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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三俗”在官场
傅国涌
“四川好人”谭作人被投入监狱之后，又一个“四川好人”刘贤斌被投进了监狱。与谭作人一样，刘贤斌也是一个干净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理想、有热忱的人，自1989年以来，他已经在狱中消磨了十几年的光阴，这次被捕离他上次出狱仅仅只有一年零三个月。在这短短的一年多时间，他继续坦然地说真话，行实事，无所畏惧地追求自己的理想，并以自己微弱的力量，为重建一个新社会做开路的工作。为什么权力容下一个无权无势的刘贤斌？道理很简单，肮脏的权力容不得一个干净的人，不仅要指出它的肮脏，还要致力于建一个干净的社会。按照权力的逻辑，谁关心这个国家的命运，谁就是他们的敌人，就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嫌疑。掌权者认为这个国家是为他们所有的，不容许普通公民关心，不容许普通公民严肃地思考，当然，更不许有所行动。在他们看来，在这个时代，有人竟然还在关心国家大事，追求民主自由就是与他们过不去，就是他们要清除的对象。
我们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个时代“三俗”盛行，普天之下弥满了低级的娱乐。因为现存权力为这块土地设立了无数的禁区，不仅政治问题是不允许讨论的，对于国家命运攸关的许多问题都只许有一种观点、一个声音，不许民间有自己的看法，自己的探索，即便是与政治没有直接关联，对人的自由、权利和尊严的思索，人性、人道、社会如何向善等问题，其实也是不容许公开讨论的。我们打开电视频道、报纸版面，就可以清楚地意识到，这个时代允许什么、倡导什么、流行什么，在权力的绝对主导之下，我们还能有什么追求？赚钱和娱乐就是权力留给芸芸众生的两个缺口。此外的一切都是充满危险的。网络的管制也可以证明，那些严肃的讨论，在这里几乎都是被禁止的。波兰思想家米奇尼克访问北京时，在推特上与推友对话，有朋友在新浪转载，为此在几小时内接连被关闭了两个微博。
权力仍然很强大，控制很严密，谭作人、刘晓波们被抓被判，国内媒体一点声音也没有，刘贤斌被抓，迅速转为逮捕，面临着再次的判决，同样被一床锦被遮得严严实实，仿佛没有发生似的。如果不是网络的存在，这些消息将被封得死死的。因为网络，国人还可以发出抗议的声音，“我是刘贤斌”公民关注团遍地开花，为刘贤斌举行的接力绝食还在持续，这表明中国还有正气在，中国人还没有死绝，权力可以封锁正义的声音，权力可以把干净的理想主义者关入牢狱，但是权力封锁不了中国人对正义的追求，权力也关不住自由的理想。尽管权力想操控一切，甚至包括人的思想和人的灵魂，但完全依仗暴力、没有信仰的权力毕竟已是强弩之末，有心无力。
肮脏的权力处处与干净为敌，将中国人逼进了“三俗”的死胡同，如今又要来抵制“三俗”了。平心而论，娱乐节目中确实泛滥着“三俗”的东西，但那不是娱乐本身之罪。恰恰是因为权力堵死了真正健康、正常的娱乐之路，更不说，权力不允许在娱乐之外寻求正当的精神生活。媒体尤其是电视在权力密不透风的管制之下，“三俗”之外的节目难有容身之地。即便现在号令天下抵制“三俗”，醉翁之意也未必真的在于那些娱乐节目，骨子里恐怕还是为了进一步的加强控制，不仅要管死所有严肃的新闻类节目，管死所有涉及现实生活的节目，而且要把单纯的娱乐性节目也管得死死的。也许这才是权力真正的冲动。一个未经人民正常的定期授权的政府，因为缺乏合法性，对自己的统治总是没有信心的，它所仰赖的就是暴力，从赤裸裸的血性暴力，大规模的杀人，到每天都在社会各个角落发生的零星暴力，从军队、法庭、警察、监狱这些老式国家机器，到这些年越来越受到瞩目的城管、网警和政治警察，没有这些暴力工具，这个政权便一天也存在不了。即使有了这些强大的、无所不在、渗透到全社会的工具，权力仍然缺乏安全感。为了安全的需要，它必须完全地掌控媒体、教育，就是唯一允许民间有一点自主性的娱乐也不放松，抵制“三俗”只是其中的一个例证。
毫无疑问，中国正处于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就整体来说，民族的道德水准确乎降到有史以来的最低点，官方此时发起抵制“三俗”为核心的新道德运动，也可以看做是上层掌权集团对社会道德沦丧作出的一种反应。其实，最大“三俗”不在相亲节目、不在艺人的相声之类节目中，而是在官场，在权力舞台上。官场的糜烂，官员的德行败坏都是古往今来、古今中外所没有的，即使起历朝历代的贪官污吏、豪门衙内于地下，眼见今天中国大大小小的掌权者、与权力有千丝万缕瓜葛的依附者们的所作所为，他们都只能自叹不如，甘拜下风，望今兴叹。今日之中国，最黑暗、最肮脏的地方当然在官场。位居金字塔顶的人未必不知道这一切，只是要想继续保住已有的荣华富贵，既不愿、也无力开创新的局面，不得不迁就、默认乃至纵容下面的贪婪、无耻与腐化。分享现实权力和资源的人之所以承认、赞同、支持现状，也是因为现存体制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护他们在道德上的堕落和肉体上的享乐，他们可以尽情地、无节制地、无所顾忌地过一种极为“三俗”的生活。换言之，这个体制正是以这样的代价换来了大小官吏们的忠诚，得到了来之不易的暂时稳定和暂时繁荣，确切地说，这种“繁荣”本身就是与“娼盛”伴行的，权力舞台上上下下无非是些男盗女娼之辈。要说“俗”，哪里也俗不过中国的官场，要说道德的败坏，谁也坏不过中国的官员。以最没有德行的人来倡导道德运动，以最“三俗”的官场来发动抵制“三俗”，天下之荒谬莫过于此。
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权力还有自我更新、自我完善的意图，那时从“文革”劫难中刚走出不久，睁眼看世界，目光中还带有几分诚意，至少党内高层还有胡、赵这样的人，即使邓对未来也怀有一些期待，整个社会还有几分正气。那么，到了1989之后，时势逆转，从上到下，人品端正、有点理想的、对这块土地抱有责任感的，几乎都被边缘化，洗牌出局，剩下的和新进的又能是些什么样的人，这是时代所决定的。现存权力只保留了一个目的，就是保持手中的权力，并尽可能地长久，一切都要服从于这个目的，这个目的压倒一切，进而异化成了权力本身，似乎权力就是为了保证自己的继续存在而存在的。为了这个目的，什么主义都可以放弃，什么原则都可以不计。在这种畸形的权力心理支配之下，大凡能掌握大小权力的人往往都是些唯利是图、贪得无厌的“三俗”之辈，他们日夜谋划的无非是自己和家属眼下的有形利益。谁敢说，在今天的体制之下，中国的权力格局当中还有几个真诚地为民族的未来设想的人？哪怕是为现体制的长远利益考虑的人恐怕也找不出来了？
这种不受约束、趋向“三俗”的权力具有超强的伤害能力，不仅伤害个人，而且伤害社会，从而毒化这个民族的政治文化，更深处伤害了整个民族，最终掌权者也是受害者。别看权力今天只能伤害干净的公民刘贤斌、谭作人们，只能伤害权力斗争中出局的肮脏贪官陈良宇、文强们，谁敢保证自己永远免于受伤害？
2010年8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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