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家祺：毛泽东时代中国不是警察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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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周刊专访：前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长严家祺
警惕中国沦为警察国家 ．纪硕鸣 毛泽东的专制也没让中国变成警察国家，但今天中国出现沦为警察国家的危险。中国的问题不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而是地方官员分不清法律、行政、政治责任，解决群体性问题习惯用暴力和特务来维护稳定。
去年西藏拉萨「三一四」事件，今年乌鲁木齐暴乱，各地不断发生的群体性抗争，频于奔波的警察镇压，都让流亡美国二十年的严家祺担心，中国如此强权维稳还能维持多久？严家祺是知名政治学家、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的重要智囊、前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政治体制改革委员会负责人之一，一九八九年因为支持民运遭迫害出走流亡异乡。
人离故土，心还在中国，二十年来，严家祺一刻也没有放弃关心中国，至今写了一千多篇文章，大部分都与中国有关。严家祺流亡生涯是从一九八九开始的，最初在法国国家科学院工作，直到一九九三年。他称那时生活安定，没有经济负担，全心投入民运，直到三年后出现民运分裂。不过他认为，海外民运走向低落，是因为中国共产党进行全面的私有化，走市场经济道路，作为反对党的纲领已没有了。九三年后，严家祺到哥伦比亚大学，研究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两年，包括中国的政治制度、政治结构，后来他成了自由撰稿人。
严家祺现在长居美国纽约，八月初专程受邀到日内瓦参加汉藏国际研讨会，接受亚洲周刊的访问，严家祺表示：「长期住在纽约，美国的社会环境给了我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空间，所以在社会科学研究方面比在北京有更大进步，写出很多有用的作品。」他除了关心中国问题，关心中国的民主问题，作为哲学和社会科学家，一直从事跨学科的研究。「在我们这个时代，我很希望有一天回到中国可以发表我的意见。」
严家祺说，中国产生的很多问题，确实需要依靠政治体制改革来解决，而且时间越长越不能回避，但政治改革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举例讲，目前存在的新疆和西藏的问题，还包括各地出现的各种各样的混乱、抗议等事件，不需要依靠政治体制改革。严家祺说：「这些事件同一个概念有关。中国各地政府到现在还不明确什么是政治责任、什么是行政责任或法律责任。如果一个地方出问题了，北京通常的做法是怪罪地方领导，要承担责任，但究竟是什么责任，就不分了。」为不承担责任，地方官员用的都是同一方式，以警力镇压。他担心中国将沦为警察国家。以下是访问的主要内容：
中国产生众多社会问题，但处罚责任不清楚？
是的，责任有三种——法律、行政、政治责任。法律就是依中国的法律追究刑事或者民事责任，而且是要有证据，要进入司法程序，不能把一个人随便抓起来，包括出现矿难等；第二是行政责任，不能出了问题，当官者就要被撤职。现在分不清法律、行政责任的后果，为求不出事，不被上面追究，地方官员更多的出动警察对付。中国的趋势是越来越过分的动用警力，警力是该有限度的，不让随便动用的，要研究什么情况动用什么警力。本来只要用水龙头的，他就开枪了。
这是否与政治体制改革迟滞有关？
中国的问题还不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包括新疆和西藏问题。新疆和西藏问题在今天中国经济发展的情况下，而且在贸易交流、铁路开通下本来是很好解决的，现在看来很难了。这是因为官员不负责任，都是在保地位、保官。多年积欠的问题、人民的疾苦如何想法解决？怎样采取更好的制度来解决问题？但中国的官员不是这样，而是简单把人遣返回去，积怨越来越多。
