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迅雷 | 2013年04月27日 星期六 11:28 AM
从目前发现的H7N9病例及传染病学的角度看，该病毒大致是通过鸟类或家禽传播的，应该与早先的死猪无关。笔者不是学医的，当然也不懂H7N9病毒起源、变异情况，也不知道传染究竟是通过怎样的途径。但仍然试图从经济学的角度去探讨H7N9与死猪之间的关联性。
(图片来源: 路透社)
李迅雷：H7N9病毒传播与黄浦江死猪之间难逃关联
饲养密度过高是导致禽畜疾病泛滥的一大诱因
近年来由于禽畜养殖造成的疾病传染事件和食品安全事 件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因此，从不同角度去研究触发因素也是非常有益的。禽畜饲养环境过差，应该是中国的一个普遍现象。比如，来自嘉兴市畜牧局的数据显 示，嘉兴养猪户达到13万余户，2010年饲养生猪超过770万头，生猪存栏量为297万头，嘉兴之所以饲养规模如此之大，主要是因上海市区禁养和限养生 猪后，大量生猪养殖转移到嘉兴地区。据了解，嘉兴市畜禽养殖以小、散、多、密为特征，规模化养殖水平比较低，造成的污染也较为严重。而嘉兴原本在也已经规 划限制生猪产量，计划到2015年把生猪存栏量降至200万头。可见，嘉兴也已经意识到养猪规模过大的危害性，但对危害的应对不够坚决和及时。
同样，家禽养殖和运输环境之差也同样令人担忧。中国家禽养殖业规模偏小、密度偏高、养殖卫生条件差，而且普遍存在环境污染问题。有防疫专家测算，"超过一 定规模后，密度每增加一倍，感染疫病的风险要增加六倍。"由于家禽排泄物随意排放，恶化了家禽自身的生存环境，使其容易产生各类流行性疾病。各种排放物还 会造成严重的空气、水源和土壤污染。而家禽运输过程的卫生措施不力也容易导致各种病毒的传播。
那么，为何不能改善禽畜养殖环境、降低养殖密度呢？这实际上涉及到经济学问题，即为了获得更高盈利，就需要降低成本。采用集约化、规模化的经营方式虽然是 现代农业的发展方向，但过于低廉的养殖利润，让不少禽类养殖户减少场地投入、以数量取胜，"过密化"饲养成为禽流感传播的重大安全隐患。而过低的利润，不 是生产技术原因，而是中国农牧业特有的人多地少的产业特征所决定的。
农业也不例外：高产量依赖大量使用化肥农药
据统计，美国农民人均拥有的耕地面积超过70公顷，英国为12.4公顷，连日本也有2.5公顷，但中国若按官方公布的2.6亿农业劳动力计算，每个农民人 均耕地面积只有0.4公顷，若按本人估计的1.6亿农业劳动人口计(见拙作《中国还有多少农村劳动力可向城市转移》)，人均也仅有0.6公顷，与印度水平相当。按世界银行数据，2010年，中国农业劳动力人均增加值只有545美元，是日本的七十四分之一，而全球的平均为1061美元。可见，太多的农业劳动力要维持生计，只有通过提高土地的单产。
而要提高土地单产，除了规模化、集约化经营外，化肥农药的大量使用也是一种手段，如2009年中国每公顷耕地使用的化肥量达到504公斤，是全球平均使用 量的4倍多，是美国的近5倍。为此，2010年中国每公顷耕地的谷物产量为6988公斤，远超美国和日本，几乎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但大量使用化肥、农 药及抗生素的后果是，土壤板结、地下水污染、农产品农药残留物超标、食用者深受其害。这与禽畜饲养中的为提高产出率所造成的后果异曲同工。
农业农民农村补贴过少酿成的苦果终将自尝
那么，有什么办法让从事农牧业的劳动者增强环保意识和农产品和肉食品的安全性呢？提高农业劳动者收入水平是关键，就目前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而言，几乎是全球最大的，达到3.2:1，而印度大约是2:1，日本农民的收入甚至高过城市劳动者的收入水平，这是因为日本政府通过对进口农产品的实行超高关税和给农民大量补贴。日本农民的收入构成中，超过50%是政府补贴，而中国农民的收入构成中，超过50%是农民靠自身从事非农业劳动所获得的各种收入来维持生计。
由于中国第一产业和二、三产业之间的人均收入差距接近10倍，故中国的农业劳动人口就不断往城市转移，这属于市场行为，目前仍在进行中。那么，政府应该采 取怎样的应对策略呢？发展现代农业、家庭农场、农村城镇化固然是提高农村劳动力收入水平的一种手段，但这远远不够，因为发达国家的农业也都实现了现代化， 但所有的发达国家都无一例外地对农民实行补贴和养老保险。更何况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劳动人口多、人均耕地面积极少的国情下更需要政府大规模增加补贴。
