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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How Paul Krugman found politics : The New Yorker
译文：纽约客：保罗・克鲁格曼如何发现政治作者：Larissa MacFarquhar
发表时间：2010年3月1日
译者：Andy Cheng（@adianch2010）
克鲁格曼和他的妻子罗宾・韦尔斯（Robin Wells）与他们的猫多瑞斯・莱辛（Doris Lessing）、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在家中。Tina Barney摄。
如果家里的天气有点冷，或者有几周的时间除了写《时代》的专栏以外无事可干，或有什么令人紧张的事情意外发生，比如获得诺贝尔奖，普林斯顿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和他的妻子罗宾・韦尔斯（Robin Wells）会来到圣克鲁瓦（St. Croix）。这里天气暖和，日子悠长，电话不会响个不停。他们住在几年前购买的只有一个卧室的公寓里，这个公寓没什么特别，除了正好位于海滩上。公寓的墙是黄色和蓝色的，家具用柳条做的，有很多枕头和贝壳。高高的九重葛灌木丛沿路边蔓生着。
“我们一开始对圣约翰（St. John）一见钟情，”克鲁格曼说，“是纽约的律师们决定放弃它，而且决定住到船屋上，还戴着他们灰色的假发套。”
“但圣约翰太高级了，”韦尔斯说，“我们的社区有很多中西部佬，退休的汽车交易商之类的。”
圣克鲁瓦的东端有点像旅游景点，但他们决定安家的西端是圣克鲁瓦本地人居住的，有一种吉米・巴菲特（译注：美国著名乡村歌手）式的感觉，是他们喜欢的。在西端的小镇弗雷德里克斯特德（Frederiksted），有数家咖啡店、一家肯德基、一家云狄斯（Wendy’s）快餐店，几座教堂、一个邮局，还有一个海边的广场，带有几个水泥做的野餐桌。人不是很多。沿着海岸延伸到远处，有一排海边的酒吧，带有塑料椅子和圣诞的灯饰，在下午的时候会有大胡子男人和晒成棕褐色的中年女人坐在那里抽烟。
“西端是本地的白人居住的地方，”韦尔斯说，“他们有几个海边的酒吧，里面有几个不怎么样的布鲁斯和爵士乐队。我们改天晚上去的时候，他们正在演奏尼尔・杨（Neil Young），保罗说，'小伙子，表演得太差了。'"
"这可是布法罗・斯普林菲尔德（Buffalo Springfield）."（译注：布法罗・斯普林菲尔德是尼尔・杨等人在1966年成立的摇滚乐队。）"是的，斯普林菲尔德，不错。我说，‘老去的一代，他们热爱任何表演，不管好坏。’”
在这里克鲁格曼成天穿着同样的衬衫，那是一件短袖的格子呢棉衬衫，还有游泳裤。他坐在他们吃早餐的房间里，这儿有一扇很长的窗户，面对着大海。他在一张从壁橱里伸出来的桌子上打字，这让他不得不坐到壁橱里面去一点。但这很管用，因为房间里的光线太过明亮了，以至于有些刺眼。一扭头他就可以看见天空。
醒来后，克鲁格曼的第一件事情是浏览几个网站，如果那天不用写他的专栏，他和韦尔斯会去海滩上散步，他们有时会逛到弗雷德里克斯特德，在一家叫Polly的小咖啡店吃早餐，Polly提供冰拿铁和非常不错的墨西哥煎蛋饼。如果需要写专栏，他会从一早开始写，状态正常的话，到午餐过后就能很快写完。写完草稿，克鲁格曼交给韦尔斯修改。以前她改得很多——他们觉得，对于如何将经济学讲述给外行听，韦尔斯的感觉比他更好。（她也是个经济学家，他们相识的时候她是MIT的博士后，而克鲁格曼在那里任教。）但克鲁格曼现在也很拿手了，所以这些天韦尔斯的修改重点是如何让文章不那么枯燥，不那么抽象。最近，克鲁格曼交给她一篇文章草稿，是为《滚石》杂志写的。他写道：“当奥巴马试图应对危机时，他将不会从共和党领袖那里得到任何帮助。”在这后面韦尔斯插了一句话：“更糟糕，他得到的将是阻碍和谎言。”在克鲁格曼写刺激方案至多只是“缓和萧条，不能根治萧条”的地方，韦尔斯划掉这段话，代之以“多少缓解今后数年我们面临的经济困境”。到处都是韦尔斯建议他加进去的东西。“这里是个好地方，可以把共和党和银行家们对国有化的激烈反对充实进来，”她在第9页写道，“把他们所有的火气和怒气都表现出来，然后你在后面的段落中驳斥那些胡言乱语。”
偶尔意见不统一的时候，韦尔斯会推动克鲁格曼变得更愤怒或者更顽强。她促使他公开抨击阻碍法案通过的行为。她要他更顽强地继续支持医改法案中的公共选择。克鲁格曼连续几个晚上因为内心的挣扎睡不着觉，但最终认为一个有缺陷的法案远远好过没有法案，他决定得支持该法案。“你可能会被击败，”他说，“当罗宾和我开始写医保问题的时候，单一的买单者（译注：指医保改革中由国家买单）显然是要走的路。随后逐渐逐渐，你开始说，‘好了，你拿你能够得到的。’这里有个陷阱，我看到有些人已经掉进去了——你的想法是应该得到什么，现在却完全被表面上能够得到什么取代了——那是我试图避免的。”傍晚，他们躺在海滩的躺椅上，面朝大海，头顶是一丛马尾藻树。克鲁格曼用吸管啜了一口兰姆酒，翻看着一本关于金融危机的书中的图片。他们正想在小城的一个地方吃晚餐，但随后发现有个埃尔维斯（Elvis）的模仿者在那里唱歌，因此他们决定去Sunset烧烤店，那儿的立体声里放着Wings乐队的歌。海滩上变得有些喧嚣，韦尔斯朝克鲁格曼做了一个手势，可以走了。潮水将要来了。克鲁格曼把书放下，从躺椅上起来舒展了一下身体，然后，仍旧戴着帽子和太阳镜，小心地从海水中趟过。
在专栏里克鲁格曼是好战的，过于执著地政治化。但他这方面的个性事实上是最近才发展起来的。他的父母是新政自由派，但他们并不特别热衷于政治。在学术上，克鲁格曼的主要研究课题几乎没有政治意义。在80年代，他认为供给学派经济学是愚蠢的，但对此他没考虑太多。不像韦尔斯，她在里根当选总统后非常沮丧，甚至移居英格兰。克鲁格曼发现里根更多是可笑而不是邪恶。他说：“我几乎没有意识到税收问题上的利害关系。那时我正处于事业初创期，不关心那个。”他为里根的经济顾问委员会工作了一年，但即使那样也没有让他对政治感兴趣。“现在我觉得，2000年以前的20年我是在梦游中度过的一样，”他说。“我知道有左右之分，我非常清楚像迪克・阿密（Dick Armey）这样的人不适合进行理性讨论，但我过去真的不知道这种分歧有多深。”
