为有一天你不得不支付自己的医疗费用和养老金，还有孩子的留学费 用。但没有什么合适的地方投资，除了房地产或是把钱塞进床垫。股市是被操纵的，银行的运营方式不是商业性的，人民币仍然被严格控制，不能自由兑换。一些有 特权、有关系的权贵通过可疑的途径转移资产到海外，剩下的人只能去买更多的房子或者更厚的床垫。结果就出现了史上最大的房地产泡沫，如果破了的话，听起来 将会像千万烟花同时崩裂。
简单来说， 中国房地产价格不断如火箭般飞窜，对于生活在都市的年轻上班族来说，房价已经不堪承受，同时全国各地仍在建设大量的住房，这些住宅主要被当做投资品出售， 而没有成为真正的家。如果你拥有一套房子，你可能至少有三套，我们的很多朋友就是这样。如果你没有一套房子，那你一无所有。
当这个大泡 沫破了的时候，或者，也许有一点渺茫的希望它会逐步瘪下去，党给人民的财富也同样萎缩了。那个承诺就会被打破。不变的是，你还是要支付你的医药费、养老金 和孩子的学费。人民想要把他们的钱拿回来，或者能决定他们的未来，这聚集成了一种政治声音。如果他们被拒绝了，和谐也就终结了。
同时，少数 民族、工厂工人会怎样？对政府而言，以压倒性的武力来对付人民不比慷慨解囊更方便么？如果突发少数民族或者劳工骚乱，又恰逢房地产市场的崩盘， 再加上例如2008年的毒奶粉、2011年温州动车事故揭露出的高层严重腐败这些丑闻，这个和谐社会就更可能变成不满的大合唱。
党会怎么处理，怎么领导呢？
不幸的是他们已经忘记了领导之职。政府是如此害怕人民，它不想领导他们。
在中国农 村，村一级的决策需要得到更高层的授权，就要沿着指令传达的链条层层向上传递，有时要直通北京，而传回来的便条上写着：”自己拿主意”。党只会在当自己的 权力或个人财富受到直接威胁的时候才会有所行动。统治这个国家的幕后人物身处一幢没有地址或者电话的大楼里。那些大楼里的人不允许他们委派的人真正地承担 领导之职。看看很快将离任、昵称为” 温爷爷”的当朝总理吧。他要么是一个傀儡，在做一些聪明的表演，要么是一个真心的想做一些对的事情的人。他对改革所提出的愿景（2010年CNN播出了对 他的采访，在中国境内被禁）是好的，但他也深知，他永远也无法去实施。
为了爬到高 层你必须带着不黑不白的灰色，没有强烈的个人观点和想法。这里我做一个假设，刚开始竞争领导位置的人可能会认为，一旦爬到了那个位置就可以”做自己想做 的”。等到他们意识到那永不可能为时已晚。作为一个出版人，我曾经和一些要听命于那栋大楼里的某个分支的人打过交道，他们说起话来就好像隔壁有个不知名的 怪物，那个怪物可能是”他们”或者”上级”。他们有一两次称之为”中国出版集团”。我很努力的搜索过，它不存在，那是一头传说中的巨兽。
专家们告诉我们说，在那个大楼里的人们就是即将掌控这个被他们称为’中国世纪’的人，。”中国会是下一个超级大国，接受吧。面对吧。”你能如何与一个面貌不清的领导打交道，在一场国际纠纷中要进行裁决时只发送一张纸条说：”自己拿主意”？
有人说，中国一度领导过世界，所以没有什么可怕的。就像中国人经常说的，他们只是想”重新获得属于自己的位置”。尽管中国曾经是一个超级大国，这毫无争议，但是对于中国理所应当重新获得”正确的位置”则有两个基本问题。
2012/10/1 Kasia Hu <hometown.kasia@gmail.com>
永远当不了中国人——为什么我要离开曾爱过的地方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译者 更新时间：2012/10/1 核 心提示：这是一篇在”老外”圈中引起了较大反响的文章，由从1980年代中期就到达中国的Mark Kitto撰写，他在文中叙述了他所见到的在20年内经历了巨大转变的中国，以及身为一名”老外”，他对中国为何渐渐不再热爱。本文的最初版本译文在网络 上流传之后，我们发现其中有很多翻译错误，因而做了全文校对和更正。
【图：本文作者马克的一家】死亡和税 收。你应该知道这句谚语吧（译者注：出自本杰明・富兰克林：”在这个世界，没有任何事可以确定，除了死亡和税收。”）。我很乐意加上第三件确定无疑的事： 你永远不可能成为中国人，不管你如何努力、如何想成为、或者你自我感觉已经理应是个中国人了，你都当不成中国人。我也曾想当中国人。我并不是说我想穿一身 真丝外套和棉拖鞋，或者是一套毛式服装加五角帽，再把我的头发染黑，尽管我也觉得用一块手帕擤鼻涕挺恶心的。但我很想在中国生活和成就我的事业。过去的十 六年我这么做了。但现在，我要离开了。
我也不会很 快回来。我已经失去了对她的爱，从我的中国梦中醒来。”但中国是一个经济奇迹：创纪录的人数在创纪录的短时间内摆脱了贫困……年复一年以百分之十的速度增 长……出口……进口……基础建设…… 投资……从2008年金融危机中拯救了世界经济……”"之最”连着”之最”。这些我们都知道。
难道你不觉 得，有了如许的发展和基础设施以及原材料，就算不提以007的身手从金融泥潭中拯救世界的壮举，中国难道不应该是一个更快乐、更健康的国家吗？至少比起 1986年我以学生身份首次见到的那个中国，那个从几十年荒谬的控制下摆脱出来的中国，现在应该更好吧？可那时我爱上了她，现在我没有这种感觉。
当我离开伦 敦大学的亚非研究学院（SOAS），到达北京开始我第二学年的中国课时，中国还是个共产主义国家。和西方相比，她是落后的。街上没有几辆汽车，成千上万的 自行车，勉强够用的街灯和不计其数的驴车，学生们可以爬上去，优哉游哉地顺道回宿舍。我的”负责老师”（介乎于看护和看管之间的角色）曾是一个可怕的前红 卫兵，外号”侯龙”。每日生活所需要的必需品：食物、水、一辆自行车，都花不了几个钱。我们的生活如皇宫贵族， 或者说，如果还有更高端的地方让我们消费的话我们真的就是”贵族”了。但那时没有，只有一家在市中心的友谊商店，可以在那儿买到听装咖啡。
但我们的生活中有开心的时刻，学生们都有这样的时刻，从我现在的视角来看，我的开心记忆并非无聊的恶作剧或是探险，而是在那个叫做莫干山的山顶，距离上海以西100英里，过去七年我都生活在那儿。
