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的经济学：经济活动中的是非观（下）
作者：茅于轼
"不患贫而患不均"，这是中国人的传统信条。可是至今我们未能发明一种分配方式，可以保证所有的人齐步致富，于是先 富的人在他人眼中总是横竖不顺眼，他难免受非议、遭怨恨，甚至被抄家被瓜分。"不患贫而患不均"的结果是"大家一起受穷"。改革以来，党的政策允许一部分 人先富起来，这立刻改变了大家受穷的僵持局面，10 年来中国人民的生活改善不但有目共睹，而且是亲身感受。可是上述这条传统信条在大家的观念中究竟改变了多少实在很难说，一遇气候适宜，它恐怕又会怂恿一些 人出来"造富人的反"。
贫富悬殊有可能但并非必然引起社会的不安定，理解这一关系的关键因素是弄清贫富不均的原因。如果富人是靠偷盗、欺 诈、贪污、勒索而发家，贫富不均成为社会的不公，这将引起社会不安；但如果富人是靠勤劳、创新、敏捷、灵活而致富，则在一定程度内贫富差距大反而成为鼓励 社会成员创造更多财富的动力。我们需要的是铲除社会的不公，而不是完全消灭贫富差别。
然而"公"和"平"是有联系的，历来的政治家、革命家都把公平作为奋斗的目标之一。贫富悬殊极易造成社会上的丑恶现 象。尽管钱的来路正当，但富人的颐指气使，穷人的委曲求存，仍然会使许多人感到压抑。于是难题就出现了，什么样的贫富差距算是适当的？在一个法治社会里这 一类纯属价值判断的问题可以通过议会中的辩论、投票，最后制定所得税法来解决。美国的经济学界和政界不断在搜集社会收入分配的变化动向资料，并展开讨论， 以确定当前对富人课的税应增加一些还是减少一些。对于合法收入（不论这种收入有多高），美国人几乎从来不用"剥削"这一易使人情绪激动的说法。他们用收入 分配差距这种中性的指标：最常用的衡量办法是看收入最高的 20％的人的人均收入是收入最低的 20％的人的人均收入的几倍。从 20世纪 20 年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 25 年中，美国人的收入差距明显地缩小。但 50 年代以后，收入差距变化甚微，1965 年以后略有缩小，近三五年来又略有扩大，现在最富有 20％的人的平均收入约为最穷 20％的人的平均收入的 7．5 倍上下。在国际比较中，这样程度的收入差距属于中等偏低，换句话说，算是比较平均的。至少比德国、法国、荷兰、丹麦等国平均。
美国用累进所得税来调整收入分配中的过度悬殊，越是高收入的部分税率越高。不过，从最高部分的税率演变可以看出美国 人不断变得更加容忍高收入。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最高税率超过 90％，以后降到 70％，1984 年降到50％，而 1988 年又降到 33％。最后的一次减税发生在里根当政的时代。这位共和党总统一向以观点右倾保守著称。在酝酿减税时许多人攻击他是劫贫济富，可是最后在国会投票表决时却 顺利通过。除了个人所得税，美国还有公司所得税、遗产税、债赠税，这些税虽然并不明确针对富人，但富人的这类活动远多于穷人，因而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
嫉妒别人的富有，如果说这是一种毛病的话，原也是人之常情。问题是如何避免这种情绪被挑动和被激发，保持社会的安定 与和谐。打上豪分浮财，斗地主抄家，都靠了激发这种情绪才能成功。美国人有一些习惯有利于保持人际关系的平衡。他们互相不打听收入水平，问别人"你一个月 挣多少钱？"是很不礼貌的，正好像问一位女士"你多少岁数？"一样。除了在正式社交场合，人们不注重衣着，所以很难从衣着上去猜测此人是阔老还是寒士，当 然也很少凭衣着取人的风气。大学教授过去上课时还打领带，但最近几年有些年轻教授穿着却非常随便。在大城市，邻里之间的交往非常有限，多半只限于说一声 "Goodmorning"之类的问候话，很少串门聊天。家里开宴会，出席者很少仅仅因为是邻居而受到邀请，这避免了比阔气比排场引起的邻里纠纷。
别人富有，本来就是引人羡慕甚至令人眼红的事，如果再怀疑富人的钱恐怕是从自己身上刮去的，不平的情绪便会油然而 生。所以避免产生不平心理的重要条件是"把账算清楚"----在每一笔经济往来中既不让别人占了便宜，也不要去占别人的便宜。其实对于社会来讲，占别人的便宜 和被别人占了便宜是同一件事的两种不同的说法（对个人讲当然完全不同）。只要设想：如果一个社会内没有一个人被别人占了便宜，则其必然结果是没有一个人占 了别人的便宜。因为不可能存在只有人拣便宜而没有人吃亏的事。刚到美国时，我对电话收费制管理之严格感到吃惊。大机关里的电话分两种，一种是无人看管可以 随便使用的，但此种电话只能拨通本单位内部；另一种可以拨市内、长途、乃至国际电话。后一种电话都有人看管，如果要借用（事实上等于揩油）必须事先声明拨 往何处征得主管同意。美国人有一句口头禅"免费搭车"，他们对于白吃、白拿、白占十分敏感，所以创造了这样一个专门名词，不像我们习惯成了自然，见怪不 怪。