成年后的20年里，克鲁格曼的世界不是分成左和右，而是聪明和愚蠢。“最大的教训是讨论层次太低，”谈到那段在华盛顿的日子，他说。“后来的财政部长唐纳德・里根（Donald Regan）不是那么聪明，讨论的双方都没有理解政策的时候，你真的会感到愤怒。”克鲁格曼青年时代受到一种知识分子的气势支持和守护，这种气势如此强烈以至于其他气势在他身上无法立足。“当我28岁的时候，我不会把时间留给某个参议员或是其他谁。”他说。
过去克鲁格曼的圈子都是学院派经济学家，而当他把注意力转向圈子外面的人时，他的敌人是那些愚笨的伪经济学家，这些人不理解自己谈论的东西，但却用引人注目的标题和过分简单的想法说服许多掌权者听他们的。克鲁格曼把这些人称作“政策企业家”——用来和他尊敬的学院经济学家相区分，这个词意味着辛辣的讽刺。莱斯特・梭罗（Lester Thurow）和罗伯特・赖克（Robert Reich）尤其令他愤怒，这两个人写过很多书，兜售一种在他看来胡说八道的理论：美国在全球市场上与其他国家的竞争，很大程度上类似于企业与其他企业的竞争。克鲁格曼在《外交事务》和其他地方发表了一系列不屑一顾的文章，驳斥说，事实上国家和企业完全不同。另外一个国家的成功可能损害我们的骄傲，但不会损害我们的钱包。恰恰相反：这更可能为我们的产品提供一个更大的市场，并给我们的消费者带来价廉物美的产品。贸易盈余可能是弱小的表现，贸易赤字则是实力的象征。不管如何，一个国家的生活水平几乎完全是由其生产力决定的，贸易没有那么重要。
在90年代中期，克鲁格曼刚开始为大众出版物撰写文章时，比尔・克林顿当政，克鲁格曼认为那时左右两方在实力上大体旗鼓相当。然而，对于他而言采取哪个立场并不是迫不及待的事情——他会瞄准愚昧开火，不管愚昧是从何处冒出来的。他认为自己是一个自由派，但他是一个自由派“经济学家”，这与通常的自由派完全不同。直到90年代末期，他开始关注日本所犯的错误，他相信避免衰退完全取决于货币政策而不是政府的支出：他同意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观点，如果美联储表现更好的话大萧条是不会发生。他认为那些想要禁止耐克和其他公司在国外开“血汗工厂”的人是感情脆弱的，是傻瓜。当然，那些外国工人确实不是拿美国工资，得不到美国的保护，但在血汗工厂工作仍然比他们其他的选择好得多，这是为什么他们选择在那里工作的原因。而且，血汗工厂绝对不像左派宣称的那样是对美国工人的威胁。“一个粗略的计算……表明自从1990年以来流向第三世界的资本……令发达国家的实际工资水平减少了大约0.15%，”他在1994年写道。那不是毫无影响，但偏执一些并非一无是处。这个世界需要更多血汗工厂，不是更少。自由贸易对每个人都有好处。他感到左派对市场的憎恨就像右派对政府的憎恨一样，教条，非理性。在写他的第一本畅销书《预期消退的年代》（The Age of Diminished Expectations）时，克鲁格曼完全被里根时代不公正的严重恶化所困扰。（有趣的是，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克鲁格曼相信政治经常决定经济，而不是相反。他相信自60年代以来不公正在美国的加剧更多是由于税收、工会等政治决策原因，而不是经济因素——例如说技术进步导致技能和教育变得更加重要——的结果。）1990年该书出版后，很多人拒绝承认不公正在加剧，这令他深为忧虑。他开始进入战斗。对1994年的中期选举克鲁格曼颇为吃惊，在弹劾听证会期间他开始认为共和党变得太过激进，但他对此仍没有愤怒。“我的一些朋友告诉我应该花更多时间攻击右翼分子，”他在1998年写到，“问题是要有话说。供给学派不知疲倦宣称税收是万恶之源，但对于一再重复地解释它们不是万恶之源，理性的人会感到厌倦。”
当然，直到安然丑闻之前，克鲁格曼对于美国企业治理中的问题还是一无所知。（他进入《时代》之前曾经短暂给安然做过顾问。）偶尔他会接到一些人的来信，宣称公司正在伪造账簿，但他认为这听起来不可信而置之不理。“我相信市场正在强化，”他说，“我信任证交会。我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1999年的世界似乎就像充满了阳光，而且，全都是由于玩世不恭，我乐于分享我的这种感觉。公司欺诈行为、金融欺骗、政治中赤裸裸的邪恶图景——所有这些东西，10年前我都没看到。”
当《时代》找到他，请他写专栏的时候，他犹豫了。韦尔斯说：“他的朋友们说，‘这是浪费你的时间’。我们经济学家认为自己做的是实实在在的工作，剩下的世界都是琐碎。”克鲁格曼关注自己的学术声誉胜过其他任何事情。如果他开始为一份报纸写作，他的同事会认为他变成了一个伪经济学家、一个前经济学家、一个变味的像莱斯特・梭罗那样的政策企业家？莱斯特・梭罗（Lester Thurow）在某些圈子里以“不够彻底”（Less Than Thorough）而闻名。很难想象保罗.克鲁格曼会被冠以什么样的绰号，但如果真有人给他来一个呢？他会接受么？
是2000年的选举运动最终令他变得激进。在此之前一年他开始写专栏，尽管刚开始的时候他受命写经济、商业事务，但逐渐将更多注意力转向整个世界。在选举运动中，他意识到布什派赤裸裸地撒谎，这令他震惊。里根派至少还试图用经济模型和理性化来证明他们政策的合理性。克鲁格曼不相信模型有什么作用，但至少它们摆在那儿。
选举过后，他开始在专栏中攻击布什的政策，而且随着愤怒逐步升级，他的攻击变得越来越毒辣。克鲁格曼感到自由派不愿意面对或者甚至不愿承认他们自己对右派的愤怒，因而他准备去面对它。伯克利的经济学教授布拉德・德龙（Brad Delong）说：“他看到，要使美国在90年代的财政政策归于正常，是非常、非常痛苦的，而他还看到所有那些都被毫不思索、无情地抛弃了。艾伦・格林斯潘将要去白宫会晤的时候说我们将因此后悔，事实证明他是对的。保罗只比我们那些在克林顿政府里工作的人晚了6年发现共和主义的现实崩溃来得更早。”克鲁格曼攻击布什试图使社会保障破产，推行经济和环保都糟糕透顶的能源政策，削减富人和企业的税收加剧不平等，用反恐战争掩盖财政的失误，做总统之前进行内幕交易。2001年9月16日他写了一个大胆的专栏文章，说911的灾难部分是自己造成的，因为政府放弃了机场安检，这应当是一项公共服务，如果交给航空公司来买单，它们当然会拣廉价的做。
