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G] Re: 中国传统文化“琴声”中最弱的一根“弦”是什么？

張平︰我們為什麼缺乏邏輯思維能力

張平



中國人說漢語，學漢語，寫漢語，不過並不完全了解漢語。

有關漢語的特性導致了中國式思維缺乏邏輯性這點事兒，如果不是西方人給我們普及了一下，我們大概至今還不知道。

最早發現這個問題的是利瑪竇，他到中國以後驚奇地發現那些飽學之士根本不知道世界上有邏輯這回事情。在這位自幼接受古希臘邏輯學燻陶的神學院畢業生看來，中國人辯論的時候，即使是在大學者們辯論的時候，也不懂得用嚴密的邏輯體系做是非評判的標準，而是使用一些完全無法嚴格界定的含混概念。

從詞匯上說，古漢語的名詞大多是不可數名詞，基本上是在用一個不知性數的例子說明不同事物之間的差別。這樣的詞匯特性決定了名詞抽象化方面的困難，比方說我們有"馬"這個詞，卻無法把具體的馬的本體跟馬的抽象屬性區別開來，不僅無法輕易創造出類似horse-hood或者horse-ness這樣的抽
象詞匯，而且連名詞跟形容詞之間的區別都搞不清楚。後期墨家的"牛馬"、"堅白"問題都是由這種詞匯特性帶來的。從語法上講，古漢語動詞嚴重不發達，導致 "是"動詞謂語句、形容詞謂語句和一般動詞謂語句在形式上沒有任何區別，思維上的判斷和描述也沒有任何區別。這種詞匯和語法的特征導致古漢語的邏輯缺陷，進而決定了中國人的傳統思維方式。舉一個後期墨家的例子︰

舟，木也，故入舟，入木也。

也就是︰因為A=B，所以CA=CB。從邏輯形式上說沒有任何錯誤，但結果就是不對。

如果翻譯成英文，問題就迎刃而解了︰

A boat is made of wood, to enter into a boat is to enter into
something made of wood.

就這麼點事情，後期墨家的那麼多聖人就打破腦袋也想不明白，這也難怪，因為思維水平被語言限制著，除了中文之外他們不懂別的話。他們所能做的唯一一件事情就是做個綜合歸類，告訴我們有時候CA等于CB，有時候CA不等于CB，至于為什麼，他們也不知道。不明不白的學問自然沒人要做，所以先秦之後，墨學成了絕學，兩千年來就沒有一個中國學者真正讀懂過墨家這點東西，直到西學東漸的時代，中國學者才恍然大悟，原來這就是西方人所說的邏輯學的萌芽。

實際上，古漢語在邏輯方面的問題中國哲學家早有感受，從老子的"立教無言"到孔子的"吾欲無言"到莊子的"得魚忘筌"再到佛家的"不立文字"（佛教中國化的特征之一，在印度的時候沒這回事兒），中國哲學家所體現出的驚人一致的對語言的不信任感是你在古希臘哲學和希伯來的先知文獻中都很難找到的。

沒有了邏輯學自然發展不出像樣的科學體系，法學也成問題，不過詩人對這種具象性語言很滿意，所以中國古代文人沒人懂邏輯，卻人人都會作詩。

現代漢語在語法方面比古漢語強，詞匯方面仍無太大改進。比如上述"舟木之辨"的問題解決了，但"盜人"之辨的問題仍然解決不了，翻譯成現代漢語，就成了"因為強盜是人，所以殺強盜就是殺人"，仍然是一筆糊涂賬。所謂"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其實也是缺乏邏輯體系的表現之一。所以就是研究古漢語思維特性這點事兒，也是西方人比咱們強，M. Granet，A.C. Graham，Chad Hansen，這些代表性學者里就沒一個中國名字。

語言對思維發展的決定性作用，古漢語邏輯問題是個很好的例子，語言和思維的起源都是漫長而復雜的過程，並不存在一個絕對的起源點。不同的思維部分有不同的發生或起源時間，而這發生或者起源能否完成，則是由語言決定的。漢語沒提供邏輯思維的條件，所以這部分思維在中國人那里就沒法發生，雖然像老子孔子這樣的大哲人已經隱隱感覺到了問題的存在。反之，如果漢語本身嚴謹一些的話，後期墨家也許就能發展出希臘人那樣的邏輯體系來，中國人的思維方式也許就完全
不一樣了。