如果我必须 选一个词来描述80年代中期的话，我会选——乐观。各种各样的自由市场刚初露萌芽，随之而来的是中国成立35年以来第一次遭遇的通货膨胀。 事实上人们对此感到很兴奋。这是进步的一个标志，对未来还会有更多期许。强调这种乐观至少是共产主义式的社会责任感的一部分，这种责任感要么能真的让人成 为无私的社会主义者，要么也能让一个其实不存在的集体在表面上显得团结一心。
1949年，毛泽东站在天安门上宣布：”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终于，在80年代中期，中国人民开始学着走路和发出自己声音。
1987年一月的一个晚上，我看着他们，唱着歌在大雪覆盖的街道上从大学学区走向天安门。那是第一次有这么多的学生集会示威，后来就出现了在1989年六月[让中国政府]恶名远扬的那场”风波”。
有一个人应 该对那些兴奋日子里的乐观情绪负有主要责任：邓小平。他也是名符其实的现代中国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把中国打造成了今天的模样。也是他在1989年下令 让坦克驶入北京，这也留下了让中共直至末日都无法摆脱的历史。那场”风波”，中国人用的这个说法已经很少有人提起，党做了彻底的工作将它从公众记忆中删 除，而它正好和我的期末考试重叠。同学们和我怀疑了我们花了四年时间学的语言是否毫无意义。
邓小平没有花太长的时间就把这个国家又扳回到他选择的道路上。他说服了世界：要与中国接触，原谅他在那场”风波”的所作所为会大有益处。他还提出了一套计划保证不会再发生类似的事情，至少在他的看管下不会重演。世界伸手相助了，中国也甘之如饴。双方都得到了金钱回报。
当我在 1996年回到中国开始我所梦寐以求的生活和事业时，我嗅到了同样的乐观气息，但这次似乎隐约有些不同：在一个共产主义的地盘上出现了商业气息。这种兴奋 更像是我签下了一笔肯定能给我带来丰厚利润的生意（我的中国事业起步于金属贸易）时的那种热切渴望，而不是大事件即将发生之前的颤栗。
一场交易达成了。邓小平向中国人允诺的是几个世纪以来他们无从知晓的物质财富，条件是不能再要求政治改革。党说：”相信我们，一切都会好起来。”
二十年过去了，并非一切都好。
我必须强 调，这种控诉和我在中国的事业轨迹毫无关系，我从金属贸易转向了价值数百万美金的杂志出版生意，接着，2004年，这项生意被政府没收了，然后我退隐到了 莫干山上，和我的中国妻子一起围绕着一家咖啡店和三间客房做起了小生意，这反而给了我足够的逸闻趣事和八卦去填充每个月的 《前景》杂志中的专栏，这样的状态持续了几年。如果当地政府决定不续签我们的短期租约的话（为了这个我每三年都要求爷爷告奶奶），我们现在的生意可能遭遇 和我的杂志同样的命运，这也是促使我不再留在中国的因素之一。
在我经营杂 志的时期，国营的竞争者（更准确的说是我的敌人）私下告诉我他们研究了我的每一期刊物，这样他们可以从我这儿学到不少。他们感谢了我对中国媒体的贡献。他 们竭尽可能的尝试任何手段摧毁我。莫干山当地政府领导私下里也给我消息说，感谢我的贡献让这个小村再生，成为旅游景点，但同样也申明我是一个他们不成文规 定之下的特例，他们实际上不欢迎外国人回来居住（事实上还是外国人在1900年代建了这个小村），只允许他们来度周末。
但这篇文章要讲的不是我的私事。我希望写出对中国现状的认识，这些认识建立在了我生活在此处——在三座最大的城市和一个小村——里的日子，也解释了我为什么选择离开它。
当今中国大 陆社会只聚焦于一个目标：钱、挣钱。在中国，政治正确的说法是”经济利益”。平均来说，这个国家及其人民远比25年前富裕得多。感谢六十年来的自我奉献， 接着是三十年的独生子女政策，传统的家庭文化已经成为了”自我”文化。除了那些可以产生经济利益的行动，社区无法共同进退，如果有社区共同行为的话，那就 是为了确保能为污染、为政府支持的非法征地或是为被毒害的儿童获得相同的经济补偿。作为中国文化中如此
我希望这场剧变来临的时候是和平的，党不再试图以攻打台湾或菲律宾来转移人们的注意力。无论会是以什么形式出现，这会让中国破纪录式的经济增长走到尽头，尽管它如今引领着世界经济，也是我们拯救世界经济衰退的唯一希望。
我要离开中国的主要原因并非出于对暴力革命或者国内动荡的恐惧（其中相当大部分会被转嫁给外国人），尽管我并不否认这是其中一个原因。
我希望成为 社区中的一分子这种正常的人类渴望，不再被视为”老外”，还有我可以在一个规范的环境下运营我的生意，不会再为了某天我的生意被夺走而担惊受怕，不用为我 的家庭所呼吸到的空气和伤身体的食物而过分忧虑，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压倒一切的原因让我离开中国——我想给我的孩子们像样的教育。
中国的国内 少儿教育体系不教书育人，那儿只是一个考试中心。课程被设计为只为了让孩子们通过考试。在中国农村，我们所生活了七年的地方，也有一个选拔系统。考得好的 学生就有了能在大城市更好地生活的通行证。学校并不培养全面发展、有社交能力、无需依赖他人、具有质疑精神的年轻人。他们只培养出两种人：赢家和输家。赢 家去大学学习”商科”。输家回家种地或者去他们父母本不希望他们去的当地工厂。
几乎没有什么体育和课外活动。一些运动型的孩子被选拔到特殊的学校，好赢得奥林匹克金牌。有音乐天赋的孩子们进入了音乐学院，那些天赋的热情和快乐在那儿都被慢慢消磨殆尽。（我妻子是后者之一）。
还有洗脑教 育。我女儿上学的第一天就观摩了一场电影，基本上就是讲”中国人民在党的带领和人民解放军的帮助下成功战胜了北川地震”。道德楷模则是已故的神秘的共产主 义英雄，比如雷锋，这位在他短暂一生中所做出的贡献超出人类可能的无私士兵把这些事迹记录在了日记上，在他去世的时候又被奇迹般地”发现”了。
那些压力让 孩子们感到恶心，从个人经验来说，考试得了95分以下就被认为是失败。考砸了就要被惩罚。包含了各种测试卷子的家庭作业要做完至少就要花去每个周末中的一 整天。我见过很多孩子成群结队的在周日的清晨六点去写作业。节假日中他们还要参加课外辅导班，还要在课程开始之前至少花好几个钟头完成自己学校布置的家庭 作业。我很多当地的朋友对这样的教育体系像我一样深恶痛绝，但他们没有别的选择。我是幸运的那个，我有。
