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月告知我们的只是一种常识
新月告知我们的只是一种常识
（新月的理论是对顶角相等如何证明的理论，而对顶角相等的知识我们早已掌握。
新月的理论是一种玄学！）
1、
我为什么批判新月？
因为新月的理论是徒自吓人的理论，是阻止民主前进的理论。
说徒自吓人，是说他的理论是空的，打开皮裹没有任何内容。
说是阻止民主前进，是说相信了他的理论，中国人因为惧虎之伤噬，干脆不要考虑那片民主的山林。
新月的理论诱导人们在专制的险山恶水中忍受万年。
2、
新月的理论的内容是什么？是防范“民主暴政”或“多数人暴政”。
好象一个玄妙的魔术。“民主”与”多数人”多好一个名词，与“暴政”相联之后，则直如粪土。
这是怎么回事儿？此中真意是不是超出了“常识派”掌握的常识的范畴，囊含了前所未知的真理？
3、
人们不接受新月的吓阻，与之争执。新月满含不被理解的委屈，几欲去做投江的屈原。
屈原将他的长歌献给寥阔的楚国大地、献给茫茫苍苍的大江大河。屈原的委屈是清歌雅音无人理解，高义美思无人接受。
新月的理论也是那样韵致无限、和者盖寡的高山流水吗？
人们期待着新月先生昭示他的理论内涵，也期待在理解他的高深之后，解除他的委屈——
4、
2009年7月31日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新月敞开了他的魔术，揭开了他的谜底。
然而，这谜底竟无任何悬念，这魔术如此索然无味。
新月以重复式的方法说：多数人暴政是专制主义的产物，专制社会向民主社会过渡时期容易发生，而不是成熟的民主制度的产物，在民主制度下群众运动会自动纳入秩序化的轨道。
新月庄严地提醒：一切在专制之下争取民主的人们哪，稍安勿动，切忌雷区！
5、
新月宣布，他的“民主暴政”学说来自于一个生于1951年的叫做Tocqueville的洋人（国家中心主义的研究者），这位洋人认定国家在政治运动中处在一个相对主动的位置，而社会运动则是根据国家的行动而被动变化的一个对策性互动。国家中心主义能够透视威权国家政治运动的一些特点，而对于（民主）制度化的社会运动则有所不及。因此他（新月）的分析，仅仅是在中国的制度框架中进行，也就是满足其（国家中心主义）长处的条件所进行的分析。因此读者诸君不能将本文的结论推广到民主制度已经建立起来，社会运动已经逐渐被制度化的（民主）国家中去。
6、
听了新月的提醒和宣布，民主“常识派”心里的一块石头算落了地。
新月神秘兮兮，不惜断足，让中国人民接受他的“多数人暴政”学说的和氏璧。中国人民深自担心，民主制度下还有所谓的“民主”陷井。吃尽专制的千年苦头，争得个民主制度，到头来民主制度那边还有“民主暴政”的雷阵。
却原来“民主暴政”、“多数人暴政”并不是民主的陷井，而仍是专制的痼疾。呼唤和争取民主的目的，不正是要革除专制的一切痼疾，包含新月所描绘的专制制度下群众运动或运动群众可能发生剧烈灾难的社会机制吗？
新月的告知有何新意？
7、
新月在万分委屈中神秘兮兮怀揣两个月秘不告之的东西，原来还是一种常识！
中国人在上个世纪前半叶争取民主之后，为什么在世纪的下半叶向不同的方向重新呼唤民主？
因为，在独裁暴君的统治下，中国人民以“人民民主”的名义长时间享受着“民主暴政”的恶果。此一期间，“多数人疯狂”是独裁者挑动之下的最常见的“民主暴政”形式。“民主暴政”和“多数人疯狂”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最惨烈也最典型，以致于它成为中国人民重新呼唤民主的直接动因。
重新呼唤民主是以反对“民主暴政”、“反对多数人疯狂”为初韧，故反对“民主暴政”和“反对多数人疯狂”是此次民主追求的当然内涵。
8、
新月所说，“专制统治手段是通过特权和分而治之，这将导致社会的普遍隔离”，从而导致“多数人”与“少数人”之间循环往复的宰制和被宰制。
新月所说并未超出我们过往的民主研究：“多数人”与“少数人”之间循环往复的宰制和被宰制，正是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的特点，也是毛泽东先生改换乾坤的特点，并且是他操纵社会的手段。铲除如此的千年一系黑暗弊端，是中国民主目标的固有内涵，无须提示。
9、
关于新月告知我们的仍是常识，吾以大白话明之：