張平 2007年9月4日 于特拉維夫

2007/2/9 参考消息 <janada.gg@gmail.com>

黎 鸣

论  文  摘  要
    本文从西方和中国思想发展史的角度论证了，逻辑思想的产生和发展是人类及其文明进化的主因和动力源，是人类文明前进中清扫文化垃圾的"铁扫帚"和"破冰船"，不仅如此，而且作为广义逻辑的事物规律性更是万事万物进化的主因和动力源；西方近代文明顺应（产生和发展）了逻辑，所以其历史的进化速度便骤然增长，中国文明长期以来缺乏逻辑，所以其历史的发展便长期陷于停滞；进入了21世纪，西方的逻辑思想作为历史进化的动力源的作用已接近"强弩之末"，甚至动力还将变成阻力，人类的文明将共同面临一次新的逻辑思想革命，笔者寄希望于新时代的东方人，尤其是中国人。

目  录：
零 导言；
一 逻辑是万事万物（包括人类及其文明）进化的主因；
二 从西方近代思想史上看；
三 从中国思想史上看；
四 人类逻辑的现状和当代中国的机遇


导言
    要回答上述问题，足可以需要一部专著，我近年来也的确在准备完成这样一部专著。这样说不只是想说明回答上述问题将有多么复杂和多么困难，而是更想说明要解决上述问题将有多么重要和多么紧迫。正是因此，在专著尚未完成之前，我便迫不及待地想要把问题首先提出来，加上我的一些最基本的论证，作为一篇论文先发表，以期引起广大读者的关心和讨论，更希望获得直接的建议和批评。
    中国传统文化"琴声"中最弱的一根"弦"究竟是什么呢？我的最简单扼要的回答是两个字：逻辑。
    说得极端一点，正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中逻辑这根"弦"太弱，或者甚至说根本就缺乏，所以自秦汉以来，直至明清之间的两千多年的中国文明，相比于西欧人类的文明而言，只有缓慢而重复的量变，而缺乏急促而革命的质变；这种情状，尤其在近五百年间与西欧相比，显得反差特别鲜明。换句话也可以说，正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琴声"中逻辑这根"弦"太弱，或者甚至说根本就缺乏，所以才造成了两千多年的中国社会长期地发展停滞，所以才根本不存在由中国首先推出人类近现代科学的可能，所以才根本不存在在中国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文明以及自由—民主的文化精神的可能，等等。
    在继续讨论下去之前，让我首先解释一下，什么是逻辑。
    我所称谓的逻辑包括狭义和广义两部分，狭义的是有限的逻辑形式，广义的是逻辑实质或精神。
    狭义的逻辑，指的是具体的逻辑学说及其内容，诸如形式逻辑、数理逻辑、辩证逻辑、模态逻辑、多值逻辑等等，狭义逻辑在中国古代类似的学说被称为名学，在印度古代则被称为因明学。
    广义的逻辑，在古希腊称逻各斯，在古代中国称"道"，在古代印度称"梵"，实际指的是，宇宙万物、生命、人类智慧等生成、存在、发展的规律，特别还指人类思维以及语言生成、存在、发展的规律。广义逻辑见诸于人类思维之中即是人类思维本身及其具体化，例如思维的存在状态、思维的工具、思维的方法、思维的理论、思维的规律等等。
    简言之，逻辑即人、事、物生成、存在、发展的规律，或更一般地指称人类思维及其语言的工具、方法、理论、规律等等。
    相对于人类的民族性、人性而言，逻辑性即指该人类（民族、个人）对于思维及其语言的工具、方法、理论、规律等等的始终不断地关注、追求、发明、发现和创造的能力。换句话说，凡是具有始终不断地关注、追求、发明、发现和创造思维
工具、方法、理论、规律的能力的民族和个人，即是具有浓厚的逻辑性的民族和个人。这里的逻辑性今天的人们又泛指哲学性，不过我认为，哲学性在概念的外延上要大于逻辑性。哲学在古希腊词汇中的原意是"爱智慧"，智慧包含逻辑，但不仅仅是逻辑。
    关于传统的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我的判断是，比较西方人尤其近代西方人而言，确实缺乏逻辑性，或一般地指缺乏哲学性。黑格尔就曾因此而认为，中国人没有哲学。如果说缺乏逻辑即缺乏哲学的话，我同意黑格尔的判断。顺便指出，正是因此，我在我的著作《问人性》（团结出版社，1996年出版）一书中，不仅判定中国古代无哲学，而且更进一步判定中国古代无神学，但我认为，中国古代却独立地产生了人类中最早的人学，根本的人性之学。所以，中国古代虽然没有哲学、神学，然而她却有自己独特的人学，因此，中国文化自在其人学的意义上具有其特别的人性的价值。回到本文的主题，为什么判定中国传统文化比较西方近代文化而言更缺乏逻辑呢？

