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曾长期从事外交工作和国际问题研究，曾任中国驻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乌克兰等国大使，上海合作组织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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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a 网络反腐联盟 on 8/31/10
这里所谓的扭曲视角，就是指我们熟知的某种迂腐、过时、害人害己的意识形态观。长期以来，特别是文革期间，中国人多以能生活在社会主义中国和毛泽东时代而自豪。很多人，尤其是青年人，对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抱有很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当时的中国人评判外国的事儿比较简单，即；凡是西方国家的东西基本是不好的。举几个例子；上世纪60-70年代，西方各国的环境污染相当突出，而那时中国和多数发展中国家因经济落后这一问题尚不严重。中国人起初把这个问题叫“公害”,认为它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在这一制度下难以解决。关于西方的民主，中国人一直强调这只是少数有钱人的游戏，是假民主。至于西方国家社会福利制度的健全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我们的宣传和教科书则解释说，这是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首先是对工会领导的腐蚀和收买，广大劳动人民受剥削被压迫的处境和地位并未改变。改革开放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开阔了人们的眼界，使中国人更多地了解了外部世界，了解了西方，也更多了解了自身。我们看国外、看西方比过去客观多了。一九八六年，中国政府工作报告宣称，中国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异同来决定亲疏好恶。但说易行难，要在脑子里真正消除以意识形态确定亲疏好恶是真不容易。
我对亲身经历的事情感触尤深。
一九九九年三月二十四日，北约开始轰炸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中国社会各界反应强烈。很多单位，尤其是高校学生纷纷提出上要街示威游行，抗议美国和北约的侵略，支持南人民的正义斗争。当时我在外交部主管地区司分管部分前苏联国家和前南斯拉夫各国的事务。那时每天都会收到大量来信和电话，并接待来访人士。人们要求中国政府采取坚决行动支南抗美，还有不少具体建议，如；向南提供武器及其他物质援助，派遣志愿军，更有人主张建立中俄联合统帅部，统一指挥两国军队对北约开战。一些人还指责中国外交部在此问题上不够强硬，甚至是软弱，“缺钙”。这还是在美机轰炸我驻南使馆前，北京的气氛已有点紧张。某国驻华公使对我说，有一些国家也表示反对或不赞成北约的行动，但像中国老百姓这样情绪如此强烈是引人注目的。这是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如果说是因为美国和北约以大欺小，以强凌弱，破坏基本的国际法准则，对南这样的小国动武招致了国人愤慨的话，那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军事行动规模更大，持续时间也更长，而为什么国人却待之泰然呢。而前南危机并未涉及中国的核心或重大利益。
显然，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不是几句话能说得清的，但以下几点可能是站得住脚的；
第一，中国普通百姓往往并不了解前南问题的全貌和来龙去脉。前南斯拉夫的解体主要是其内部矛盾使然，西方国家的干预只是起了加速作用。在联邦解体过程中，米洛舍维奇等人煽动民族主义情绪，鼓吹大塞尔维亚主义，提出前南所有塞尔维亚人要生活在一个国家里。米和南塞当局挑动了与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的战争和波黑各族的大血拼。战事极为残酷，大量屠戮平民，仅波黑就死亡28万人，其中多为平民，又以穆斯林族居多。1995年7月，塞军攻占斯雷布雷尼察后，一次集体杀害七千穆族男人。科索沃是南塞的阿尔巴尼亚族自治省。塞阿两族矛盾由来已久，到前南解体时已非常尖锐。阿族坚持要求独立，与塞族冲突不断。南塞当局动用军队，包括坦克镇压，人员伤亡较多，双方已很难和解。当时中国的电视报纸等媒体对南斯拉夫局势报道量很大而且很集中，但主要是反映北约的轰炸和南方的抵抗，而关于米政权在战争和民族问题上的错误和罪恶讲得甚少，电视现场新闻画面煽情作用尤大。这就使国人发生了误判，亲南反西方情绪急剧升级。
