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7月31日星期五

[G4G] Re: 信力建:新东方和北大谁更牛?

开放—教育改革的必由之路

——在天则经济研究所年度教育会议上的讲话

 

给大家讲两个事。曾经有一个朝鲜的官员来到中国,参观完之后说了一个话:我们回去要调整一下。过去我们认为朝鲜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现在要修正一下了:朝鲜是第二富裕的国家,中国才是第一的。亚洲还有一个小国菲律宾,他们的大学入学率是80%,与中国刚好相反:中国的大学入学率是20%。但菲律宾人上完后做什么呢?学完英语后做什么呢?做菲佣。香港人说菲律宾是佣人之国,菲律宾总统还为此而抗议。这是两个国家的两个极端。 

其实中国能不能让更多的人受到教育,主要不是用考试卡住所有人受教育的问题,更重的问题是:教育部门究竟要用什么样的方针和思想指导办学。教育部长周济说,要办人民满意的大学。人们如何满意?每个人都可以有选择,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用什么方式来读书,那才是公平的,才是满意的。现在高考真是一夫挡道,万夫莫开,把大分部的小孩挡在受教育的门外。全世界也只剩下中国是这样的。全世界的教育设计是:你愿意读书就读书。受教育是每个公民天然的权利。 

第二是去神圣化。受教育跟衣食住行一样,没什么神圣的,你可以通过分数,也可以通过钱去读书。如果没分数也没钱,照样可以读书。现在我们的标准是:有分数才可以读书。那没分数的呢?有钱能否读书?有些愤青认为:不行。只能通过分数。于是就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为何不多办一些学校?只能按规定办学?像刚才的研究员所说,只能通过某些研究员的“规范”设定,没有他们的规范设定,就不能办这个专业?

过去中国有三百六十行,现在经过统计,中国有两千多个行业,美国的行业有三万多。你的二百多个专业可以囊括所有这些行业的需求吗?我现在想建一个只有一个学生的学校,行不行?在中国现行的情况下,绝对不行的。但为什么不行?我就办一个总统学校,目的就是培养一个总统!为什么不行?我做教育有什么不行?我现在违反了哪一条?有没影响你?你凭什么剥夺了我这个权力?你因为什么剥夺了我的权力?因为你高尚吗?因为你有道德吗?或者你更有知识?我能不能培育出一个总统,那是另外一回事。好的,如果说培养总统不行,那我就培养一个学生吧。虽然我没有广场,没有大楼,但有一个老师和一个学生,那可以吗?我就培育这个学生。为什么不可以?谁限制了中国人的智慧,谁限制了中国的崛起?中国人难道就只能按照你刚才讲的两百多个专业去学习打工仔的技能?大家可能说,北大清华不是职业学校。其实,北大清华早就沦落为职业学校了。没什么了不起的。都是外国大学的预科而已。读完新东方去留学的人,比读完北大清华再去留学的人加起来还要多。反正都是用来培养国外预科生的,哪用全国地海选呀?让大家从幼儿园,小学开始就参加海选。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基本没有真正的教育,从来就中是竞赛,抢凳子。学习的最终结果是告诉你能不能读书。如果我们放开思想,80%的人都可以读书,那还用争吗?如果北大清华在每一个县都开一间分校,那有2200个北大,2200个清华,每个中国人都可以上北大清华,可以吗?大家肯定要说不可以。因为大家本来就人为设定了一些障碍。但是幸亏我们的胡总书记提出,我们要思维创新,要制度创新。我们现在就处于一个自己为自己设陷阱的境地。其实在国外,有两种国家,一种靠投票,即选举,一种靠投炸弹。中国是投毒。大家互相陷害,互相阻碍。 

以下是一位美国中学教师做的幻灯片,他引起了很多思考(演示)。 

现在是一个资讯发达的年代,就是信息和变化很大,在几年前我接触一个数字,美国人平均一年换一个工作,对这个问题来讲,就产生了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一个学生学什么专业对他一生是最有用?比如说职业学校,他一辈子要从事这个职业,于是就产生一个新的问题,要换工作的话这个人怎么办?据说在意大利学校有十几万学生——当然这都是注册在校生,那表明他们的教育制度设计是很宽松的,你可以在任何时间内,比如十年内完成学分,西方的国家大学都是宽进严出,不需要由一个部门来确定你能不能读书,你只需要自己去与学校互相选择。现在从卖方市场变成买方市场,每个学生有权利去选择。传统的中国的教育制度来自苏联,在延安的时候,和在1949年建国,或者在1960年,就是在和苏联闹翻之后,我们还是沿用着苏联的模式,第二个问题我们现在就是一个选官的教育模式,也既是事实上我们是国家出钱来选所谓最优秀的人去学习,在没改革之前,一入大学就是国家22级准干部,就是大学毕业本科出来是国家22级干部,教育制度的整个设计就是为了培养公务员,中考是23级。即使后来两考分开,并且独立设立公务员考试之后,大学的列车还是按照惯性往前跑,还是选官和育官的模式在进行,现在的大学有99%之多还是在为培养官吏服务。