作为回报，他收到了堆积如山的表示憎恨的信件。韦尔斯说：”他收到过威胁。《时代》接二连三收到抱怨。一次在书展上，他被疯狂的右翼分子用摄像机追拍。他们收集学生对他的评价，来看他是不是在毒害普林斯顿的年轻一代。另一次，我要他们在保罗的办公室里面装个应急按钮。我们车库的门被扔过鸡蛋。“甚至某些站在他这边的人也觉得，身为一个主流媒体的专栏作家，他太过冷酷地党同伐异。但左派对他就不一样了。“《大破解》（The Great Unravelling）的书展就像复兴布道会，因为几乎没有人会大声说话，”克鲁格曼说，“曾经有个盛大的活动——是在伯克利，有点贬低它了——但这个活动上艾尔・弗兰肯（Al Franken）、凯文・菲利普斯（Kevin Phillips）和我一起在3000名观众前亮相，当我们走上台的时候，受到了热烈的欢呼。那应该是在2004年。”韦尔斯说：“我记得一个女士说，‘当我读到你的书的时候，我想我是要发狂了，’他为马林（Marin）县的一个小书店做过演讲，那个镇太小了，他们没有地方来搞，所以放在当地的一个教堂里面，他们不得不让窗户开着，因为外面都是听的人。”所有这些——憎恨和爱戴——都令人激动，克鲁格曼意识到他在做的事情有多重要，即使那只是报纸。韦尔斯试图防止他被冲昏头脑：“我对他说，‘你得知道，布什后面的生活是不同的，你不可能是人见人爱的，因为以后的时代会更理智。’”
事实上，变化来得比他们俩的预计都要快。在大选期间，克鲁格曼对巴拉克・奥巴马批评得很厉害。他批评的主要原因是，在3个主要候选人中，奥巴马似乎是最为保守的（例如，他的医疗计划没有强制性全面覆盖），但克鲁格曼不只是反对他的政策。他不喜欢奥巴马跳出来说里根的好话，而当时民主党最需要的是拆穿里根主义经济学对美国有利的顽固神话。他认为，奥巴马相信美国的问题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党派的卑劣，这是完全错误的，而奥巴马认为能够把共和党和保险公司拉到一起来改革医保制度则是天真得近乎荒谬。“任何认为下一届总统不需痛苦的对抗就能获得实质进展的人，是活在幻想世界。”他在2007年写道。克鲁格曼支持约翰・爱德华兹（John Edwards），因为他对贫穷的强烈关注，因为他对医保计划的雄心，还因为他攻击富人利益的粗鲁言语。爱德华兹出局后，他支持希拉里・克林顿。她没有爱德华兹那样左，但至少她是个斗士，而且明显对于两党的调和没有任何幻想。
但绝大多数人不像克鲁格曼那样看待奥巴马。他们认为奥巴马是左派的救星。选战的激情如此强烈，当克鲁格曼写专栏嘲笑奥巴马时，他受到了猛烈的攻击——激进博客上对他严厉抨击的评论，更多的敌意邮件，不太有趣的那种。“我不想在这里伪装公平，”克鲁格曼写道，“奥巴马的竞选似乎危险地要变成个人的崇拜。”一个评论家回应道：“没错，你说得对。你令我迷失。我在当地的博客上捍卫你，但你已经沉沦于低劣之境。”另一个人写道：“你已经令自己变得可笑，用你的全部歪曲，用你对克林顿竞选的幼稚的、刺耳的捍卫。”第三个人说：“保罗，你正在一点点谋杀你的读者的灵魂，或者至少是我们这些曾热爱你的专栏的人。”克鲁格曼说：“大选太糟糕了，让人厌烦。”
韦尔斯说：“保罗被那些我们以为是站在同一方的人攻击。我告诉自己，得了，事情是会变的，但这太快了太困难了，足以给你当头一棒。一个朋友说，‘你最好当心些，因为奥巴马的支持者可能把响尾蛇扔进你的信箱。’人们说，‘噢，保罗的儿子在为希拉里的竞选团工作。’”（克鲁格曼没有孩子）“布什下台后人们心烦意乱，失去了自己的判断。他们要把自己交出去，所以他们不喜欢像保罗这样的人说，’不，别放弃，想想正在发生什么事。‘他们想要一种自己正在被拯救的感觉，这是奥巴马正在提供的，但他没有权力或者能力去拯救人们；那是不合适的。”
一旦奥巴马赢得预选，克鲁格曼立刻支持他。很显然，任何民主党人都胜过约翰・麦凯恩。
“我很紧张，直到选举之夜他们最终选择了他。”克鲁格曼说，“我们在家里举办了一个选举夜聚会，有三四十人参加。”
“经济系、金融系、伍德罗・威尔逊学院，”韦尔斯说，“他们都很紧张，所以对我们举办这个聚会很感激，因为他们不想一个人呆着。我们有两三个电视机，还有一个便携的户外火盆，我们让人们把肖像扔进火里，或者任何他们想从过去的8年里扔掉的东西。”“有一个意大利同事扔了个贝卢斯科尼的肖像进去。”
”我拿出一些彩色纸和书签，人们可以在上面写东西，然后扔进火里。人们感到他们似乎确实有东西要摆脱掉！我几乎没用帽子和聚会的口哨。“
在新政府的头几个月里，克鲁格曼试着表示同情。克鲁格曼天性不对人的弱点抱有希望或理解，但这两点他都想尝试。最终，他有机会影响当权者。整个华盛顿的人都读他的专栏，在会议上宣讲他的观点。他和总统会面，几乎每个月都与国家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通电话。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彼得・奥斯泽格（Peter Orszag）每天早晨读他的博客。参议员们给他打电话，为一个专栏感谢他，或者讨论某个政策。
政府里的人有时会因他的批评而倍受挫折。“保罗最大的力量是他的清楚明了，”萨默斯优雅地说，“另一方面，这世界上有一些总统不得不处理的复杂问题，但他有时会迷失在对答案的追寻中。”但克鲁格曼也是有用的：如果他支持那些左派还有分歧的问题——例如参议院的医保法案——他可以带动周围的一大批人。另一方面，更多的情况下，是保守派在阻挠，此时他根本没有任何作用。一个行政官员说：“很多谈判（关于刺激方案）最终尘埃落定时我确实在场，一个更大的方案根本不可能获得60张票。不管克鲁格曼在学术上有多正确，但不是稳操胜券的。”
克鲁格曼说：“现在我们有些人的目标是分享权力，我看到他们是怎样试图让政策发生改变的。这很有启示性。按照事情应该怎样去做是一回事，思考是另一回事。想想美国参议院的构成，想想让人进入委员会的难度、让官员和大众沟通的难度，你真的能做什么呢？”
但到奥巴马执政一周年的时候，克鲁格曼感觉到了令人不太开心的自我辩护。奥巴马的无为而治、调和风格令克鲁格曼抓狂，尤其是当他压倒共和党人的尝试显然失败的时候。为什么他不能更有进攻性、在医保上更像个领袖而不是把细节留给无休止的辩论会？克鲁格曼大为不解。他怎么能在这个问题上如此消极？他为什么不战斗？奥巴马执政一年后，克鲁格曼在博客里写道：“我得说，我非常接近要放弃奥巴马先生了。”