此外，支持农业政策不仅需要制定，还需要尽快落实到位。如在对待嘉兴死猪的问题上，政府的方案是每处理一头死猪，补贴80元，但这一方案却未能得到有效落 实，导致大量死猪被丢弃在河道里。同样，解决农业转移人口城市户籍的口号也喊了六年多了，迄今落实情况也很不理想。农民工依然被看成是工业化所需劳动力， 长期以来一直没有获得城市居民待遇。
任何一种盈利模式，既有回报，又会有代价。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以及经济的高增长的实现，付出的代价已经逐步显现出来，需要花极大的成本去逐步修复。故要从根本上解决死猪问题、H7N9病毒流行问题，以及更多与环境卫生、食品安全与健康相关的，无非是两条，一是大幅增加对农民、农业的补贴，二是尽可能多地去兑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承诺。
但这都需要花钱却不会带来短期回报的方案，过去的事实也证明，凡是如土地拍卖、招商引资等活动，地方政府都趋之若鹜；凡短期内不能见效的，或者不能产生明 显回报的，往往会拖延不办。这从我国财政支出的结构中可以发现，如用于民生方面的所占比重较低，更重要的是，即便用于民生领域，直接作为补贴发放给低收入 群体的，又少之又少。
如何消除全社会急功近利竭泽而渔心态
当然，近年来，财政用于民生的比重已经逐步上升，财政的透明度也在提高，这都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希望今后我国的国民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力度能继续加大，在初 次分配和再分配两个环节上大幅提高农民和农业转移人口的收入和社会保障。如今，中国经济已经步入负债式增长阶段，这也是中国高增长阶段结束后的无奈选择。 但希望这些负债的用途能更加透明化，更多地用于三农方面。
只有缩小不同产业间的收入差距，缓解整个社会的贫富悬殊现象，才能让农业及其他低收入行业的广大群体安居乐业，才能消除整个社会存在的急功近利、竭泽而渔 的心态，否则，环境破坏、食品污染、疾病传播等影响全社会的问题，就难以得到根本解决。故从这点上看，H7N9病毒的传播与黄浦江上漂浮的死猪之间，确实 存在相关性。
李迅雷 | 2013年04月27日 星期六 11:28 AM
从目前发现的H7N9病例及传染病学的角度看，该病毒大致是通过鸟类或家禽传播的，应该与早先的死猪无关。笔者不是学医的，当然也不懂H7N9病毒起源、变异情况，也不知道传染究竟是通过怎样的途径。但仍然试图从经济学的角度去探讨H7N9与死猪之间的关联性。
(图片来源: 路透社)
李迅雷：H7N9病毒传播与黄浦江死猪之间难逃关联
饲养密度过高是导致禽畜疾病泛滥的一大诱因
近年来由于禽畜养殖造成的疾病传染事件和食品安全事 件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因此，从不同角度去研究触发因素也是非常有益的。禽畜饲养环境过差，应该是中国的一个普遍现象。比如，来自嘉兴市畜牧局的数据显 示，嘉兴养猪户达到13万余户，2010年饲养生猪超过770万头，生猪存栏量为297万头，嘉兴之所以饲养规模如此之大，主要是因上海市区禁养和限养生 猪后，大量生猪养殖转移到嘉兴地区。据了解，嘉兴市畜禽养殖以小、散、多、密为特征，规模化养殖水平比较低，造成的污染也较为严重。而嘉兴原本在也已经规 划限制生猪产量，计划到2015年把生猪存栏量降至200万头。可见，嘉兴也已经意识到养猪规模过大的危害性，但对危害的应对不够坚决和及时。
同样，家禽养殖和运输环境之差也同样令人担忧。中国家禽养殖业规模偏小、密度偏高、养殖卫生条件差，而且普遍存在环境污染问题。有防疫专家测算，"超过一 定规模后，密度每增加一倍，感染疫病的风险要增加六倍。"由于家禽排泄物随意排放，恶化了家禽自身的生存环境，使其容易产生各类流行性疾病。各种排放物还 会造成严重的空气、水源和土壤污染。而家禽运输过程的卫生措施不力也容易导致各种病毒的传播。
那么，为何不能改善禽畜养殖环境、降低养殖密度呢？这实际上涉及到经济学问题，即为了获得更高盈利，就需要降低成本。采用集约化、规模化的经营方式虽然是 现代农业的发展方向，但过于低廉的养殖利润，让不少禽类养殖户减少场地投入、以数量取胜，"过密化"饲养成为禽流感传播的重大安全隐患。而过低的利润，不 是生产技术原因，而是中国农牧业特有的人多地少的产业特征所决定的。
农业也不例外：高产量依赖大量使用化肥农药