但是现在的大学生,却至少有95%以上在读完大学以后只是得到一个职业而已,或者做老师,或者做研究,或者做任何一样东西。既然只是做一个职业,就得跟一种神圣的思想脱钩了,那大学就只不过是义务教育之后,经过三年的高中预科之后的另外一个学习,或者是工作之前的学习,是就业前的培训,这有什么神圣化的呢?大学生毕业前都已经是满街的乱跑找工作。既然只是找工作前的学习,那教育部门凭什么去阻碍他读书呢?学生可以通过票子,通过关系,通过分数去读书。限制读书的方式,就是阻碍的中国发展,限制国民读书的人是延缓中国发展的罪人。所以教育部应该有一个转变,从绘子手转变为接生婆。 

曾经朱镕基在位的时候做了一个很经典的事情,以前有一个森工局,主要是砍树的。朱镕基一声令下,要求他们转变职能,不再砍树,要去种树。教育部也是面临这样的事情:从现在开始你要帮助国民去读书,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人,哪是罪犯、神经病、残障的人。我的观点很简单,多一所学校就少一个监狱。读书既是什么神圣的东西,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就像是我们的吃饭一样。如果要认为读书是神圣的,可以,那所有的学校都必须是公办的及公益性的。所有孩子都是祖国的花朵,党的光辉要普照天下,政府应该做的事情就是保证全部国民能读上书,去帮助有需要的人,有困难的人。古时候所有穷孩子都会在祠堂内接受教育,现在的政府就是要做这样的事情。

另外私立学校的分工,就是选择性的优质教育。所以我现在就主张,我呼吁,政府要让1949年以前曾经存在的所有私立学校重新恢复,要退回给人家,包括教会学校、私人学校。通过转制应该有两个积极性:一个是政府的积极性,是保障穷人读书。另一个是社会的积极性,是保障国民选择哪种教育的权利。两个权利,社会两个分工。 

现在回到我们的教育模式上,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杨东平在做一个民间的教育改革版本,做得很不错。现在自总理起,都积极地采用他的这个民间的版本来进行教育改革,我们也期待他们能提出一个给中国国民更好未来的教育大纲:人人都能读书! 

现在的中国教育只有一个思维是——我们培养精英!但对于一个13亿人口的落后国家来说,这是错误的,我们提出另一个口号——我们要培养平民。早上有老师也谈到就是流动人口的培养。除了20%的精英外,还有80%的人要不要学习?先勿论有没钱的问题,但是首先要在政策上允许人家学习。 

现在大学的录取是很大的问题。我原来也做职业培训,是全国第一个招收落榜生的机构。那时候还没有民办的学校,我们跟教育局商量这事。他们拿一个铁柜子把所有落榜学生的档案锁起来了,我跟他们说,能不能打开让我们看一下这些被锁起来的中国人民?他们说,不行!这是国家规定的,他们不能读书。后来公关一下,柜子就打开了。于是我们向这些学生派发了自己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官员们又说:不行!你怎么可以录取这些人?结果我们又把通知书的名称改为:录取征求意见书。从此以后,铁柜子打开了,很多学生进入了职业教育的领域。我觉得政府也可以宽容一点,学生读不读没关系,这是以其自愿为原则。而对民办学校,政府可以给钱,也可以给政策。现广州有三百所外来工学校,担负了三十万以上贫困孩子的读书问题。现在的问题是:你是要把这些学校杀掉?还是让他继续存在?如果杀掉这些学校,那三十万学生如何处置?现在很多人,包括一些企业家,专家,官员,讲话头头是道,道德高尚,但为何你们不去担当这个责任?

