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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打工仔"这个皇冠短短二十来年换了好几任皇上，但都是纸糊的，好看不能碰，更不能长久，不要说被太阳晒一下会褪色、被雨淋一下会消失，即使小心翼翼的藏在玻璃罩里护佑，也难见多久的新鲜。
我要说的"中国第一打工仔"其实不能算是一个打工仔。他也许是觉得这个名称另类响亮，又还没人想到，于是就第一个把这名称打响了，至于此后的所谓"第一"，其实都是盗他老人家的版。
他应该跟潘石屹是同行并且差不多年纪，干的活也差不多，都是靠烧砖窑起家发迹的――至于他们的砖窑黑不黑，已不可考，也不重要，谁会去抹黑一个已经洗白的"好商人"呢？他是一个很擅于炒作的人，要是后退十几年的今天，他的成就和知名度应该不亚于马云、牛根生和唐骏之流，毕竟那时候人们还没见过互联网，更不知道还有博客、论坛这些玩意儿，那时候，当然也还没有富豪排行榜，但这样先天不足的条件下，依然没有阻止他发家之后的成名脚步。
第一波地产热潮的兴起，成就了卖砖的窑主，与许多古老的寓言规律一样，挖金子的人破产，卖工具的人发财，这一次也不例外，许多怀揣巨资进入惠阳炒房地产的，都铩羽而归，唯有卖砖头的他赚到眉花眼笑。据他自己说，他有不下亿元的资产，而且全是现金！那时候，建一栋二三十层的楼，已经是一个城市的地标，但是投资也不过只要一个多亿两个亿不到，而他，决心建两栋这样的高楼，以此标榜自己是这座城市的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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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春风得意、他喜气洋洋。也像现在许多商界大佬之儒雅与粗俗完美结合体一样，他自然就是当今商界翘楚的先驱。他也做到了成功人士必须具备的唯一标准：上识京官，下通流氓。去他那现在已经算不得豪华，但是当时算是很不错的别墅里，大厅当中就是与蒙古王的合照留影，他显然也很乐意向大家分享与高官的深厚友谊，不管陌生人还是好朋友，总要告诉人家："中国第一打工仔"这几个金匾大字，可是委员长大作，犹如当年皇帝御赐圣旨。
我很清楚记得，他第一次接见我时，站在他那别墅花园水池中的风雨亭里，旁边围着一圈人，他向所有人介绍我的来历，然后高调宣布：他要拍一部五十集的以他创业历程为底版的电视剧，由我全权筹备。一个二十岁不到的年轻人，能当此大任？虽然我是他请来的贵客，但显然还有人并不看在眼里，提出了颇有挑衅意味的问题，我踌躇着不知该怎么回答恰当点，他倒率先解围：人家是乌龟有料在肚里，你们以后会为他的才华吃惊的。满是江湖豪雄气派，虽然直到现在，他也还没见到我让人吃惊的地方，但若从知遇者这个角度而言，他应该值得我感激一辈子，因为，人生当中能有几次遇见赏识你的贵人呢？
那次会面匆匆结束，因为他需要赶回家乡去开会――他现在是当地赫赫有名的政协委员了，有许多国家大事需要他参与决策。他把我交代给一位副总，让他带我玩好吃好看好，远比现在专门报道正面新闻或者负面新闻的记者待遇更好，还不用担心会被人揭露出昧良心收黑钱的猛料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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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我一直认为自己遇上了一个草莽暴发户，虽然一方面像妓女一样看在他的钱面上对他曲意逢迎，另一方面又像说了违心话的余秋雨、郭沫若那样的在夜深人静反躬自省时不由自主的厌恶，常常被自己撕裂的灵魂困扰，一种力量要自己继续沉溺，一种力量又要自己奋起。但是历经岁月的洗刷熏陶之后，才明白，我们看似时间会前进，是因为我们慢慢变老了，还因为我们已经确定地球在转动，其实这只是一种认知上的错觉，地球虽然在转动，却犹如钟表的指针一样，转了一圈又一圈，不过只是围绕一个原点在动。我们这个社会，是永远静止在某个层面的，那时候的老板会认识高官来镀金，会结识打手来保护自己的地盘，现在又何尝不是？
