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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_姚国华
从教20余年，一开始最大的苦恼是讲课必须重复教科书内容，虽然嘴总是听自己使唤，但学校要求出具讲稿供查，就苦不堪言。上世纪末，国家领导人访美时拜访自己昔日的恩师，称道大师当年讲课不拿讲稿，全凭一张嘴，此后我们总算有了不拿讲稿上讲台的依据。
后来的苦恼是厌恶千篇一律的答卷，便要求学生独立撰写课程报告。只要独立写作，不论结论对错，立场左右，水平高低，任何人分数都在80以上；一旦抄袭，绝不及格。但是，无论事先怎样夸张地强调、警告、威胁，结果还是有大规模抄袭。以前抄书报，后来干脆网上下载。有的抄袭者死不认账，拿“立论者举证”当盾牌，非要拿证据不可，只得增加一道程序，有疑问的作业没有当面答辩不予通过，有人就背原文来闯关。找证据是折磨，但放纵抄袭又是耻辱。对付一个抄君子耗的时间往往10倍于正常学生，令人崩溃。我得罪学生也都因于此。
我有个朋友，遇事乐观豁达，多年前听他私下立愿，40岁前当教授。他机灵聪颖，上下左右人缘极好，是政府顾问、机构专家、学生导师、媒体常客，什么事都搞得定，经费、奖项滚滚而来，职称、职务如愿以偿。可是，一份网上匿名举报，说这位国内知名专家一共10篇论文里有9篇可以确证抄袭，唯一一部专著大半抄袭，剩下的文字都文理不通、病句累累——让我想起前些年，高校周围电脑室的一项热门服务，就是把一堆书本上标记好的一段段文字输成电子文档。事件轰动学界，但所在单位领导顶着私受其好处的恶闻，岿然不动。时间一久，不了而了。同情者深有感触地告诉我，匿名举报者是品德低劣、见不得阳光的嫉妒者。
某高校曝博士论文抄袭丑闻，校方表态一查到底。可是，有人发声，批评教育就行了，得饶人处且饶人，这年头谁的屁股上完全是干净的？果然，痛改前非的检讨和不痛不痒的处分之后，一切归于平静。看破学界奥秘的人相信，天下文章一大抄，不抄又能怎样？原国家科技干部管理学院院长师汉民先生，以自己丰富的阅历说过一句话：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科学家在任何一个领域，没有做出任何一个国际上公认的新概念、新理论、新方法。
这不禁让人同情起中国足球来，国际大赛上踢不进球，平时一有假球，黑哨，全国人民都看在眼里，因此不依不饶。可是，中国有成千上万的院士、长江学者、跨世纪人才、政府津贴获得者，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科研队伍，消耗着巨大的公共资源，享受着亿万公众无质疑能力的崇敬，每年报告的成果堆积如山，可是有几个人拿出了世界上公认的科学成就？
学术抄袭当然是一种腐败，是利欲熏心的结果，是功利主义泛滥的表现。也可以说是学术不独立，体制不健全的产物。然而，它并不能完全归于个别人的道德沦丧，在看得见的制度缺失背后，还有一种深入在我们脚下的土地，并浸入我们骨髓里的普遍命运在起作用。
传统文化的基因
文化教育决定一个人、一个民族的内在命运。有什么样的教育，就有什么样的未来。
中国传统的教育是上施下效，老人把世代传承下来的经验通过身体力行、言传身教，传达给年轻一代；规范、道理、知识和技能都是现成的；教育者是主动方，传道授业解惑；被教育者是受动方，学习就是接受、继承、效法、模仿并且不断重复练习以求熟练掌握。2000多年的学术主要是围绕经典展开的注解，如果不是佛教从外部融入，人们很难突破最早形成的智慧结晶。个人独立的见解和发现无足轻重，熟练掌握经典并灵活运用才是文人的拿手本领。