一个选项是搬回一个中国的大都市，然后送我们的孩子去昂贵的国际学校——其中没有一所提供住宿——但是我担心的是污染问题，我不得不去找一份像样的工作，最有可能的就是在中国做些外贸，而我的良心对此又有意见。
我很同情中 国那些不能进入大城市中国际学校的孩子们（这些学校本身也限定了他们能够接受多少中国学生），同时还有那些父母们供不起他们出国留学的孩子们，还有那些没 有资格进入受到党特别优待的特殊学校的孩子们。中国无法把孩子们培养教育成领导人、发明家和革新者，但这恰恰才是教育的最终目的。党不想要那些可以解决问 题的的自由思想者。他们仍然坚信他们自己能够解决，前提还得是他们已经承认的确有问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唯一公开承认的问题是腐败。因为要否认腐败 明显已经没有可能了。
党组织中的确也有成千上万的开明的官员，他们明白必须做些什么才能避免危机，我也见过一些。如果中国想要避免动荡，那么要靠这些人从内部改变党。但他们面临的是一条充满荆棘的道路，时间已经不多。
我也遇见过 数百名全面的、聪明的，具有现代国际视野的中国人，他们能够、也愿意帮助他们的祖国去面对这些会演变成为国家动荡的问题，但他们不大可能有这个机会。我担 心其中一些人可能会主动请缨，就像我的同学和我在1989年的SOAS考试时为我的中国朋友们的安危担心一样。
我在微博上 读过一些关于艾未未、陈光诚和刘晓波的消息，微博类似于TWITTER和FACEBOOK，但被严格监控，不过一个帖子只要几分钟就能像病毒一样传播开。 我妻子从未听说过这些人的名字直到她上了微博。审查者不可能全盘操控。（我的妻子开始读微博的当天她告诉我她已经克服了和我离开中国远走英国的障碍。）有 成千上万的，甚至是数十万的中国大陆人在”跟随”这样的人，在监狱里肯定还有不计其数的人，他们都在以各自微小的方式试图让中国变得更好。总有一天他们会 成功。那时会是成为中国人的好机会。那甚至将会是可能的。
重要的一部分的”社会地位”、六十年的共产主义如今 被财富重新定义。车、房子、珠宝首饰、衣服、宠物：都得是崭新的、亮闪闪的，带着知名外国品牌的标签。在我住的小村庄，人们不问我身体如何，也不问候我的 家人，而是问我的生意能挣多少钱，我们车值多少钱，我们的狗是花多少钱买的。
当然，钱及炫富带来的麻烦还让那些不怎么有钱的人感到沮丧。因此，党提出了”和谐社会”的说法，在城市和边远山区的”面子工程”依赖出售”地权”的收入，超过了对个人的征税。
一旦你买足 了必需品，你就会想把剩下的投入到安全的地方，最好还能有一些不错的回报——这很重要，因为有一天你不得不支付自己的医疗费用和养老金，还有孩子的留学费 用。但没有什么合适的地方投资，除了房地产或是把钱塞进床垫。股市是被操纵的，银行的运营方式不是商业性的，人民币仍然被严格控制，不能自由兑换。一些有 特权、有关系的权贵通过可疑的途径转移资产到海外，剩下的人只能去买更多的房子或者更厚的床垫。结果就出现了史上最大的房地产泡沫，如果破了的话，听起来 将会像千万烟花同时崩裂。
简单来说， 中国房地产价格不断如火箭般飞窜，对于生活在都市的年轻上班族来说，房价已经不堪承受，同时全国各地仍在建设大量的住房，这些住宅主要被当做投资品出售， 而没有成为真正的家。如果你拥有一套房子，你可能至少有三套，我们的很多朋友就是这样。如果你没有一套房子，那你一无所有。
当这个大泡 沫破了的时候，或者，也许有一点渺茫的希望它会逐步瘪下去，党给人民的财富也同样萎缩了。那个承诺就会被打破。不变的是，你还是要支付你的医药费、养老金 和孩子的学费。人民想要把他们的钱拿回来，或者能决定他们的未来，这聚集成了一种政治声音。如果他们被拒绝了，和谐也就终结了。
同时，少数 民族、工厂工人会怎样？对政府而言，以压倒性的武力来对付人民不比慷慨解囊更方便么？如果突发少数民族或者劳工骚乱，又恰逢房地产市场的崩盘， 再加上例如2008年的毒奶粉、2011年温州动车事故揭露出的高层严重腐败这些丑闻，这个和谐社会就更可能变成不满的大合唱。
党会怎么处理，怎么领导呢？
不幸的是他们已经忘记了领导之职。政府是如此害怕人民，它不想领导他们。
在中国农 村，村一级的决策需要得到更高层的授权，就要沿着指令传达的链条层层向上传递，有时要直通北京，而传回来的便条上写着：”自己拿主意”。党只会在当自己的 权力或个人财富受到直接威胁的时候才会有所行动。统治这个国家的幕后人物身处一幢没有地址或者电话的大楼里。那些大楼里的人不允许他们委派的人真正地承担 领导之职。看看很快将离任、昵称为” 温爷爷”的当朝总理吧。他要么是一个傀儡，在做一些聪明的表演，要么是一个真心的想做一些对的事情的人。他对改革所提出的愿景（2010年CNN播出了对 他的采访，在中国境内被禁）是好的，但他也深知，他永远也无法去实施。
为了爬到高 层你必须带着不黑不白的灰色，没有强烈的个人观点和想法。这里我做一个假设，刚开始竞争领导位置的人可能会认为，一旦爬到了那个位置就可以”做自己想做 的”。等到他们意识到那永不可能为时已晚。作为一个出版人，我曾经和一些要听命于那栋大楼里的某个分支的人打过交道，他们说起话来就好像隔壁有个不知名的 怪物，那个怪物可能是”他们”或者”上级”。他们有一两次称之为”中国出版集团”。我很努力的搜索过，它不存在，那是一头传说中的巨兽。
专家们告诉我们说，在那个大楼里的人们就是即将掌控这个被他们称为’中国世纪’的人，。”中国会是下一个超级大国，接受吧。面对吧。”你能如何与一个面貌不清的领导打交道，在一场国际纠纷中要进行裁决时只发送一张纸条说：”自己拿主意”？
有人说，中国一度领导过世界，所以没有什么可怕的。就像中国人经常说的，他们只是想”重新获得属于自己的位置”。尽管中国曾经是一个超级大国，这毫无争议，但是对于中国理所应当重新获得”正确的位置”则有两个基本问题。