他是个炒作大师，一个没读几天书三十来岁的人，靠白手起家成为中国第一批亿元户，他有的是资本让权贵折腰，也有的是资本到处吹嘘他的天才般的经商智慧。那时候还没有所谓"儒商"的概念和说法，这儒商也与他身份不符，他倒更愿意用一种混混、痞痞的角色来诠释自己，也不讳言自己的底色，一切都还充满着暴发户的淳朴，虽然热衷于炒作和推销他跟多少大人物有交往，但很显然，他好像只是想炫耀一下自己的财富以及和伟人是同乡，又同属相，仅此而已。似乎并无把自己包装成巨富来骗银行贷款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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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经问我一个这样的问题：这世界是聪明人容易成功，还是愚蠢人容易成功？我说：当然是愚蠢人。他问为什么，我便告诉他，聪明人就是珠穆朗玛峰顶的雪、万米高空的云、浮在水面上的船，他们已无上升的空间和潜力，无论多努力都只能失败而归；愚蠢人则是山脚下的虫、低空中的雾、水底下的球，哪怕只要轻微一点的机会给他们，就可以从原有阶层露出头来爬升到更高一层，这就是所谓的出人头地。
他当然不会在人前承认自己是给点小机会就能往上爬的愚蠢人，而觉得自己绝对是站在八千米高峰还能再蹦很高的超人。于是他趁手上充盈的现金和不景气的市道，捡进了不少便宜货，他收购鞋厂、制衣厂、烂尾楼、娱乐场所，于是做起了他的"多元化"、"集团化"经营。并且乐此不疲地推销他的经营理念，他认为自己已经从土包子暴发户的壳中完成羽化，成为一只美丽绝伦的蝴蝶。
他迫切需要向人展示自己的美丽，但蝴蝶注定是一个短命的物种，于是，他陡然陨落。这一切来的颇为突然，头天，我才将写好的剧本传给他确认，他再次打来电话表示赞赏，还委托他那最倚重的副总跟我探讨细节问题，这副总是个成名很早的著名作家，他能通京官进政协，全赖这个副总鼎力运作。有这最重要的两个核心人物认可，我的项目运转几乎毫无阻力，也让我因年轻缺乏经验的自卑感迅速消失，那时，我曾飘飘然地想：我他妈的怎么这么幸运和顺利呢？
但上帝就在我差一步就踏进天堂的时候关紧了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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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上班的时候，我收到了一份传真，我以为是合同或者汇款凭证，但看完却傻眼了。上面只有短短几个字：刘总出了点小意外，合同暂缓执行，请稍安毋躁。落款是那副总的签名。
我打过电话去给副总，他说出了点小事情，暂时先不执行合同了，对于其他细节他没有透露。而那时候还处于模拟信号的大砖头手机，他时断时续的低质量通话，也根本无法追问细节，我只能作罢，期待他给我打电话说合同继续执行。
但那个电话此后再也没有等来。
他们的手机长期处于无法接通状态，在那个把手机当成身份摆设的年代，我本不指望能够打通，但是公司座机也是无法找到人，每次让他们秘书转告，总等不来回电，问情况，却又得不到一个所以然。
我便渐渐忘却。在这个不讲诚信的社会，我早已习惯被人放鸽子，也早已习惯面对各种空头承诺。相比于从80年等到两千年没等来小康的人们而言，我遭遇的骗局不过小之又小，又怎么会去记恨这个不算骗局的失败案例呢？我只是纳闷和好奇，把之前的行为和言谈一遍又一遍梳理，想找出把他们得罪的证据来为这个失败案例做总结，但是没有找到，因为我实在想不出自己有哪些不合格的地方会导致他们忽然翻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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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谜局持续了半年。这个牛逼的老板和牛逼的副总早已齐齐从我的商业服务名单中清除，我也不再纠结于他们为什么会突然杳无音信。
但是某天中午，守门的武警打来电话，说要我下去接客人，我很好奇，因为那天我根本没有约人来访，但我还是到门口把那两个陌生人领进来，到了办公室，其中一个开口了：铁先生，你还记得我吗？我跟你在刘总的办公室见过面。我努力的回忆：刘总？刘总是谁？哪个刘总？他看我满脸茫然，递上一张名片，我才想起，好像确实有这回事。
他为了和我攀亲近，就把有关这个老板后来发生的事情一股脑儿都摆出来。我才明白，那个寥寥几字传真背后隐藏的诸多秘密，不是因为我这边出了什么差错，也不是因为他们突然反悔，而是因为他们发生了一个惊天变故。
