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本 期节目请来嘉宾王康来讨论和分析《帝国的教训与共和的经验》。王康说到西方很多智者都认为东方是大帝国的温床、是专制主义的舞台，是人类不幸和黑暗的这么 一个世界，在东方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自由的精神的痕迹，只有高耸而立的大帝国存在。王康认为今后中国的统一和中国的复兴，肯定不是任何帝国形态，它肯定一 定是共和形态，这是中国的潮流的所在，是世界的期望所在。
凤凰卫视2月3日《世纪大讲堂》，以下为文字实录：
王鲁湘：学术前沿，思想对话，欢迎收看《世纪大讲堂》。
拥有上下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国，走过了千年的帝制时代，走过了第一共和中华民国，第二共和中华人民共和国，21世纪的中国面对纷繁复杂，不断变化的国 际国内形势，应该如何吸取帝国的教训？应该如何总结共和的经验？今天民间思想家王康先生，再次做客我们《世纪大讲堂》，为我们阐述《帝国的教训与共和的经 验》，我们欢迎他。
解说：王康，著名民间思想家、文化学者，生于中国现代历史一个最关键的年头，1949年，这个年头使他成为一个宿命论者和天生的理想主义者，他对中美关系、台湾悬案、中日现状，以及马克思主义，港台新儒家皆有独到心得，自谓"人世"未尽解，而"天命"已略知。
王鲁湘：王康先生又见面了，今天谈的题目更走向我们今天的当下了，以前我们谈泱泱的几千年的儒家的文明的历史，包括谈遥远的俄罗斯，今天我们谈帝制和共和，而且是结合着我们中国人的经验来的，共同的经验来的，那么是什么让你在最近一段时间，会思考这样一个问题？
王康：21世纪以来，中国最初是悄然的，后来是公开的兴起来一种新的国家主义学说，或者叫国家主义利维坦，就是霍 布斯的那个著名的概念，我非常担忧，这个是思想领域内的一种新的思潮，这种思潮不仅仅停留在学术圈内，高等院校内，而且它一定程度融入了我们的国家权力机 构里面去了，这种思潮使我想起了，就是上个世纪30年代，徘徊在第三帝国上空的那些德国的那些理论大师们，那些偏执的，那些癫狂的天才们的那些言论，我非 常担心。因为帝国的教训，尤其是第三帝国的教训，实在可以作为我们中国的殷鉴。
王鲁湘：我们也知道，共和作为一种美好的一种政治制度，从19世纪以后，20世纪初，变成一种世界性的一种潮流以 后，我们发现很多的，不论是一些大国，包括还是一些很小的小国，都在声称自己是共和，但是实际上，我们后来从他们的历史实践中间观察的话，其实远远不是那 么回事情，中间很多的都是一些帝制的阴影的东西，在那个地方笼罩着这样一个国家，行共和之名实际上是取这个帝国之实，对不对啊。那么为什么要挂羊头卖狗 肉。
王康：是。英国大革命，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这三大革命创立了近现代的，所谓地球上的这种民主共和国，1688年的 光荣革命，1789年的法国革命，1776年的美国革命，这个三大革命带来的三个民主共和国，确实引领了人类的19世纪的浪潮，连太平洋深处的那些渔岛 国，还是部落时代，连非洲腹地的撒哈拉沙漠以南的这些国家，它都自称共和国，现在全世界200个国家有一大半都自称是共和国，而基本上没有一个国家敢称自 己是帝国，名份上不合时宜了，实际的这个政治架构上来看，共和肯定比帝国更有利于，某个民族或者某个区域的这种发展，从功利上来看也是如此。
王鲁湘：那么具体到中国来说，中国从公元前两百年开始，秦始皇创建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帝国形态，一直到上世纪初， 这个清帝国的土崩瓦解，那么帝国形态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应该说这是在人类历史上延续最长的一个帝国，但同时的话，中国又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亚洲第一个 共和国，您如何看待这样两个极端形态，在一个国家里头出现。
王康：就是为什么，中国两千多年的专制帝国形态，但中国同时是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我的解答是，这个恰恰是欧风 美雨给中国送来崭新的一种观点，就是现代共和制它要优于一些帝制，这个里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排满、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恢复中华最好的方式就是以共和国 形态，因为满清王朝是一个帝制，大清帝国，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绝对不会再走帝制道路，再走帝地道路就无异于自己和满清王朝没有什么区别，要推翻满清王朝 取而代之的只能是一个现代民主现代共和国。
解说：拥有千年帝国历史的中国，近百年来在西方文明的刺激之下，不断尝试构建共和，西方思想界如何看待中国的这种尝试。《世纪大讲堂》《帝国的教训与共和的经验》正在播出。
王鲁湘：下面我们就有请王康先生给我们演讲，他今天演讲的主题就是《帝国的教训与共和的经验》，大家欢迎。