一切威权体制下的群众运动极易演变成破坏力无限的民主暴政。毛泽东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多数人暴政”的极致。中国此次的民主运动，以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避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再次出现为直接动因，以改除毛泽东的设计的冠冕堂皇的制度体系为终极目标。因此，反对民主暴政、反对多数人疯狂是此次民主的最明显的基本价值。真理是简单的，真理最朴素，不必故拿玄虚，故作高深！
10、
新月说，既然说我说的是常识，你们为什么过去没说过？
千说万说，只是你充耳不睬罢了。或者说，你听到了，感知是真理，但要以此炫人，便搜索洋纸，以洋词洋语垒砌理论，招摇学界，炫赫万众。
关于我们过去的说法——
11、
举例一：革命与改良之辨。
革命是马克思主义的不二教条。民主派当初以极大的勇力突破这一教条。现在，中国社会已普遍接受改良是社会前进的正确之道，因为它平稳、缓和、无伤于人民；革命，不到万不得已，则是应当摒弃的，因为它激烈、震荡、残祸人间。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你敢提出这样的理论吗？那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大逆不道，那将是对毛泽东思想的无耻背叛！
即此民主前进之难，亦可见民主派对温和社会改革的坚执追求！
12、
举例二：
民主派对于俄国革命的反思，对于英美制度正向解读。
对于偏执鲁迅的反思，对于温和胡适的正向解读。
对于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的反思，对于人道主义、人本主义的正向解读。
13、
举例三
南方思想者袁伟时提出：
清末并非不存在立宪的良机。自上而下的改革，将使中国社会避免长达百年的革命之乱。所以，近代历史教科书关于改革与革命关系的理论，关于革命必然发生的理论，值得再行探讨。
14、
举例四：
萧瀚先生提出污点国父理论，认为赦免体制内高层人物的金债甚至血债，只要他愿意带引中国实现民主宪政，使中国人民走上真正的民主自由的幸福之路。
例如清朝与民国交替的袁世凯！
例如苏联解体之际的叶利钦！
15、
要而言之，为避免“民主暴政”和“多数人疯狂”，中国的民主派已竭尽睿知、瘅尽心血。
反对“民主暴政”和“多数人疯狂”是中国民主派重新呼唤民主、争取民主的初衷，也是中国民主派进行民主运动的主要内容。它是民主的常识，不要拿它来吓唬人，阻遏中国人民民主追求！
16、
新月的理论是对顶角相等如何证明的理论，而对顶角相等的知识我们早已掌握。
新月的理论是一种玄学！
20090801
by 新月
（本文主要回答多数人暴政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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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a 牛博山寨头条 by 新月 on 7/30/09
（本文主要回答多数人暴政的问题）
一
在我看来，有三个重要的民主实践历史的资源长久以来被人们忘记，第一个就是民国初年到国民政府统一全国之间的民主实践，第二个就是国共和谈期间民主党派“第三条路”的主张和实践；第三个就是台湾蒋经国之候的民主实践。这三个历史时期的民主实践活动是我们中国人为了追求民主事业做的最显著的几次努力，这最后一项，现在还在努力中。但是很可惜的是，我们总是不注意这些资源。学界现在有一些研究这些方面的著作，但是对于更多的人来说，这些历史事件背后的意蕴依然是浑沌的。我在这里用台湾民主实践的经验教训，抛砖引玉的谈谈我们需要思考些什么。