永远当不了中国人——为什么我要离开曾爱过的地方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译者 更新时间：2012/10/1 核 心提示：这是一篇在”老外”圈中引起了较大反响的文章，由从1980年代中期就到达中国的Mark Kitto撰写，他在文中叙述了他所见到的在20年内经历了巨大转变的中国，以及身为一名”老外”，他对中国为何渐渐不再热爱。本文的最初版本译文在网络 上流传之后，我们发现其中有很多翻译错误，因而做了全文校对和更正。
【图：本文作者马克的一家】死亡和税 收。你应该知道这句谚语吧（译者注：出自本杰明・富兰克林：”在这个世界，没有任何事可以确定，除了死亡和税收。”）。我很乐意加上第三件确定无疑的事： 你永远不可能成为中国人，不管你如何努力、如何想成为、或者你自我感觉已经理应是个中国人了，你都当不成中国人。我也曾想当中国人。我并不是说我想穿一身 真丝外套和棉拖鞋，或者是一套毛式服装加五角帽，再把我的头发染黑，尽管我也觉得用一块手帕擤鼻涕挺恶心的。但我很想在中国生活和成就我的事业。过去的十 六年我这么做了。但现在，我要离开了。
我也不会很 快回来。我已经失去了对她的爱，从我的中国梦中醒来。”但中国是一个经济奇迹：创纪录的人数在创纪录的短时间内摆脱了贫困……年复一年以百分之十的速度增 长……出口……进口……基础建设…… 投资……从2008年金融危机中拯救了世界经济……”"之最”连着”之最”。这些我们都知道。
难道你不觉 得，有了如许的发展和基础设施以及原材料，就算不提以007的身手从金融泥潭中拯救世界的壮举，中国难道不应该是一个更快乐、更健康的国家吗？至少比起 1986年我以学生身份首次见到的那个中国，那个从几十年荒谬的控制下摆脱出来的中国，现在应该更好吧？可那时我爱上了她，现在我没有这种感觉。
当我离开伦 敦大学的亚非研究学院（SOAS），到达北京开始我第二学年的中国课时，中国还是个共产主义国家。和西方相比，她是落后的。街上没有几辆汽车，成千上万的 自行车，勉强够用的街灯和不计其数的驴车，学生们可以爬上去，优哉游哉地顺道回宿舍。我的”负责老师”（介乎于看护和看管之间的角色）曾是一个可怕的前红 卫兵，外号”侯龙”。每日生活所需要的必需品：食物、水、一辆自行车，都花不了几个钱。我们的生活如皇宫贵族， 或者说，如果还有更高端的地方让我们消费的话我们真的就是”贵族”了。但那时没有，只有一家在市中心的友谊商店，可以在那儿买到听装咖啡。
但我们的生活中有开心的时刻，学生们都有这样的时刻，从我现在的视角来看，我的开心记忆并非无聊的恶作剧或是探险，而是在那个叫做莫干山的山顶，距离上海以西100英里，过去七年我都生活在那儿。
如果我必须 选一个词来描述80年代中期的话，我会选——乐观。各种各样的自由市场刚初露萌芽，随之而来的是中国成立35年以来第一次遭遇的通货膨胀。 事实上人们对此感到很兴奋。这是进步的一个标志，对未来还会有更多期许。强调这种乐观至少是共产主义式的社会责任感的一部分，这种责任感要么能真的让人成 为无私的社会主义者，要么也能让一个其实不存在的集体在表面上显得团结一心。
1949年，毛泽东站在天安门上宣布：”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终于，在80年代中期，中国人民开始学着走路和发出自己声音。
1987年一月的一个晚上，我看着他们，唱着歌在大雪覆盖的街道上从大学学区走向天安门。那是第一次有这么多的学生集会示威，后来就出现了在1989年六月[让中国政府]恶名远扬的那场”风波”。
有一个人应 该对那些兴奋日子里的乐观情绪负有主要责任：邓小平。他也是名符其实的现代中国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把中国打造成了今天的模样。也是他在1989年下令 让坦克驶入北京，这也留下了让中共直至末日都无法摆脱的历史。那场”风波”，中国人用的这个说法已经很少有人提起，党做了彻底的工作将它从公众记忆中删 除，而它正好和我的期末考试重叠。同学们和我怀疑了我们花了四年时间学的语言是否毫无意义。
邓小平没有花太长的时间就把这个国家又扳回到他选择的道路上。他说服了世界：要与中国接触，原谅他在那场”风波”的所作所为会大有益处。他还提出了一套计划保证不会再发生类似的事情，至少在他的看管下不会重演。世界伸手相助了，中国也甘之如饴。双方都得到了金钱回报。
当我在 1996年回到中国开始我所梦寐以求的生活和事业时，我嗅到了同样的乐观气息，但这次似乎隐约有些不同：在一个共产主义的地盘上出现了商业气息。这种兴奋 更像是我签下了一笔肯定能给我带来丰厚利润的生意（我的中国事业起步于金属贸易）时的那种热切渴望，而不是大事件即将发生之前的颤栗。
一场交易达成了。邓小平向中国人允诺的是几个世纪以来他们无从知晓的物质财富，条件是不能再要求政治改革。党说：”相信我们，一切都会好起来。”
二十年过去了，并非一切都好。
我必须强 调，这种控诉和我在中国的事业轨迹毫无关系，我从金属贸易转向了价值数百万美金的杂志出版生意，接着，2004年，这项生意被政府没收了，然后我退隐到了 莫干山上，和我的中国妻子一起围绕着一家咖啡店和三间客房做起了小生意，这反而给了我足够的逸闻趣事和八卦去填充每个月的 《前景》杂志中的专栏，这样的状态持续了几年。如果当地政府决定不续签我们的短期租约的话（为了这个我每三年都要求爷爷告奶奶），我们现在的生意可能遭遇 和我的杂志同样的命运，这也是促使我不再留在中国的因素之一。
在我经营杂 志的时期，国营的竞争者（更准确的说是我的敌人）私下告诉我他们研究了我的每一期刊物，这样他们可以从我这儿学到不少。他们感谢了我对中国媒体的贡献。他 们竭尽可能的尝试任何手段摧毁我。莫干山当地政府领导私下里也给我消息说，感谢我的贡献让这个小村再生，成为旅游景点，但同样也申明我是一个他们不成文规 定之下的特例，他们实际上不欢迎外国人回来居住（事实上还是外国人在1900年代建了这个小村），只允许他们来度周末。
但这篇文章要讲的不是我的私事。我希望写出对中国现状的认识，这些认识建立在了我生活在此处——在三座最大的城市和一个小村——里的日子，也解释了我为什么选择离开它。