这些天里，当克鲁格曼批评奥巴马的时候，他博客里的评论者倾向于认同他。他重新赢得了左派的信任。在YouTube上甚至有些关于他的歌曲。“嗨，保罗.克鲁格曼，”一个年轻的小伙子闭着眼睛，可笑地挤着眉毛唱道，“你为什么不进政府？是有什么我不能理解的政治？我知道，蒂莫西.盖特纳像个小黄鼠狼……嗨，保罗.克鲁格曼，男人，你到底在哪儿？”
去年八月，在和韦尔斯去苏格兰骑车旅行之前，克鲁格曼决定花几天时间为蒙特利尔举行的第67届科幻年会作讲演。（克鲁格曼孩童时代曾是个科幻迷。）在年会上，有很多很长很长的头发，很多蓝色的头发，还有很多披肩。有个女人穿得像只猫，另一个女人头上用线绑着个绿色的大脑，还有人戴着绿色的面具，一个年轻的女子纺着羊毛。有杰迪武士和风暴战士。那些没有扮成猫的参加者穿着T恤，上面写着这样的文字：“我不理解—我是个火箭科学家”、“我看到了坏点”、“数学是美好的。”克鲁格曼对双关语有一种书生气的爱好。（他对他的教科书中的一句话甚为自豪：“寻求解决欧洲香蕉分歧的谈判努力被证明毫无结果。”）他也喜欢化装。有一次，他和韦尔斯举办了一个万圣节聚会，主题是经济学课题——两个来宾扮成亚洲虎（公司），有几个是对冲基金，一个女子扮成资本，穿得像个专栏。坐在科幻年会的主席台上，克鲁格曼显得乐在其中，就好像这些——在有些令人担忧的意义上——是他的子民。
“嗨，各位！”他喊道。“嗨。”大家回应道。
克鲁格曼解释说，他成为经济学家是因为科幻小说。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读到了伊萨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的《基地》（Foundation）三部曲，被里面的主角哈里・谢顿（Hari Seldon）迷住了。谢顿是个“心理历史学家”，即对社会机制有准确理解的科学家，能够预测未来数千年的事件过程，从几百年的野蛮时代中把人类拯救出来。他不能预测个人的行为，那太难了，但没关系，因为历史不是由个人决定的，而是由法律和潜藏的力量决定的。“如果你读其他类型的小说，你会了解人们存在的方式、社会存在的方式，”克鲁格曼对观众说，“但你不会想得太多，事物为什么是这样、什么让它们变得不同。如果……会怎样？”
脑子里装着哈里・谢顿，克鲁格曼在1970年来到耶鲁，想学历史。但他感到历史有太多的“是什么”，而“为什么”不够多，所以他最终选择了经济学。他发现经济学跟历史一样考察了无限复杂的社会现实，但不是阐明其复杂性，而是寻找使复杂性变得简单的模式和法则。为什么某些社会存在农奴或者奴隶，而其他社会没有？你可以讨论文化、民族性格、气候、风俗的变化、英雄、反抗、农业历史、罗马书、基督徒、中世纪以及所有其他东西，或者，你也可以像克鲁格曼的经济学老师埃弗塞・多马（Evsey Domar）一样，认为如果农民几乎无法生存，奴役他们毫无意义，因为他们没有任何东西给你，但如果可以得到好的新土地，奴役他们就是有意义的，因为你可以搞清楚他们的产出和维持他们生存所需之间的差异。突然间，一个简单的故事使得巨大的、令人迷惑的现实地带有了意义，克鲁格曼找到了一种极度的满足。
他后来知道，这个发现是凯恩斯帮助提出来的。在20世纪20和30年代，经济学更像历史：制度经济学占据主导地位，与新古典经济学相对照，强调复杂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之间的互相作用，以及驱动人类经济行为的复杂动机。后来大萧条来临，人们要经济学家回答：“我们应该怎么办？”克鲁格曼说：“制度学家说，’好了，它太深奥、太复杂。我想你刚才讨论的是在1890年发生的事情。’凯恩斯经济学脱胎于以模型为基础的传统，尽管以现代标准来看它相当松散，它只是说‘请揿按钮。’ ”按动按钮——印更多钞票，花更多钞票——于是揿按钮起作用了。揿按钮经济学不仅满足了像克鲁格曼这样的知识分子的气质，克鲁格曼后来意识到，这也具有政治上的重要性。把经济形势当成无限复杂，追溯到遥远过去的无数起因，会导致一种宿命论：如果危机的起源根植于一个国家的文化中，那么危机可能是不可避免的，可能无法解决的——即使应该解决。
“从事经济学意味着什么？”克鲁格曼在蒙特利尔的主席台上发问。“真正的经济学与两个故事有关。第一个故事，老经济学家和年轻一些的经济学家走在大街上，年轻的经济学家说，‘看，那儿有一百美元的钞票。’老经济学家说，‘胡说，如果它在那儿，早就有人把它捡走了。’所以有时你确实可以发现一百美元的钞票躺在大街上，但不是经常——人们通常对机会会作出反应。另一个是尤基・贝拉（Yogi Berra）的名言，‘没有人再去Coney岛了，那里太拥挤。’（译注：尤基・贝拉是美国著名职业棒球选手，也以其智慧、幽默的言辞著称。这句话是他用来解释为什么不再去一家圣路易斯的餐馆时所说的：“没有人再去那里了，那里太拥挤”。克鲁格曼用在这里代指一种均衡的状态。）这里的意思是，事情都倾向于以某种均衡的形式决定下来，即人们的预期与他们实际碰到的情况相吻合。”从耶鲁出来后，克鲁格曼进入麻省理工研究生院。“70年代中期的麻省理工有点像经济学的雅典——每个人都在那儿，”他说。“而且那是一个机灵的小模型的黄金时代。”克鲁格曼参加了鲁迪格尔・多恩布什（Rudiger Dornbusch）的课程，并且开始对国际宏观经济学产生了兴趣。布雷顿森林体系几年前刚刚崩溃，那是由盟国在二战期间建立的国际货币控制体系。浮动汇率被证明比任何人预期的都要灵活得多，说明它有理由成为一个非常有趣的迷题。
克鲁格曼写的论文是关于汇率，但另一个关于国际贸易的课程启发了他。“整个东西有一种精神上的美，”他说，“我记得检验那个2+2+2模型——两种商品、两个国家、两个生产要素。把所有这些零件安装在像瑞士钟表一样的机制中，美妙无比。我爱它。”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是由英国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首先创立的，他在200年前用比较优势解释了贸易：一个国家出口那些生产成本更低的产品，低成本归因于它拥有的任何优势——廉价劳动力、气候、技术专家，等等。从这个理论出发，差异最大的国家间的贸易将最为频繁——第三世界国家将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出口到第一世界，第一世界卖出技术或者资本密集型产品作为回应。然而，在二战后的很多年，经济学家注意到大量的国际贸易根本没有遵循这一模式。