只要关心现在台湾政治的朋友都会知道，台湾有所谓“泛蓝”“泛绿”两大阵营。所谓“泛蓝”阵营就是以国民党为核心的一个松散的政治集团，因为国民党的党旗主色调为蓝色，因此得名。相反“泛绿”阵营就是以民主进步党为核心的一个松散的政治联盟，因民主进步党党旗主色调为绿色而得名。泛蓝和泛绿各自都有自己的所谓“深蓝”和“深绿”的部分，也就是铁杆支持者，无论这个集团主张什么，他们都跟。深蓝主要是在台湾的北部，而深绿主要是在台湾的南部。我们在新闻中还听到过一个词，这个词台湾时事评论员用得很多，就是“族群分裂”。台湾的这两大阵营把台湾分成了两个部分。施明德先生曾经领导的红衫军可能算是近年来台湾政治运动中少有的全民结合的例子，当然，前提是陈水扁已经是众叛亲离的状态。
这种族群分裂在蒋介石白色恐怖时期达到过一个高峰，这算是给台湾族群分裂埋下伏笔，当然事件是因二二八而起，这不再赘述。陈水扁的上台，就是借用了国民党曾经制造的族群分裂，利用一种相反的情绪而上台，因此他上台的八年时间，是另一个族群分裂的高潮。我们都知道民进党有一个惯用的政治手段，就是在面对危机的时候，会将问题上升为“爱台”还是“卖台”。在国民党被塑造成为“外来政权”的情况下，这个手段每次都能让民进党和陈水扁化险为夷。这也足见族群分裂之严重，因为他们把“爱台”还是“卖台”看成是高于一切政绩的事情，纵然陈水扁在八年时间政绩一塌糊涂。
陈文茜曾经指出陈水扁执政的八年时间，就是台湾版本的“文化大革命”的八年。台湾的经济走到了四小龙垫底，族群分裂到了一个可比蒋介石白色恐怖的时代。当然，如果我们把问题归结于“族群分裂”就有些浅薄了，而是应该思考，台湾的“族群分裂”意味着什么？这与民国初年的民主政治和国共和谈时期的民主政治实践有什么启发我们的地方？
二
上文已经提到，台湾的“族群分裂”的祸根之一是二二八，二二八的祸根是蒋介石神经过敏，因为在这次事件中有令蒋介石很害怕的“共产党”。在蒋介石后期的执政中，这种不信任始终贯穿，而二二八也就成了台湾本地居民对国民党的一道樊篱，一个标志，将台湾划分成两个部分。小蒋蒋经国推动了台湾十大工程，加速了台湾的经济发展，但是这是一个不平衡的发展，北部的经济起飞很快，但是南部依然是农业为主的状态。这可以算是第二道樊篱。当然蒋经国执政期间，做了一件重要的事，就是在意识上，逐渐破除他父亲留下的樊篱。不过历史没有给他多少时间来完成这件事。
人与人之间的分裂状态，是我们需要注意的。这一点我们在民国初年军阀割据和45年国共对峙中都能找见。这个时候的国家，不过是把不同的，相互孤立而不信任的人统合在一起。实际上他们之间的分歧早就到了国与国之间分歧的地步。一派上台就要不停的打压另一派，因为他们之间没有共同话题，没有共同利益——这里指广义的利益，有的只有不信任。因为不信任，我在台上就要千方百计地消灭你，否则你上台肯定要我的命，虽然事实上可能不是这样的。
我谈到了信任的问题，这是民主制度中的一个基石。现代社会中很多事情我们不能完全的依靠仅仅我们自己的经验。产品质量我们得求助于质检部门，打官司我们得求助于律师，当然也有人要求助于我们的经验。因为现在分工细化了，每门技术都不能一个人全掌握，政治也是一个道理。一个政党我们不要想着它会代表全民，这不可能，需要的是信任与朝野对话，倾听自己忽视的族群的声音，但是中国这几次民主实践中恰恰缺少的是信任。不仅仅是执政者对于在野者的信任，也包括在野者对于执政者的信任。
专制的最可怕后果并不是独夫统治，因为明眼人都能知道这在道德上没有正当性。小孩子生气的时候不也反问大人“你凭什么管我”？可怕的后果在于专制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制造的人与人之间的隔离。专制需要这样的隔离才能分而治之。当然，最基本的手段就是特权。社会单个成员对于特权很喜欢追求，明天让某人升任主席，寻诺你子女可以出国游历等等，这不能不说是很诱惑的。专制需要这样的交易，我给你特权，你替我服务，甚至可以说专制没有这个手段它活不下去。但是专制的这个手段也造成了社会上的分裂和不信任。
这是专制社会走向民主的最大的危险。泰国政局的连续动荡就是很明显的例子。很多人说只要有中产阶级民主就有希望。这未免幼稚了一点。马克思就已经说了，资产阶级在革命中是最首鼠两端的，也是最委琐的一帮人。这一点今天的中国也能证明，煤老板似乎没心思主张矿工的什么民主权利。话题回到泰国，平民与城市中产阶级之间的不信任，导致了罢免一个，我们平民就在选一个，反正我们人多，选举总是我们能行。泰国的政治局面就在政变罢免和选举抗议之间摇摆不定。
三