当今中国大 陆社会只聚焦于一个目标：钱、挣钱。在中国，政治正确的说法是”经济利益”。平均来说，这个国家及其人民远比25年前富裕得多。感谢六十年来的自我奉献， 接着是三十年的独生子女政策，传统的家庭文化已经成为了”自我”文化。除了那些可以产生经济利益的行动，社区无法共同进退，如果有社区共同行为的话，那就 是为了确保能为污染、为政府支持的非法征地或是为被毒害的儿童获得相同的经济补偿。作为中国文化中如此重要的一部分的”社会地位”、六十年的共产主义如今 被财富重新定义。车、房子、珠宝首饰、衣服、宠物：都得是崭新的、亮闪闪的，带着知名外国品牌的标签。在我住的小村庄，人们不问我身体如何，也不问候我的 家人，而是问我的生意能挣多少钱，我们车值多少钱，我们的狗是花多少钱买的。
当然，钱及炫富带来的麻烦还让那些不怎么有钱的人感到沮丧。因此，党提出了”和谐社会”的说法，在城市和边远山区的”面子工程”依赖出售”地权”的收入，超过了对个人的征税。
| 永远当不了中国人——为什么我要离开曾爱过的地方 | |
|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译者 更新时间：2012/10/1 | |
| 核 心提示：这是一篇在”老外”圈中引起了较大反响的文章，由从1980年代中期就到达中国的Mark Kitto撰写，他在文中叙述了他所见到的在20年内经历了巨大转变的中国，以及身为一名”老外”，他对中国为何渐渐不再热爱。本文的最初版本译文在网络 上流传之后，我们发现其中有很多翻译错误，因而做了全文校对和更正。
死亡和税 收。你应该知道这句谚语吧（译者注：出自本杰明・富兰克林：”在这个世界，没有任何事可以确定，除了死亡和税收。”）。我很乐意加上第三件确定无疑的事： 你永远不可能成为中国人，不管你如何努力、如何想成为、或者你自我感觉已经理应是个中国人了，你都当不成中国人。我也曾想当中国人。我并不是说我想穿一身 真丝外套和棉拖鞋，或者是一套毛式服装加五角帽，再把我的头发染黑，尽管我也觉得用一块手帕擤鼻涕挺恶心的。但我很想在中国生活和成就我的事业。过去的十 六年我这么做了。但现在，我要离开了。 我也不会很 快回来。我已经失去了对她的爱，从我的中国梦中醒来。”但中国是一个经济奇迹：创纪录的人数在创纪录的短时间内摆脱了贫困……年复一年以百分之十的速度增 长……出口……进口……基础建设…… 投资……从2008年金融危机中拯救了世界经济……”"之最”连着”之最”。这些我们都知道。 难道你不觉 得，有了如许的发展和基础设施以及原材料，就算不提以007的身手从金融泥潭中拯救世界的壮举，中国难道不应该是一个更快乐、更健康的国家吗？至少比起 1986年我以学生身份首次见到的那个中国，那个从几十年荒谬的控制下摆脱出来的中国，现在应该更好吧？可那时我爱上了她，现在我没有这种感觉。 当我离开伦 敦大学的亚非研究学院（SOAS），到达北京开始我第二学年的中国课时，中国还是个共产主义国家。和西方相比，她是落后的。街上没有几辆汽车，成千上万的 自行车，勉强够用的街灯和不计其数的驴车，学生们可以爬上去，优哉游哉地顺道回宿舍。我的”负责老师”（介乎于看护和看管之间的角色）曾是一个可怕的前红 卫兵，外号”侯龙”。每日生活所需要的必需品：食物、水、一辆自行车，都花不了几个钱。我们的生活如皇宫贵族， 或者说，如果还有更高端的地方让我们消费的话我们真的就是”贵族”了。但那时没有，只有一家在市中心的友谊商店，可以在那儿买到听装咖啡。 但我们的生活中有开心的时刻，学生们都有这样的时刻，从我现在的视角来看，我的开心记忆并非无聊的恶作剧或是探险，而是在那个叫做莫干山的山顶，距离上海以西100英里，过去七年我都生活在那儿。 如果我必须 选一个词来描述80年代中期的话，我会选——乐观。各种各样的自由市场刚初露萌芽，随之而来的是中国成立35年以来第一次遭遇的通货膨胀。 事实上人们对此感到很兴奋。这是进步的一个标志，对未来还会有更多期许。强调这种乐观至少是共产主义式的社会责任感的一部分，这种责任感要么能真的让人成 为无私的社会主义者，要么也能让一个其实不存在的集体在表面上显得团结一心。 1949年，毛泽东站在天安门上宣布：”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终于，在80年代中期，中国人民开始学着走路和发出自己声音。 1987年一月的一个晚上，我看着他们，唱着歌在大雪覆盖的街道上从大学学区走向天安门。那是第一次有这么多的学生集会示威，后来就出现了在1989年六月[让中国政府]恶名远扬的那场”风波”。 有一个人应 该对那些兴奋日子里的乐观情绪负有主要责任：邓小平。他也是名符其实的现代中国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把中国打造成了今天的模样。也是他在1989年下令 让坦克驶入北京，这也留下了让中共直至末日都无法摆脱的历史。那场”风波”，中国人用的这个说法已经很少有人提起，党做了彻底的工作将它从公众记忆中删 除，而它正好和我的期末考试重叠。同学们和我怀疑了我们花了四年时间学的语言是否毫无意义。 邓小平没有花太长的时间就把这个国家又扳回到他选择的道路上。他说服了世界：要与中国接触，原谅他在那场”风波”的所作所为会大有益处。他还提出了一套计划保证不会再发生类似的事情，至少在他的看管下不会重演。世界伸手相助了，中国也甘之如饴。双方都得到了金钱回报。 当我在 1996年回到中国开始我所梦寐以求的生活和事业时，我嗅到了同样的乐观气息，但这次似乎隐约有些不同：在一个共产主义的地盘上出现了商业气息。这种兴奋 更像是我签下了一笔肯定能给我带来丰厚利润的生意（我的中国事业起步于金属贸易）时的那种热切渴望，而不是大事件即将发生之前的颤栗。 一场交易达成了。邓小平向中国人允诺的是几个世纪以来他们无从知晓的物质财富，条件是不能再要求政治改革。党说：”相信我们，一切都会好起来。” 二十年过去了，并非一切都好。 