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小标题为译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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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或许知道，世界人口正在老化——老年人数量的增速高于年轻人。但你或许并没有意识到这种速度究竟有多快。此刻，世界人口的数量被均分为28岁以上和28岁以下。至本世纪中叶，年龄中位数将增长至40岁。除了年龄中位数，人口统计学家还使用另一项指标来判定人口是否在老化：“老年人份额（elder share）”。如果60岁（有时以65岁为标准）以上的人口份额或比例正在增长，即为人口正在老龄化。按照这项标尺衡量出的结论也显示，世界人口正在迅速老化。
在年龄中位数28岁以上随便挑一个年龄组，你将发现，其在全球人口占比的增速快于中位数以下任何一个年龄段的占比增速。比如，至2018年，65岁的人口数量将超过5岁以下的人口数量——这将是有史以来第一次。2050年，发达国家15岁以下人口将是60岁以上人口的一半。简言之，世界人口的年龄分布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上下颠倒。
这意味着我们现有的几乎每一项重要关系——作为家庭成员、邻居、国家和世界的公民——都将发生深刻变化。老龄化人口也会改变世界各地的经济行为。由于世界在迅速老化，经济的全球化正在加速；与此同时，全球化的速度和规模又加剧了全球老龄化趋势。这些互相盘绕的动态变化也将对国家之间的财富和权力竞争产生影响。保持老年人健康和免于贫困的高额成本，已经导致美国和其他富国丧失了其经济和政治根基。为了积累财富和地缘政治影响力，正在崛起的新兴国家拒绝承担这些成本。人口老化的国家正在将就业机会让与更年轻的国家。
中国的老龄化故事
中国是这一进程的经典例证。在其迈向繁荣的征程中，中国鼓励数亿年轻人向城市迁移。中国的大城市——一些城市，比如说北京，古老但持续扩张，另一些如深圳，从无到有，拔地而起——是工厂所在地。比如，为戴尔、惠普和苹果等公司制造零部件，在深圳和其他中国城市建有巨型工厂的电子产品制造巨头富士康科技公司。用不了多久，这家公司所雇员的工人数量就足以填充曼哈顿60%的工作岗位。富士康的工人数量接近92万，其年龄几乎全部在25岁以下；今年8月份，这家公司宣布拟于明年再增添40万工人。
但中国经济有点类似于道林・格雷（译者注：道林・格雷是王尔德小说《道林・格雷肖像》的主人公，他将灵魂卖给了魔鬼，换取了不变的容颜），掩盖在中国年轻、无拘无束的国际形象之下的，是一个更加灰色的现实。大多数老龄工人一直被排除在其重塑的全球化经济之外。他们要么留在了农村，要么被迫离开城市，搬入城市边缘毫无生气的公寓楼，为新公寓和写字楼腾出空间，居于其中的，是更年轻的城市居民及迫切希望雇佣他们的公司。中国正在发生的这一幕可以用“歧视”来描述——“年龄隔离（age apartheid）”或许是一个更好的词语。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如此无情地根据年龄给人口划分类别。
中国的问题在于，它正在迅速迫近一个临界点——过了这个临界点之后，中国将不复我们今天看到的这幅青春模样。2015年，中国低于65岁的劳动人口将开始衰减。与此同时，至2050年，65岁以上人口将增至3亿，是现在的3倍。战略与国家研究中心全球人口老龄化项目主管理查德・杰克逊（Richard Jackson）指出，在一代人之内，中国人口的平均年龄将超过美国，进而使其成为首个跻身发达国家之前就开始迈入老龄化社会的人口大国。正如中国政府在公开声明中反复提及的，中国最大的担忧之一就在于，中国将在变富之前变老。
为了避免这一命运，中国正在竭尽所能，趁着劳动人口依然年轻之际，吸引世界的生产活动和资本，在很大程度上，它是通过拒绝向老百姓提供有意义的养老金和医疗保险的方式，做到这一点的。在中国，不仅绝大多数老年人除了数额可怜的储蓄之外一无所有，年轻工人的养老金也几乎微薄到了没有任何意义的程度。为了向外部世界保持中国制造业的低成本优势，中国青壮年工人现今获得的养老金、医疗保险和伤残保险仅具象征意味，鲜有实质性意义。