第二，中国和西方的价值观念不同，是非标准对立。北约的军事行动当然有战略和政治利益考量，即进一步消化冷战胜利成果，将巴尔干地区完全纳入西方的政治安全体系和社会经济轨道，继续压缩俄罗斯的势力范围。但不可否认的是，道义原则是北约各成员国决定动武的重要因素。在西方国家，人权高于主权，暴政不是内政的观念深入人心，而很多中国人，包括上层精英则视其为歪理邪说和霸权逻辑。自原南解体开始，西方各国传媒在十年中大量地，有时是连篇累牍地传播米洛舍维奇政权和南塞军方的战争屠戮和迫害阿族及其他践踏人权的行为，致使民众和舆论对米和南塞当局产生极大反感和憎恶。这是北约国家决策的民意基础。
第三，认为西方在前南问题上立场不公是一些国人同情南塞的原因之一。从前南国家冲突一开始，西方国家就支持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和波黑穆克两族，打压南联盟和塞族。在西方主导下，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自1992年5月起对南联盟和波黑塞族实行严厉制裁。北约多次空袭波黑塞军，在政治解决前南问题的朗布依埃、代顿等谈判中和科索沃问题上向南塞方面施压。并以七十八天的轰炸迫使南塞接受城下之盟。西方这一做法固然是出于私利，然而也是事出有因。因为如容忍或放任南塞方面的行为，将是对欧洲和世界的和平、安全、稳定是巨大的威胁。苏联和南斯拉夫的同时解体是世界地缘政治与国际形势惊天动地的大事。两个多民族国家长期以来潜伏、积累了诸多矛盾和仇恨，在解体过程中很可能集中爆发，欧洲和世界因此面临极大的风险。促使并确保两国解体进程的相对平稳不仅是西方国家，也是国际社会共同利害所在。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妥善处理新独立国家间历史形成的民族、领土、边界等矛盾。所谓妥善处理，最重要的就是承认并尊重各国在原有边界内的领土完整，不能以某个民族聚居地为由变更边界，尤其不能以武力变更边界。前苏联国家许多民族跨国聚居的情况很多，苏联解体时各国领导人处理此类问题时比较冷静理智。乌克兰克里米亚地区和塞瓦斯托波尔市、哈萨克北部几个州都是俄罗斯族聚居地，而且都是赫鲁晓夫时期从俄划给乌、哈的。俄迄今没要求收回，并承认两国的领土完整。乌兹别克对乌族聚居的吉尔吉斯奥什州也采取了同样立场。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为亚族占多数的阿纳卡地区打过仗，问题至今未能解决，但国际社会普遍主张应保持阿的领土完整。相比之下，米洛舍维奇政权坚持把前南其他国家的塞族地区并入塞尔维亚，为此不惜大规模使用武力。对此若不强力制止，必将后果严重，遗患无穷。
第四，部分国人同情支持米洛舍维奇及南塞政权也是出于传统的意识形态的敌友观。中国长期视西方和北约为敌。改革开放后这个问题似乎比较模糊了，但它们终归还是异类。米及其执政的社会党是原南共联盟的承续者，况且又为西方所不容，那就自然是我们的朋友了。其实，南社会党政权的性质和内外政策与原南共联盟大不相同，米刚上台时曾努力向西方靠拢，只是未被接纳而已。
南斯拉夫问题这一事例说明，摘掉我们的有色眼镜，客观地看待国外问题是多么必要，又是多么不易。这个老毛病近些年来似乎又有所加重。只要这个毛病不去掉，树立中国良好的国际形象和造就对我客观友善的外部舆论环境是很难的。其他国家，首先是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交往中也是讲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自由、民主、人权、人权无国界等也是意识形态。国家间，特别是大国间的较量，在和平时期更突出的是意识形态的较量，较量的前景和结局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各国的前途和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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