有很多贸易发生在经济非常相似的国家之间，这些国家交易的产品很多是同质的：德国把宝马车卖给瑞典，瑞典把沃尔沃车卖给德国。很多人深思为什么会这样，但没有人能够提出一个模型以严密的方式来进行解释。克鲁格曼意识到贸易的发生不仅因为国家之间的不同，而且因为存在专业化的优势。例如，如果一个国家首先开始生产飞机，它可能积累一种经济规模优势，这种优势如此庞大，以至于其后另一个国家想要进入这个行业将会非常困难，即使开始生产的那个国家并不具有任何特别适合生产飞机的东西。但为什么国际贸易的产品几乎相同呢？因为消费者喜欢多一个选择，而且，正如阿维纳什・迪克西特（Avinash Dixit）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多年前指出的，规模收益递增是贸易发生的基本动力，克鲁格曼证实这一逻辑同样适用于某一个品牌或者一整个行业。1979年7月，克鲁格曼在国家经济研究局以论文形式向全世界阐述了他的这一理论。“介绍那篇论文的一个半小时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90分钟。”他后来写道。“在电影《矿工的女儿》（Coal Miner’s Daughter）中有一个带有乡野味道的场景，年轻的罗莱塔・林恩（Lorreta Lynn）第一次在一个嘈杂的酒吧表演，慢慢地，每个人都安静下来，开始聆听她的歌声。噢，那就是我的感觉：突然之间，我成功了。”
克鲁格曼理论的一个应用是，与正统经济思想相反，产业政策可能有其作用。如果一个新的行业的位置本质上可以是任意的，那么一个政府通过支持和保护其初始发展，可以使它赢得一种可以持续的优势，其他国家想要赶上来很难。但克鲁格曼试图吓退那些以他的理论为依据的产业战略。因为，尽管重要的产业政策可能有帮助，他相信，在实践中，要决定哪一个行业应该得到政府的帮助是如此困难——将会以牺牲其他行业为代价，预测一个行业的未来是如此之困难，当强大的利益集团试图影响决策时，作出决策是如此之困难，最终产业政策可能只令少数行业的拥有者受益，而令其他人受损。（产业战略家们没有被说服。“我们有日本的例子，韩国、巴西、中国，还有，一定程度上，法国。相反的事实——让我们想象一下，如果他们没有产业政策，会取得同样的增长率吗？——难以想象，”罗伯特・库特纳（Robert Kuttner）说，他是《美国前景》（The American Prospect）的合著者，也是编辑之一。“但对于一个传统的学院经济学家，他差不多要指天发誓，政府在资本配置上不能干预市场。”）其后，克鲁格曼对经济地理学产生了兴趣，相关的问题是，为什么存在区域的专业分工——例如，为什么在美国，汽车在底特律生产，地毯在佐治亚州的达尔顿（Dalton）生产，珠宝在普罗维登斯（Providence）生产，而芯片在硅谷生产？再一次，答案被证明具有历史的偶然性。一旦一个行业在某一个地方起步，不管由于什么原因（地毯行业在达尔顿出现是源于当地的一个少年，他在1895年制作了一块绒状的床单作为新婚礼物），当地的劳动力受到该行业的生产方式的训练，熟练的工人从其他地方聚集过来，相关的产业在邻近地方发展。然后，随着更多熟练劳动力出现，这个行业能够从规模经济中发展和获益。很快，只要这个行业产品的运输成本不是很高，这个地方的优势就会如此明显，人们在任何其他地方经营类似行业都会变得不切实际。很多经济学家发现，经济地理可以如此随意地“深深令人困扰和迷惑”，克鲁格曼写道，但他发现很有趣。
再一次，像他的贸易理论一样，并不是他的思想有多突出，而是将思想转化成数学语言的表达方式具有重大意义。“我向一个不是经济学家的朋友解释（关于经济地理）的基本思想，”克鲁格曼写道，“他有些迷惑地回答我，‘那不是显而易见的么？’当然是的。”然而，因为这个思想未曾模型化，它多年来一直被经济学家忽视。克鲁格曼开始意识到，在之前的数十年中，没有模型化的经济知识实际上已经消失了，因为经济学家们不知道拿它们怎么办。他的朋友克拉格・墨菲（Craig Murphy）是卫斯理（Wellesly）的政治学家，收藏有一副非洲的旧地图，他告诉克鲁格曼，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制图学上。16世纪的非洲地图当然在很多方面是错误的，但它们包含了很多这个大陆内部的信息——尼罗河、廷巴克图等。两个世纪后，地图制作变得更为精确，但非洲的内部变成了空白。随着可以在地图上标示的要素的标准的提高，那些不满足这些标准的知识——转述的旅行家的报道、没有罗盘或是六分仪将冒的风险猜测——被抛弃了、遗失了。最终，更高的标准将付出代价——到19世纪这些地图会再一次修改——但同时技术的提高再一次导致了同样的损失。把没有地图化的要素转化成经济课程，这被证明是克鲁格曼比其他任何人都做得更好的地方：他可以将现实世界中提出的有趣的思想，削减细节（你得知道哪些拿出去、哪些是必须的），提炼出剩下的，变成一个清楚、睿智、“可爱”（像他喜欢说的那样）和简明的模型。哈佛大学经济学家肯尼斯・罗格夫（Kenneth Rogoff）说：“那是诗歌。我是说，你可以回到他的第一本书中，那里有个美妙的图表，是关于沃尔克（Volcker）收缩是如何对产出弃之不管的——他只不过画了个小小的图，就真正说明了一切。这几十年，我曾经听到经济学家用‘诗人’来形容他。”（译注：保罗・沃尔克是美联储前主席，以大力紧缩货币、反通胀而著称。）
克鲁格曼的贸易理论和经济地理学仍旧在每个地方传授。他说：“我认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需要提出来，我在模型中强调的东西没有我留在模型之外的东西重要，因为我无法把它们模型化，比如信息溢出和社会网络。”但无法准确地表述现实几乎不是经济模型的致命缺陷——它的价值在于作为分析工具的有用性。克鲁格曼最成功的论文是关于目标区域（target zones）的，而这篇论文是完全错误的。在欧洲采用欧元之前很多年，建立某种介于浮动汇率和固定汇率之间的体制——即“目标区域”，在此区域中货币被许可地浮动——被认为有可能获得两者的优点。他估计到1991年正式出版论文时，已经出现了大约150篇相关的论文。“经验上来看，那根本不起作用，”克鲁格曼说，“作为一个学术上的东西，人们喜欢它，但它对目标区域中的利率有非常强烈的预测，那些预测被证明是错误的。但没有人为此攻击我。我是想说，如果目标区域按照人们认为它们应当如何的方式去运作，那么它将会出局。”不住圣克鲁瓦的时候，克鲁格曼和韦尔斯与他们的两只猫多瑞斯・莱辛、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住在普林斯顿一条安静的乡村路上的大房子里。他们在几年前建造了这所房子，是一种日本现代风格的，浅色的木头、腰线，几乎没有墙。起居室边上有一个很大的空荡荡的区域，是韦尔斯教授瑜伽的地方。在周六早晨她教一个老年班，克鲁格曼说都是老家伙，他参加这个班。他避免参加年轻一些的、主要是女性的班，韦尔斯在工作日教她们。在房子的前面是一个井井有条的花园，后面是一片斜斜的山坡，通向一条溪流和森林。