以经济发展回避政改
中国麻痹了，认为只要经济发展，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就不要政治体制改革了。稳定就好了，而稳定的办法就是不管责任，出问题就撤职。中国的问题就在这儿，一是不进行政治改革；二是一些官员为了权力和个人的利益，根本不考虑老百姓利益，我认为这种局面不改变，中国的混乱还会进一步加剧。
不少中国的维权人士遭到拘押，这又是一种什么现象呢？
中国的维权运动本来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却被认为这种维权运动是坏的运动，打压维权律师，打压维权运动，没有比这更愚蠢的了。他们本来维护宪法规定的权利，如果真的按宪法规定来做，社会安定。宪法中写中华人民共和国要实现法制，维权就是实现法制，真这样做的话，社会安定就会提高。这些问题，我认为，我们这一代的领导人实际上只是为了自己的权力和地位。这实际上是不负责任，用暴力维稳，用暴力处理问题，中国的暴力升级与过分动用警力有关系。我担心，中国存在变为警察国家的危险。
毛泽东的群众运动被放弃，放弃阶级斗争为纲，警察国家就会出现。毛泽东群众运动最简单的替代物就是警察国家的危险趋势。我不希望中国变成警察国家。这会给人民带来苦难，会带来更大规模的动乱。
能否说这也是一种专制？不用专制，政治体制改革涉及专制，政治改革的核心是从专制政治走向民主政治。这个警察国家是另外一个概念。是一个手段问题，是一个具体治理的问题。警察国家即是在专制中的国家也可以避免。毛泽东时代是专制政治，但没有出现警察国家，是用群众运动。毛泽东没用特务政治。特务政治、警察国家是专制政治的最坏的形态。明朝后期就是因此灭亡的。所以这不是一个政治改革的问题，是一个具体治理的问题。特务政治的后果不仅是老百姓，还涉及官员，官员也会惶恐不安。那时就要采取镇压、能贪污就贪污，文官制度将全部摧毁。国家公务员全部摧毁。这是一个新现象，在毛泽东、邓小平时代都没有的。
这种问题如何解决？
是统治方式的变革，而不是政治改革。解决是一个科学问题，要研究。现在两个极端，文革是群众运动的极端，顶峰过了后，就逐步走向了特务政治和警察国家的地步。现在有这个危险趋势，越来越严重。特务政治侵害的人，不是一般的民众，而是政府官员，当政府官员和这个制度不齐心的时候，变革的时代就很快到来了。当然也是好事，但受到的灾难就严重得多。
进行政治改革的目的就是不希望中国发生大规模的暴力，用一种平和的稳定的方式来解决中国从专制制度向民主政治转变的问题。我刚才讲的警察国家，连政治改革都谈不上。要分清，可以说，中国面临警察国家的危险。香港有一个很有用的借鉴，什么时候动用警力和什么样的警力，香港清清楚楚。
你觉得还不是政治改革的问题？
政治改革，大事件大改革，但现在还看不到大事件。如果等警察都控制不住了，那就发生暴力事件。大事件发生了，那就会政治改革，但靠这种政治改革是不行的。不能寄希望出现大事件来推动政治改革。政治改革是在事件没有出现时让其和平的转变，这叫政治改革，真正发生大事件时来改革就晚了。所以我说不要遵循那样的规律，那个规律是统计规律，不是必然的规律，不是非这样不可的。文化革命造成了改革开放，不能为了改革开放我再发动一次文革。
现在也提政治改革，从党内民主开始，这和你想象中的改革有距离吗？
政治改革可以分两个阶段，党内改革是政治改革的一部分。现在中国共产党是一党专政，而且党控制了政权，所以党内改革也是政治改革的内容，提倡党内民主本身是积极的。党内民主有助引起政治改革的进一步扩展，我感到中国提倡党内民主或者在下次党代表提倡党内民主，都是政治改革的一部分，但不是主要的内容。
主要的政治改革的内容应该包含哪些？
有四个方面，不是很快会实行的，但应该去筹划。第一个问题是行政权转移要一次转移，而且权力要来源于人民；第二要严格实行国家公务员制度，实行文官制度；第三是要开放报禁党禁，要制定政党法，这是世界潮流；第四个是联邦制，联邦制可能是无可避免的。主要原因不是西藏问题，而是台湾问题。■
亚洲周刊
毛澤東的專制也沒讓中國變成警察國家，但今天中國出現淪為警察國家的危險。中國的問題不是政治體制改革的問題，而是地方官員分不不清法律、行政、政治責任，解決群體性問題習慣用暴力和特務來維護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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