《圣经》里有一个故事,因为人类的罪恶,上帝要毁掉城市里面的人。于是亚伯拉罕就问:“如果城市里面还有五十个人是好的,那你还毁掉这个城吗?”上帝说:“不”。然后亚伯拉罕得寸进尺地说:“有二十五个是好人呢?”上帝又说:“不”。“那十个人呢?”最后城还是被毁了。但事实上,即使是一个人,都是很重要的。 

按国际惯例,都是私立学校先行的。而我国目前情况刚好颠倒,是公办学校先招生,私立学校后招生。公办学校利用税收办起来的,就应该为穷人服务。政府为什么能够存在?他的存在是有合理性和合法性的。国家有军队和可以收税,有其存在的正当性,但一定要把自己的权力用作帮助有需要的人上,如果不是,那就等于把正当性放弃了,是麻烦的。 

我找了一些数据,美国至少比我们多800多个职业,韩国有1567个,再细分的话有11537个,我觉得对每一个专业,在理论上都可以办一个学校或者开一个专业的培训,不应该受到所谓的“200个”的限制。 

中国最大的问题是人口的问题,人口太多,但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转变,将“人口”的包袱转为“人力”,经过大学的培养后再变成人才,从人口的大国变成人才的大国,那就不得了了。早上有老师也说到,我们的土地都开完了,矿产都开采完了,但人力的资源却完全没有开发,人要变成有用的人。 

美国的收入是我们的20多倍,韩国、日本的人均GDP三万多,台湾是两万多,现在中国是三千多,我们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在目前的情况下中国是不是跟西方做一个竞争,把教育彻底开放。美国的社区学校就是可以随便进,几乎是没什么障碍,学校设障碍就是给国民设障碍,就是影响国民读书的障碍。我觉得学校不应该有任何的障碍,不但没有障碍,更应该帮助每个国民。现在招考办通过考试能得到很多利益,为了维护他们的利益,我建议国家给一笔钱设立基金,招考办则转变工作方向,利用这笔钱帮助任何一个国民去找到学习的地方。我觉得教育部是可以这样做的,从砍树的,杀人的,变成种树的,救人的。教育部可以成为一个伟大的部,周济可以成为历史上最牛的人才,而不要落下千古骂名,这是我给他的很好的建议。

当时毛泽东在世的时候曾经做过一件事,他提了两个观点,一是“赤脚医生”,就是民间的医生,是赤脚的,不脱产,背着药筐到处医人,是半中半西的医生。二是7月21号发表的最高指示,叫“721大学”,即不管什么样的地方什么样的人,都可以办大学。毛泽东这么保守的人都可以办721大学,或者叫社区大学,现在更加可以。中国事业人口这么多,大学生就业这么困难,现在是就业压倒一切,一切围绕着就业,只要能帮到国民就业的任何措施都应该放行,这是最重要的,而不是说学校达不达标,老师符不符合什么政策规范。 

我们能不能给教育部设定一个标准在未来20年内赶上菲律宾,能有80%的人可以读书?不知他们能否听到我的讲话和呼吁?我是很希望他们能听到。 

另外,美国有三部教育法案是值得我们分享的,第一部是在林肯时期,解放黑奴后,颁布了一个法案就是教黑奴怎么种地的,就是用七天培训教黑人怎么种庄稼的,这个法案就是国家出钱帮助黑奴学会如何做人的法案。第二个法案是大兵法案。二战结束了,当时一千多万大兵将来怎么办,这时候提出了让他们入大学,把所有的在欧洲和远东的兵送去读书。当时接收这些大兵的都是“野鸡大学”,但到了七八十年代后,这些大学都办得非常好了。最后是克林顿时代的法案,叫“一个也不能少的法案”,就是任何一个人都有权力读书,社会或者政府一定要帮助他读书。

有一个叫聂圣哲的人,在苏州开了一个德胜鲁班木工学校,培养自己的木匠,为很多孩子解决了学习和工作问题。他们并不颁发国家的证书,只发自己的匠士证书,这也是可以的。读书是人间最美好的事情之一,以前看电影说,高玉宝受压迫,不能读书。但现在我们有80%的学生也不能读书,是现代的高玉宝吗?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里面有一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我把它改为,安得学校千万间,大庇天下进修学子俱学习。政府对民办学校即使不给钱,也要给政策,至少也要给予宽容的态度,积极支持。取消任何的办学门槛,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规范管理民办教育的应有内涵应当是准入门槛不高,民间有志于教育的投资人只要看到不难进入该领域,前景明朗,投资人可以放胆前行。但是行政管理者拍脑袋开除的标准令人望而生畏,清规戒律多如牛毛,从校舍校长、教学设施到读书管等等,资金投入非千万富豪不能筹办。教育部的责任在于保障所有儿童包括成年人享受平等、自主的教育权利。教育部的任务在于取消一切举办限制,开放教育,使教育得到多样化发展。

我上年在广东的媒体发表了一篇引进外国大学办学的文章,后来国务院把澳门旁的横琴岛划归澳门,现在那里办起了一所大学。我儿子现在在澳洲,每年花费的钱不少。中国孩子每年花在外国接受教育的费用上千亿,如要让这些外国大学都来中国办学,那不是既能培养人才,又易于监管吗?