克鲁格曼说：“我们有一条定居这里的狐狸，工作的时候，从我的办公室望出去，可以看到狐狸在屋子后面小跑着穿过去。”
“我们有……我们叫它什么？Wally？我们管那只蓝色的鹭叫什么来着？”
克鲁格曼的工作室是顶层的一间小屋子，通常极其混乱。在他椅子后面的墙上，克鲁格曼挂了一些带框的照片：年轻时候的富兰克林.罗斯福；他父母年轻的时候；他自己在白宫，坐在一张桌子边上，和奥巴马、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蒂莫西・盖特纳（Timothy Geithner）、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以及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一起；两张他和国会议员的照片，议员的姓名他已经忘记了；乔・特里皮（Joe Trippi），霍华德・迪恩（Howard Dean）的竞选主管，正在讲着电话，从他的左耳后方可以看到一本《大破解》。
“显然，他们很得意，如他们所说，”克鲁格曼说道，“退休社区里有个人在超市碰到我父亲，不无怨恨的说，‘为什么你的儿子走了一条这样的路，而我儿子走了一条那样的路呢？’”
韦尔斯说：“你的母亲以前老是抱怨，每次她去看医生的时候，医生总是想跟她谈论你而不是她自己。”
“我想因为这个我要预约医生总是比较快吧。不过，也不总是有用，我的耳鼻喉科医生确实——我根据他零星的评论猜测——非常保守。”韦尔斯的母亲住得比克鲁格曼的父母还要近，5分钟的路程。韦尔斯在达拉斯长大。她是非洲裔美国人，她的哥哥上的还是种族隔离的学校。韦尔斯生于1959年，她没有上那种学校。但她上的学校非常糟糕，她能够进芝加哥大学是令人震惊的。考虑到他们父母的年龄和他们自己的年龄，克鲁格曼和韦尔斯在纽约也买了一套公寓。
“我们计划最后我们会在那里退休，”韦尔斯说。“我的发型师说她在过去的几年中失去了3个客户。他们老了，卖掉所有的东西，住到城市里去了。那可能也是我将不得不做的，当我母亲最终不能驾车的时候。”
“噢，真糟糕。”
“我母亲非常独立。”
“非常独立。”
他们在纽约的公寓与杰弗里・萨克斯、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同一个社区，但自从几年前他们买了这个公寓，就再也没碰到过他们两人。克鲁格曼不怎么出去交际。但他经常旅行，在会议上演讲，为了报酬、为他的书籍做促销。“一对一的时候我不太自在，但是在500观众面前我变得很放松、很健谈。”他说。多年前，当他刚刚成为经济学家时，他因企业事务做过很多演讲。“我不是很喜欢那样，”他说。“其中有一次是在高尔夫球场，我做午餐演讲。我对自己说，我本来也可以成为一个魔术师的。然后，在晚宴上，他们真的有了一个魔术师！”现在，《时代》禁止他参加这种活动，以避免利益冲突，但他的出版商让他去所有这些地方。“我卖的书没有汤姆・弗里德曼（译注：Tom Friedman，美国新闻记者、专栏作家、普利策奖得主。）多，”克鲁格曼说，“那没什么。你知道，汤姆给你的是这样的，‘我正在班加罗尔（Bangalor）跟人说话，这是我看到的。’这种技巧是我没有的。”也许这算是一种幸运，因为他发现巡回书展令人筋疲力尽。“40天里25个城市。”他说，“酒店的洗衣机满满的，因为你在任何酒店停留的时间都不够用他们的洗衣店。”
洗衣服没什么，干衣才真的是个问题。多年的经验都没有找到一个满意的解决办法。克鲁格曼发现，涉及使用橡皮筋的衣服时，用吹风机太慢，而且有风险。很久以前，在特拉维夫，他的同室伙伴发现他试图用长柄煎锅烤干他的内衣。“内衣有个诀窍，把它拧干水，然后压下去……”
韦尔斯说：“我从瑜伽工作室学到的这个。你尽量拧干水分，然后放一条干的毛巾平铺在地上，把衣服放在毛巾上，然后像这样卷起来……”
“然后到早晨你想穿它的时候，它就只有一点点湿了。”
“不，通常它是干的。我们在骑自行车旅行时也这么干。”
“因为你不能带40套内衣。”
“手提包里不能带。”
克鲁格曼不是一个聪明的旅行者。柏林墙倒掉之后，很多与他同时代的人向东欧进发——每个经济学家都想让他自己的祖国转变。尤其是杰弗里・萨克斯，在每个地方都有他的身影。但克鲁格曼从未被诱惑。“我知道杰夫在做什么，而我无法那样做。”他说，“乘坐运输机，天天吃牦牛肉——噢，不。但我写东西比谁都快。你必须知道什么是你应该做的。”
韦尔斯说：“保罗有一种直觉，自己是谁，应当做什么，他非常善于保护那种直觉。我想那是他为什么娶我的原因。他有一种感觉，什么是他擅长的，他会对此非常执着。”由于这个原因，即使他极不寻常地被提名担任拉里・萨默斯的职位，克鲁格曼表示他会拒绝。“我的意思是，我确实、确实得好好考虑，因为你无法轻易拒绝那样的事情。但我觉得我确实更善于做我现在做的事情。”他说。“你得是一个内部的斗士，所有的谈判，你要确保竖着耳朵在听那个负责的家伙说。我觉得我不善于那样做。拉里可能有他的短处，但他让事情做得井井有条。我可以组织好自己的思想，但我管不好我的办公室，当然也管不好其他人。”
与大多数著名学者不同，克鲁格曼从未有过众多的研究生。他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是不是他的思维方式——更多用直觉而不是方法——太难以仿效？他很奇怪。他太散漫？太忙？太矮？不管什么原因，越来越清晰的是，他的声名将不会以通常的方式，通过小克鲁格曼们的散布来保持不朽，所以，如果他的名字要流传下去，将取决于他自己。他的论文和书籍当然是主要的，但最近几年，克鲁格曼也花了大量的时间将他的观点提炼到一册本科教材中去。1994年他签下合约写作此书时，主要是为了金钱。后来他把这项工作搁置了许多年。最后，他的出版商告诉他得继续下去，他应该找一个合著者，比他更善于组织工作，比他有更高的驱动力，他们建议让他的妻子来。写第一版他们花了5年时间的紧张工作。
