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伤口》………
19年前的历史乡愁扑面袭来,让我深深陷入其中不可自拔,文字一路倾泻下来,大意已经写出,再往下再也写不出。一段历史宿怨,惟有合和,屏弃历史,深刻反思,才能追求未来政治社会转型后的个人自由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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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mitter认为威权政体出现危机时,民主转型才会出现,接踵而至的是政治分裂和社会运动的发生。
1986年,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四卷本的《威权统治的转型》,其中两卷是理论部分,另外两卷是案例部分,作者是来自美国、欧洲和拉丁美洲的一流社会科学学者。《威权统治的转型》是罗斯托学派的代表著,引用率极高,《威权统治的转型》与二战后的现代化学派宏观的社会经济条件视角不同,相比李普塞特学派,罗斯托学派注重政治领导、政治行为者等微观条件。从社会经济条件到政治过程,民主转型的研究范式发生了转换。民主化研究常给人经验比较的感觉,每个国家源于各自历史的独特性,促进民主的因素,在各个民主国家占据的比重各不相同。相比各种民主转型的发生学,我认为"市场经济——公民社会——社会运动——民主转型"的发生路径是比较好的民主转型路径。
市场经济奠基于政治哲学意义上的私有制和财产自由权;公民社会奠基于市场经济的私有制和个人主义的个人自由,即公民权利,公民社会最重要的结构条件是结社自由;社会运动本身是一种制度外政治行为,并且是一定规模和组织化的,反对或者支持变革。Schmitter & O'Donnell在《威权统治的转型:关于不确定民主的试探性结论》一书认为,民主转型后公民社会将得到复兴。在威权主义政体下,因为对公民权的限制,难以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公民社会。比如晚清时期,政治高度集权化,民众一盘散沙。所以在此意义上,自由主义的改良主义的渐进试错法式的社会改良作用有限,比如民国时期理想主义的梁漱溟在山东邹平做的乡村建设试验。顺便说一下,时下艳羡的经济上的南街村、华西村模式,还有政治上的浙江温岭的民主恳谈会模式,只不过是现代化未完成时期,地方经验试探,不具有普遍意义。再往下继续外延扩展讨论,香港、新加坡的廉政社会和法治社会模式,也是现代化未完成时期,地方经验探讨。新加坡是美国女政治学者shedler意义上的选举威权政体,新加坡法治社会的法哲学与西方自由主义法哲学有很大的区别,本质上是一种制度畸形,新加坡资政李光耀、马来西亚前总统马哈蒂尔的所谓"亚洲价值观"也是经不起检验的。政治学系的学生由于理论知识体系的不完整和知识积累的未完成,容易上当。坏的社会科学研究往往喜欢拿特殊来解释一般,社会科学的生命力在于对社会事物和社会形态的一般性解释。社会科学是具有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磁性的科学,非奠基于田野观察的理论经不起推敲。政治转型的制度选择和发生路径,与本国的历史沿革有很大的关系,美国已故著名社会学家Tilly认为,英国和法国所代表的两种民主路径,是具体历史环境的产物,通常所谓的英国渐进改良的道路,也伴随着19世纪强大的劳工运动,来争取公民权。英国最终因为第一世界大战的原因,迫于动员的需要,给予了全民普选权。英国模式下也是伴随着持续不断的社会运动,逐步扩大公民权。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国的政治秩序》界定了官僚帝国制国家与封建等级制国家,法国则更接近于官僚帝国制,路易十四时,政治上高度中央集权,在这样的政治环境,法国大革命有其内在逻辑性。随着西方对革命的批判和国内李泽厚的"告别革命论"深入学界,革命黯然失色时,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在屏弃价值判断的情况下,具有一定的内在逻辑性,当然后果也很多。
社会运动是民主化的结构动力。Schmitter认为威权政体出现危机时,民主转型才会出现,接踵而至的是政治分裂和社会运动的发生。Schmitter & O'Donnell把政治行动者分为两方,体制内温和派、体制内强硬派和体制外温和派、体制外激进派、机会主义者。协议式转型通常是由体制内温和派和体制外温和派的"交易转型",他们必须在各自内部占据主导地位,拥有议题主导权,才能与对方进行协商谈判,妥协机制是民主转型的关键,如果体制内强硬派和体制外激进派占据主导地位,"交易转型"的两方互不让步、互不肯妥协民主转型难以出现,只能出现零和博弈。如果是体制内强硬派占据上峰,将巩固威权主义政体;如果是体制外激进派占据上峰,将出现民主转型的置换模式,比如1986年阿基诺领导的"人民力量"运动,置换了威权主义者马科斯,通常后一种方式较少发生。O'Donnell对阿根廷民主转型提出了"不可能博弈"来解释阿根廷国内政治中的庇隆主义,脆弱的民主派面对庇隆主义政治势力的民主竞选,一直处于下风,无法在议会获得多数,或者执政多数的政党联盟。"不可能博弈"对20世纪80年代的政治具有解释力,但是这是一个悲观的结论,对于信仰自由主义的我来说是一种难以接受的结果,也许这是历史的悲哀。当然探究学习不能仅仅停留在历史,它督促你进一步的读书学习,来搜寻它的动力。体制内温和派和体制外温和派的协议式转型,属于合作博弈的范畴;体制内强硬派和体制外激进派的置换式转型,属于非合作博弈的范畴。博弈论对经典四方协议式转型具有很强的解释力,用囚徒困境博弈来分析,补充了若干种转型路径的可能。
Schmitter & O'Donnell除了提出了民主转型的经典四方博弈,还对政治自由化、民主化进行了概念化,他们认为政治自由化是公民权的扩张过程,是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松绑。政治民主化是从非民主政体向民主政体转型的过程。美国多元主义民主理论大师罗伯特·达尔提出了巩固民主国家存在的"去民主化"行为,去民主化将导致巩固民主政体的崩溃,巩固的民主政体会不会崩溃呢?Linz & Stepan认为,巩固的民主政体同样可能崩溃。民主转型不仅是非民主政体向民主政体转型的过程,而且是防止"去民主化"的过程,通过宏观经济社会条件、微观政治行动者把民主规则当作唯一的游戏规则、政治文化中民主价值的深化、植根公民的民主观念的内化让民主在国家和社会层面扎根。Schmitter & O'Donnell对国家和政权的民主化作了区分,国家的民主化是制度层面的民主化;政权的民主化是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的民主化。
以20世纪60年代作为经典社会运动与新社会运动的分水岭,前者包括民主化运动、劳工运动等,后者包括环境运动、同性恋运动、女权运动、反堕胎运动等。台湾《东亚季刊》在2006年第1期对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政治光谱图作了细致划分,大体内容与新权威主义学者萧功秦的解释相同。 运用博弈论分析微观层面的政治行动者和社会运动的理论基本可以解释20世纪80年代的政治。
19年前的历史乡愁扑面袭来,让我深深陷入其中不可自拔,文字一路倾泻下来,大意已经写出,再往下再也写不出。一段历史宿怨,惟有合和,屏弃历史,深刻反思,才能追求未来政治社会转型后的个人自由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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