另外我们要培养宽容的国民。六十年来中国人的精神似乎都没长大,仍然是一个愤青,没有思维,没有理性。我们不要再培养愤青,不要再培养革命、斗争、杀地主的文化,这些对国家的统治是不利的,我们要培养和谐的文化和社会,去掉怨恨。

为了中国的大国崛起,教育应一马当先,使人口大国成为人力资源大国。谢谢大家。


2009/8/1 参考消息 <go2group@gmail.com>
——本文发表于《教育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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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a 牛博山寨头条 by 信力建 on 7/26/09

 
如果问:番茄和土豆谁更营养?估计没几个人说得上来。但如果问谁更漂亮的话,我想大多数人都会得出自己的看法。

 

新东方和北京大学谁更牛?这个问题可能不靠谱,但回答不难:一个民办,一个国立;一个非学历培训,捡到篮里都是菜;一个国内一流高校,教育部承认学历并保驾护航,挤破头也难进去;一个有钱有名气,一个有钱有势更有名气……说了等于没说。

 

除去名校与山寨版名校的外壳,其实还可以找到一些可比的量度。

 

以出国英语培训起家的新东方,据说培养了80%的中国留学生。新东方为学莘们提供了从语言、生活到心理等方面的培训以及留学规划服务,让他们能够更快地适应当地生活,顺利开展学业。通过新东方培训后出国升学的占总学员的八成以上。

 

而从各地国立名校走出国门的学生们,也为数不在少,大多进入了国外高等院校。2008年有一份统计,自1985年以来,七成左右的北大清华高科技专业学生,毕业后选择国外高校继续就读。

 

北大创立111周年,新东方创办16年。这些瞎子都能分辨的不同,其实很表面。它们最大的不同,还是资金。新东方1993年创办的时候是私人投资,所谓“三驾马车”,跑着跑着就成了航空母舰。2006年更在美国上市,来自世界各地的投资纷纷涌入,借着这股势头,新东方开办了其它不同层次和种类的学校,基础教育也有,除了帮中国人学外语,也帮外国人学中文。也就是说,新东方作为有史以来集资能力最强的国内教育机构,用了一招“乾坤大挪移”,把美国人的钱引进中国办教育;而北大的主要资金来自国库。开办的时候用的是“庚子赔款”,与赔款同时投入办学的,还有现代大学教育制度。原本希望借助这笔由西方而来的资源培养出新中国建设的中流砥柱,培养出现代型人才。无可否认,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北大确实成为中国社会的启蒙中心,汇聚着新文化新思想的大学精神的象征。然而这些近几十年已经有所改变。

 

北大开办到现在,可以说汲收了中国最顶尖的资源,得到了政府最好的礼遇,最优秀的学生,政策,人才,资金,要什么有什么,聚拢了这些把北大送上了国内高等教育最顶端的那个位置,几欲与世界名校比肩。然而撒播了龙种,收获的搞不清是什么……国家投入的资金,国民纳税的钱,北大办成了最漂亮的、最有档次的、为少数人服务的留学通道,当之无愧成为第一流的世界级高校,的预科。

 

新东方和北大,两者的区别就象蕃茄和土豆一样明显。同样是留学预科,就因一个国字头,一个是民办,办学的模式不同,得到的待遇也大不相同。在社会效益上,我斗胆断定,一所新东方至少等于两所北大。追根究底,是什么造就了今天的新东方和北大?与其说是资金来源,还不如说是由于共享式、开放式的社会办学,闭锁式、精英化的行政办学,这两种方式迥异所带来的反差。

 

如何善用教育财政经费,如何调动教育政策的杠杆,才能兼顾公平与效率?使国民、国家的利益最大化?使财政投入的效益也得以最大化?教育资源分配的标准是什么?理应有更冷静、更理性的分析。

 

——本文发表于《教育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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