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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地是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著名领袖,对印度民族独立运动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与印度独立相伴随的是印度的分裂。甘地是极不愿意看到印巴分治局面的。然而，也正是这位印度爱国者推动了一些加速印度分裂的因素的成长,在关键时刻没有利用自己在印度国民中的威望和影响为避免分裂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因而应对印巴分治局面的出现负一定程度的责任。
说到印巴分治不能不首先提到一个人，这就是真纳。如甘地与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关系那样,真纳与巴基斯坦国家的建立也是密不可分的。晚年的真纳确实是一个偏执的种族主义者,但早年的真纳却是一个比较坚定的民族主义者。真纳的这种转变在很大程度上与甘地及其领导下的国大党对他及穆斯林联盟(以下简称穆盟)的态度、做法有关。真纳先于甘地涉足印度政坛,并具有较大的影响。他曾在众多场合倡导印度民族主义,倡导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团结与合作。他虽然穆斯林出身,但于1906年参加国大党并担任该党主席纳奥罗治的秘书,为他起草演讲稿。他在演讲中呼吁,印度人民,不论信仰和阶级,应该团结起来。印穆的真正团结是所有印度人获得解放所必要的。没有这种团结,所有争取解放的努力都将是徒劳的。 一战期间,真纳倾注于印—穆团结的工作。作为印—穆团结的使者,真纳的工作富有成效。甘地虽然晚于真纳涉足印度政治,但他在1915年1月从南非回到印度时就因其在南非领导的非暴力抵抗运动而成为一位颇有声望的社会活动家。他的社会、政治主张和非暴力斗争策略得到当时印度资产阶级和相当一部分群众赞赏,因而很快就成为国大党的领袖之一。
在印巴分治事件中，印度穆斯林联盟（简称穆盟）起了巨大作用，而甘地的一些做法却是穆盟实力增强的原因。
穆盟原本只是众多穆斯林政治团体中较大的一个,实力比较有限。这可以从1937年省立法会议选举的结果看出来。在1937年大选中,穆盟仅得485个穆斯林席位中的108个、总穆斯林选票的4·8%;其他穆斯林党派共得377个席位;国大党得1585个席位中的714个,并得到58个穆斯林席位中的26个。
1937年选举后穆盟势力却大大增强了。除真纳领导穆盟作了不懈努力外,还与甘地的政治理念、国大党对穆盟的政策有着很大关系。这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首先,甘地的印度教徒形象,国大党的一些不妥当举措。比如甘地禁欲、不杀生、绝食、非暴力的举止,都可以看到传统印度教的影响。宗教标志和仪式的使用虽然在自由运动中给传统的印度教群众以激励,但它不能获得穆斯林的同情。其次，对真纳和穆盟的排斥。导致分裂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甘地及其影响下的国大党对真纳和穆盟的态度。真纳因甘地的提议而被迫退出国大党,这使国大党出现不可想象的危机。可悲的是,甘地及国大党天真地轻视了真纳的政治潜力和影响力。1937年省立法会议选举后,真纳建议在联合省成立国—穆联合政府,但是国大党认为自己既然获得多数席位,就没有必要与穆盟合作,因而断然拒绝了真纳的建议。穆盟很快真正成为一个全国性的、最大的穆斯林政党。在1938年底全印穆盟会议上,真纳开始被尊称为"最伟大的领袖"。再次,国大党在二战中的不合作政策为穆盟提供了壮大自己势力的绝好机会。 最后,甘地对穆盟过度的让步。为了争取穆斯林的支持,迫使英国尽快撤离印度,甘地及其影响下的国大党对穆盟作出过度的让步,甚至认可了分治的要求。在1940年国大党拉姆格大会上,甘地宣称穆斯林有"在印度联合家庭中分离的权利",在成人公民权的基础上设立立法会议,允许穆斯林成员决定是否希望独立或作为一个"联合家庭"的一员。实际上,甘地已经承认了穆斯林建立独立的巴基斯坦国家的权利。这标志着大分裂的开始。