防止免费搭车最有效的手段，并不是用道德说教去劝阻，而是赋子每个人有保卫自己正当收入的权利，从财源上杜绝别人拣 便宜的机会。相反，如果每个人自觉自愿把自己创造的财富交出来，这样汇集的巨额财源便成为喜欢拣便宜的人的可趁之机。税收从表面上看是不与权利相称的义 务，但从根本上看，正因为每个人享受了国防、治安、道路、公共服务（例如路灯），才有纳税的需要。所以纳税并不完全是无权利的义务。美国人纳税意识很强， 常说"纳税和死亡是人生逃不了的两件大事"。但同样强烈的是百姓对政府开支的监督意识，几乎每天报纸都有文章或消息，直接间接议论这件事。凡此种种，其原 则是每笔钱的来龙去脉都要弄清楚。用我们的话说，就是尽量做到各负盈亏，不吃大锅饭。
生产力越发达，分工必定越精细，其结果是交换越频繁。美国种小麦的农民仍在市场上买面包吃，因为自己做面包的成本比 买面包的价格高。此时农民生产的商品率达到 100％。不仅农民如此，几乎每一个人全都靠交换来获得自己生活用品，于是金钱成为主宰一切的因素。美国之成为金元帝国恐怕与这一点有关。在美国，人人都 谈钱，也不避讳谈钱，钱成了推动一切经济活动的动力。然而对每一个人有价值豹事物却不限于能通过交换得到的东西，例如健康是有价值的，但钱却买不来健康； 新鲜空气是有价值的，但穷人和宫人呼吸同样的空气。此外，成就、友谊、寿命、理想等对生命的价值丝毫也不比物质享受次要，而都不是用金钱可以买到的。美国 人重视钱，与前商品经济社会中的价值观比较是一个进步。但物质享受相对满足之后，又发现了人生还有更多的东西值得追求。有一些美国人觉悟到了这一点，近几 年环境保护热风起云涌，自然主义提倡回到自然去，宗教热忱久盛不衰，也许指出了下一个世纪人们将逐渐从热衷于追求物质享受，回复到一个比较均衡的人生价值 观。
小结：收入差距大未必引起社会动荡，关键在于造成差距大的原因何在。把账算清楚，可以避免产生忿忿之情，剥削也就不再可能。经济交往中的糊涂账往往成为内部摩擦的原因。 ( 作者：茅于轼)
作者：茅于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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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a 茅于轼 by 茅于轼 on 8/25/08
生活中的经济学：经济活动中的是非观（上）
作者：茅于轼
人类或许有共同的是非观：杀人越货是坏事，乐善好施是好事。但是在一些细节上，在对某种行为好恶程度的判断上，各个民族却有各自的特点。当然，是非判断是个人的事，就一个民族而言，并无一个全民一致的标准，所以说一个民族在是非标准上有异于另一个民族，是一种相当含糊的说法。但这种差别又确实可以在日常生活中感觉到。这种情况造成了我们探讨各民族是非标准差别的困难：我们探讨的对象是一个确实存在而又无法精确界定的事物。可是，是非标准、道德规则、价值判断又是一个人行为的理性基础；当他面临选择时，究竟如何抉择，最终将取决于这些最基本的观念。如果我们对大众的是非观一无所知，我们就没有办法保证一项政策能取得预期的效果。所以对这些基本观念的研究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
仔细想来，美国人在经济活动中的是非观大不同于中国人。首先给我深刻印象的区别就是对于"拾金不昧"的看法。6 月间我去休斯顿开会，因天气炎热，我来到一家小杂货铺买饮料，忽然见到地上有一张 5 美元的钞票。按照中国人的耳惯，我很自然地拾起来交给掌柜的。可是掌柜的拒绝接受，他回答我：Whofounditwhogotit（谁拾到归谁所有）。再有一次在哈佛大学的一问教室里，我见到课桌上留有一支精致的钢笔，肯定是前一堂课的同学遗忘的。新进来坐在这个座位上的同学随手就将这支笔插进了衬衫口袋，继而他忽然想起什么，又将这支笔拿出来欣赏了一番，并用它往笔记本上做记录。其神态之自若，绝不像做了什么不应该做而需要隐瞒他人的事。正巧，就在当时，《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建国门外的一位售货员因疏忽而少找给一位外宾 30 元人民币，她自己花了 80 元在用英文出版的《中国日报》上刊登广告，寻觅这位外宾。