这种文化传承方式在数千年农耕社会里不仅无咎而且必要，只是在日新月异的近代工业文明的冲击才落于被动。然而，人们的心理定势是顽固的。在科举考试被废100年后的今天，传统经典早就换成了西方现代科学，但教育与学习的方式却没有任何改变。只有填鸭式的灌输，死记硬背的勤学，题海战的苦练，才能成就那掌握唯一标准答案的考场英雄。人文与社会学科也“科学”化为固定的知识体系和技能技巧，文科考试大都有标准答案，不是抄袭就是背诵，更没有独立思考与自由表达的空间。几乎所有灵性的冲动都被认定为标新立异、别出心裁、自作聪明甚至有违政治正确的而被排除在成功的道路上。从小学就开始接受这种训练的人，将来要去做学问，搞研究，除了重复书本、服从权威、投机取巧之外，能有什么本领呢？
在现代汉语里，“科学”一词拥有至高无上的正面价值，它代表毋庸置疑的真理和权威。可是，科学纯属外来物，它与其说是人们内心对客观真理的追求，不如说是对坚船利炮带来的教训的顺从。后来，科学的实用性让人迷恋，掌握科学知识，坚持科学观点，服从科学规律，运用科学方法，就能带来立竿见影的效益和好处。但是，这其实只是科学的技术而已。中国很少有人严格区别科学与技术。科学需要好奇心的执著，技术却只要讲究实效的机智。
著名的“863计划”里有一个关键词：跟踪世界先进水平——科学研究要瞄准发达国家已经取得成就的那些项目，跟在后面学习，缩小差距，获取效益。时至今日，中国科研机构几乎都只是重复别人的工作。中国技术运用的确取得长足进步，但科学研究几乎全面瓦解。
没有知识共同体
归根到底，“现代化”是一种外来宿命。西方国家现代化是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的驱动下自我完成的过程，而现代中国正在进行的现代“化”（几乎没有人发现这里存在一个简单的逻辑矛盾）不是基于自己的文化演进，而是被外部经济、政治、军事强势力量拽着走，是典型的“被现代化”。文化、科学、教育也是因应这现实的压力，直接接受和拿来别人的思想结论，或者拼凑一种实用的意识形态。大多数人只有服从、效法、模仿的命运。
中国学术本来沉浸在数千年烂熟的文化窠臼里，只有近代在外部压力下被动应变，几乎没有独立的学术文化，构不成知识共同体。中国现代大学远在国门打开之后半个多世纪，直到戊戌变法才有一个名分，而真正运作起来是新文化运动之后。近一个世纪以来，也很难独立于经济、政治，充当一个纯粹的文化教育机构。鲜明对比的是，日本在国门打开的同一年，近代大学就诞生了，早于明治维新15年，而此前还有200多年主动了解西方文化的“兰学”。
我们习惯于说走出象牙塔，这意味着顺应现实需要，立即可以获得看得见的利益。没有人说要走进象牙塔，因为信仰、理想、智慧、真理、情怀脱离功利目标，是没用的东西。
学派是不同立场、不同视角、不同方法的学者形成的不同阵营，只要有共同的真理追求，学派之间在争论、理解、合作、融合中构成学术共同体。宗派、帮派、党派是不同的地位、利益、阶级结成的山头，由于中国缺乏工商业的分工协作带来的利益最大化，也没有市场利益分享机制，农耕文明的土地收益有限，江湖上的山头之间争夺这有限的利益，便一山不容二主，只有你死我活的利益冲突。
中国文人是依附性的，而且饭碗有限，因此，文人相轻远比知识合作更为悠久。直到今天，现代学术体系表面上都有了，人们仍然习惯于传统的山头、门派、帮会的生存方式，并寄附于有权有势的官场、市场上，包括国际势力，从中分一杯羹。
大学傲然挺立于平凡社会、芸芸众生的力量，并不是它卓尔不群、出类拔萃、金鸡独立、高人一等的外表，而是背后对真理的追求。真理与智慧具有看不见的精神价值，远离利益，无关成败，源自于人们内在好奇心的驱动，成就于对普遍性与客观性的无限追求。
一个健全的社会，必须有一个独立于政治、经济等有形要素的精神文化空间，立于整个结构的核心，投射到人们的精神生活里。但我们的文化空间，处在传统的观念定势，现代文明的外部冲击，现实生活的压力胁迫，三者夹缝里。追求真理的学者是有的，但他们只是一些孤独的个体。人不能生活在真空里，在摆脱传统思维，独立于强势话语，超越生活的重压之后，往往只剩下一小半自由的身心。也许压力终有一天能释放出动力，这些半人是我们的希望。
（作者任教于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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