那天下午，他要招待客人，依然像往常一样到签约酒店去，那酒店是当地的招牌和脸面，相当于如今北京的天上人间、广州国会，当然，那个小城市不会有如此奢华，那个时代也不会有如此高昂的消费水准，但在当时当地的情境，却已委实不错，我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所得到的消费享受，都无法逾越在那里的感觉。他在那个酒店，与保安发生了冲突，结果被砍残了，这终于解了一个令人纠结的谜团，但却止不住我与这个仅有一面之缘的陌生人产生了共同的慨叹。他慨叹此次失去了一个生意伙伴，我也慨叹因此失去了一个能够超越马屁片大师张艺谋、广告片大师冯小刚的机会，一个无法预料的逆风漩涡，折断了梦想的翅膀，从此，世界上多添加了两个失败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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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商业生命的陨落终结，来得毫无征兆。他就像一只处于上升通道的股票，趋势完好，头天还拉出一根量价齐佳的阳线，但第二天后却突然出现连续跌停的走势，并且再无反弹的机会，套死了我们这些依靠跟庄讨点便宜的追随者。这个找上门来的陌生人把我当成了他的救命稻草，凄凄然地说，刘总是他的靠山，而今山崩地裂，他的生意面临困难，积压的产品卖不出去，能不能通过我在媒体上帮他发广告，好改变逆境。我当然大喜过望，对于我来说，做媒体的就跟开妓院一样，只要有钱，谁都可以上，而且还奉之为嘉宾贵客，山木兄、唐骏哥以及根生爷之类的声名狼藉的老嫖客，在未被鸨爷龟奴扫地出门前，都是光鲜体面的豪门公子，对于这个找上门来，虽然看似落魄，只要还出得起花酒钱，我们理应笑脸相纳。
不过其后的诉求，却让我冷了脸。他说他已负债累累，再掏不出广告费来，能不能帮他免费做个广告，然后待到东山再起后，定然不会忘记我这个小老弟的恩情。我想，你他妈自以为是史玉柱呀，媒体从来都是只做富贵人家的小三，宁愿被性虐待，也绝不做穷人家的大婆，怎么可能给急需性释放的农民工送去免费的高潮和快感呢？毫无疑问，这个满怀希望上门来攀亲戚的陌生人带着失望离去，尽管后来我还是经不住他的再三邀请去他那已经停工满是萧条的工厂走了一圈，却对他的倒下毫无助益。
那个没有给人打过工的"中国第一打工仔"老板，就此急速滑落，我不知道那个与他合影的蒙古王在他被砍残后有没有为他主持公道，但是不管有没有，对他的人生而言都已不可逆转，尽管那年他才三十二岁。中国的商业向来有与官家结缘的传统，我们求神拜佛之时常常不经思考就脱口而出的一个词语：富贵，即想富又要贵。但富与贵，有时候相生相荣，互撑互补，更多时候却是相克相戮、为仇为敌。他用钱财砸晕了蒙古王，让权贵为财富背书，但他这小命却委实担当不起"贵"中所蕴含的杀气，为什么大头儿都喜欢说"多难兴邦"？就因为假如某个人被天授神权，这个人就一定会为苍生带来大灾大难，而这个打工仔老板，却懵然不知其中奥妙，只一味以为自己纵然不是神仙转世，怎么说也是个可供神仙驱驭的小鬼。他出事致残后的第二年，他的偶像兼老乡兼同属相的伟人向阎王爷报到去了，这个打工仔老板或许还不明白，自己是为傍上的贵气所伤，替伟人打头阵垫背去了。
在多年之后回顾这个案例，我忽然对他不再悲悯，倒觉得他是幸运的，尽管他成为一个残废，尽管他既富且贵的梦想就此破灭。此后魏东跳楼、黄光裕坐牢、袁宝�被枪毙这些噩梦或许能为他这个同龄人带来一丝庆幸和安慰，相比于更加成功的前者之悲惨下场，他好歹还留着条不老不小的命用来听风看雨。即使十几年前的那笔亿元巨款到现在可能还不如申领低保吃救济的政府小官员更有钱，也算是能够领悟到丁点人世无常荣辱频繁换财富如水谁又能留住的哲理。
当初如果他的上升趋势没有突然被逆转，后来会怎么样？其实这个答案已经摆明在他脚下。人生的轨迹，也就是一支股票的趋势图，不管他的人生多辉煌，燃烧的火炬总有熄灭的那刻到来，不管一支股票涨势有多猛，股价有多高，它的趋势绝不能永远向上，总有股价掉头向下的一天。他遭遇了被庄家抛弃成为无人问津的散户股，人生也就由绚烂重归平淡，但他没有遭遇停牌、退市，而人生比他更辉煌的袁、黄们，结局自然也比他惨。我曾替他假设，如果他继续辉煌，过几年或者十几年后，他也同样会身陷囹圄或者死于非命。
在中国，好活是一种比买LV还奢侈的愿望，好死同样是一件比拥有悍马还难得的期盼。穷人有无法善始善终的缘由，富人一样有无法善始善终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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