据统计，美国农民人均拥有的耕地面积超过70公顷，英国为12.4公顷，连日本也有2.5公顷，但中国若按官方公布的2.6亿农业劳动力计算，每个农民人 均耕地面积只有0.4公顷，若按本人估计的1.6亿农业劳动人口计(见拙作《中国还有多少农村劳动力可向城市转移》)，人均也仅有0.6公顷，与印度水平相当。按世界银行数据，2010年，中国农业劳动力人均增加值只有545美元，是日本的七十四分之一，而全球的平均为1061美元。可见，太多的农业劳动力要维持生计，只有通过提高土地的单产。
而要提高土地单产，除了规模化、集约化经营外，化肥农药的大量使用也是一种手段，如2009年中国每公顷耕地使用的化肥量达到504公斤，是全球平均使用 量的4倍多，是美国的近5倍。为此，2010年中国每公顷耕地的谷物产量为6988公斤，远超美国和日本，几乎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但大量使用化肥、农 药及抗生素的后果是，土壤板结、地下水污染、农产品农药残留物超标、食用者深受其害。这与禽畜饲养中的为提高产出率所造成的后果异曲同工。
农业农民农村补贴过少酿成的苦果终将自尝
那么，有什么办法让从事农牧业的劳动者增强环保意识和农产品和肉食品的安全性呢？提高农业劳动者收入水平是关键，就目前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而言，几乎是全球最大的，达到3.2:1，而印度大约是2:1，日本农民的收入甚至高过城市劳动者的收入水平，这是因为日本政府通过对进口农产品的实行超高关税和给农民大量补贴。日本农民的收入构成中，超过50%是政府补贴，而中国农民的收入构成中，超过50%是农民靠自身从事非农业劳动所获得的各种收入来维持生计。
由于中国第一产业和二、三产业之间的人均收入差距接近10倍，故中国的农业劳动人口就不断往城市转移，这属于市场行为，目前仍在进行中。那么，政府应该采 取怎样的应对策略呢？发展现代农业、家庭农场、农村城镇化固然是提高农村劳动力收入水平的一种手段，但这远远不够，因为发达国家的农业也都实现了现代化， 但所有的发达国家都无一例外地对农民实行补贴和养老保险。更何况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劳动人口多、人均耕地面积极少的国情下更需要政府大规模增加补贴。
此外，支持农业政策不仅需要制定，还需要尽快落实到位。如在对待嘉兴死猪的问题上，政府的方案是每处理一头死猪，补贴80元，但这一方案却未能得到有效落 实，导致大量死猪被丢弃在河道里。同样，解决农业转移人口城市户籍的口号也喊了六年多了，迄今落实情况也很不理想。农民工依然被看成是工业化所需劳动力， 长期以来一直没有获得城市居民待遇。
任何一种盈利模式，既有回报，又会有代价。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以及经济的高增长的实现，付出的代价已经逐步显现出来，需要花极大的成本去逐步修复。故要从根本上解决死猪问题、H7N9病毒流行问题，以及更多与环境卫生、食品安全与健康相关的，无非是两条，一是大幅增加对农民、农业的补贴，二是尽可能多地去兑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承诺。
但这都需要花钱却不会带来短期回报的方案，过去的事实也证明，凡是如土地拍卖、招商引资等活动，地方政府都趋之若鹜；凡短期内不能见效的，或者不能产生明 显回报的，往往会拖延不办。这从我国财政支出的结构中可以发现，如用于民生方面的所占比重较低，更重要的是，即便用于民生领域，直接作为补贴发放给低收入 群体的，又少之又少。
如何消除全社会急功近利竭泽而渔心态
当然，近年来，财政用于民生的比重已经逐步上升，财政的透明度也在提高，这都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希望今后我国的国民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力度能继续加大，在初 次分配和再分配两个环节上大幅提高农民和农业转移人口的收入和社会保障。如今，中国经济已经步入负债式增长阶段，这也是中国高增长阶段结束后的无奈选择。 但希望这些负债的用途能更加透明化，更多地用于三农方面。
只有缩小不同产业间的收入差距，缓解整个社会的贫富悬殊现象，才能让农业及其他低收入行业的广大群体安居乐业，才能消除整个社会存在的急功近利、竭泽而渔 的心态，否则，环境破坏、食品污染、疾病传播等影响全社会的问题，就难以得到根本解决。故从这点上看，H7N9病毒的传播与黄浦江上漂浮的死猪之间，确实 存在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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