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谣成风 谣翻中国不是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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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最近如火如荼的打击网络谣言引发了同样程度的反弹。尤其在官媒公布打谣初步“成果”后，网上激起一片喧哗的同时也引发许多更深入的思考。首先，如何区别谣言与非谣言，其次，什么是“官谣”，什么又是“民谣”?最后，这是一块什么样的土壤，竟然产生这么多的“谣言”?
网络“谣言”中，有一类属于对官方教科书塑造的英雄形象的解构。比如黄继光、董存瑞，狼牙山五壮士，甚至毛泽东欣赏的雷锋。一个网民指狼牙山五壮士实际上是逃到狼牙山一带的五个土八路，因拿枪欺压村民招致不满。村民将其行踪告诉日军，然后又引导这5个人向绝路方向逃跑。网民可能说说而已，当局不肯放过。新华社为此发布“广州一网民造谣污蔑‘狼牙山五壮士’被行政拘留”的消息。
如何看待这一类涉及历史的“谣言”，学者许纪霖认为：“狼牙山五壮士的‘谣言’很早就在网络上流传，该网民只是转发或转述而已，究竟是否谣言，应由历史学家判定，而非公安部门武断。如此随意抓人，究竟依据什么法?按此逻辑，转发曲解新加坡总理讲话、造成重大外交事件的‘环球时报’，应该追究刑事责任了!”
有学者认为无论如何对历史的解读属于观念范畴，即使是错误的也不能用国家机器压制。张鹤慈指出，“在今天当局控制舆论的前提下，网上来的网上对付本来是轻而易举。过去是不闻不问的纵容，现在是反应过度的抓人。不论是雷锋或狼牙山五壮士，对丑化编造都可以批，可以删除，封名，但不需要警察抓人”。
这一波反传谣官方造的声势大，官媒配合的也相当隆重。有时甚至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到了这种程度，网上激起的反应面也就相当大，不光一般网民，学者，甚至警方也有声音加入。一个叫“广州公安”的在微博上写道：“谣言必须打，打击须依法……子产不毁乡校。打击造谣要防扩大化，若人人噤若寒蝉，道路以目，显然是噩梦”。公安人员引用古训引人注目，不过并未为作者带来好运。据说，这条微博的作者是广州公安局公共关系处副处长张胜春，因发布此微博被停职检查。
其实，“造谣”跟“反造谣”，在某些特殊的历史阶段，有时成了官方与民间对抗的隐喻。因为制度性的缺失，不透明，真实的消息不容易传播，传播出来的不一定全部真实，因此，有时“谣言满天飞”似乎不足为奇。而且往往“民谣”与“官谣”纠缠不清，相克相生。在官方发起这场打击传谣运动后，民间开始向“官谣”挑战。说来不可思议，据指向“官谣”挑战最早的号召令来自新华社。8月29日，新华社发出“看似有隐情，其实真忽悠——盘点那些曾经的‘官谣’”的报导，在这篇报道中，“记者梳理出一些官方‘先否后肯’的怪现象”：其一，刘铁男被查 谁为“辟谣者”买单;其二，夜店捧杀“项城田局长”，当地先否认后将其免职;其三，佛山治超办打人还称“绝对文明执法”，看到视频才认错;其四，重庆一单位面对不雅照称“仔细辨认”不是该局人员，后被证伪。
其实，还有更典型的“官谣”新华社并没有例举：包括人民日报1958年亩产万斤的报导、重庆2012年王立军‘休假式治疗’的告示等等。何龙评到：“四个‘官谣’案例的背后都有真相，有的是护主心切，绑架主人所在的机构来掩盖真相;有的则是害怕‘负面新闻’而隐藏真相……”
钱江晚报刘雪松据此发表“官谣一旦成风，谣翻中国便不是笑话”的文章，“如果说以网络为犯罪空间的‘民谣’给社会带来了巨大危害，那么‘官谣’的危害绝对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官谣’藉助的不仅是网络，更有着公权支撑的权力机构新闻发布会这样的特殊平台……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官谣’的制造与发布者，像秦火火们的‘民谣’一样，有人为之付出犯罪的成本。这也是此次打击网络谣言留给社会的缺憾。净化网络势在必行……，做到苍蝇老虎一起打，官谣民谣一起治。既要打击官谣的发布者，更要打击授意者。既要问责，更要治罪。民众对‘官谣’的深恶痛绝，正是因为‘官谣’背后的权力色彩。‘官谣’不仅表现在应对举报等事件上的罔顾事实，还表现在将‘辟谣’本身当作了造谣的过程，并附加着权力的恐吓与野蛮”。
为什么谣言会层出不穷，展江认为，只要实行法治和信息公开，谣言自然失去了天地。他在“微博谣言止于法治和信息公开”中指出：“人类的经验教训之一是，不正确言论也有表达自由，何谓正确，何谓不正确，有时难以简单确定。对言论的过度管制，不但可能侵犯权利，还可能让一国的国际形象受损……既然谣言止于公开，公权力要不断加大政府信息公开的程度……恰当评估微博谣言的程度和后果，不缩小不夸大，并考虑到信息的自我纠正功能……”
赞赏谣言的不多，谣言不是真相，谣言说一千遍也不会成为真理。这里借用一下专栏作家徐达内相关文章的题目“谣言共和国”。在一个“谣言共和国”里，有时谣言和真相似乎是一个人的两张面孔。周志兴在“谣言、诤言、媚言和谤言”记述了自己的亲历，1976年，每次路过天安门广场，都要特地去听听“谣言”，“后来证明，那些谣言很多不是空穴来风。”
如此严打网络“谣言”反而激起强烈的反弹，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杨恒均认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但也不能把法治社会已经抛弃的“严打”搬进网络，更不能把现实中早就允许说的话，在网络“严打”之时上纲上线，界定为谣言，制造网络恐怖。他说：“我在这里善意提醒一些官员，千万别错误估计形势，曲解中央精神，利用打击谣言来对付网络反腐，甚至制造网络恐怖，如果那样的话，估计下一个该感到恐惧的，就是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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