最后居然找到了那人，并把钱找还给他。我把这个故事讲给美国朋友听，并期望能得到几句称赞的话，可是出乎意料，我得到的反应是冷冰冰的"为了 30 元钱，花去 80 元钱，太不值得"。事后我捉摸美国人是如何算这笔账的。从售货员的角度看，她既还出了 30 元又花去广告费 80 元，这两笔钱显然不能相抵，而是应该相加。但从社会角度看，则确实是用 80 元的代价去伸张了 30 元归还原主的正义。美国人信奉基督教，基督教的道德观同样鼓励拾金不昧，但他们同样重视道德的功利效果。道德的原则是牺牲自己的利益去照顾他人的利益，如果到头来社会并未得益，那么这种行为就会变成了损己不利人。这正是道德上也不值得称颂的事。
确实，我感到美国人的是非标准很大程度上是功利主义的，至少和中国人相比，这个特点一目了然。应该说，功利主义并没有什么不好。如果道德与一切人的利益恒相对立，我怀疑这种道德原则能否坚持下去。它和苦行僧哲学有多大差别？它是不是人类理智的产物？问题只在于这个功利是个人自己的功利，还是全体人群的功利。美国人的道德标准是和它极其发达的商业相联系的。商业活动中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是信誉和诚实。这也许出乎我们许多人的意料，因为中国传统中商业倒是和欺诈密不可分的，打击商人常成为统治者的国策，且常常得到百姓的拥护。不但我国历史上屡屡出现打击商人的合法和非法的记录，直到近几十年内东南亚一些国家多次出现过打击商人，特别是华侨商人的非理性行动。其结果当然是两败俱伤。到那时才看出商人对社会的贡献。
美国讲究诚实和信誉的精神，通过一次考试安排给了我极其深刻的印象。我参加了一门研究生课程的学习，在期中测验时教授询问同学们什么时候大家有空来参加测验。可是全班 16 名同学竟凑不出一个大家都合适的时间，最后教授决定分两次进行，一次在星期三下午，另一次在星期五下午。我参加了星期三的测验，令我惊讶的是竟没有人监考，教授发完考卷就回办公室去工作了，考场上没有任何人交头接耳或翻书偷看。更使我惊讶的是星期五的试题竟和星期三的一模一样。而在我国的某些地区，考试舞弊的现象时有发生。社会上说假话的现象相当普遍，连天气预报都可以造假。我回国之后一个月内就"被迫"说了一次假话，那是我想买一本火车时刻表，而时刻表只有在北京站二楼才有卖，但进火车站必须凭当天的有效车票，而我没有，当我往里走被问到有没有车票时，我随口回答了"有"，幸亏把门的人没有认真，否则不但时刻表买不成，恐怕还要挨罚。从这个例子中我悟出一点道理：一个社会内如果条条框框太多，有时甚至多得彼此冲突，人们就会试图用说谎来逃避管制；相反，如果条条框框很少，说谎而逃避管制就可以成为一件严重的过失。当然在特殊的情形下，说谎本身不一定是坏事。例如，为了安慰病人而不告诉他实情，就算不上是什么坏事。但为了逃税而说谎，则是把自己应该负担的经济责任转嫁给了别人，是损人的行为。至于缺斤少两、以次充好、赖账不付、毁约失信等更是损人利己的缺德行为。我们可以归纳说，一个真正诚实的人不大可能做坏事，反之，一个经常撤谎的人，你就必须对他加以提防。所以诚实乃是人与人相处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则。
人类从事交换的历史至少已有两千年，但商业以贱买贵卖为特征，始终和欺骗难解难分。直到近一二百年才出现以信誉至上为经营方针的商号。而将诚实守信作为道德第一要素的社会风尚则更是近几十年才出现的。改革十年来我国的商业活动有了空前的发展，但信誉并未成为经济活动的原则。相反，流行的倒是"漫天要价，就地还钱"。我的分析是：当欺诈流行而诚实成为稀缺品时，按经济学的一般规律，稀缺的东西有更高的价值。所以在漫天要价的集市中如果出现一家不二价的诚实商号，他立即可以占领大部分市场，赚得巨大利润，并使其他商贩黯然失色。而常见情形是，正因为害怕其他欺行霸市商贩的拳脚交加的报复，没有一家商贩敢于冒险成为诚实商号，于是市场风气只能继续以欺诈为本。
在整顿经济中，整顿市场是极重要的一个方面。可是市场如何整顿？既要保护商业的继续发展，又要打击不法商贩，其界限何在？从根本上说，解决经济活动中的是非标准恐怕是市场活动长治久安的一项基本建设。
小结：市场经济的道德标准与传统观点，有一些细微的，然而又是极重要的不同。这种不同主要是突出全社会的利益。诚实与守信能给市场经济带来整体利益。 ( 作者：茅于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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