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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乡在福建丘陵包围中的一个小山村。90年代初期当我高考走出家乡,前往上海的时候,这里只是一个贫困的地方,除了考出去,没有别的出路。
那个时候,从家里到县城,先要坐一种三轮“摩的”,大约一个小时的路程。之后,换大巴到福州,穿过重重山岭,许多险要的公路和隧道,大约六个小时。期间险象环生。司机自然是谈笑风生,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在这个路上,有无数因为公路险要而留下的冤魂。
之后,我坐火车,30多个小时,终于到达上海。上学之后的每年寒暑假都回家。我不知道我的同学们心态如何,但是每年假期的时候,我一面充满了甜蜜的思乡,一面却日益难以忍受漫长、疲惫与危险的旅程。
今年回家,我用了6个多小时,坐动车从上海到了福州。我的家人开车,用了两个多小时,一路高速公路送我到了家门口。道路宽阔平坦,一路景色宜人。
家乡这些年,用“山乡巨变”来形容丝毫不为过。这决然是一个“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景象。我家的门口是一条省道,在道路两旁,俱是三四层的红砖水泥楼,基本的格局都是底层店面,高层住宿。乡邻相告,每座楼的价值,都在几百万之上。
前两三年,家乡突然兴起了一个行业,红木加工。如今的马路上,都是红木家具店。当然,多数并非在本地销售,而是往全国各地批发。而红木业也并非当地惟一维生的产业,农业产品,包括柑橘、柚子等,都销路甚好。养殖业有鳝鱼。传统的稻米农业,已经消弭无形了。
我 当年出门必不可少的三轮摩的早就不见了,车子不是什么稀罕的事情。满大街跑的,居然有不少的卡宴和宝马。寻常人家,包括我的中学同学,也多数已经拥有了家 用轿车。而在县城和各个乡村之间,都穿梭着私营的公共汽车。第三产业发达得很,镇里已经有了两个超市,还有专业的电器商城。
春节并不热闹。我们小时候所切切盼望的穿新衣,吃鱼肉,在乡邻看来,早就没有意义了,天天都可以穿新衣,每天都是鱼肉。除了像我这样寓居省外的游子,尚有团圆的意义之外,大家都已经能够在家乡找到丰富的谋生手段与职业,打工大军,早就已经回来了。
所以,这早就已经不是我所生长的那个故乡了。它成长、蜕变、进化,依然是一个现代型的小城镇了。富足、繁荣、现代。
这 乃是一个官方与民间共同建设的成就。官方以极大的力量和诚意寻找和开拓新的经济发展路径,并且不断地进行基础设施的建设,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高速公路 的全面延展。地方政府寻找过多种发展路径,期间有成有败,但如今进入了一个跃进的时代。而民间改善自我生活的动力与努力也从来不曾停止,试图发展过经济作 物,也曾大量进入手工加工和服装加工,甚至也曾爆发过大规模的民间借贷危机,但是如今终于也找到了实业兴家的道路。
这样的巨变的确是一个庞大的现代化转型的范例。从最初的贫困,到摸索,到富足,虽然有跌宕,但终于转型成功。
可惜,这只是山乡巨变的一个面相而已。这个转型成功的背后,同时是巨大得令人恐惧的代价。
我得以与一些村镇的干部熟识,常常能够坐在一起聊天。他们只是在讲他们的日常工作,而这些日常工作之中,多数都在处理官民之间的冲突与矛盾,并且津津乐道于如何从其中获得非寻常的利益,以及如何利用权势,为家人与亲友谋福利。
每一座房产的背后,都有着大量的利益关系。让谁建,把谁拆,都有着微妙的关系。干部在许多产业中都有着投资,或者获得"干股"。村镇干部的亲友,往往都是当地最为富裕的老板。
官场潜规则至为明显,小到一个村干部,都需要有庞大的金钱与权势的背书与支持。而当然,每个干部都期待着庞大利益的回报。
乡 村秩序与伦理已经破坏殆尽了。这个社会中没有权威的存在,只有金钱和权力的存在。没有人认为村干部、镇干部是权威,而只是可资利用的关系,或者是一件迷彩 服,随时来动自己的家产,是他们需要捍卫家园的入侵者。老人只是社会中飘荡的游魂,所有人的负担。每个人都渴望与政府中的人交往,以获得正常生活之外的额 外利益,同时,每个人都在恐惧政府的存在,以求在自己不需要的时候,不要触动自己的利益。
这是一种随时随地剑拔弩张的状态。
家乡的溪流已经干涸多年了。上游的多个水电站,以及遍布河流沿岸的各类化工厂,早就耗尽了这条小溪流的生命力。我小的时候,水深没顶,满溪的鱼虾蟹蛙,堤岸青草如茵。如今河流一年中有90%的时间是干涸的,溪中只有因为富营养化而滋长的黑色的水藻。河床裸露,令人惊心。
