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澳洲到福州，我寻到了爷爷的乡愁
黄淑琳为纽约时报中文网撰稿 2013年04月01日
上世纪30年代末，我爷爷离开了他在福建的老家。爸爸在马来西亚出生长大，跟妈妈结婚之后迁到澳大利亚。今年春节，我这个土生土长的澳大利亚华裔回到了爷爷的老家――过年。
爷爷1918年9月9日出生在中国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义序中厅村。他六岁时，曾祖父去世了。爷爷和他弟弟年纪尚小，靠卖海蛎为生。到了30年代，一家人都快饿死了，于是，十几岁的爷爷一个人坐上了去马来西亚的船。
过了几年，爷爷第一次回国探亲，临走前，他弟弟把他一直送到船上。当船准备离开码头，弟弟说想跟他一起去马来西亚。但爷爷说："如果我们俩一起去，谁来照顾妈妈和妹妹呢？回家去，再给我几年，我先在马来西亚赚钱，然后回家跟你们一起过日子。"
离乡前爷爷就和一个福州的女孩子订了婚，但快要结婚的时候，侵华日军占领了福州。爷爷没法回国娶她，她也没法出国嫁给他。后来，爷爷娶了奶奶，一个已经和她父母定居马来西亚的福州女孩。四十年代末到五十年代末，爸爸和他的兄弟姐妹相继出生。
八十年代中，我的父母迁到澳大利亚，我和弟弟在那里长大。但在我出生之前，爷爷就去世了。所以对我来说，他成了几个模糊的故事。
现在，因为在中国旅居学习，我下决心趁这个机会"回家过年"。
从澳洲到福建"寻根"
我抱着紧张的心态，卷入了中国铁路的"春运"，坐动车跨越了半个中国到达福州南站。一到福州，我就发现没有什么可担心的。我的亲戚们争相邀请我和他们一起过年：
"你要住在谁的家？住在我们这边吧。"
"不行，已经说好了，你要住在我们那边，今早就挂新的窗帘。"
"你要在哪里过除夕？在福州市跟我们伯伯伯母过吧。"
"干嘛要在福州过除夕？一定要在村里过，这样才会有浓厚的气氛。"
老家义序在福州市南边，包括七个村子，共有三万居民左右。全村人几乎都姓黄，亲戚告诉我，祖先生活的年代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885年。按照老家宗祠的排行，我这一代算第四十代。
记得在澳大利亚上小学时，每年我们几乎都有机会去各种历史博物馆和图书馆在馆藏记录里"寻根"。而我会带一本小说去打发时间，因为早就放弃了希望――有关我祖先的信息在澳大利亚图书馆里根本查不到。
我假装无所谓，好像把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在书里。但说实话，我特别想做个"普通"的澳大利亚孩子。所以常常会想，为什么自己不能像其他人，在图书馆里 找到家人的历史。没想到，虽然澳大利亚图书馆的书架上找不到他们的踪迹，但在中国的宗祠里，他们的的确确就端坐在那儿，千百年来代代相传，从未间断。
我不只有一个宗祠，还有一个宗族村落。在这个几乎所有人都血脉相连的村庄里，我处处都能寻到家族的踪迹。每次跟堂哥堂姐走在路上，到处都能碰到亲 戚。在市场卖鱼的叔叔、便利店的阿姨、在路边卖早点的夫妻、出租车的司机、理发店的师傅、骑摩托车的哥哥、在街角接电话的姐姐都是远房亲戚。
早上在菜市场能闻到刚蒸出炉的馒头的香气和海鲜的腥味。孩子们拿着卡通氢气球，陪爸爸妈妈买春节的菜，夹在人群中的摩托车差一点撞到买菜的人。我特 别喜欢"愤怒的小鸟"和"喜羊羊"的电动灯笼，他们可比我以前在悉尼唐人街过元宵节买的那些纸做的灯笼高级多了！在路上，到处都会听到福州话，虽然我完全 听不懂，但能分辨出这就是小时候爸爸称呼马来西亚的奶奶的腔调。黄昏时，三轮车顶上装着扩音器，大声放着晚上将有脱衣舞表演。
我跟四岁的外甥走到村子边，经过菜地、果园、养殖鸡鸭牛羊和金鱼的地方时，他一一问候所有家禽牲畜，笑死我了。
"小羊好，小羊再见。牛去哪里？我问过它，它要去哪里，但它不理我。"
回到老家的感觉真好。
老家过新年
某种意义上，在中国过春节和我们在外国过圣诞节很像。厨房里到处都是菜、小朋友跑来跑去，阿姨们会聚在我周围和我天南海北地聊天。
"你这么瘦，要多吃一点！"
"你胖了，不怕吗？"
"皮肤不好，吃点中药。"
"穿这么少怎么行，多穿点才暖和！"
但换个角度来看，在中国过年又截然不同。在澳大利亚，虽然初一早上我和我弟弟会收红包、大家相互拜年；早上吃甜汤，晚上吃鱼生，但白天我们都要上班上学，不放假。
而在老家，从小年开始就要祭祀。每天要供不一样的神――灶神、土地爷、门神、天地、祖先。每天亲戚朋友都来到我们这里相互送礼、聊天、喝茶、吃"福橘"。他们宰鸡杀鸭，我扮演旁观者的同时，觉得自己实在没什么有用的生活技能。
