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一统的“祛魅” | | | 作者：杨泽斐 |
一
千年的文明煅造了中国人“大一统”的文化心理，渴望安定、统一、强盛乃是每一个胸怀大志帝王所孜孜以求的目标，每一个秉持“修齐治平”读书人建功立业的平台，每一个作为贩夫走卒平头百姓的生活理想。千百年来，史官会将“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一代天骄”文治武功，一统江山的丰功伟业彪炳史册，让后世的人读到这一段历史时血脉喷张。因而，大一统的观念变被奉为正朔。大一统的理念也深深地渗透在我们民族的基因中。
与许多凡夫俗子一样，每当谈及分裂与统一，总是固执地认为，统一乃是理所当然的，分裂时不可容忍的。在这个生于斯，长于斯的国度中，统一永远是主流，分裂永远是支流。在“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历史铁律下，分裂年代必将穿越历史的三峡，最终迈入“天下大同，民胞物与”的历史终点。这样的迷思被一本书所打破--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系教授葛剑雄的《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增订版）》。在90年代两岸统一、香港回归、一国两制的政治环境下，葛剑雄教授能够挑战千年历史大一统的政治正确性，实事求是地还原真实地历史，其学术勇气可嘉。
本书廓清了以下几个我们常用的、模糊的但由深入人心的一些概念，比如九州、天下、中国、四海等，统一与分裂的定义和标准，天命和人事在统一与分裂过程发挥的作用，统一和分裂各自的优劣势等。
根据葛教授的标准，本书让人得出了一个令人沮丧的结论，即按照严格意义的标准，中国统一的时间仅仅81年！“对中国而言，分裂、分治的时间是主要的，统一的时间是非常短暂的。而对中原王朝而言，统一的时间略少于分裂的时间。”，这样的结论对于保守知识分子来说无疑是不能接受的。
分裂的时间多于统一的时间，除了众所周知的地域太广、民族混杂、灾害频繁等客观条件，最主要还在于“在统一政权中产生的消极因素和社会弊病的根源不是统一本身，更不是统一带来的和平安宁和经济繁荣，而是政治制度，或者说是用什么制度来实现统一，如何统一，统一到什么程度。同样，分裂社会中存在的积极因素也不是分裂本身带来的，更不是战争和破坏所能造成的，而是冲击、消弱了旧制度的结果，是外力迫使中央集权制度暂时或局部解体的副产品。”
确实可以换一种角度思考统一于分裂的问题。统一之下的盛世或许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完美，分裂之下也并非一无是处。分裂之下或许民众拥有更多地个体自由，多元的学术环境滋养大师。
想想当年，秦始皇凭借秦国的虎狼师之横扫六合，“六王毕、四海一”，文治武功何等耀眼，先秦“大一统”的理想终究成为活生生的现实。但是，这一模式也开创了后世帝王追求大一统的痴梦，这块看似无上光荣的成就，充满了千秋万代，万世一系等冠冕词汇，用文治武功、泰山封禅、祭祀天地、犒劳宗庙等活动来百般点缀。但是，又多少人看到，大一统的帝国荣耀的背后亦是普通百姓在历史滚滚车轮下的呻吟。帝王们除了追求让后人敬仰、称颂的虚荣之外，只不过想“山川渔泽之利”囊入股中。想拥有更多土地，榨取更多民众的血汗而已。“率土之滨，莫非王土”。
等待那些臣服于锦绣帝国的士子的，是更大的悲剧。从焚书坑儒到“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先秦时期的思想自由顿时灰飞烟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各种思想被一元化的思想所阉割，可怜的士子们活生生地成为了思想阉人。思想的禁锢给中华学术打造了一个牢不可破的牢笼。
盛世之下必有积弊的种子。普通百姓仍逃不出“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宿命。一旦遇到好大喜功，穷兵黩武的君主，百姓则如牛马、如蝼蚁、如草芥地被奴役。貌似和平的中间，时时伴随着灾荒、恶疾、饿殍满地、无休无尽的压榨和徭役，民变兵变，周而复始，永无止尽，让生活其中的人痛不欲生，看不到任何希望。
对于统治者来说，分裂使权力的半径缩小，而对百姓来说，分裂赋予了他们更多的自由。经济上，各分裂政权为了竞争，往往采取重视人口增长和扩大耕地，改进生产力，民生也有相当程度的改善。而在思想文化上，强权的缺席为思想文化的繁荣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魏晋南北朝的佛教大兴、五代各国的重商主义、宋的郁郁文哉、民国文学艺术的勃发等等，绕过后世顶礼膜拜。
分裂带来的短期收益或许古今皆然。一个例子是现在的索马里。世人眼中索马里是一个海盗横行、暴力猖獗的“失败国家”。然而，无政府状态的索马里对民众来说真是一个噩梦吗？非也。索马里各类派系固然相互争夺地盘，无心管理民间社会的缝隙，也无意承担任何社会管理职能，这就赋予了民众极大的经济自由。亦没有兴趣搞什么福利政策、产业政策、劳工标准和环境标准等能扩大政府权限的事。这意味着整个经济体的自由度和弹性是相当高的。在这种环境下，索马里社会取得了很大进步。据《南方周末》报道，1991年人均GDP为210美元，2011年为600美元，二十年间几近翻一番半。预期寿命从46岁增为50岁；出生率从46人每千人降低为44；死亡率从19人每千人降低为16；新生儿死亡率从116人每千人降低为109。这意味着随着索马里经济的增长，其医疗水平也有一定程度提高。成年人识字率从24%增加为38%，意味着教育水平也在稳步提高中。