王康：中国是从《诗经》，从《诗经》的《大雅》所记录的那八个字开始到现在，已经四千年历史了，"惠此中国、以绥 四方"，从周召公元年开始，就是公元前841年开始，也是共和元年，那么中国也有3000年历史了，李鸿章说，我们现在面临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局，梁启超 说，四千年大梦之唤醒，这两句话我觉得是中国近代以来，中国的命运和使命的最真实的，最无奈的，也是最应用的警策。
秋风先生是我很看好的一个中原的一个学者，他最近在以极大的勇气，重新厘清中国的天下治理秩序，他拒绝就中国主流话语系统所说的，中国的现代中国和古 代中国断裂的说法，他也拒绝中国种种的现代化的努力，仅仅是为了回答西方的刺激和挑战，他认为中国的现代国民国家的建设，是中国原古以来的国民国家建设的 一个继续，西方所提供的一些国家观念，包括共和观念，只是为中国的士大夫们构建一个现代国家提供了更合理的一些技术。
秋风先生这种障百川而东之的这种勇气我很钦佩，我很欣赏，但是我不赞成，我认为更需要思考的，更需要勇气的，更需要智慧的，是思考在几百年以来，就是 西方文明排山倒海对中国的影响，而中国所做出的回应，所产生的我们新的一种历史文明这种形态，不管它是好还是歹，这个是更需要中国人做出回答的。
西方对于中国的叙事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了，这种叙事按照帝国和共和的，如果这个标准来划分，可以分为帝国叙事和共和叙事，帝国叙事简单得很，从孟德斯鸠 到理查德琼斯，到亚当斯密到黑格尔到马克斯韦伯，他们这些西方的智者都断言，东方是大帝国的温床、是专制主义的舞台，是人类不幸和黑暗的这么一个世界，在 东方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自由的精神的痕迹，只有高耸而立的大帝国存在。
帝王们是唯一的自由者，所有的臣民都是他的奴仆，这种绝对的依附和这种状态，是亚洲各国不断地重建、不断地瓦解，循环往复的最根本的原因，18世纪 末，有一个叫赫尔德的德国的历史学家，曾经用一段语言描述中国，东方对中国的帝国叙事一个经典文本，赫尔德说，中国几千年以来就停滞不动，他们老是变换着 花样，兜着圈子，反反复复地说一些陈腐的道理，他们的天文学、他们的音乐、诗歌、兵法，都是他们那种滑稽幼稚的政体的产物，他说中国就像一个木乃伊一样， 浑身涂满了那种陈腐的防腐材料，然后裹着丝绸，描画着象形文字，它的血液循环早就停止了，心脏早就不跳动了。
这个木乃伊它对外部世界从来就不了解，它也没有兴趣，它也没有好感，它的最高的旨意，就是终年不息地停留在终古不变的一种黑暗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 对东方对中国的评价也不高，马克思、恩格斯所写的那个纯粹的西方式的文本就是《共产党宣言》，曾经盛赞资本主义的文明，它们建立了同十字军东征、民族大迁 徙、哥特式教堂、罗马水道根本不同的艺术奇迹。
它们使农业民族从属于工业的民族，从半开花的民族从属于文明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马克思、恩格斯谈到中国的时候，也认为中国就是一个悉心保护好 的，一个藏在密封的棺木里的木乃伊，但是这个木乃伊一遇见新鲜空气就必然要解体，恩格斯说这个天朝上国，万世不变的神话，正在西方的这种资本主义的工业文 明面前要破产。
马克思专门提到，他说西方，尤其是英国，出于卑鄙自私的商业目的，它们冒犯中国这个老的帝国，同时它们唤起了亚洲各国的觉醒，它们可能带来了亚洲的这 种起义和反抗，在这个意义上，英国人做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而且马克思还超越了西方的一般的学者的眼光，他说，中华这个古老帝国的解体，可能会产生一次 前所未有的社会革命，这种革命会把火星投掷到，由西方的工业文明带来的这么一个爆炸气上，会让酝酿已久的社会危机变为一个全面的社会革命。
这样就带来一个奇怪的效果，中国的觉醒，中国的起义和反抗，可能导致欧洲的破产，马克思、恩格斯这个时候曾经他引用歌德的话，他说那个时候欧洲人怎么 办呢？欧洲人只能跟歌德一起吟诵一首诗，既然痛苦是欢乐的源泉，那就必须忍受痛苦的心灵，既然有那么多的人曾经死在帖木儿的手里，帖木儿就是匈奴帝国的元 首，列宁也对东方抱有警惕，对中国抱有警惕，列宁在1902年的苏联的社会民主工党，就是苏联共产党的前身，第一部党纲里面，把俄国社会说成是封建社会， 他完全不赞成，他认为俄国社会是成吉思汗的军事鞑靼主义，所建立的极其残暴的非人道的这么一个普遍奴隶制，根本称不上封建制度，是鞑靼军事专制主义的可耻 的遗产。
可耻的待人方式，而且列宁还坚决反对俄国转向亚细亚式的这种生产方式，他特别担心，俄国革命如果导致了，国家对土地的全部的占有和国家的全部的管理的 权力，那这就是王安石式的办法，俄国的历史一定会有力地，非常有力地后退，他说我们不要中国模式，这些不管是西方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列宁的叙述，我把 它归结为帝国叙述，因为东方、亚洲、中国就是大帝国的传统，这是一种叙述，另外一种叙述刚好反，就是中国不是一个封闭的一个沉闷的一个专制的，一个死气沉 沉的文明，相反中国是一个开放的，是一个多元的，是一个人道的，是一个非常高尚的这么一个文明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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