有人说我担心多数人的暴政担心早了。他们最常用的话就是鱼还没吃就担心鱼刺的问题。其实认真想想，真正民主运转起来之后没有一个国家存在这个问题。多数人的暴政并不是健康民主的敌人。熊彼特指出在健康的民主社会中，不存在绝对的一个“多数人”。同时，在共享一套基本价值观的情况下，不可能形成过度宰制的力量。这拿俗话来说就是“毕竟是一家人”。相反，“多数人的暴政”恰恰就在民主转型的时候发生最为频繁，这并不是民主的伴生物，而是专制的伴生物。鲁迅曾经深刻地指出，奴隶一旦当了主子，就会比主子还压迫奴隶，所谓吃人的社会，只有主子和奴隶两种身份。
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我需要再次重复以示我的强调，多数人的暴政不是民主的产物，而是专制留给追求民主制度人们的最大危害。我再简要的重述一下上面的叙述：因为专制的统治手段是通过特权和分而治之，这将导致社会的普遍隔离，这个隔离当少数人被推翻的时候，站在少数人对立面的“多数人”就会形成对“少数人”的宰制，我们常说的“清算”。这种清算往往成为新的宰制力量，然后被另一帮人推翻。在这个恶性循环中，只有两样得到了加强：1）社会之间的不信任；2）中央集权。这两样都是专制需要的，于是乎，大革命之后会有拿破仑也就是常情了。
需要补充的是，所谓“多数人”并不是以“赞同”为纽带，而是以“反对”为纽带。他们之间的动机是复杂的，甚至是对立的，但是有一点是统一的，就是“反对”某个目标。乌有之乡和这里的一些人可以说意见完全相左，但是有一点他们是一致的，就是反对这个政府。这就叫做“以反对为纽带”。“多数人”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总是在以“少数人”为参照形成。在这个“他人—自我”的认知模型中，并不存在一个“我们”的位置，因此也就没有任何协商的余地。这是恐怖的根源。
四
我必须再次强调上述结论，我们对于“多数人的暴政”的印象是根本错误的。这并不是很多人都知道的，而必须以典型事件进行社会模型的分析。上述的分析，看似比较简单，但是这并不是随意说的。下面的话，社会学专业人士应当能看懂，至于一般的读者，我们也能大略看一下，不必过分担心。
在社会运动中包含三个重要的要素“变迁”“结构”“话语”（Zhao，2006）。上述的分析可以视为在宏观层面的分析，借助涂尔干的理论进路进行思考。这一进路在政治社会学中存在一个好处，在于能够宏观的观察整个政治社会运动的发展和流变，但是也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似乎一步到位，忽视了中间环节的思考，有宏大叙事的危险。但是本文并不是对于微观政治事件的分析，而是指出一个宏观政治运动变化的一方面要素。
同是本文是一个国家中心视角的分析（Tocqueville，1955），认定国家在政治运动中处在一个相对主动的位置，而社会运动则是根据国家的行动而被动变化的一个对策性互动。国家中心主义能够透视威权国家政治运动的一些特点，而对于制度化的社会运动则有所不及。因此本文的分析，仅仅是在中国的制度框架中进行，也就是满足其长处的条件所进行的分析。因此读者诸君不能将本文的结论推广到民主制度已经建立起来，社会运动已经逐渐被制度化的国家中去。
5
最后说一句闲话，处处皆学问。有人说我有点过分招摇了，没办法因为我见不得别人对知识在完全不知道的情况下信口开河。“很多人都知道”，是啊，知道的人不会反对我，认真对待知识的人，会认真倾听我的观点，只有那些死守着自己一点可怜的个人经验，以为发现了万古不变的真理的人，才会说“你别以为别人不知道”。这样的态度对学问是有害的。
费正清说中国人追求现代性就是一部伟大的史诗，感人至深。我们屡屡失败，但是从来没有轻言放弃。这是我们的骄傲，证明我们不是劣等民族，不是东亚病夫。但这种精神并不是我们放弃思考，盲目乐观的基础。正因为我们的民族有这样的韧性，我们才要认真检讨我们走过的路。至少对我来说，我希望我的祖国少走一点弯路，少留一点泪和血。
对自己的祖国负责，这是每个知识人应该明白的事情，这也就是为什么知识人要在左风中持右，右风中持左的一个根本道理。并不是中庸，并不是为反对而反对，而是因责任而反对。我的朋友和我笑谈说，你要在法天下上继续写下去，必然是“众叛亲离”，因为你指出了他们太多的“想当然”。我也只能笑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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