二
大一统成功地弥合了个地缘、血缘、文化上的各种差异。中华帝国这艘大船在文明的海洋中航行千年而不倒，大一统对此立下了汗马功劳。然而，当历史的时钟指向近代后，在天朝上国中酣睡的古老帝国在洋人坚船利炮叩关中，在东西方文明的碰撞中遭遇“千年未有之变局，千年未有之强敌”。在文明“挑战-应战”机制中，中华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转型可谓步履艰难，举步维艰。对学术界对于中国近代化屡遭失败已经有连篇累牍的解释，这里只想从“大一统”角度展开。
中国在近代世界的竞争中，大一统模式的弊端日益显现。中国以大一统为特征的一元文明在前现代社会可以凭借规模优势形成对西方世界的优势。但是这种整齐划一的结构在应对外来挑战时缺乏应变和试错能力。而西方社会内部结构多元的文化、社会结构特征，能通过多种路径的试错，单一文化（基督教文化）下的多种政治实体产生出“同行嫉妒”，一旦某种模式实验成功就会带来爆炸效应。
中国在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时，中国的精英阶层在思想观念上呈现出保守性和高度的同质性。严复可谓是中国近代变局中洞悉大一统文化对中国消极影响的第一人。传统的大一统体制窒息了体制内应对环境变化的自生机制。“其弊之甚，其害必有所终，故自与外国交通以来，无往而不居其负。”在面对愈演愈烈的民族危机中，长期在大一统环境中浸淫的国人，士绅阶层在寻求强国御侮之道时，由于受到的知识训练的同质化，其思维方式、价值趋向和视野都极为雷同。
大一统体制对社会成员产生同质化的作用。在西方挑战产生后，大一统体制内无法产生小规模、多元性、竞争性、开放性的试错主体。一个很好的例子是日本。日本和中国表面上同属于东亚文明圈，但在近代的变局中，日本能成功地走向现代化，通过明治维新不仅成功地摆脱民族危机，而且打败其长期瞻仰的中国，而中国之能在一波又一波的冲击中不断沉沦。美国学者赖肖尔在他的《近代日本新观》对这一结果做出了颇有说服力的解释。他指出。一直延续到19世纪的日本封建藩国制度，在形态与结构上都十分接近于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而恰恰是这种封建制的同构性，使日本成为非西方民族中唯一成功地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这是因为在结构上看，日本多元的、分散的国家结构比单一制的、大一统的中华帝国更富有变化，大大小小的近200多个藩成为试错主体，其实验成果的概率比中国高200多倍！
其次，大一统体制给中国近代的民族危机、边疆危机埋下了隐患。前现代的中国并非西方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中国帝国内的各民族是通过文明纽带链接起来的，因而应被称作文明国家。大一统体制在表面上看可能拥有广袤的疆土，但多数是统而不治，并未形成有效地控制。比如，在少数民族地区实施羁縻制，这一制度与中央政府的联系时松散的。因此，面对外来入侵，边疆是脆弱的。中国在近代变局中应该怎样整合，参与全球“民族-国家”的角逐不仅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选择，也是一场智识挑战。
自秦始皇以降，“车同轨、书同文”的大一统制度逐渐煅造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中国依靠这套制度发展出世界上灿烂的文明，也造就了中国古代“超稳定”的社会结构。大一统制度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制度性遗产。但是，我们也需要实事求是地、辩证地看待大一统传统下的统一于分裂问题。如果有些人或某些集团处于意识形态和利益的考量，脱离具体的历史环境，歪曲或篡改历史事实，以满足虚妄自大的狭隘民族主义，那么这样的历史不啻为话语泡沫，不利于形成理性、开放的历史观。著名学者许纪霖所说，中国人太天真了，因而往往被常识所蒙骗。多少谬误隐藏在所谓言之凿凿的真理背后啊！纠正历史常识中的谬误，还原历史的神话谬误，摆脱思维定势与固有结论，用我们独立的理智思考，正是葛书所带给我们的最大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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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刊登日期： Thursday, March 21, 2013 | | 关键词: 大一统 中国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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