乡 村之间的温情时代自然早就已经湮灭了。我少时爷爷乃是村中德高望重之人,凡有纠纷,无论公共抑或私人,往往都能通过他的调解而消弭无形。各个村落中,都有 德高望重的类"族长"的存在,在协调公共生活方面弥足轻重。但如今这种中间力量荡然无存。村镇干部除了以权力介入富有利益的事件外,对于公共事件既无动力 介入,更无权威调整。法律力量的存在,多数也与利益相关。当然,我所认识的乡人之中,几乎未有信任法庭公正者,纠纷发生的第一反应不过是寻找法院或者政府 之中可以依靠的权力介入。民间的自我调解几乎等于零,多数的结果,不过是强弱对比所产生的积怨,或者最终以金钱替代了公正。
我以为,我的家乡整体的社会信用已经破产了。所有关系之间,官民之间、乡民之间,乃至传统的家族之间,只剩下一种关系:金钱关系。
也就是说,这个繁荣的背后所带来的乃是整个社会结构的破产。以社会的崩塌换取了经济的繁荣。
这 是一个极端令人遗憾的情景。至少就我家乡而言,20多年来的变革,乃是全局性的,得益者并非如同一些研究者所言,仅仅是权贵阶层,而是社会所有阶层。赤贫 基本上已经消灭,平等化基本落实,共富亦有基础。然而社会的不满,却日益积聚,并且集中针对政权。如同《旧制度与大革命》所准确描述,社会日益进步,变乱 却日益明晰。
我无从考证我家乡的社会变化,是否代表着中国整体。但就我眼界所见,它至少代表了福建一省的普遍现象。
那么,至少在以下层面是符合中国整体的现状的:国家信用破产、官民冲突加剧、官员贪渎普遍、政治治理无效、法律权威丧失、社会秩序虚无。
中国共产党及其所拥有的政府,缘何以庞大的决心和动力,改善了整个国家的经济状况,却收获了民间普遍的怨怼?
以 我家乡一地情形而言。非民选的官员所从事的经济改革与建设,全然并非出于改善民生,而无非是建设个人的政绩。村镇官员同时拥有了极大的个人经济利益的考 虑。他们并无心建设长期的政治稳定性与社会秩序,而毋宁在个人任内寻求利益最大化。由于无需对民众负责,于是以上层的命令为一切行动指针,破坏环境、弹压 下层、罔顾公共利益,成为一种普遍性的行政方式。这与地方民众寻求长治久安和长期繁荣,以及社会公正形成了日常性的紧张。当经济发展尚足以维持,生活质量 尚得以增进时忍耐与期盼,而一旦这种对未来的期许不存在,则可立即爆发成为摧毁性的力量。敌视政府、仇恨巨富、破坏公正,就是我那个家乡的乡民内在的心理 倾向。
这就是我们老生常谈的政治改革的必须性已经迫在眉睫的原因。经济改革的成就必须长期化与固定化,政府与民间的关系必须正常化,而民间的秩序和中间力量必须得以恢复。这一切都无法依靠现有的政治结构得以消化。
如同我家乡,经济成果固化需要的稳定性的政策,官民正常化需要对民间负责的机制,民间秩序的恢复则需要建设社会自治力量。政改的动力与方向都应该基于此处:选举制度的落实、司法独立的实现与议事机构的践行。
就我家乡而言,中共的领导能力所达成的成就普遍得到认可。官员贪渎被通常性地物化为个人品德,而非体制。司法独立的欠缺也被普遍地认为是裙带关系,而非一党执政的必然结果。在民间,既有对于共产党权威的迷信,又无任何力量的能够异军突起。
也就是说,当前政改既是一种急迫性,又是对中共的一种利益性。因为经济建设的普遍认可,可以顺理成章的转化成为政治优势,形成一种对于中共的长期执政利益。
这种情形,在整个世界历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机遇。多数国家在变革的时候,都是面临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的时候,不得不而的一种行为,因此往往那些变革都带着强烈暴力倾向,和对于执政结构的破坏欲望。
就中国目前的经济结构发展而言,资源掠夺型和劳力掠夺型的发展模式,未必不会逻辑宿命式地走向全面的危机。但是及时的改革和转型,便可以弥补和回复总体的秩序,虽然耗时甚长。
中共目前在社会整体中,依然拥有不可替代的权威性,亦有着经济建设发展红利。如果顺势转化成政治优势,所建立的功业,也将是长期性的,虽然从长远而言,民主化是必然结果。
在西方世界中,政治优势的获得,也都是从转型之中获得的;政治家族的形成,也多数是在社会转型与正规化的过程中获得的。
在发展高峰,走向衰退的迹象已现之际,及时进行政改,以获得执政的长期性利益,对于中共,是最好的时机。
至少,对于我家乡的人来说,在经过了数十年的集体贫苦之后,在经过了十多年的苦痛摸索之后,他们终于已经能够享有了富足的物质生活,他们值得长久拥有如此的富足,并且,安康。
(本文发表于 IBTimes中文网:
http://cn.ibtimes.com/articles/21813/20130219/from-the-soil-lianqingchuan-china-reform.ht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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