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寒说得对,国人素质确实不行,问题是为什么?
摘要: 韩寒在《谈革命》一文中说:我这些年去了上百个各种各样的县城,这些都不算特别封闭和贫瘠的地方,我和各种各样的人聊天,他们普遍对民主和自由的追求不如文化界想象的那么迫切,他们对强权和腐败的痛恨更多源于为什么不是我自己或者我的亲戚得到了这一切,而不是如何去限制和监督,只有
韩寒在《谈革命》一文中说:“我这些年去了上百个各种各样的县城,这些都不算特别封闭和贫瘠的地方,我和各种各样的人聊天,他们普遍对民主和自由的追求不如文化界想象的那么迫切,他们对强权和腐败的痛恨更多源于为什么不是我自己或者我的亲戚得到了这一切,而不是如何去限制和监督,只有倒霉到自己头上需要上访的时候才会从词典里捡起这些词汇来保护自己”。
“‘自由’或者‘公正’又是没有市场的, 因为除了一些文艺和新闻的从业者,你走上街去问大部分人,你自由么,他们普遍觉得自由。问他们需要公正么,他们普遍认为不公正的事情只要别发生在我自己身上就可以了”。
“大部分国人眼中的自由,与出版,新闻,文艺,言论,选举,政治都没有关系,而是公共道德上的自由,比如说没有什么社会关系的人,能自由的喧哗,自由的过马路,自由的吐痰,稍微有点社会关系的人,我可以自由的违章,自由的钻各种法律法规的漏洞,自由的胡作非为”。
这的确是我们一些人的现实想法和我们所以提不起来的个体素质表现。问题的关键是:人们的素质何以是这个样子,而不是别的样子,是天生的或者历史文化传统就这样?应该不是。
原来就不是这个样子,至少到文革时还不是这个样子。那时,每个人必须“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要想进步发展,有光辉的前程,就必须关心国家大事,积极参与各项社会活动;你还要及时响应上级组织的号召: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这样,你才能在随后进行的党团员或积极分子参加的评比考核中获得先进生产工作者、优秀党团员等等荣誉。有了这些荣誉,你才可能迈出上进道路的第一步。
如果你是领导干部,你还必须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上级组织的各项文件政策,并深刻领会其中的精神实质,因为在随后的工作和具体的政策执行上你是决不能出纰漏的。除此之外,你还要深入群众、联系群众、经常参加生产劳动(即使假装你也得装的跟真的一样,要能瞒得过群众的眼睛)。不然的话,斗私批修会上、大批判会议上,你就得吃家伙;运动来了你还可能拉清单。一旦闹出了问题,后果就不是当不当得了官问题,而可能是失去很大一块经济收入、失去个人乃至所有家庭成员应有社会地位、失去人身自由或坐牢的问题。
现在人的素质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啦。以一个国有企业的变化做例子:先是干部群众都没有什么经济权力,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卖到哪里价格几何,全由上级部门说了算。作为企业员工甚至企业干部,要想在其中拿一点沾一点公家的便宜,几乎不可能。即使身为厂长的人要想给多年的劳动模范发十几元或几十元的奖金,都没有地方出钱,更不要说吃饭跳舞外出旅游了。
后来企业和员工经营权多了、大了,一些干部和管理人员开始拿点公家的东西、占点公家的便宜。这在过去都是不得了事情,但新的时期开始没有人过问了,开始变得寻寻常常了。久而久之一些胆大的干部开始把企业的废旧材料设备卖了,占点小便宜;后来又有一些领导把厂房低价出租了,占了点中便宜;发展到后来,一些厂长竟然敢于把整个厂子都便宜卖了,一下子捞个几百万、上千万,占了一个大大的便宜。这在过去是想都不可能想的事情,但是现在不仅没有人来追究,反而这样的干部得到提拔成为先进。企业不仅再也不开斗私批修会、大批判会了,再也不让工人批评和指责了。而且普通员工若想议论一下这样的事情,对这样的事情表示一点不满或牢骚的态度,都可能受到沉重打击和整治。
你说,在这样的现实环境下,人们还能怎么办?当类似的行为做法成为流行风气,成为谁也无法撼动的铁一样的现实,成为决定左右人们行为和生活方式的制度规则(时下多称之为“潜规则”,实际是明规则,只不过和书上写的不一样罢了)时,芸芸众生谁还会思考计较其中的合理与不合理、是与非。
要想在这样的制度规则下生活下去,且生活得好,除了别人拿大的你拿小的,别人偷牛你喝汤之外。你还有的选择自然是:“什么时候我有机会当了头头或我们家里的人当了头头,有了搞钱搞物的自由,我也得好好地捞一把,这样才是公平合理的嘛”;“这样的条件和待遇怎么不是我或者我们家的亲戚享有,要是就好了”。
是这些人素质不高、道德不好还是这些人的行为非理性?恐怕还不能这样认识。因为如果你生活在这样一个工厂环境中,就会深深明白:作为领导,你不拿上级会不喜欢你(因为你正统而无能力上贡);你一本正经、严肃认真,下级和同事会反感你,因为大家在你手下得不到在别人手下都能得到的利益。很快你就会被踢出工厂有权力者的圈子。那么当个工人会怎么样呢,在你可以拿上钱物、沾上便宜的时候不动手,那么在工资长期欠发生产经营很不景气的国有企业里,你就将成为真正的一文不名的穷人。到那时,恐怕不仅同事工友不理解你,老婆孩子也都要骂你啦。
更严重的是:在一个普遍都占公家便宜、拿公家东西的环境中,你一两个人拒绝就等于把自己放在了可能检举者的地位,如此你怕连工人的饭碗也端不稳了。
这就是严峻的潜规则决定支配人们行为及其追求的现实情况,“公知”们动辄说制度如何如何,“文化界很多人认为一切的问题就是体制的问题,仿佛改了体制一切都迎刃而解”,就是因为“制度”这个东东可怕得很呐!不是哪个地方哪些员工或干部思想观念道德素质与其他地方其他人不同,而是同样的体制规则使不同地方不同单位具有不同观念不同素质的人都变成了同一个样子:韩寒说的那个样子,还有法院要关进去的那些人的样子。
这也就是为什么曾经助人为乐见义勇为成风之地,会视助人与见义勇为为畏途,会见到处于生命危险中的小悦悦而装作看不见。也就是为什么一些生长在外国的外国人,到了中国时间不久马上也会随地吐痰、乱闯红灯、无理抢道的原因,也是最多理想主义者的地方竟然视理想主义信念为敝屐的根源所在。造成这样的个体素质,都拜上述潜规则,实际是事实规则、明规则之功呀!韩寒兄弟不察这些“现实的游戏规则”之过,反过来说我们素质不够,不能享有高素质国民应该享有的民主自由公正权力,实在是冤枉人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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