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国深陷少子化，程度比日本更甚，若不是中国目前廉价劳动力充足，韩国绝不可能过上类似目前的生活，或言之，一旦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于21世纪中下叶耗尽，像韩国、香港这样的国家或地区会立刻打回原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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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近刚从韩国回来――每到夏季，我通常都在位于首尔的庆熙大学教授国际事务。每当我访问这个了不起的半岛国家之时，两件截然相反的事情都会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其一是韩国的繁荣，以及韩国人非常明晰的经济目的：努力赚钱，争取过上更好的生活。其二是它的战略和军事不安全感，敏锐的危机意识，韩国人时刻都能意识到军事实力的重要性。但这一次，这种一分为二的现实――韩国人富裕的生活，以及他们对于战争和灾难的恐惧――比我以往注意到的更为明显。
韩国经济的繁荣，是一目了然的。从异常干净的仁川国际机场到首尔市中心超高档的购物中心，赚钱显然是最为重要的事情。我还从未在哪个地方见到过如此多的宾利轿车。但我也见到了许多令人印象深刻，由韩国人设计的轿车，这些轿车看起来跟最大型号的宝马和奔驰轿车没有什么差别（据我所知，这些轿车在国外是无法买到的）。
这不再是一个制造廉价厨具的国家，而是一个力争最好的国度，即使在不那么昂贵的郊区和乡村，在缺乏学位和西服的老年人当中存在大量半遮掩的贫困现象。
一件令韩国人感到无尚荣光的事情是，韩国将于11月份主办G20峰会。极具生产力的韩国经济现已超越许多欧洲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至2050年，韩国的人均GDP有望超越德国、法国和日本，位列世界第二。可以这么说，韩国正朝着东亚的瑞士这一方向迈进。
但令人遗憾的是，此处正是两国比对的枯竭之处。韩国可能无法成为所处区域的瑞士，因为不管是就地理位置，还是就地缘政治而言，韩国并不像瑞士联邦，或者说没有跟瑞士处于相同的位置。韩国并不具备类似瑞士那种源于高山环绕的安全条件――就此而言，它也不像挪威和苏格兰那样，处于一个日益爱好和平的欧洲大陆。
大韩民国靠近世界上最疯癫、最不可预测的政权之一。"靠近"一词的真实含义是，在一个晴朗的日子里，站在首尔商业区一栋高楼上，或许就可以瞥见韩朝之间的非军事区。正鉴于此，韩国媒体对于美国巨型航母乔治・华盛顿号近期造访釜山，以及美韩海军联合军演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联合军演既是美国赠与韩国的一粒定心丸，也是针对朝鲜的一种警告（同时还是向中国发出的一条不太微妙的讯息）。
即使这位反复无常的邻居没有令韩国时常遭受头痛之苦，韩国也极其忧郁地意识到，它位于被4个比其大得多的强国宣称为战略利益区域的交汇之处。这4个大国是，中国、日本、俄罗斯和美国。此刻，这几个大国都没有改变现状的意愿。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倘若朝鲜突然精神错乱，入侵韩国，或者瞬间崩溃，这些大国彼此之间或许会进行远比现在更为深入的交流磋商。
尽管如此，一个生硬的现实依然摆在韩国人面前：相较于韩国自身令人印象深刻的努力，这个国家的地缘政治（以及经济）前途更多地依赖于其他大国的行为。只要这4个大国和谐相处，韩国人就可以自由地沿着其通往财富的道路阔步向前。但他们的确担心中国的崛起在这一地区引发的后果（即使韩国人绝对不会提及这一问题，因为他们害怕冒犯北京政府），厌恶向日本靠拢的想法，瞧不起俄罗斯在这一区域的实力，害怕美国人在未来一二十年间不愿再停留于东亚――"美国佬，请不要回家！"
正如我曾反复向焦虑的韩国人指出的那样，韩国的地缘政治困境并非世界政治的新鲜事物。在长达数百年的时间里，西欧的低地国家经常被称为"战场"――即，大国角力的战斗之地。比如，我们很难数清楚佛兰德斯（Flanders）究竟被入侵了多少次。再往东走，是俄罗斯人、瑞典人、奥地利人和普鲁士人竞相争夺的另一个战场――波兰和立陶宛。伦巴第平原充满了富饶，但易受攻击的城市，这里是另一个明显的战场。你还可以再加上巴勒斯坦或黎巴嫩。这个名单非常之长。
然而，这一事实无法安抚首尔的决策者们；实际上，所有这些历史类比只会增加聆听者的不安全感。听别人说，自伯罗奔尼撒战争以来强国就占据战略位置的小国的命运争执了多少多少次，并不是什么好玩的事情。这有助于解释韩国人为何如此迫切地维系就朝鲜未来进行的六方会谈，因为让东亚事务的四大玩家坐在谈判桌旁，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这正如丘吉尔说过的一句名言："动嘴对话总比动手对抗好。"
但与此同时，大韩民国庞大的军队依然保持警戒，其海军力量依然在升级。
今夏在首尔的这些随想，引出了一个涵盖更为广泛的反思。在这样一个被奇妙且荒诞地划分为194个民族国家的世界上，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将这些国家划归为特定的类别：真正的大国、中等强国、繁荣但日益老化的国家（比如意大利）、遭受战争蹂躏的国家、非洲的赤贫国家，以及运气好的国家（比如新西兰）。
但或许还有另一个类别，即经济繁荣，以贸易为生的小国，这些国家（比如韩国）不幸靠近比其更强大的国家，处于世界上似乎容易产生冲突的区域――科威特、阿联酋、新加坡。那么，这些国家从哪里获得安全呢？
对于联合国的创建者而言，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安全来自一个受到监管的国际体系，在这一体系中，大国，仅仅因为它们的块头，必须干大多数重活，必须提供绝大部分的维和人员，必须承担更大的责任（毕竟，它们凭此在联合国安理会获得了否决权）。
小国是安全固有的"消费者"，因为在一个不平等的世界上，这些小国无力保护自己，于是必须依赖这一国际体系的保护。
但是，自1948年以来，大国意识到它们的集体责任，从而给予小国它们可以在和平环境下繁荣发展这一承诺的情形极为罕见。更常见的一幕是，世界上的大国（俄罗斯、中国和美国）以自我为中心行事，而当它们这样做的时候，小国就感到担忧――理应如此。
这就是尽管韩国经济如此繁荣，但它依然带着经济乐观主义和实体不安全感这一奇特组合凝视21世纪的原因所在。陷入这一困境的，并非韩国这一个国家。
保罗・肯尼迪系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该校国际安全研究中心主任，著有《大国兴衰》（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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