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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我们人人都会唱。这是一首激昂慷慨的歌，歌词尤其充满了忧愤意识和战斗精神，令人热血沸腾：
起来！
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
起来！！
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
前进！
冒着敌人的炮火，
前进！前进！前进进！
这首国歌的正式歌名现在叫做《义勇军进行曲》，它最初是上海电通公司1935年拍摄的故事影片《风云儿女》的主题歌，原名叫《反满抗日义勇军进行曲》，由田汉作词，聂耳谱曲。一望便知，它诞生在一天比一天紧迫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危机的特定背景之下。
《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是用劳苦大众都听得懂的白话文写的，这非常契合本身就是由“五四”新文化运动孕育而生的中国共产党在文化上的价值取向。相形之下，通过民主革命推翻专制皇朝而建立的“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的国歌就显得过于精英化了。
需要简单介绍一下，从武昌首义后成立的临时革命政府到袁世凯的北京政府，再到北洋军阀，直至后来的南京国民政府，中华民国先后共颁布过好几首国歌。我在这里要谈的，是1943年起正式成为民国国歌、至今仍天天在台湾播放的《三民主义歌》。这首歌的旋律同样也很雄壮，比起《义勇军进行曲》来，它多了一丝庄严和神圣感，少了几许昂扬的斗志。它的歌词是用奥雅艰深的文言写的，而且或许正是为了提升它的庄重意韵，它的作者们还刻意使用了一些近世以后已不常用的上古语汇：
三民主义，吾党所宗，
以建民国，以进大同。
咨尔多士，为民前锋；
夙夜匪懈，主义是从。
矢勤矢勇，必信必忠；
一心一德，贯彻始终。
《三民主义歌》原为广州黄埔军校校歌，首次出现在民国13年6月16日孙中山先生在广州黄埔军官学校开学典礼中，作为对该校师生的训词。它的词是由国民党四位元老胡汉民、戴季陶、廖仲恺、邵元冲合作撰写的。北伐成功后，它又被国民党选定为党歌。经过公开征求伴随音乐，程懋筠的作曲在139名参赛者中被选中。从那时起，一直有国民党党内人士提议使用这首歌作为国歌，并最终于1937年“七七事变”前夕获得国民党中央批准，于1943年正式起用为中华民国国歌。但也是自那时起一直到今天，异议这首国歌的声浪也一直没有停歇过（1947年还发生过一则举国轰动的“冥国国歌”事件——上海《新民报》｛现在《新民晚报》的前身｝副刊“夜光杯”｛这个副刊直到今天还在出版｝上发表了一首将《三民主义歌》歌词做了改动以后而成的政治讽刺诗），虽然它似乎还在1936年夏季奥运会上被选为世界最佳国歌。
比较特别的是，除了这首国歌，还有另外一首《中华民国国旗歌》，专门用于升国旗时。那首歌也是进行曲式，曲调相当流畅优美，不似《三民主义歌》的旋律总让人觉得有一点点生硬。它的歌词与《三民主义歌》大同小异，唯一的差别在于，除了用那套三民主义政治口号反复地进行自我激励外，多了几句对祖国壮丽河山的歌颂和身为炎黄子孙的自豪。
《三民主义歌》的歌词显然既承袭了《诗经》的基本架构，还遥继了一缕《尚书》遗韵。而且它的第五句“咨尔多士”，又明白无误地得自《论语・尧曰》的句式（尧曰：“咨！尔舜！……”）。这种话语及修辞方式大概流露着中国第一代革命志士身上鲜明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信念吧。这首国歌之所以广揽横议，主要是因为它过于强化了国民党的党派意识形态，加之它集军歌、党歌、国歌于一身，不由得不使人感受到强烈的一党专制、以党代政意味，就像北伐胜利后南京国民政府改用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新国旗一样。后者更是公然置“党”于“国”之上，现在仍然飘扬在民主的台湾上空。
与《三民主义歌》已在当今绝大多数中国人乃至华人心目中销声匿迹有所不同，还有一首国歌虽然我们也已相当陌生，但它总能在某些时刻出人意料地搅动中国人的复杂情感，它就是日本国歌《君之代》（日语为“君が代”）。说是国歌，其实它在长达100多年里一直没有取得过正式名份，只是传统和习惯上一直被当作国歌使用而已。直至1999年日本通过《国旗及国歌法》，才正式将它定为国歌（俗称“太阳旗”的“日之丸”同时被正式定为国旗），当时还曾引起了东南亚不少遭受过日本侵略的国家的强烈抗议。确实，那面旗和那首歌在他们的民族记忆中刻下了太深的伤痕。
《君之代》原曲由宫内省式部察乐师奥好义谱写，1880年又经雅乐师林广守（林�守）编曲而成。旋律一点也不像一般的国歌那样激越亢奋，而是低沉、舒缓，很具日本民族特色，但听起来似乎是在抒发一种相当哀伤的情感，歌词也很古拙素雅。仅从歌曲本身来说，无论如何都很难将它与凶残的军国主义联系到一起：
君が代は
千代に八千代に
细石の
�となりて
苔の生すまで
这首歌的歌词是一支至少已拥有1000年以上历史的日本和歌，选自两本俳句诗集——《古今和歌集》（10世纪）和《和汉朗咏集》（11世纪），但作者姓名早已不详。
和歌是一种富有日本民族特点的诗歌形式，名之曰“和歌”自然是为了以示与“汉诗”（日本人完全用汉字依据唐宋格律写成的诗）的区别。它也像格律诗一样，有特定的音节格式，包括长歌、短歌、片歌、连歌等。所谓俳句，则是最短的一种和歌类型，它取五七五格式，只有十七个字。
随着日军潮水般地倾泻到中国、以及朝鲜、越南等传统上中华文化占据主流地位的国家里，大日本帝国国歌歌词当然也需要被翻译成汉语。事实上，这项工作很可能早在它强占东北和台湾时已经做了。《君之代》的汉语翻译也有好几个版本，不过日据期间曾有过一个日本官方汉语版：
皇祚连绵兮久长，