我必须强 调，这种控诉和我在中国的事业轨迹毫无关系，我从金属贸易转向了价值数百万美金的杂志出版生意，接着，2004年，这项生意被政府没收了，然后我退隐到了 莫干山上，和我的中国妻子一起围绕着一家咖啡店和三间客房做起了小生意，这反而给了我足够的逸闻趣事和八卦去填充每个月的 《前景》杂志中的专栏，这样的状态持续了几年。如果当地政府决定不续签我们的短期租约的话（为了这个我每三年都要求爷爷告奶奶），我们现在的生意可能遭遇 和我的杂志同样的命运，这也是促使我不再留在中国的因素之一。 在我经营杂 志的时期，国营的竞争者（更准确的说是我的敌人）私下告诉我他们研究了我的每一期刊物，这样他们可以从我这儿学到不少。他们感谢了我对中国媒体的贡献。他 们竭尽可能的尝试任何手段摧毁我。莫干山当地政府领导私下里也给我消息说，感谢我的贡献让这个小村再生，成为旅游景点，但同样也申明我是一个他们不成文规 定之下的特例，他们实际上不欢迎外国人回来居住（事实上还是外国人在1900年代建了这个小村），只允许他们来度周末。 但这篇文章要讲的不是我的私事。我希望写出对中国现状的认识，这些认识建立在了我生活在此处——在三座最大的城市和一个小村——里的日子，也解释了我为什么选择离开它。 当今中国大 陆社会只聚焦于一个目标：钱、挣钱。在中国，政治正确的说法是”经济利益”。平均来说，这个国家及其人民远比25年前富裕得多。感谢六十年来的自我奉献， 接着是三十年的独生子女政策，传统的家庭文化已经成为了”自我”文化。除了那些可以产生经济利益的行动，社区无法共同进退，如果有社区共同行为的话，那就 是为了确保能为污染、为政府支持的非法征地或是为被毒害的儿童获得相同的经济补偿。作为中国文化中如此重要的一部分的”社会地位”、六十年的共产主义如今 被财富重新定义。车、房子、珠宝首饰、衣服、宠物：都得是崭新的、亮闪闪的，带着知名外国品牌的标签。在我住的小村庄，人们不问我身体如何，也不问候我的 家人，而是问我的生意能挣多少钱，我们车值多少钱，我们的狗是花多少钱买的。 当然，钱及炫富带来的麻烦还让那些不怎么有钱的人感到沮丧。因此，党提出了”和谐社会”的说法，在城市和边远山区的”面子工程”依赖出售”地权”的收入，超过了对个人的征税。 |
| 薄瓜瓜发声明为父辩护 | |
|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译者 更新时间：2012/10/1 | |
| 核心提示：薄瓜瓜在Tumblr上发声明，为其父辩护。
据《华尔街日报》的消息，今年5月毕业于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薄瓜瓜以邮件形式证实了他发表在Tumblr上的文字。薄瓜瓜发贴写道： “从我个人而言，那些针对我父亲的指控我感到难以置信，因为那与我一直以来所了解的父亲的为人完全抵触。” “尽管我父亲执行的政策可以被公开辩论，我所知的父亲是一名坚守信仰、恪尽职守的人。” “他总是教导我要成为我自己，要超越个人、心怀天下。我一直努力按他的教导去做。此时，我希望法律程序能够正常运转，我会静待结果” 周五，中国 官方媒体宣布了薄熙来被“双开”的决定，即开除中共党籍以及公职，并对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犯罪问题线索移送司法机关。同一时间，中国官媒宣布，完成10年一 度的中共最高权力交接的18大定于 11月8日召开。薄熙来的妻子薄谷开来因故意杀害英籍商人已于今年8月被安徽一家法院判处死刑，缓期执行。薄瓜瓜是薄谷二人的唯一儿子。 【新世纪新闻网】 |
| 麦克法考尔：中共的脆弱是因为没有一个政治领导人可以真正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 | 2012-09-23 02:40:0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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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万家述评张贴 @ 2012-09-23 02:40:09 (被阅读8520次) |
古镜：共产迷信
作者�古镜--【大纪元2012年09月28日讯】在中共党文化的语境中，“迷信”是一个杀伤力极大的名词，令许多大陆人唯恐躲避不及；如果哪个人的行为或思想与迷信挂上了钩，那就是与愚昧、无知、落后、原始划上了等号，成了众人嘲笑与歧视的对象。这个名词同时还是一顶政治帽子，一旦谁要被中共扣上了这顶帽子，轻则被大肆批判、诬为“牛鬼蛇神”，重则是社会主义的敌人，招来残酷的打击甚至是肉体上的消灭。在毛泽东时代，多少中国人是闻“迷信”二字而色变，多少民间传统被当作迷信破坏！直至今天，迷信依然像一道魔咒紧紧的束缚着无数国人的心灵。那么什么是迷信呢？迷信真的就这么可怕吗？迷信就一定是错的吗？其实迷信，就是着迷的相信某些事物或人物而已，迷信本身并无是非善恶之分，更不是洪水猛兽，而迷信什么才是最关键的。一个人如果迷信正义、道德、神佛，必是一个好人、善人；一旦若迷信上了恶魔、邪说、歪理，不是愚人即是恶人，对人对己都将是一种灾难。从另一角度说，人间就是一个迷的空间，许多事物人们都看不到它的根源。正是因为有迷，才有信与不信之分，如果没有了迷，也就无所谓信与不信，因为都看见了谁还不信？所以，迷信是人间的一种常态，不管你信什么学说、宗教，都是迷信，一个完全破迷的人就不会是一个凡人了。
由此可以看出，迷信一词本是一个中性词汇，迷者，着迷、痴迷也，其顶多是反映了人对一些事物的感情倾注。而大陆人头脑中对迷信的负面印象，其实是中共的洗脑所致。中共利用其喉舌媒体、街头标语还有教科书等文字工具对迷信一词进行恐怖渲染与妖魔化，然后把其扣到神佛信仰与传统的文化思想、科技方术与相关从事者的头上，即所谓的封建迷信或宗教迷信云云。通过对他们残酷的批判与屠杀，给这个词注入了许多不良信息与血光暴虐之气。这样迷信就成了中共的一根打人棍子，既可以蛊惑人心、恐吓民众，也能用来歪曲传统文化、打击神佛信仰。