甘地的妥协,尤其承认穆盟分治的要求,对穆盟的影响是极大的,它使穆盟觉得实现建立独立的巴基斯坦国家的愿望已经为期不远了,而穆斯林群众则会对穆盟予以更多的支持,穆斯林和印度教徒之间的关系也会更加紧张。甘地的妥协提高了真纳的政治影响力,推动了巴基斯坦事业的发展。
在真纳及其领导的穆盟日益坐大的同时，甘地及其领导的国大党在内阁使团方案事件中又屡屡失着，直接导致印度国内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之间的矛盾急剧激化，分治成为不可避免的前景。
1946年3月,为了使国大党和穆盟就印度未来宪法方案达成协议,英国工党政府派出由克里普斯、亚历山大和佩西克—劳伦斯组成的内阁特使团。经过3个月的协调、谈判工作,内阁使团提出了一个解决印度问题的方案。其核心内容包括未来宪法的建议和制宪机构的组成。对此方案，国大党和穆盟尽管对于方案中的一些条款有着不同的理解,都对方案有不满意的地方,但两党还是准备接受它。然而,第二天,尼赫鲁在结束大会的演讲中,向左派保证,实际上国大党没有接受任何方案。"除非我们已经决定进入立法会议。"在3天后的记者招待会上,他强调立法会议将是一个主权机构,可以做它想做的任何事情。"至于少数民族,我们不接受任何外来者对它的干涉———当然不是英国政府的干涉。"国大党可以任意地改变或修改内阁使团方案。这些话虽然是尼赫鲁说的,但其思想却是甘地在Balmi-ki寺院中对克里普斯和劳伦斯所说的。尼赫鲁的讲话对于真纳的冲击是完全可以想见的。真纳冒着风险说服穆盟接受一个不是主权国家的巴基斯坦,而结局却是如此,这是他永远也不会忘记或谅解的事情。他要求英国政府谴责国大党态度的转变,但是,劳伦斯和克里普斯并没有那样做,他们要尽力避免冒犯尼赫鲁和甘地。总督韦维尔也违背自己的诺言———如果国大党拒绝参加,则要穆盟组成临时政府。在此情形下，穆盟工作委员会决定穆盟要使用国大党一样的武器———文明不服从。第二天,真纳正式拒绝参加临时政府。韦维尔总督会见尼赫鲁,认为这是尼赫鲁向穆盟作出保证、邀请穆盟加入政府和立法会议,显示其政治家气度的机会。但尼赫鲁回答说,他没有什么好要保证的。要国大党和穆盟进行有效的合作显然已不切实际了。 8月15日傍晚,尼赫鲁宣布成立临时政府,数小时之后,穆盟的"直接行动日"开始。加尔各答发生大规模种族骚乱,3天之内,死伤人数约2万人。随后骚乱蔓延到全印许多地方。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仇恨已经变得难以化解了。
在种族冲突不断升级、国大党和穆盟在临时政府中无法进行有效合作的情况下, 为了避免印度分裂,甘地曾向蒙巴顿提出所谓"甘地方案"———由穆盟组阁,但遭到尼赫鲁、帕特尔等的坚决反对。甘地认为,局势已至此,分裂已不可避免,唯一要决定的问题是应采取何种形式。 1947年6月2日,蒙巴顿召开了国大党、穆盟和锡克教徒领袖参加的会议,为接受印巴分治方案做心理上的准备。当晚,国大党主席克里帕拉尼写信给总督,表明国大党接受这一方案。蒙巴顿担心甘地反对该方案,再次向甘地强调接受分裂方案的必要性和紧迫性。那天是甘地的沉默日,但他在5个旧信封的背面写道:"在演讲中,我说过一个反对您的字吗?如果您承认我没有说过,那么,您的警告就是多余的了。"
甘地之所以默认蒙巴顿方案,主要因为他在与真纳的妥协中实际上早已答应穆盟的分裂要求;尼赫鲁、帕特尔等国大党领袖对他的影响;为了将权力从英国人手中抓过来并交给自己信任的尼赫鲁。也许更重要的是,在会谈中,总督表达了公布方案后开导甘地时的说法:"6.3计划"实际上是一个"甘地计划"。6月14日,甘地在全印国大党会议发表讲话,表示支持国大党工作委员会接受"6.3计划"。这样,事实得出必然的结论:在极需甘地利用其道德威望、维护印度统一的时候,他却没有利用它。不是像人们预期的那样利用他所掌握的力量和他在群众中的声望反对分裂,而故意成为分裂的伙伴。
总之,虽然印巴分治的根本原因可能是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在政治、宗教和文化上的巨大差异,两大种族在历史上的恩恩怨怨及英国政府传统的"分而治之"政策的影响,但并不是没有机会去改变这种状况。如果勒克瑙协定或内阁使团方案得以实施,印度分裂的局面也许是可以避免的。但遗憾的是,以甘地为首的国大党不仅没有把握好这些机会,而且因一些不当举措加速了分裂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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