克鲁格曼说：“你得把你自己的思维拉回到18岁那么大的时候。而且教科书得无懈可击。写学术论文的时候，如果你有什么东西写得比较模糊，不会有太多的危害。给报纸写文章，如果有1/3的读者没有理解，那仍是一个成功。但一本教科书必须是完美无缺的。”
尽管他们做这件事情主要是为了金钱，他们也知道，阅读这本教科书的学生，可能是平生唯一的一次接受纯粹的经济思想，而这当然会对他们的政治思想产生作用。
克鲁格曼说：“我们正在把最新版整合到一起，趋势是经济周期的内容越来越少。我们说，‘不，这是错的，经济周期的部分仍然是重要的。’那已被证明仍是赌对了。”
“我们正在进行当中的时候，诺贝尔奖委员会打电话过来，罗宾的反应是‘我们没有时间参加！’那个礼拜以及公布结果之后的压力真是疯狂，所以我们确实去圣克鲁瓦了，我们疯狂地工作。”
“即使在瑞典，我也在为那些课页工作。”他们写第一版的时候，把工作根据各自的专业作了分工。克鲁格曼写所有的宏观部分章节，韦尔斯写部分微观材料。
“我更微观，”韦尔斯说，“微观的人倾向于更多采用数学，而宏观经济学家更倾向于以政策和现实世界为导向。在宏观中你得容忍比微观多得多的模糊性。”“在微观中，游戏规则很清晰，”克鲁格曼说，“当然，你可以把涉及人们非完全理性的东西放进来，但主体还是新古典的东西，理性的个人与市场的相互作用，市场要么是完全竞争的，要么是非完全竞争但其形式已经被界定得很好，而宏观有很多特别的东西。你说，‘我得对正在发生的事情作出这个假定，我不能用微观基础语言来完全证明它，但无论如何我得这么假定，因为它看起来符合发生的事情。’”
某种程度上，这一差别也折射出宏观经济学思想中“淡水”（freshwater）学校和“咸水”（saltwater）学校的区别。淡水经济学家住在湖区附近，尤其是在芝加哥大学，但也有在罗彻斯特和明尼阿波利斯的。他们更多坚持宏观经济学以微观经济学为基础，也就是说一个人在研究大的现象如衰退和通胀时，应当将其视为很多完全理性的个人行为的作用。例如，一个淡水经济学家可能会争辩说，依靠发债来融资的政府支出对刺激经济没有明显作用，因为人们会意识到他们将在未来交更多的税来为债务买单，因而预期会储蓄更多，从而净支出本质上没有发生变化。咸水经济学家主要在海岸地区，尤其是在麻省理工、哈佛和伯克利。他们更倾向于认为，在我们所理解的现阶段，研究某些宏观现象而无需给出其发生逻辑的完整描述，是情有可原的。咸水派类型也更有可能将非理性和其他市场缺陷纳入模型之中：例如，他们相信，既然在需求下降时价格并不立即跟着下跌而是倾向于具有“粘性”，就应当把这个事实包括进来，即使对于为什么会这样还没有得到解释。并不是说淡水派相信人们在实际中都是完全理性的——他们只是认为作这样的假设，能够比不作这个假设得到更为精确的经济学。毕竟，只有一条路通向完全理性，而非理性则有无数条道路，你该怎样选择呢？一切都开始于观察要命的随意性。去年秋天，克鲁格曼为《时代杂志》写了一篇文章：“经济学家们是如何犯错的？”，内容是在预测金融危机上的职业失误，以及所揭示的整体上的缺陷。他谴责他的同行们错误地粉饰现实。他写道，他们是如此地醉心于那些模型的优雅和其逻辑的一致性，以至于变得相信那些假设如此神圣，没有它们经济学就不成其为经济学，而那些假设（完全理性的个人、有效市场）本来只是作为工具被米尔顿・弗里德曼那一代人所采用的。淡水派尤其忘记了大萧条，忘记了凯恩斯早已说过金融市场与赌场类似。与此相联系的就是：市场总是会正确处理一切，失业必定是工人选择不工作的结果。克鲁格曼写道，咸水经济学家对于市场和投资者理性的观点没有那么狭隘（拉里・萨默斯是咸水派，有一次写一篇关于金融的论文，他宣称“有很多白痴，好好找找”），保留了凯恩斯主义将衰退视为需求不足的危机的观点。但即使咸水派的模型中也没有给像泡沫和银行体系崩溃这样广泛的缺陷留有空间。“经济学家将不得不学会如何与混乱共存。”克鲁格曼总结道。
他的文章迅速引起了愤怒的回应。华盛顿大学的经济学家大卫・莱文（David Levine）写道：“这些犯错的经济学家到底是谁？谈谈你自己吧我忠实的朋友（kemo sabe）……真让我筋疲力尽啊，一个声誉卓著的经济学家竟会对自己的职业如此无知。”芝加哥大学的约翰・科克伦（John Cochrane）写道：“不要跟他们争论，都是无稽之谈（Swift boat）。不过是从一个旧访谈里引述些令人困窘的东西。好了，祝你好运，保罗。让我们就当这里没经济学什么事。”莱文和科克伦坚持一个事实，淡水经济学家没能预测金融危机不是令他们的理论蒙羞，反而是对他们的肯定：“有效市场假设的中心经验预测很准确，那就是没有人能够分辨市场将往何处去——不管是慈祥的政府官员，还是狡猾的对冲基金经理，或者象牙塔中的学术家们。”科克伦写道。如果职业经济学家未能预测或者理解危机，那么克鲁格曼说官员们可以做好他们的工作来治愈危机又有何意义呢？克鲁格曼被这些反应弄得目瞪口呆。确实，他曾批评过，芝加哥经济学家的盲目信仰部分是因为财务上的动机——胡佛研究会的定期休假、华尔街的工作机会。但当这些经济学家愤怒回应时，克鲁格曼大为惊讶：“在我写的东西里没有什么个人动机，”他说，“我从未侵犯任何人的人格。所有一切都是在理念的层次上。”涉及到批评指责的问题时克鲁格曼有一种奇怪的盲点。甚至当他对指责他人乐在其中时（最近一篇博客的题目是“今日微妙之侮辱”[Today in Exquisite Insults]），他仍想象自己不过是个枯燥、抽象的作者，对个人没有兴趣。在部分学术讨论中确实有一种共识，说一个同行的思想愚蠢不被认为是针对个人的，但克鲁格曼走得太远了。
多年来，傲慢无礼可能已经对他的事业造成了损害。在克林顿当选总统后不久，克鲁格曼参加了一个在小石城举行的经济峰会，然后去参加“拉里・金直播”（Larry King Live）节目，说峰会“毫无作用”。这和他对罗伯特・赖克（Robert Reich）的无情批判一起阻碍他成为克林顿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尽管克鲁格曼不总是喜欢他的嘲弄带来的效果，他确实意识到自己不是张甜嘴，不是外交家类型的那种人。他把这刻画到自己的形象中。韦尔斯说：“保罗确实不乐意被拉入一个社交网络中，去被培养。他不去华盛顿，因为他不想掉到那里面去。作为配偶，你会有你的小九九，有那些你开玩笑地说不会原谅配偶的事情。他开始为《时代》写稿并攻击乔治・布什之后不久，我们接到一个与保罗・纽曼共进晚餐的邀请，但他不愿意去。现在，他已经死了。”克鲁格曼说：“这不太方便。我只不过是在思考之外找不到其他乐趣。喔，我跟大人物在一起。只不过是能炫耀我和保罗・纽曼共进晚餐，却要求把我的时间表搞得一塌糊涂，不值得。”