在人口正在老化的发达国家，工龄长的老龄工人所获薪酬和福利通常都达到了其工作以来的顶点。比如，在美国，50到65岁工人所获得的平均医疗费用几乎是三四十岁工人的2倍。当工人的年龄中位数攀升时，雇主为其购买的医疗保险也随之上升。
中国政府清楚地意识到，如果将年轻工人未来养老的费用添加在现在的工资成本中，这些工人将不再具有吸引力。在中国转入市场经济体制之后，国有企业裁减了数千万工人——这些企业经常用微薄的养老金将老龄工（其实很多都是中年人）打发走，用年轻人取而代之。 因此，中国现在提供的，是工龄短，福利微不足道的工人，以及一个由相对年轻，身体状况尚可，随同子女搬入城中照顾孙儿的爷爷奶奶们构成的免费的社会保障体系。
将生产线搬至中国，或者从中国供应商购买货物的外国公司，由此获得了同国内的老龄工人重写雇佣条款的资本，甚至有能力将他们从工资名册上剔除出去。2006年，经济学家罗纳德・戴维斯（Ronald Davies）和罗伯特・里德（Robert R. Reed）在分析老龄工人对全球资本流动的影响时指出，因为“老龄”经济体的劳动人口相对较少，工资相对较高，这些经济体将投资转向更年轻，可以提供更高回报率的经济体。老龄经济体的高成本不仅仅是工资，还包括税赋——后者被用来支付跟年龄相关的公共开支，比如社会保障金。因此，中国年轻的劳工大军不仅帮助中国维系了低成本的经济生态体系，还吸引到了外国投资——这些外资寻求的是一个“年轻”经济体所能提供的高额回报，它们并不关心有多少外资用来雇佣年轻人。
中国并非唯一一个凭借年轻的劳动人口招商引资的国家。许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亚洲和拉美国家，也是同一种路数。印度科技产业巨头Infosys公司前总裁南丹・尼勒卡尼（Nandan Nilekani），是外包产业直言不讳的支持者。他最出名的成就在于，在其他国家迈入老龄化社会之际，竭力把印度塑造为“圈养”年轻工人的集中地。我们可以将其称为“全球年龄套利（global age-arbitrage）”。
经济全球化与人口老龄化
这一反馈环路的另一方（即全球化在加速一个国家人口老化方面扮演的角色），跟驱使人口老化的两大原因密切相关。第一个也是最明显的原因是，越来越多的人比从前的人活得更长。几乎在世界上每一个角落，人口平均期望寿命都在增长。更长的寿命自身亦是全球化的副产品，这是公共健康技术的传播、技术突破，以及文化普及的结果——最后一点或许是驱使寿命增长最重要的因素。每一位具有阅读能力的人都能接触到包括互联网和政府预防疾病宣传手册在内的健康信息。许多国家教育公众的目的在于，使他们进入全球商业主流，延长其寿命成为可能——结果就是，一国人口更加老化。
然而，社区或国家老龄化最重要的一个前提在于，人们必须大幅度减少子女的数量。如今，几乎每一个发达国家的总体生育率都不到2.1——这是防止一国人口衰减所需的替代率。预计到本世界中叶之前，几乎每一个发达国家的人口数量都会衰减。
当新兴国家为迈入全球经济做准备时，它们往往采取两项鼓励家庭减少人口规模的措施：一是扩展年轻妇女的教育和就业机会，二是将其城市化。城市妇女通常会推迟生育时间，直至她们做好准备，并且工作稳定下来之后才会考虑要孩子的事情。在城市抚养孩子的费用也更高一些。城市服务于全球经济，全球经济则驱使人们进入城市。联合国人口基金（U.N.Population Fund）的报告显示，2007年，大约一半世界人口居住在城市，但到了2030年，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人口比例将增至80%左右。世界将变得更加老化。
城市化和全球化站稳脚跟的速度令人惊叹。直至1950年前后，日本还是世界上最年轻的国家之一，但现在据称已是当今世界最老迈的国度——至本世纪中叶，日本的年龄中位数将从如今的43岁，猛增至56岁以上。西欧国家如今的年龄中位数刚刚超出40岁；至2050年，这一指标将增至50岁左右。人口老化也并非总是呈现如此快的速度。法国是世界上首个65岁人口占比翻番的国家（从7%增至14%）；这一肇始于1865年的过程经历了大约115年。但中国将在25年之内出现上述情况。