通过几十年的宣传蛊惑，在许多中国大陆人的头脑里，迷信就是科学的对立面，二者好像是水火不容的，是真理与谬误的划定标准。然而这种划定标准是根本就不成立的，人们迷信的事物不一定就是错的，而科学也不是真理，其本身也是在不断对现有理论的否定中获得发展。那些动辄就指责他人迷信的人，好像自己什么都明白，其实他自己也是一个迷信者。其只不过是用自己迷信的东西为标准来衡量别人的迷信，这些人在嘲笑传统文化是迷信，讽刺宗教信仰是迷信的时候，可怜的他们并不知道，他们早已被中共灌输了另一种迷信，这种迷信笔者称之为共产迷信。
所谓共产迷信，就是中共灌输的一种迷信，或者是对中共及其马列邪说的迷信。一旦人们被这种迷信蛊惑，其表现就像吃了迷魂药一样，理智混乱、认知分裂。他们往往自以为是、正邪不分、善恶颠倒、助纣为虐，结果只能是害人害己。如果说正教信仰是教人信奉神佛、真理、善良、道德、正义的话，共产迷信却让人诽谤神佛、抛弃善良、不讲道德、罔顾正义，使人迷信恶魔、金钱、情欲、暴力、谎言。在中国大陆，共产迷信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对毛泽东的迷信，二是对中共政权的迷信，三是对科学的迷信，四是对无神论的迷信。靠这四种迷信，中共牢牢的控制着大陆人的思想、左右着他们的行为，把他们异化成一群没有正常思维的共产奴隶。
对毛泽东的迷信是共产迷信中最为疯狂的，至今依然有庞大的市场。在长达近三十年的时间里，全国民众一边在疯狂的砸烂神庙佛像、批判神佛信仰为迷信的同时，一边疯狂的制造对毛泽东这个杀人恶魔的崇拜。在历史上，中国人崇拜神佛、崇拜圣贤，却少有崇拜帝王的，更不会崇拜一个杀人如麻的魔王。而中共却成功的让大多数中国人失去了对是非的判断，把一个屠杀了上千万同胞的恶魔当作神一样供在家里，早请示、晚汇报。人们捧着红宝书，戴着毛像章、喊着毛万岁、唱着颂毛歌、汇成红海洋，买东西要先背诵毛语录，写信要先颂毛万寿无疆；当时没有人认为这是迷信，但它比毛批判的搞迷信还要迷信一万倍。与传统神佛信仰相反的是，毛信徒们是经常用作恶来表达其对“伟大领袖”的无比热爱。毛泽东思想一夜之间就变的无所不能，不仅能造出卫星、原子弹，还能让水稻亩产十万斤、棉花长的像大树，更能让山河移位、太阳无光。同时毛思想也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取，让美帝发抖、苏修心慌，毛思想还可以用来指导杀猪、养鸡、放牧、治病等等，大概除了不能当饭吃，什么都能。然而中国在毛泽东的祸害下，在毛思想的黑光笼罩下，被整死了八千万无辜民众，被砸烂破坏无数的文物古迹，国家也被整的一穷二白，经济濒临崩溃。就是这样，毛还成了无数民众心中的大救星，它的思想依然光芒万丈，直至今天还照耀在众多毛左们的心上。
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迷信？其登峰造极式的荒谬大概是自地球诞生以来的仅有吧，也让正常社会的人们感到不可思议。上世纪的希特勒虽然也曾经赢得过许多德国人的崇拜，但它好歹也在执政初期创造了经济奇迹，给德国各个阶层都带来了实惠，用中共的党话说就是：“让德国人站起来了”，并且它并不迫害本民族人。而毛泽东自其篡政伊始，带给中国人的就是贫穷、灾难、死亡、恐惧、饥饿、愚昧，中国人在其眼里，连狗都不如。如此一个至邪至恶之徒，人人可得而诛之的国贼竟然让许多中国人顶礼膜拜，真堪为华夏之万古一耻。这种迷信已超过了一般迷信的范畴，在传统文化看来只能是中邪了，毛信徒是被魔鬼附体的一群人。
中共在煽动对毛疯狂迷信的同时，也不忘强化民众对其党的迷信，党在许多人心里几乎成了真理的化身。这些人对天理不容、反天、反地、反人类之类词汇已没有什么感觉，但对于反党、反社会主义之类言辞，却异常的敏感，或恐惧或愤怒；谁要是说中共不好，有的就像咒他全家一样马上跟你急。 “党叫干啥就干啥”，“爹亲娘亲不如党亲”，对一个政权迷信到这种程度还能是一个正常人吗？他们对中共的迷信，更主要的还是体现在对其谎言与暴政的迷信上。
尽管中共对中国人撒了N个弥天大谎与愚民小谎，但是很多中国人是永远不长记性，几十年来前仆后继的对中共的谎言着迷。中共的媒体说什么他们就信什么，从来就没有质疑的习惯，好像他们大脑里的那根经被中共抽掉了，也有的是在潜意识中根本就不敢质疑。这种对中共谎言的迷信，使得中共对国人的欺骗每每是轻而易举的成功。五十多年前的大跃进运动，四千万农民被慢慢饿死；中共只用“三年自然灾害”这样一个侮辱所有中国人智商的理由就蒙混过关，有多少人对之深信不疑，恰似一群脑白痴。
十三年来，中共对法轮大法的诽谤与诬蔑让多少中国人偏听偏信，相信了其惊天的谎言，进而走向了与佛法为敌的不归之路。尽管他们曾被中共欺骗过无数次，但还是对其一往情深的相信。识破这些漏洞百出的谎言并不需要多么高的智商，但这并不高的智商对那些中共谎言的迷信者来说，简直是一种奢求了。一个人被别人欺骗一次是天真，两次是弱智，三次那就是可悲了；而许多中国人被中共成功的欺骗了几十年，依然对其谎言痴迷，除了鬼迷心窍，还能用什么来解释呢？
自中共篡政以来，许多中国人渐已忘记了什么叫正义，什么叫道义，什么叫邪不压正！残酷的暴政使他们对中共的恐惧逐渐被迷信代替，甚至他们把中共的暴政当作了理所当然，极力维护。“中国人多，没有中共不行”，“中国人坏，没有中共会乱”，“中国民族多，没有中共独裁会分裂”，“中国人素质低，必须中共来管理”，“中共是一党专政，怎么能垮台？”。以上这些言论都是许多大陆愚民们的“共识”，在其对中共暴政依赖的背后，其实是对暴力的迷信。尽管人类的历史早已N次的上演过暴政转眼覆灭的教训，但并不能使他们变的清醒；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人热衷于入党，钻进了中共的政治绞命索中不肯出来。
