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 通过 Google 阅读器发送给您的内容：
［作者：牛文文 来源：新东方］
10月25至26日，首届新东方教育论坛在北京中关村皇冠假日酒店举行。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俞敏洪，民盟中央副主席李重痷，原民盟中央副主席，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厉以宁，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杨东平，教育部前发言人王旭明，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文化研究院院长徐小平，分众传媒董事局主席江南春等众多教育界知名人士出席会议，嘉宾围绕"高等教育与创新人才"的主题展开了精彩的讨论。新浪教育频道作为独家官方网络合作伙伴全程报道该活动，以下为中国企业家杂志前主编、创业家杂志主编牛文文在论坛上演讲的文字实录：
牛文文在新东方教育论坛上发表演讲(图/新东方 周次敏)
本来让我讲创新和创业，我一激动都不知道怎么说了。都讲近代以来的中国，我本来想讲一下近代中国的商格，怎么就变成能创业的人了。很激动，没上过新东方，就在新东方讲，有点激动。
我们中国过去历史上是农业社会，士农工商，做企业的人被人瞧不起。直到近代，1878年到1908年那三十年，是中国近代现代商业的启蒙阶段，黄金30年。现在经常讲现在是黄金十年，改革开放30年，但是我们看一下近代史，那30年才是中国商业启蒙的30年，现在我们看商业的成就，那个时候比现在做得好，那个时候很多东西都在全球领先。
1878到1908年什么人在做企业？什么人在创业？大家比较一下，那30年，都是社会主流人群开始创业，最有名的状元企业家张健先生，他是考上状元以后不愿意做官然后创办了一个实业，这已经算是民间的知识分子创业了，因为没有做官，所以一直是民间人。另外大家可以看看荣家，实际上是买办出身，当时是在跨国公司里面、洋行里面做麦苗的，荣家他们几个兄弟创办了这个系。另外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招商的祖先盛学怀，他是尚书，是官僚，是很大的大官在创办实业。这么看来，就是知识分子、高层买办、高层官员在创办企业，而且企业都是国家的中坚，从重型到轻型，纺织到矿山都有。
但是现在三十年什么人办企业呢？都是边缘人士，被迫无奈，混不上处级干部的才去创业。你看最早创业是什么人呢？农民。四川的刘氏兄弟，鲁冠球啊，实在没有办法就办了一个企业，这是农民。再牛一点的，还有一些军人转业回乡，或者回村镇创办了企业，这个占比较大的主流，比如华为，像王石也当过兵的，他们在军队里面也是没有当过大官的，这些人创业。然后就是在学校出来以后没法当官——俞校长你别笑啊——没办法就去搞企业了。还有一些人在国内混不好，上了新东方出国了，在国外错过了改革开放的黄金期，但是又回来了，海归创业了。这些人都是在国内受的本科教育，在新东方受的英语教育，又回来了，这些人都不是什么主流人群，我也不是主流人群，我还没有上过新东方。
上个世纪是救国家，救民族，救自己创办企业，你说结果谁好？当然是上个三十年好，但是那三十年的成果都没有留下来，这三十年能留下去吗？我们今天很厉害，亚欧会议来这么多人，但是以后呢？问题在哪里？在教育和其他方面。
比如说俞校长，你叫他俞校长，他很高兴，你叫他俞董、俞总他不一定高兴。说好听点，你是企业家，不好听点，你是老板，是个富豪，俞校长就是富豪。看余华写的《兄弟》没有，富豪什么样啊？把兄弟的老婆抢了。那个书我很不同意，他写了两本，先是上个世纪文化大革命，说是压抑的年代，八十年代是伦理颠倒的。我说你错了，文化大革命才是伦理颠倒，夫不夫妻不妻的。这个意思就是说企业家现在还不是好词，做商业还不如一百年前尊崇。企业家现在是全社会最可爱的人？不好说。羡慕的人有没有？也不好说，反正最恨的人肯定有。
但是三十年前不是，有救国理想的人，部长，状元，他们创业的时候，并没有身份上的屈辱的这种感觉。今天做企业的人聚会的时候，大家都是社会企业家，大家害怕做，比如说做地产，老百姓没有房子住，政府就鼓励我们，经济不好了，政府就会救我们；我们要盖房子多了，卖得好了，政府就打压我们，我们日子永远是在艰难中度过。那么人应该做什么样的人？人做什么都有尊严，做什么都很好，为什么做企业就没有尊严，不敢尊敬自己？这个问题应该都是出在教育上面，教育就是教育大家做什么样的人。俞校长理想很好，他想创办一所私立大学，他能吗？我觉得他如果做的话肯定比复旦做得好，他有钱，有理想，他有能力，但是现在就是政府不让你做，你偷偷做了，你就有原罪。按道理说，大学是人创办的，人为什么不能创办大学呢？现在都是官创办大学了。
我回归正题啊，还是说创业。过去三十年都是边缘人士创业，迫于饥饿与恐惧，迫于不能直接报复当官的压抑，但是现在往下会是一个好时机。现在经济危机很严重，严重之后出口型的社会就会转型，会转向一个民间的社会，商业的社会，这个转型不单在中国有，在美国、日本、韩国都发生过。上个世纪美国被日本压得喘不过气来，八十年代还有石油危机，最后导致美国出现了大的经济崩溃，那个时候他们从官僚型的社会变成了新的社会，为什么呢？互联网发明了，美国立了一个立法，就是养老金可以做VC，大学里面政府支柱的东西，就是你发明者发明的东西本身可以创业，还有中小企业促进法，上个世纪美国应对石油危机有很多变革，突然基于互联网，基于内需，基于消费，就出现了很多大的公司，然后就好了。
日本在九零年的时候，日本的财团有很多矛盾，但是日本还是很和谐，大家生活还是很安定，为什么呢？因为日本放慢了节奏，本来很多日本年轻人一辈子就想进大公司，但是萧条之后，日本人就开始吃喝玩乐，导致消费丰富起来了，内需起来了，这样导致很多公司从本土开始服务社会了。韩国也是一样，经过危机之后，很多公司倒闭了，最后这些年轻人怎么办呢？就在街上蹦跳，就是我们所说的韩流，这些美容，美发，衣服，文化就带动了消费，然后这些玩乐的东西就支撑了韩国，我们玩的游戏很多就是从韩国来的，都是玩出来的。
我们中国，我们这些中字头的公司，我们以为靠他们就能救中国。最后我想说，出来混迟早要还的，全中国人民消费他们几家也不能带动他们繁荣，为什么呢？民富国才能强，五百强带来的垄断企业没有竞争力，走出去还会回来的。
现在是一个创业型社会，经济危机会导致巨无霸受到的损害比我们大，经济危机会导致把财富吸收回来的机制中断，危机让浙江快破产了，民间财富快凋零了，怎么办呢？他一定会想办法重构民间商业，现在已经开始了，美国八十年代那些立法，我相信在中国慢慢会有，慢慢会让创业成为一个光荣的事情。让中国人成为创业者，是一件政治上正确的事情，不再是边缘分子去创业，主流人群也可以创业。我们消费不能依赖美国人，我们要依赖中国人，经济核心是民间消费，民间事业。中国崛起靠往外卖东西的时代过去了，对内你要搞内需社会，不让中国人创业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响应这个潮流，认识到这一点，所以我离开中国企业家，创办了《创业家》这本杂志，它就是为中国社会创造的。我认为衡量中国的一个指标有很多，CPI，GDP，但中国是13亿做分母，你每年看这个数，如果这个数保持向上，中国就有希望。
相关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