一 逻辑是万事万物（包括人类及其文明）进化的主因
    什么是进化？从无到有、从一到多、从简单到复杂、从无生命到有生命、从无智慧到有智慧等等，都是进化。从科学愈来愈发达的今天往回看，宇宙的进化（从无物质到有物质、从简单物质到复杂物质等等）、生命的进化（从无生命到有生命、从简单生命到复杂生命等等）、人类的进化（从无人类到有人类、从蒙昧的人类到文明的人类等等）、人类文明的进化（从无文明到有文明、从简单文明到复杂文明等等）、个人（我）的进化（从无我到有我、从无知的我到有知的我、从卑鄙的我到高尚的我、从假恶丑的我到真善美的我等等），真正说起来，都是逻辑本身在进化。关于这一点，我将在我的专著中，从最全面的（自然、社会、心理、人文）科学的意义上作出充分的论证。这里暂时撇开宇宙的、生命的进化不谈，只谈人类及其文明的进化。
    人类及其文明究竟（或最主要地）进化了什么呢？我认为，进化的东西（仅仅或最主要地）不过是工具、组织、知识以及人类创造工具、组织、知识的能力而已。从人类的体质上，从人类追求的价值意义上，虽然不能说完全没有进化，但终究比起工具、组织、知识以及人类创造工具、组织、知识的能力来说，则远不是那么明显。所以简直就可以说，人类及其文明的进化其实即人类运用工具、组织、知识以及人类创造工具、组织、知识的能力的进化。关于这一点，人们还能有多大的异议呢？说得更简明一点，一切人类的进化都不过是逻辑知识和逻辑能力的进化。
    如果说读者均不能不同意我的上述判断的话，那么由此便不能不确认，逻辑，作为人类思维、语言乃至实践的工具、方法、理论、规律，它其实在人类及其文明进化中所理应具有的根本性的重大意义。
    关于西方文明为什么会在人类近代的历史中骤然崛起并且远远抛开曾具有悠久的古代文明的东方——中国和印度的问题，英国哲学家怀特海曾经说过，那是因为西方人在近代发明了发明的工具——科学思维的工具、方法、理论等等，其实即指的是逻辑。英国哲学家罗素在他所著《西方的智慧》一书中，也同样有类似的说法。他们无疑已非常鲜明地道出了问题的关键——逻辑，也即人类思维的工具、方法、理论、规律，其实是人类及其文明进化的主因。甚至可以说，人类所谓进化简直就是其逻辑知识、逻辑能力本身的进化。如果承认逻辑是万事万物进化的主因甚至本身，那么对于缺乏进化的事物，包括近代以前的中国社会及其文化而言，我们就不能不首先从缺乏逻辑的方面去寻找最直接的原因。