“戴蒙今天早晨太笨了。”克鲁格曼说。他正在考虑第二天的专栏，内容是关于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他读了报纸上关于国会听证会的报道，其中引述了JP摩根大通总裁杰米・戴蒙（Jamie Dimon）和高盛总裁劳埃德・布兰科费恩（Lloyd Blankfein）的话，克鲁格曼说怎么能如此无能、迟钝、全都像笨蛋一样，以至于他虽本来就不看好他们，仍然几乎不能相信这些事情，所以他花了整个上午徒劳地在听证会正式文本中搜寻，要看看那篇文章中是不是遗漏了什么缓和性的内容。戴蒙评论说金融危机只不过是每隔几年就会发生的事。布兰科费恩把危机比作上帝的行为，就像飓风一样。克鲁格曼很奇怪，这些华尔街巨头们到底有没有明白他们做了什么错事。他感到其中传递出一种麻木不仁。然而到最后，这幅场景并不令人满意，这不是30年代导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获得通过的佩科拉委员会（Pecora Commission）。这可能只是日本的歌舞伎表演，最终不了了之。对银行的重新监管为什么在政治上如此困难？克鲁格曼开始思考。为什么政府不能限制民粹主义者的愤怒？华尔街曾经为美国带来什么好处？他说：“这里肯定有些东西是有用的，但确实很难看到。找出一个清楚明白的金融创新带来好处的例子，对于每个人都是挑战，可别提ATM机。没人能做到。如果有套利的机会，你可以在其他人之前几秒钟发现，你就能赚很多钱，但这样做没有任何实际的社会效益。我们曾试着和朋友们讨论金融，而他们说的是‘流动性、流动性、流动性。’好了，如果人们紧紧抓住一大堆没用的现金不放，就会有社会损失，所以金融体系通过提供产生良好收益的流动性资产，据说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但结果却是，当你最需要流动性的时候，流动性冻结了。”
克鲁格曼和韦尔斯10年前撤出了股票市场，再没进去过。
“你得花很多精力去考虑它，而且股票看上去从没有便宜过——可能2009年上半年除外，如果我确实觉得自己胆子够大的话。”克鲁格曼说。
韦尔斯说：“我们买了一点，买了市政公债和一些福特汽车的债券。事情是这样的，如果你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即使回到2000年，股票也不便宜。”“当股票的平均市盈率是13倍或14倍的时候，它们是个好买卖，但现在，即使在最近震荡中的最底部，市盈率也超过20倍，这意味着历史规则可能不再适用。股票过去是被低估的。”
韦尔斯说：“在互联网泡沫中我挣了些钱，也有损失。你叫我卖，我没有卖，我应该卖的。我再也不想体验那种感觉了。”“让我们这么说吧，我会有一种高度的信心——这是个性的问题——市场是被高估的。我不再有那种信心的话，就说明它被低估了。”
危机应当是一个教训，让人们不要贸然进入他们不了解的投资中去。但克鲁格曼怀疑不是这样。“不总是灼热的经历，”他说，“很多人被烧伤了，但我不相信他们都会铭记在心。你确实得有一种大萧条的思维方式，说，‘我宁愿拿着现金或者几乎没有任何收益的国债，也不要那些银行家宣称的完全安全而且有2%收益的产 品。’因此，除非有多得多的监管，我们可能会再来一遍。”克鲁格曼对复苏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悲观。难以置信的是，人们似乎已经忘记了美国的经济差点崩溃， 忘记了对赤字支出的普遍批评，忘记了对那些乐观者——他们不同意克鲁格曼说通货膨胀将会再度升级的观点——的批评。克鲁格曼曾读过一本书，书中积累了800年经济史上的大量数据，他从中学到的教训是，在金融危机中，身为发达国家没有任何保护作用。他曾认为只有在第三世界危机才会逡巡不去，但事实是芬兰、瑞典和印尼一样遭受长期萧条。“布兰科费恩说了什么吗？”韦尔斯问道。
“他就是在辩护。”“他可能在数有多少把叉子在等着他。”
“我刚才在读他准备好的证词，太空洞了，大脑进水了一样。我找不到可以引用的任何东西。”“噢，那就是关键。”
“我知道，那就是关键。”克鲁格曼不知道他的专栏会继续写多久。他可能会厌倦，可能《时代》会把他一脚踢开，谁知道呢。但专栏之后，是什么呢？他考虑了所有的职业可能。有些发展中的大问题是他想严肃思考的。“为什么世界的大部分地方仍然如此贫穷？”他说，“那是个古老的谜题。新的谜题是‘为什么每隔一段时间就有那么一次，某些从前不幸的国度突然开始腾飞，就像是有谁打开了一个开关一样？’”
但他已经有很长时间——很多年——他没有做过严肃研究了。他还能做么？“我想回去做研究，”他说，“我渴望有机会做些深度思考，有段时间没大量思考了。我猜要做真正创造性的学术工作确实需要一种思维状态，在你的一生中很难始终保持那种状态。即使保罗・萨缪尔逊，你从他那里读到的主要的东西都是他50岁之前的。26岁的时候我有一种高度的专注力，而我在56岁的时候没办法再得到那种专注。你发展自己的思维习惯，某种程度上是好事，因为你掌握了工作的方法，但那也意味着你不太可能提出什么真正创造性的东西。即使我没有做所有其他的这些事情，我想我也不能写出很多突破性的论文。如果我确实具有某些突出的学术洞察力，那是些原始的东西。他们将会做什么？给我个诺贝尔奖么？……当我年轻的时候，当我领会到某种东西时，有一种升入天堂、吟唱赞诗的感觉，现在我没有那种感觉了。而这就是生活。”对于其他人，这种损失可能是毁灭。但即使30年来，深入思考经济学是克鲁格曼真正关注的所有一切，他仍让它从生活中流过，毫无遗憾。他的朋友克拉格・墨菲说：“我想他是快乐的。他现在比我们刚认识的时候更快乐。他觉得自己在做有益的事情，这些事情比他年轻时所期望的更加重大。如果他身上真的有悲伤，我想那是一种微小核心的深深的悲伤，佛陀所理解的那种——我们可能无法用人类理性来使这个世界全都变得更好，如果我们能够做到，那确实善莫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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