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中国人无政府主义情结从何来？政府与公民关系思考（一）
打印版正在“追寻自由之路”上逃亡的斯诺登，大概做梦也没想到，尽管最终他没能进入他向往多年的中国避难，但在中国却已经成了左派、愤青、激进政治反对人士共同的偶像。左派、愤青将其视为反权威英雄，激进的政治反对人士因为棱镜计划而产生一种身份代入感，认为所有的政府皆是恶，应该反对，美国这个曾被他们看作“民主灯塔”的国家顿时与中国划上了等号。
本文讨论两个问题：一、人类社会究竟需不需要政府?这个问题实际上是说，人类究竟能不能象鲁滨逊一样，每个人能够在“孤岛”上生存;二、如果人类是社会人，无法在孤岛上生存，那究竟什么样的政府才适合?
*鲁滨逊为何只能是文学想象?*
人类有不喜欢受束缚的天性，因此很少有人喜欢政府，19世纪后期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在世界流行。进入现代社会，放眼世界，其实也真没几个国家的人民热爱政府。欧美人民一谈到纳税就皱眉，只是将政府当作一种“必要的恶”接受。独裁国家的人民痛恨政府，总希望有一天能够实现选举梦，选出自己中意的领导人，组成合心意的政府;巴西人有了选举权，现在终于选出了自己喜爱的左派政府，但最近为了两毛钱的公交费，闹了一场全国大抗议，总统作揖打恭安抚民众，才算勉强控制住。
中国人看到巴西这样，只能“羡慕嫉妒恨”，因为他们既没有资格“选择”执政党，也没有资格举行政治选举，就连宪法上赋予的批评权利(言论自由)也被剥夺了。平常要是批评一下政府，或者骂骂政府官员，闹出个跨省追捕是小菜一碟。据保护记者委员会公布，仅去年一年，中国就抓捕了26位记者，今年还增加了杜斌等人。政府也讲发展经济，许多老百姓的房被拆、地被征，但筑桥桥断，修路路垮，最后的结果是地上流着污染水，口中吃着污染食物，人人呼吸着污染空气，官员个个成了级别不同的富翁。
中国的教科书有个特点：一谈到政治，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民主是虚伪的，发展中国家是有缺陷的，只有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体制是最好的，人权状态也属中国最好。中国人积多年之经验，算是充分领教了中国这个“世界上人权最好”、“体制最好”的政府是怎么回事。如今美国出了个斯诺登，向世界告发，美国人民也生活在老大哥“秘密监控”的暴政之下。于是，这些激进的政治反对派们终于第一次与左派、愤青达成共识，天下乌鸦一般黑，进而引伸出“所有的政府都坏得很”，民主政府怎么能够容忍情报系统与特工存在?不仅对内监控要不得，对外也不行，国与国之间要讲道德，偷取情报是恶行。总之，自斯诺登出现后，人们将多年来对007与各种间谍片的“邦德”们全当作好莱坞的想象。还有中国小清新在网上教育美国人民：不能相信政府，一时间忘记了这是美国人多年来的经验之谈。很多人仿佛成了90多年前中国那些主张无政府主义的预备革命青年。
不喜欢政府但却需要政府，归根结底是出于人类群体生存的需要。近代以来，随着城市生活日渐发达，人们终于发现政府是“必要的恶”。18世纪的英国小说《鲁滨逊漂流记》风行一时，故事的主角是不幸流落在荒岛上的鲁滨逊，他在脱离人类社会的数年当中，被迫独立生存。为了活下去，展现了一个人达到极限的坚强与智慧。世人对鲁滨逊能够脱离社会生存、不需要对他人负责，也不受任何规则约束的状态非常羡慕。
鲁滨逊的孤岛生存方式经常成为经济学家理论陈述的始点，即人类社会不是孤岛，鲁滨逊作为个体生产者，一般只生产一两种产品，必须与其他鲁滨逊通过交换产品互通有无，这就需要创造交换用的货币，构建产品交换的规则。而为了制订规则(法律)，执行规则，政府因此就成为必需。早期的政治学也是从人类生存的需要开始论述政府存在的必要性，再将其扩展至国际关系，达成共识：政府是必要的恶，出于社会生存的需要，个人需要让渡一部分权利给政府，比如纳税，比如确定个人的权利与责任，确定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群己界限)。为了公共安全及国防的需要，政府必须拥有暴力机器，即警察、军队、情报机构等等。
*无政府意识缘于个人权利被剥夺*
不喜欢政府，为了秩序与安全，又不得不需要政府、忍受政府。在构建政府与人民的关系上，中国与西方展现了不同的政治智慧。
几千年来，中国在人民与政府的关系上，是“忍受—反抗—失败或取而代之”这一过程的循环往复。但资本主义文明却走出了另外一条路。资本主义文化为人类政治文明贡献的最大成果，就是在三百年的时间内，通过不断改变与自我完善，终于将政府从统治者的暴力镇压机器变成了履行公共服务职能的“必要之恶”。从18世纪后期开始，英法等国知识分子开始了长达一个半世纪的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其中，马克思的批判有如撞击资本主义头盖骨的重锤，更有如一面镜子，让资本主义从中看到了自己的丑恶一面。各种争取权利的运动应运而生，比如工人运动、妇女运动，到1948年以后再引进人权理念。在寸积铢累的不断进步中，终于形成了现代民主政府与公民社会。这一社会最大的特点是政治上实现三权分立，法治建立在明确个人权利与责任的个人自由基础之上。这种形式的政府以履行公共服务职能为主，公民对政府及其公共服务有批评的权利与表达利益诉求的各种管道，可以通过选举定期更换政府。
中国的情况完全不同。我早就在“改革30年：国家能力的畸型发展及其后果”(2008年)中指出，中共政府早就堕落成一个自我服务型的自利型政治集团，国民承担过重的税负，却没有任何权利。社会财富分配与福利政策都向利益集团倾斜。国民没有任何利益诉求管道，法律只是统治者约束被统治者的工具，特权者往往超越于法律之上。各种失败国家的特征已经非常明显：公共权力私人化，政府行为黑社会化，政治暴力合法化与普遍化，社会早就形成了弱肉强食的丛林文化，生存基础即生态环境更是千疮百孔。
中国这种黑暗专制，造成的后果不仅是民权不伸，而且还毒害了人的心灵。网络语言的暴力化与粗鄙化只是外在的表现形式，更严重的是为倾泄对政府不满的无定向暴力蔓延，厦门陈水总案那种殃及无辜的暴力报复方式，获得一片喝彩声音。
面对这个只会收税、压榨、镇压、贪污腐败的政府，中国人享受不到公共服务的好处，只看到自身沉重的负担，当然会觉得有此政府，不如不要。本来不少中国人对美国知之不多，如今“为了世界人民自由”而到了香港的“英难”斯诺登证明了“天下乌鸦一般黑”，美国人民也生活在暴政之下，那人类还要政府干什么?
其实，对于中国人来说，斯诺登问题引起的反思不应该是反对一切形式的政府，而应该是：中国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政府。但政府与人民是一个社会相互依存体，在“政府与公民关系思考(二)”里，我将分析中国未来社会的“路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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