二 从西方近代思想史上看
    在近代历史上，凡是曾涌现出了对逻辑思维作出了巨大贡献的思想巨人的语族，都是为近代人类文明的进化作出了巨大贡献的语族。这样的语族也都是近代人类进化史上创造和发展了逻辑理论的巨族。逻辑、理论的巨人与逻辑、理论的巨族是分不开的。这样的巨族在当今的世界上，我认为有三个，它们是法语族、英语族和德语族。由于逻辑与语言、思维、理论的紧密关系，我这里只讲语族，而不讲国家，因为一种语族可能包括多个国家，如属于英语族的英国、美国等，属于德语族的德国、奥地利等。
    在近代史上，只有那些能涌现出逻辑、理论的思想巨人，并且这些巨人在后来的历史中能够获得足够的重视和拥有众多的继承者的语族，才可能真正成为人类思想史中逻辑、理论的巨族，而人类正是依靠了这些逻辑、理论的巨族才获得了巨大的文明进化的动力乃至进化的文明本身。
    严格地讲，法语族、英语族、德语族，他们均属于具有共同的二希（希伯来、希腊）思想文化传统的西欧文明。人们迄今都认为，只有希腊文明具有明确的逻辑思维的哲学传统，并尊称古希腊哲人柏拉图为辨证法之父，尊称亚里斯多德为形式逻辑之父。为了不使文章的描述牵扯过远，本文不准备从文明最初的源头谈起，这也因为涉及到笔者的一个基本判断，即：在公元十五世纪之前，西欧的人类文明并没有特别显示出较之其他人类文明，特别是中国文明，更具有进化能力的迹象，或许事实上还可能相反，当时的中国文明要比西方文明还更显示出文化的人性。
    关于十五世纪之前的情况，笔者的基本判断是，西欧人已经有了初步的逻辑思维的积累，但这种积累却处于蒙昧的反逻辑的神学威权的压抑的氛围之中，而此时的中国则始终处于既缺乏明确的逻辑，也不存在明确的反逻辑的原始浑沌的人学的独断论思维的道德梦幻之中。所以，西方的中世纪的黑暗实际上可以认为是黎明前的黑暗，而中国则是始终处于思维浑沌的追求纯粹的道德理想的深深的梦中。
    文艺复兴、新教改革、启蒙运动是催生逻辑力量的重要的历史过程。值得一提的是，欧洲的文艺复兴虽然首先发生在意大利，近代最早的科学思想先驱伽利略也产生在意大利，可是由于教会当局以及宗教裁判所对布鲁诺、伽利略的残酷镇压所造成的恶果，却使意大利丧失了成为人类近代逻辑理论巨族的可能和光荣。这不只是意大利人的悲剧，也是人类的悲剧，更应该成为全人类的一个巨大而深刻的历史教训。
    无论法语族、英语族、德语族，他们之所以有资格成为人类中逻辑、理论的巨族，关键均在于，在他们之中都曾涌现出一大批对逻辑理论作出过巨大贡献，并且长期影响到后来人类的思维的伟大的思想家。
    对于法语族来说，这样的大思想家有笛卡儿、马勒伯朗士、伽森狄、伏尔泰、孟德斯鸠、孔狄亚克、卢梭、拉美特利、爱尔维修、达朗贝尔、狄德罗、霍尔巴赫、摩莱里、孔德、彭加勒、萨特……。
    对于英语族来说，这样的大思想家有培根、霍布斯、洛克、贝克莱、休谟、牛顿、亚当．斯密、穆勒、达尔文、斯宾塞、怀特海、罗素……。
    对于德语族来说，这样的大思想家有莱布尼兹、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费尔巴哈、叔本华、尼采、马克思、高斯、弗雷格、马赫、狄尔泰、希尔伯特、胡塞尔、弗洛伊德、爱因斯坦、海森堡、维特根斯坦、哥德尔、波普尔……。
    以上只是凭记忆随便列举，肯定会有所遗漏，但我认为，真正最伟大的逻辑理论的革命性的领军人物也就是少数几位，其中我特别想提到法语族的笛卡儿，英语族的培根、牛顿，德语族的康德、爱因斯坦这五位。
    牛顿曾自认为是站在思想巨人的肩上，实际上他本人就是一位思想巨人。真正的思想巨人都应是逻辑（思维方法、工具、理论、规律）意义上具有重大突破的人物，是大大触发了逻辑革命的人物。这样的人物如同具有巨大生命力的种子，很快就从他开始并在其周围和在其后世繁衍出了众多有力的逻辑思想方面的继承者和传播者。