除夕那天，看完春晚之后，我们爬到楼顶。我从未离漫天烟火如此近过。在悉尼，我们有大名鼎鼎的岁末烟花，但对我来说，这二者简直没有可比性，这边才算真正的热闹！初一早上起床时还可以听到鞭炮的声音，到处都弥漫着火药的味道。
我给爸妈打电话，兴奋地向他们描述昨晚的演出。听完之后，他们很无所谓地回答："嗯，没错，小时候在马来西亚也是那样。初一时，附近的理发店常常会着火。"
我果然是一个在大城市里长大的孩子。
传统的盛与衰
村子里的传统风俗不仅是"活"的，而且很兴旺。
我被中国亲戚之间的称呼难倒了。我假装用相机记录在村子里的生活，其实却把每个人拍下来，晚上偷偷复习。
"伯伯、伯母、舅妈、舅丈、大叔叔、大婶婶、小叔叔、小婶婶、姐夫、嫂子。"
外甥天天听到其他人叫我的名字，所以一天晚上吃饭时，他也直接叫我的名字。席上所有人都吓了一跳，有人敲他的脑袋："没礼貌！"这让我想起四岁那 年，在澳大利亚的幼儿园，我叫白人朋友的爸爸"叔叔"的时候，其他同学哄堂大笑。那次尴尬的经历后，小小的我就在脑袋里悄悄制定了一次策略：除非他们长了 一张华裔的脸，否则绝不开口叫叔叔阿姨，不然大家都会觉得我很怪。
虽然我有点适应不了村子里很浓的重男轻女意识，但觉得红娘和坐月子的故事特别有趣。"什么？"我问堂姐，"坐月子时你每天吃了七个鸡蛋？没有洗澡、洗头、洗手、刷牙？！"这个现象虽然在中国那么普遍，但是就连我学妇产科的澳大利亚朋友都从来没有听说过。
但是，有些东西也在逐渐变化。
堂哥告诉我，他小时候每年到端午节，大家都会为了赛龙舟而请假，现在却没人这样做了。
有一天，堂哥和姐夫带我去找奶奶的老家，唯一的线索是一个电话号码。一个1975年从福州迁到南平的叔叔接了电话。几小时后，我们找到了奶奶的老 家，村子离福州的大学城不远。走进村子时，我天真地想，奶奶的村子会像爷爷的村子一样热闹。然而实际上，我只找到了一间老房子，里面住着两位非常年迈、关 系非常远的亲戚。
站在奶奶的爸爸出生的房间里，我想，很多华裔寻根的时候，即使能找到老家，也会发现他们所谓的老家就像我奶奶的村子那样，几乎所有人都已经搬走了。那一刻，我才完全明白，能找到爷爷的村子，而且村子还如此生机勃勃、亲戚们都友好热情，是件多么幸运的事。
但这种幸运不一定会长在。老家的热点话题就是拆迁。亲戚说，拆迁义序的计划包括在福州市的城市规划里。
我给住在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澳大利亚的亲戚写邮件，告诉他们我在老家的经历和感受。我也告诉他们这里有拆迁的可能性，虽然没直接说，但意思是"快回 来吧，谁知道十年后我们这么特别的村子还会不会继续存在呢？"我让他们把近照发给我，告诉他们中国的亲戚会每一张都非常仔细地看。我也建议我们都可以通过 Skype软件视频聊天。
我慢慢收到大家的回信和照片。但从我的那一代起，只有几个能说中文的堂兄妹回信说愿意用Skype通信。我很失望地跟妈妈讲这件事的时候，她说： "那当然了，你想一想，作为一个第三代的华裔，如果你一点中文都不会，不仅可能会觉得有点丢脸，也无法跟你的中国亲戚真正交流。"
八十年的乡愁
在大学里，我曾经上过一门研究亚裔族群的课。有一句话我记得很清楚。教授说："第一代移民想出去奋斗，第二代想融入那边的社会，到第三代才可以考虑回去"寻根"这种奢侈的事情。但是到了这一代，要回去就太迟了。"
我离开的前一天晚上，叔叔回忆起他爸爸（我爷爷的弟弟）房间的样子。床旁边有一个玻璃柜子，里面都是爷爷和他家人的照片。睡觉之前，堂姐说她记得小时候，她的爷爷有一个皮箱，像女孩子出嫁时装衣物的箱子那样。
"小时候，我们不知道里面有什么，只知道是爷爷最宝贵的东西。他每天晚上会把里面的东西整理一下，偶尔会把里面的报纸、信件等拿出来看。他去世之后，我才发现里面的东西都是你爷爷给他写过的信、关于马来西亚华人的文章。"
而我记得爸爸曾告诉我，他唯一一次看到爷爷哭是一天半夜，爷爷以为全家都睡了，听到了《世上只有妈妈好》这首歌，就开始默默地泪流满面……
八十年前的那天，爷爷的弟弟在船上听了他的话，就回家等哥哥了。谁知，一等就是一辈子。
虽然爷爷始终抱着回家的梦想，但是因为历史原因，他再也没有机会回国。1976年，爷爷因为胃癌在马来西亚去世。
我们从未见面，但我却终于回到了爷爷生长的地方，回到了他日夜思念的村庄。
今年在老家，堂姐抓住我的胳膊："如果你没有回来，我们知道在外面有一个妹妹，但只是表面上的妹妹而已。你要多回来啊，不然……"我知道她是想说："不然真的太晚了。"
黄淑琳(Sue-Lin Wong)是《纽约时报》北京分社实习生。张晨、罗天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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