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裔学生解决波士顿择校问题
报道 2013年03月25日
Gretchen Ertl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史鹏在麻省理工学院位于坎布里奇的校园里。他关于波士顿学校的分配方案即将面对委员会投票。
波士顿——就在当地学校负责人和家长们在公开会议上争论如何给波士顿的公立学校分配学生时,一位瘦高的青年男士正在默默地从旁观察。
他迅速发现了这一复杂问题的症结所在:在一个没有几所好学校的城市,教育部门怎么能设计出一个让孩子们就近上好学校的方案呢?此外,这一方案能否确保穷人家的孩子也能像富人家的孩子拥有同等的机会,可以读上好学校呢?
目前,针对幼儿园到八年级的学生,教育部门将波士顿划分为三大学区,这一做法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惨痛经历,即用于结束种族歧视的强制校车混合接 送制度(波士顿依据美国最高法院的裁决让黑人和白人学生混坐校车,目的是为了反对种族歧视,却加剧了公立学校的种族隔离——译注)。如今,很多学生仍需坐 校车到离家很远的学校上学,而很多贫困生则仍就读于一些低水平学校。
去年,一个由27名成员组成的顾问委员会对可行方案进行了研究,并权衡了其他方法。该委员会曾考虑通过增设学区来解决不平等问题,但最终进入了毫无希望的死胡同。
这位年轻人是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的博士生史鹏(Peng Shi,音译),24岁。他开始在会上提问并和家长进行讨论。随后,他提出一个建议:为什么不彻底摒弃学区这个概念呢?
对波士顿来说,这是一个突破。对于如何在不划分学区的情况下把近4万名学生分配到96所学校这个问题,史鹏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而且很快就把其他大约十个提案比了下去。
经过多轮商讨,最终方案为每个家庭提供了至少6所备选学校,首先是两个离家最近的好学校,接下来是离家最近的两所至少中等质量的学校。
上个月,经过一年的研究和70多次社区会议之后,顾问委员会以压倒性的票数推荐波士顿学校委员会(Boston School Committee)采纳史鹏的方案。学校委员会计划在周三晚上就此进行投票。
并不是所有人都对这一方案感到满意。批评人士称这一方案仍不够公平。但如果获得通过,这一方案将成为波士顿近25年来最重大的学生分配体制调整,并将最终解决臭名昭著的校车接送方案的遗留问题。
波士顿聘请了一位公正客观、拥有编程能力而且没有政治意图的局外人来建立这个模型,这说明了城市学区问题如今所具有的复杂性。包括波士顿在内,很多 地方的学区都深受不公平性的困扰,而且这些地方本来就没有几所好学校,因此大多数有色人种学生只能在低水平学校中做出选择。在波士顿,人们对这个历史遗留 问题积怨已久,以至于之前重新划分学区的尝试都以失败告终(虽然2005年该地区确实改变了分配学生的算法)。
史鹏和波士顿教育系统没有瓜葛;他出生在中国,在加拿大长大。但他对市场设计有着浓厚的兴趣,而市场设计能帮助决策者就复杂问题进行权衡,进而对社会产生积极影响。
学区主管卡罗尔・约翰逊(Carol R. Johnson)在谈到史鹏的模型时说:“这是具有突破性的方案,因为它不仅考虑到了地理位置问题,还有学校的质量。”(对于波士顿来说,这是一个创新方案。而其他城市,包括芝加哥和旧金山,则都已使用类似的方法。)
全面调整学生分配体制的行动始于去年。当时,市长托马斯・梅尼诺(Thomas M. Menino)表示,他希望孩子们能就近上学,并藉此促使家长更多地参与教育事务,同时增强邻里之间的凝聚力。
但很多家长抱怨说此举对公平性的关注不足,而且该地区的根本问题是缺乏好的学校。
梅根・沃尔夫(Megan Wolf)女士是一个平民家长组织的成员。她说:“史鹏参加了会议,但只是去当听众。”
尽管社会经济背景不同,但家长们都担心自己的子女会在争夺当地仅有的几所好学校时败下阵来,然后只能去上那些较差的学校。他们说,就算不举家搬出波士顿,一些家庭也极有可能放弃公立学校教育。白人占波士顿人口总数的47%,但白人学生仅占公立学校学生总数的13%。
沃尔夫女士说:“史鹏在一开始就说,‘我听到的是家长希望子女能就近上学,但他们真正关心的是教育质量。’他说,‘目前我正在做的工作就是设法满足这两个要求。’他没有政治意图。”
去年,史鹏提出的全美肾脏移植交换方案没有得到采纳,他随后对学校分配体系产生了兴趣。作为基督教团体的活跃分子,史鹏说:“我曾祈祷能找到另一个项目。”
史鹏出生在中国昆明,父亲是统计学教授,母亲是一名腹部外科医生。在他11岁那年,史鹏一家搬到了加拿大,为的是让他接受那里的教育。他在多伦多念 了高中,后来接到了麻省理工、普林斯顿(Princeton)和杜克大学(Duke)的录取通知。由于家里资金紧张,史鹏选择了向他提供全额奖学金的杜克 大学。
他说自己喜欢“用数学和量化思维方式,以便尽可能使用上帝赐予我的天赋。”
但波士顿的问题并不容易,而史鹏的父亲又患上了肺癌。圣诞节休假期间,他每天在多伦多工作18个小时,并与自己的老师、远在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教 授帕拉格・帕萨科(Parag Pathak)以及波士顿大学(Boston College)的泰方・索恩梅兹(Tayfun Sonmez)交换意见。
学区和梅尼诺市长曾委托帕萨科博士的工作室来设法预测家长们在各种新方案中会选择哪些学校。该工作室设在麻省理工的学校效果和不平等性动议机构 (MIT’s School Effectiveness and Inequality Initiative)。以家长们过去做出的选择为基础,史鹏设计了一个计算机模拟系统,并就需求进行了建模,然后生成了上万份文件和图形。
但是顾问委员会成员仍需考虑诸多重要因素,例如离家的距离、标准化测试分数、家中是否有兄妹上学以及整体公平性。
帕萨科教授说:“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于怎么做才公平,以及最需要择校的都是哪些人?说到底,这些都是价值判断问题。”
该计划一个具有争议的元素就是“步行范围优先权”,这将让居住在学校步行范围内的学生享有优先权。
帕萨科博士和索恩梅兹博士所做的研究显示,步行范围优先权实际上并没有给住在学校附近的学生带来多大的优势。但史鹏最初的方案中并没有步行范围这一说法,而且他在接受采访时说,他个人觉得没有必要加入这一元素;但随后这一元素还是被加了进去。
步行范围优先权已经成为了一个极具标志性的要素,而学区主管约翰逊女士上周说,她正在“重新考虑自己在步行范围优先权方面的立场。”她表示,在学校委员会最终投票之前,她预计周三晚上会有一些人试图将这一元素从方案中拿掉。
不过,就连批评者都认为,史鹏帮助大家打破了思维定势。如果没有他的帮助,最终的方案只会更差。
从他自己的角度来看,史鹏说他觉得自己的成绩并不值得炫耀。
他说:“我们只能做一部分贡献,而且我们觉得自己并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如果把它简化成一个数学问题,人们就会觉得能找到解决方法。但现实生活要复杂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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