    笛卡儿（1596—1650）就是这样一位必须第一个提到的逻辑革命的思想家。西方人称笛卡儿为西方近代哲学之父，一点不错。由于他的思想的巨大的历史功绩，他理当受到如此的礼遇和尊崇。他是在中世纪神学形式逻辑（形而上学）的顽固的荆棘林中放了第一把思想大火的逻辑革命家。首先，他公开提出了精神、物质的明确的二元论，在二者之间有力地砍下了革命的一刀，他取消了所有一切总是使物质和精神纠缠不清的混乱思维产物的合法性，从而为人类对自然界的思维探索开辟了不受或少受人类心理情绪影响的方便之路。其次，他从"我思故我在"的信念出发，公开怀疑一切，批判一切，为每一个人的思维的存在性、主体性和自由性的正当权利，作出了人类近代第一次最有力的理性的申辩和论证，从而有力地使哲学摆脱了此前中世纪长期以来被视为神学的婢女的屈辱的地位。再次，他还具体发明了解析几何，发现了力学中的动量守恒定律等，这些同样也是重要的思维方法、工具、理论，是直接对逻辑的贡献。
    培根（1561—1626）是对古代亚里斯多德传统逻辑（三段论）中演绎方法的垄断性发起挑战的第一个重要的思想家，他提出的归纳逻辑方法为实验观察的重要性、合法性作出了革命性的论证，他有理由被认为是近代英国经验主义哲学之父。
    牛顿（1642—1727）是把逻辑规律具体化而成为自然科学规律的第一人，是当之无愧的逻辑巨人。可以证明，牛顿力学三定律与万有引力定律其实是形式逻辑的三大规律——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的具体化、经验化和物理化的产物。牛顿的这种把逻辑规律具体化而成为自然科学规律的伟大功绩，从近三个世纪以来的自然科学的巨大成就来看，无论给予如何崇高的评价都将不为过。牛顿实际上是人类近代自然科学的当然的第一代表人。
    康德（1724—1804）是近代西方哲学史中的最重量级人物，他是笛卡儿的二元论哲学的最有成效的完成者，也是笛卡儿的怀疑一切论的理论的完成者。如果说牛顿为使逻辑成为自然科学的最有力的工具做了第一件最伟大的工作，那么康德则是这种最伟大工作的最重要的继承者。不仅如此，他还为使逻辑成为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心理科学的有力工具做了最伟大的开创性的工作。他为之奠基的德国古典哲学，或批判理性主义的哲学，显然地为使德语族成为人类十九、二十世纪几乎一切重大理论的最伟大的策源地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迄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心理科学三个方面最具有影响力的人物爱因斯坦、马克思、弗洛伊德便都出自德语族，虽然他们也都是犹太人。今天在自然科学中最重要的理论——量子论、相对论便都来自德语族，今天社会科学中的重大理论的渊薮也基本上来自德语族，如马克思、马克斯．韦伯、新康德主义、现象学派、法兰克福学派等等，心理科学也同样如此。
    近代法国哲学的实证理性主义、英国哲学的实验理性主义、美国哲学的实用理性主义，都不及德国哲学的批判理性主义深刻，所以后者的理论（逻辑）产物也远比前三者来得丰富，且影响也更深远。这一切都离不开其逻辑思想的巨人——康德的开创之功。至于为什么会是这样，这里只能简单说上几句。
    马克思曾说，德国的哲学（逻辑）革命是法国政治革命在理论（逻辑）上的完成，这句话不管马克思的本意如何，我从现在的角度看来也同样是非常正确的。因为德国的哲学革命是追求自由的逻辑本身，所以它肯定会比一切其他社会形式的革命都深刻、关键和重要。