美国是一个特例。它也在经历带动世界很多地区人口老化的两大趋势——更长的寿命，更小的家庭。但美国人口老化的速度并没有东亚和西欧国家那么快。至2050年，美国的年龄中位数将增至40岁，仅比现在超出3岁。年轻移民（包括数百万拉美人）的到来是减缓人口老化速度的重要因素之一。
当然，移民进入一个国家就意味着离开另一个国家——更年老的人口留在了国内。西班牙是日本作为世界最老迈国家这一“地位”的最有力竞争者。在20世纪的大多数时间内，这个国家一直是最年轻的西方国家。2000年之前，西班牙几乎没有在外国出生的居民。如今，差不多12%的西班牙人是源自国外的移民。
外来人口中包括数十万厄瓜多尔人——其中许多都是照顾西班牙老人的女保姆。他们的离去，提高了厄瓜多尔的年龄中位数。超过10%的厄瓜多尔人离开了祖国，赴海外寻找工作。如此多最年轻、最富闯劲的工人的离去意味着，厄瓜多尔几乎完全丧失了发展的机会。最近，该国总统启动了一项“欢迎归家项目（Welcome Home Program）”，希望用减免税负，提供创业启动资金等方式召回这些离开祖国的游子。
全球化和人口老化对美国的职场产生了哪些影响？经济政策研究所（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发布报告称，仅在2001年至2007年，美国就有大约230万个就业机会流失到了中国。密歇根州阿普约恩就业研究所（Upjohn Institute forEmployment Research）经济学家苏珊・豪斯曼（Susan Houseman）指出，制造业中的老龄低技能工人，是最易受到影响的工人群体之一。
这些工人发现，自己很难重新掌握新技能，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越来越难以找到工作，也就更急迫地接受低工资。这一点，连同更多工作外包至海外的前景，压低了那些竭力保住工作的老龄工人的收入。由世界银行和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经济学家组成的一支研究团队对截止2002年的数据进行了分析，他们发现，老龄工人因工作外包至海外而遭受的收入损失，大于妇女和工会工人。
需要铭记的是，这些结果是在近期的衰退（也就是老龄工人更困难的时期）到来之前发布的。在截止去年12月份的10年间，55岁以上的失业人数增长了331%。美国55岁以上工人的失业率现在处于有史以来的最高点，几乎比3年前翻了一番。美国退休者协会（AARP）公共政策研究所发布报告称，从2007年12月份至2010年2月份，放弃寻找工作的55岁以上工人增长了5倍多，从5.3万人增至28.7万人。提前退休的人数远高于所有人的预期。2009年，申请社保金和伤残补助金的人数比前一年多了46.5万人，因为雇主们明确表示他们不再需要这些老龄工人。申请人数的增幅几乎比美国社会保障总署的预期高了一半。
老龄化社会面临的一大难题在于，当国内外的经济形势偏爱年轻人之际，如何让老年人有工作可做。一些无人问津的工作场所想出了一些解决方法，但它们要求老龄工人接受更有“弹性”的雇佣条件，这经常意味着加入所谓的暂时性劳动力大军：计时工、自雇合同工和通过机构雇佣的临时工。AARP公共政策研究所的报告显示，65岁以上工人的21%是计时工，而劳动总人口中的这一比例仅为16%。老龄工人中自谋出路的人数也正在攀升，50岁以上的美国人是最活跃的创业群体（经常是不得已而为之）。这也部分解释了一个明显的矛盾：在老龄工人失业率处于顶峰的同时，老年人中的就业率也接近历史记录，因为更多的人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出去工作。
在美国，老龄工人转化为庞大的暂时性劳动大军这一进程才刚刚开始。今年，随着婴儿潮一代开始步入65岁，美国人口的“老年人份额”开始骤增。从2010年到2030年，25岁到64岁这个年龄段的美国人将增加1,600万，但其中三分之二将集中在55岁至64岁这个年龄段。