如果说对中共的政治迷信使得很多人正邪不分、善恶颠倒，而对科学的迷信更是让大多数中国人堕落成物质的奴隶，彻底的抛弃了生命的神性。近代从西方传来的实证科学作为一种探索自然的手段，当然有它实用的一面，但其只是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认识世界，并且只是对事物表相的一种探讨。如果把它任意扩大、推演，作为一种真理来信奉，那其带来的灾难无疑是致命的。从哲学角度来说，真理是本体论，而科学却只是方法论；用中国传统文化来表述，科学只是在术的层面，而真理却是道的层面，术永远也无法上升为道。当人们把这种盲人摸象般的实证科学当成真理之时，那真正的真理就会被其遮掩，人就会被领上歧路。
当今的中国大陆，人们就是在这条歧路上高速前进。尽管中国在科学上只是一个三流的国家，但并不妨碍人们对西方实证科学的无比迷信，科学在这个国家的民众心里，并不是什么理论公式，而是一种宗教式的存在。不管是什么东西，只要披上一个科学的外衣，标上一个高科技名词，就会让人群广泛的接受，即使是毒药也会有人敢吃的。由此滋生了大量的科学骗子（砖家与奸商），御用砖家们靠玩弄几个科学名词来忽悠民众，为党骗人；奸商们以炒作一些科学概念来诈骗钱财，今天让你买这个补身，明天叫你买那个补脑，让你花钱买折腾。
其实这些迷信科学的人，大部份都是不懂科学的，或曰不知道什么叫科学精神，他们心中科学只是被中共灌输的一种观念而已。中共虽然把发展科学叫的震天响，但它们并不是真的想要国人明白科学，而是借科学之名行洗脑之实，利用科学来兜售它们的马列邪说以愚弄民众，把信仰、宗教、传统文化等等统统与实证科学对立起来加以批判，以达到其共产魔教的一统天下。这些科学迷信者自以为真理在手,排斥一切不符合其观念的学说、理论，并斥之为迷信。举一个最常见的例子，病人在医院中死亡是很常见的事，医院治死人命的也常有出现，却很少有人怀疑现代西医；而当少数人在练气功时得了病或身亡，马上就会引来无数的口诛笔伐，大呼什么迷信害人云云，他们对更多的人在气功中得到身心的健康是视而不见的。这就是这些迷信科学之人的脑残思维，他们还自鸣得意的把这种脑残称之为理性，真是拿无知当智慧。
当人们都迷信科学的时候，中共也就可以大肆的忽悠民众了。不管是夏雪冬雷或地陷人瘟，它们永远都会有一套愚弄国民的科学说辞，让中国人在温水煮青蛙式的茫然无知中等待灭亡。而其邪恶的无神论也就藉此轻而易举的灌输成功了，曾经的神州被它们改造成了一个不信神的国度、一个反神佛的国家；用中共的话来说，它把人们从神权中解放出来了。然而从人们被解放的那一天开始，就被关进了思想与肉体的双重牢笼；在六十年内，被中共系统的屠杀、奴隶、洗脑，成了全世界最贱的民族。但是这一切苦难并不能唤醒许多人的清醒，就是有些对中共恨之入骨的人，只要一提到神佛，他们就会哈哈一笑，口出迷信二字，自称是无神论者，或唯物主义者，或什么都不信。
这些所谓的唯物主义者，或什么都不信的人其实都是迷信无神论的，是一群真正的唯心主义者，一切以他们的固有观念来衡量，而不是以事实来判断。在他们嘲笑别人迷信之时，并没有觉得自己也是一个迷信之人。他们自认为天经地义的无神论，只不过是中共给其准备的精神鸦片。既然世上没有神佛，那就没有了因果报应、生命轮回、天堂地狱，那生命的意义除了享受当下还有什么？由此罪恶也就在这片土地上像野草一样的疯长起来，造假、欺骗、暴力、淫乱、投毒、乱伦、自杀、拜金、贪权等就像是无神论的迸发症，迅速的感染了全社会，整个国家急速的走向堕落。随之而来的就是层出不穷的社会乱象与频频暴发的自然灾害，然而迷信无神论的人却愚蠢的相信这只是自然现象，不知反省。
以上这四种共产迷信可谓一个比一个毒，一个更比一个邪，而对无神论的迷信则是共产迷信的最核心部份。通过它，中共彻底的绑架了人们的灵魂，让他们主动放弃了神的佑护，而追随魔鬼，走向灭亡。由于迷信无神论，中共党官们才会肆无忌惮的作恶，才会犯下无数令人发指的暴行，连虐尸、贩尸、活摘人器官这些魔鬼行为都能干的出来；也是由于迷信无神论，才会有那么多的民众跟着中共一起堕落，才会有那么多的人对“天灭中共”不屑一顾，把三退保平安当成了耳旁风。即使是贵州平塘藏字石上“中国共产党亡”六个天然大字，这一明明白白的天警神示也让他们难以清醒。其实世上只有正信与邪信之分，所谓的科学与迷信之说只是中共党文化中的洗脑术语，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正信与邪信的区别就在于，正信是圆融的，其在各个层次上都是能相互印证的，是不怕别人质疑的，更不需要靠暴力来推广与维持的。而且正信是能从根本上让人向善，让人心灵升华的。而邪信恰恰相反，是经不住推敲与质疑的，是要靠谎言与暴力来灌输并维持的，它从根本上败坏了人类，让人抛弃人性、追随魔鬼。共产迷信正是这样一种邪恶的信仰，把中国带向了被毁灭的边缘。可悲的是那些共产迷信者，自己搞唯心主义，自己盲从偏执，却嘲笑他人迷信，被中共卖给了魔鬼还在帮它数钱。这正是：
不信正教信魔教，共产迷信逆天道。
为名为利入党团，发誓献身祸自找。
痴迷邪说能上瘾，不信作恶会遭报。
紧跟共妖祸中华，坑蒙拐骗全代表。
今日大法广救度，下士闻道哈哈笑。
一心迷信无神论，长叹愚人难识宝。
拒绝三退失机缘，获罪于天无可祷。
辜负万载轮回苦，无间地狱去报到。
（视频：中华民国总统蒋中正1970年在台湾阳明山中山楼的演讲： 中华文化无人可以毁灭，中共兽性不相容。蒋总统说：大陆奸匪毛贼的罪恶兽性，乃是和我们三民主义中华文化内圣外王的道统，绝不相容的。人人要做反共倒毛的革命先锋，人人要做文化复兴的前导。一齐来巩固德性，发挥潜能，以实现三民主义新中国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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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网址: http://www.epochtimes.com/gb/12/9/28/n3693613.htm古镜-共产迷信.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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