    德国哲学的革命实际上从康德开始。康德哲学的革命性首先表现在他对人类知性的先验性基础的提出。如果说英国的经验主义开创了归纳逻辑对传统的亚里斯多德的演绎逻辑（三段论）的补充和超越，那么我则认为，康德的先验主义则进一步开创了直觉逻辑对前二者的更伟大更深刻的补充和超越。例如，康德的"物自体"，即是同时贯穿上帝、宇宙、灵魂、人自身的一个绝对直观和跨越性的概念，这个概念本身也与通贯一切的逻辑相通。此外，康德的二律背反的理论则已经隐隐预示了后来物理学中波粒二象性、测不准原理、夸克禁闭等思维理论的出现。可惜的是，这种补充到了今天已显得远远不够了，它终于受制于它原始的二元论形式。这只是后话，将有待于新世纪人们的新的努力。可以认为，正是德国哲学的革命带来了近两个世纪德语族全方位理论的巨大繁荣，并使之成了近两个世纪以来全人类科学理论爆发的最重要的策源地。
    爱因斯坦（1879—1955）作为自然科学的巨擘，他也同时是德国哲学逻辑革命的重大成果本身。爱因斯坦决不仅仅是一位科学专家，他的量子论、狭义和广义相对论理论实际上本身也是又一次伟大的逻辑革命。他与牛顿一样，使最广义的逻辑规律具体化而成为了科学的规律，从而为人类的逻辑思维作出了最新奇的贡献。
    关于上述思想巨人的思想（逻辑）成就的更详细的论述，已超出本文的范围，笔者将在今后的专著中给予完成。下面仅以上述巨人各自的名言来对本段作出概述。
    笛卡儿的名言是："我思故我在"，这一观点画龙点睛（或更恰当地说画人点神），把人作为人存在于人世间的最根本的意义一语道出。思维（思考）是任何一个人确认自己真正生存于人世间的关键，它既是人的最基本、最普遍、最永恒的权利，同时也更是人的尊严自身。笛卡儿真不愧是近代西方哲学之父，因为西方近代的兴起，本身即是从确立人的自由思维的权利也即人的尊严这一点开始，而这一点也是近代逻辑革命的绝对的起点。没有这一点，人类便没有近代的逻辑。
    培根的名言是："知识就是力量"，其实看过培根的原著的人们都知道，培根的知识更多指的是经过经验归纳的具有普遍性意义的科学知识，或者可以看作是逻辑知识，逻辑知识实际上即是发明、发现、创造知识的知识。所以培根的名言又可以理解为"逻辑就是力量"。
    牛顿的名言是："我不需要假说"，这是因为牛顿坚信，人类的科学本来即应是逻辑本身的具体化、物理化，而逻辑本身是必然的、普遍的、客观的知识，它根本与人类主观的假说无关。关于牛顿的这一观点，现在看来应认为是片面的。因为，虽然科学知识是必然的、普遍的、客观的，但人类对科学知识发现的过程却可能是偶然的、特殊的和主观的，而这也正是科学需要假说的理由。
    康德的名言是："不经过（批判）理性审视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他在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的基础上，更清楚地点明了思维即是理性的批判，但康德又认为，理性不能主宰一切，理性必须为信仰预留下位置，并明确地指出，"道德"是上帝的"绝对命令"。可以认为，逻辑到了康德这里，已达到了空前的丰满。
    爱因斯坦的名言是："上帝不掷骰子"，这实际上是点明了逻辑的最深刻的绝对的不变性，这种逻辑的绝对不变性（在康德哲学中即其先验性）在胡塞尔的现象学逻辑中又再一次获得了强调。注意，这里所说的绝对"不变性"并非现实中任何
既成的理论的不变性，而是人类迄今并未参透，或许永远也不可能完全参透的逻辑本身的不变性。这个逻辑，人们宁可用"上帝"来重新对它命名。
    西方近代思想史清楚地表明，西方人类文明之所以会在近五百年超越世界上的其他的人类文明，特别是东方的中国文明和印度文明，那是因为，在西方的人类中爆发了一连串逻辑（思想）的革命，这一连串的逻辑（思想）的革命为西方人类文明的进化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或者甚至可以说，提供了文明进化的本身。
    中国文明缺乏逻辑也即缺乏文明进化的本身。关于这一点我们能否从中国思想史上得到进一步的印证呢？