那些比美国更老，就业市场将经历更大变化的国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美国未来的样本。在日本，大型公司的退休者往往获得了良好的保障，但对于小公司和自谋职业的退休者来说，对于“人还活着，钱没了”这一前景的恐惧是真真切切的。5个日本老年人中就有1位处于贫困状态。所以，日本人都尽其所能地保持工作状态。自2006年以来，超过传统退休年龄60岁，却依然在工作的日本人增长了1,100万。绝大多数虽然正式退休了，却依然返回公司，签署了新的雇佣合同。这时候的工资通常仅为退休前的一半左右。
人口老龄化的后果
世界还会再次年轻吗？或许吧，但这一幕不可能很快出现。如今，许多人口老化速度最快的国家都位于发展中世界，主要原因是，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进程亦是最快的。很难想象，人们将重返乡村，再次组建大家庭。相反，如果过去是未来之序曲，今天如中国这样的年轻国家将在不远的将来，去更年轻的地区，“购买”更年轻的工人。而这些地区将因满足年迈中国所需而发生巨大变革，这一循环将不断地重复自身：当世界发现下一个年轻国家时，这个国家的老龄化进程甚至比之前那些年轻国家老化的速度还要快。
全球老化对人口施加的猛烈调整，听起来有些凄凉。然而，全球老化带来的调整并未超过我们由此获得的收益——毕竟，我们活得更长了。还需要铭记的是，家庭人口减少可以使父母提高对自身和子女的投资。然而，随着世界人口变得越来越老，我们需要预想这种巨大变化或许将损害我们的社区、削弱国家的实力，甚至有可能将老年人彻底抛弃。
此外，我们还需清醒地意识到由此产生的地缘政治后果。现在，一个国家的实力似乎取决于它愿意在多大程度上忽略本国的老年人。西方福利国家的弊病在这次世界债务危机中显露无遗。与老年人相关的费用带来的财政压力，令美国的各级政府苦不堪言。欧洲人走上街头游行示威，罢工，关闭政府部门，以竭力弥补养老金缺口。最发达国家在与老年人相关的公共开支方面的负债高达数万亿美元。
最直接的解决之道，比如提高薪资税以支付老年人福利开支，将提升本国经商成本，将投资者和生产商驱赶至低成本经济体，杜肯大学的马克・哈斯（Mark Haas）声称，人口老化将迫使所有高收入民主国家进入鉴别处置模式（triage mode）。这些国家要么承担起给予老年人的收入支持和服务等方面的成本，大规模减少教育、国防、基础设施和其他领域的支出，要么干脆让老年人用微不足道的养老金凑合着过日子。
相较于发达工业化国家，中国获得了全新的金融影响力，因为凭借着年轻的世界工厂这一角色富裕起来的中国，业已成为发达国家的银行家。然而，中国政府表示，中国依然是个穷国，没有实力建立更全面的社会保障体系。或许吧，但中国却将数万亿美元借给了美国和其他工业化国家，给予其如此财力的，正是中国人民在收入方面做出的牺牲。
这或许是中国乐于接受的一笔交易，但中国自身也陷入了无可阻挡的老龄化进程，人口结构的最终结局即将来临。到那时，美国人口将比现在更加老化，但比大多数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更加年轻——也比中国年轻得多。如果我们理解了人口老化和经济力量的相互影响，或许我们就能够最大限度地把握好我们的年龄优势，好好珍惜我们的青春活力。
本文节选自泰德・菲什曼（TED C.FISHMAN）将于本月末出版的著作《老龄化冲击：世界人口的老化，以及它如何使年轻人和老年人、孩子和父母、工人和老板、公司和对手、国与国之间争锋相对》（Shock of Gray: The Aging of the World’s Populationand How It Pits Young Against Old, Child Against Parent, Worker Against Boss,Company Against Rival and Nation Against Nation）。
注：本文小标题为译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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