万世不变兮悠长。
小石凝结成岩兮，
更岩生绿苔之祥。
要是完全不知道它的背景的话，相信大多数当代中国人一定会认为，这是《楚辞全集》中我们未读到过的比较冷僻的某一首。我没有考证到这个版本的翻译者究竟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集体？但有一点是必须承认的：翻译者的古汉语和文学修养都极为深湛——它不仅仅是借用了楚辞的外在形式，更深深透出那种古雅清丽的内在气质。
殖民地时期的台湾官方可能还使用过另一个汉译版《君之代》：
吾皇盛世兮，
千秋万代；
砂砾成岩兮，
遍生青苔；
长治久安兮，
国富民泰。
这个版本的文学价值比之前一个要逊色不少，或许是为了追求更加规整的诗歌形式的缘故吧，但总的说来也还算不错。它也是一个楚辞赝品。令人感兴趣的一点是：为什么日本人喜欢用楚辞的形式向中国人灌输他们的国歌？我猜想，他们多半是从当时作为中华民国国歌的《三民主义歌》歌词中获得的灵感：既然它仿制的是诗经，我们何不以中国文化中获得同等尊敬的楚辞与之分庭抗礼呢？
写到这里，我不禁要轻声叹息。纵使再不愿意冒犯那些国民革命的先驱们，我还是得实事求是地说，无论上面两个《君之代》汉译歌词中的哪一个（尤其是第一个），都要比《三民主义歌》的歌词写得好得多，当然，这仅是就它的文学性而言的。相比汉译《君之代》的幽深意境，《三民主义歌》实在只是对诗经的一个拙劣模仿。这是不是能够构成一个象征呢？其实日本或许比中国更好地继承了中华文化的精髓？一种文化的创立民族并不必然永远居于这种文化的最高位置，这种情况是常见的。例如，今天的世界佛教中心显然在中国而不在它的创立国度——印度，事实上，印度根本就已经身处佛教文化圈子之外！遑论它的中心位置。
国旗、国歌，甚至正式的国名……这些现代国家主权的象征物，甚至国家与主权的概念本身，对前现代的东亚来说，其实是极为陌生的，因为这里千百年来一直被另一套截然不同的秩序所支配。是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破了东亚的宁静以及属于它自己的秩序，也泊来了这些有关民族国家的观念及其延伸物。然而，东亚的各个不同部分回应这种来自西方的挑战时，也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并走上了截然不同的路径。
日本是整个亚洲（甚至是非西方世界）第一个完成现代化（西化）的国家，它的成功迅速、全面而令人难以置信。相比之下，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却要艰辛曲折得多。
自从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一直就是中国现代化的领路人和主要策源地。中国近代第一次自上而下的政治体制改革——戊戌变法被扼杀以后，改革派人士流亡的首选之地便是日本，其中包括我们现代人如雷贯耳的康有为和梁启超。事实上，他们“变法”的灵感与楷模也正是日本明治维新体制。而在先后领导中国现代革命的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缔造者中，有过求学日本经验的人占了绝大多数，甚至连中国国民党的前身同盟会本身都是1905年在日本成立的。《三民主义歌》歌词的四位作者——胡汉民、戴季陶、廖仲恺、邵元冲当中，有三位曾经留学日本。同样，《义勇军进行曲》的词作者田汉也是一位日本留学生，而曲作者聂耳似乎与日本有着更为难解的神秘缘分——他于1935年7月17日在日本神奈川县藤泽市鹄沼海滨不幸溺水身亡，年仅23岁。客观地说，我们不能不公正地把这种赴日取经潮视为中国的“先知先决者”们的单方面努力，如果没有日本朝野各方面的热心襄助或配合——尽管这么做的目的可能很复杂，至少不像表面上那么高尚，这是不可能的。
然而，日本又曾是中国现代化之路上最凶残的敌人和最艰险的障碍。1895年的甲午战争使晚清积30多年之功的洋务运动的所有物质和精神成果毁于一旦，而1937年的全面侵华战争更是将整个中华民族推向濒临亡国的绝境。
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日本，中国人也许还要再过很多年才懂得去追求现代化；但如果没有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绝不至于如此艰难迟缓。我们所谈论的上述三首国歌之间也折射出这两个东亚国家在近现代的理智与情感纠结：或许，没有《三民主义歌》，就没有《君之代》今天这样的汉译版。而确凿无疑的是，没有穷凶极恶的日本军国主义，就绝不会有《义勇军进行曲》，甚至也不会有它所代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日本过去曾是、现在依然是、甚至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将继续是中国现代化的一面镜子。
从甲午海战到今天，110多年就这么匆匆流过。再过不到两年，我们就将迎来伟大的辛亥革命100周年。今天的东亚已经不再是百年前那个西方帝国主义上演弱肉强食的生存竞争的竞技场，如果一定要说东亚和整个世界仍然是一个大舞台的话，那么舞台的主角正在和已经重新回到东亚民族自己身上。但我们始终不能忘怀这百年来的血雨腥风，就像不能忘怀这两个国家、三首国歌折射出来的爱恨情仇。认清历史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历史，进而为未来累积智慧，况且，这三首国歌至今依然同时飘扬在两个国家（民族）的上空。
写于2009年12月28-2010年1月3日，分上下两篇分别发表与2010年4月23日、5月7日《中国经济时报》我的个人随笔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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