三 从中国思想史上看
    从逻辑是发明、发现、创造知识（工具、方法、理论、规律等）的知识（工具、方法、理论、规律等）的意义上看，可以基本上判断，中国历史上缺乏逻辑，而且西方历史上也只是在近代才开始具有了这样的逻辑。
    从逻辑是人类思维的工具、方法、理论和规律的意义上看，中国古代和西方古代都有思想家对逻辑给予了关注，但显然，从古希腊开始，西方便有了对逻辑不断加以研究的几乎连续的哲学传统，而中国古代却只有少数人给予了关注，且到了秦汉之后，便自然趋于消亡，甚至完全被湮灭，仅有的少数文献也未能完整地保存下来，而只剩下了极少数由他人的片言只语保留的记录。例如据记载，先秦时代的名家有邓析、尹文子、成公生、黄疵、毛公、惠施、公孙龙等人，但真正有著述流传至今的只有公孙龙的少数几篇，如《指物论》、《坚白论》、《白马论》、《通变论》、《名实论》等，其他人的著述已经佚失，惠施言论的片断则散见于《庄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书中，今天尚存的《邓析》、《尹文子》据不少人考证，是秦汉以后人们的伪作。认真分析起来，上述名家的思想也只有惠施的一些论点稍稍有一点逻辑味道，但他的过于相对主义的色彩却又几乎排斥了逻辑。公孙龙的思想比较混乱，太像个诡辩家，不只不能真正推进逻辑，而且实际上反逻辑。
    在先秦时代，真正对逻辑曾有过较多的关注和贡献的是墨家。当时的墨家虽然被称为与儒家相颉颃的显学，可是随着秦汉以后的大一统，尤其汉武帝开始实行"独尊儒术"的方针之后，墨家之学便再无人关注而趋于自然消亡。说来可叹，中国人自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便缺乏追求精神自由的传统。这在很大的程度上与中国人缺乏对抽象的神（上帝）的信仰有关。较早发生影响的《易经》带给人的是宿命，而不是对神（绝对不变性）—逻各斯（道）—自然—逻辑—自由的关切，后者基本上是西方人遵行的思想历史发展的路线。中国人的思想历史发展的路线则是（变）易（绝对的可变性）—宿命（八卦）—循环（阴阳五行）—礼仪—专制。这主要是儒家思想发展的路线，道家略有不同。老子《道德经》中的"道"非常类似逻辑的绝对不变性，其中也说了不少至今仍发人深思的话，例如"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之类，可惜道家的彻底的相对主义却又反过来取消了逻辑的绝对性。法家的刑名之学也有点逻辑概念论的味道，然而由于法家的绝对的反自由，使它只能与逻辑背道而驰。
    这样一来，贯穿后来两千多年的中国思想史中的儒、道、法三家的思想全都与逻辑不沾边，活该中华文明在秦汉以后的两千多年中自我拒绝进化、自我拒绝长大，直至近代由具有了逻辑的西方文明来用暴力强行打开中国的大门。
    秦汉之后的中国人基本上丧失了对逻辑的兴趣，丧失了追求思维工具、方法、理论、规律的原动力。中国人迄今之所以缺乏逻辑，不在于中国人缺乏研究逻辑的能力，事实上中国先秦时期墨家及其后学的逻辑学成就比之亚里斯多德也并无太大逊色。问题在于，秦汉之后的中国人自我丧失了对逻辑的兴趣，丧失了对这方面生命意义的追求。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是值得人们特别要加以反思的事情。孔子曾说过，"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然而中国人所"乐"、所"好"、所"知"的东西，从来就不是逻辑，不是人自身的思维及其不断扩散的工具、方法、理论、规律等等。所以，中国人两千多年来活该没有逻辑，也便没有哲学，甚至不懂得思维对于人自身的价值所在，中国人"命定"说不出笛卡儿的名言："我思故我在"，所以，中国人也就不可能会有近现代的科学。
    两千多年来，中国人的思想基本上被儒家、道家、法家这三家所垄断，这三家，尤其作为最主流的儒家，全都缺乏逻辑。然而，这三家的另一个共同所具有的特点却是愚民，在主张反智主义的愚民政策上也的确是这三家的学说之所以能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苟延流传下来的一个共同的关键。从而可以认为，正是"愚民"的反智主义，使它们共同与逻辑绝缘。这是因为，逻辑作为思维的方法、工具、理论、规律，它本来应该是开发民智的产物。可是，长期以来，中国的专制统治者都是害怕和拒绝开发民智的，愚民政策原本即是他们稳固专制统治的最主要的法宝。如此一来，我们又从另一个角度同样有力地印证了中国人不可能有逻辑的历史原因。
    东汉时代传入中国的佛学有一点类似逻辑的东西——因明学，然而因明学的逻辑不过有一点演绎的内容而已，而且很不完备，重要的是，它也同样不可能触及类似后来西方近代发生的归纳逻辑与直觉逻辑的革命性的演变。有一点因明学的逻辑便已经让少数中国的士大夫文人感到新鲜了。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或者引起了魏晋玄学时代的短时期内中国士人思想的活跃。也正是在魏晋时期，出现了一位叫鲁胜的学者对墨经的关注，这是墨家逻辑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上的一次短暂的复活。遗憾的是紧随着这种短暂的复活之后，重又复归沉默。鲁胜对墨经作注的专著依然无人关注，同样以佚失不传而告终，唯一只留下了一篇短短的《墨辩注序》，让今人知道曾有鲁胜这样一个人做了这样一件事，如此而已。中国人对逻辑的冷漠态度和无知状态真是根深蒂固。
    汉代的儒家在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问题上大做文章，一头栽进了谶纬迷信的伪神学之中，儒学也因此而变成了儒教，不过是伪宗教。喜欢谈禅的宋代儒家士大夫或许曾受到过因明学逻辑思想的影响，有了一点讲究儒学理论体系的苗头，留下了所谓宋（明）理学，后人又称之为新儒学。新儒学的思想特别反映在朱熹的对《四书》的编篡注解的著述之中。他把似乎有一点逻辑方法味道的《大学》放在《四书》之首，作为年轻人学习儒学的初阶。说白了，《大学》的内容不过是如下所列的八句话：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乍看上去，格物、致知，挨了一点逻辑的边，可是实际上只是两句空话，毫无如何格物、如何致知的具体内容。朱熹的这四个字倒是把明代年轻时的王阳明害苦了。王阳明诚心诚意地在院子里的竹子面前"格"了很长一段时间，到头来也没有格出什么知识，反而大病了一场。于是他索性抛开格物、致知这四个字，而直接从诚意、正心做起，这使他最后成了朱熹的辩论对手陆九渊《心学》的传人。我的判断是，所谓宋明理学，不过是伪哲学，与汉儒的伪神学相衔接，全都是毫无逻辑内涵的独断论的学问。不论汉代儒学、宋明理学，都不能具有推进中国文明向前发展的原动力，它们至多不过起一点对已固化的文明的粉饰、修补、延续、重复的作用，如此而已。
    纵观中国古代浩如烟海的文献，分经、史、子、集四大部分，几乎全都是缺乏逻辑内容的现象描述性的文字堆积。尤其中国的历史文献份量最重，而且六经皆史。
    中国著作家似乎与西方著作家完全相反，他们完全不谈逻辑，而且所描述的东西也根本不受逻辑的指导。西方的著作家不然，他们不论是否自称哲人，其著作必然以逻辑思维问题为讨论的核心，或者有意接受某种哲学逻辑的指导。至于自称哲人的人们就更不用说，他们的著作连书名也都必选"工具"、"方法"、"理解"、"理智"乃至"逻辑"本身，以显示其逻辑思维的特征。如著名的亚里斯多德的《工具论》、培根的《新工具》、笛卡儿的《谈谈方法》、洛克的《人类理解论》、休谟的《人类理解研究》、莱布尼兹的《人类理解新论》、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黑格尔的《逻辑学》、胡塞尔的《逻辑研究》等等。可以说，西方重要的思想家、著作家几乎全都围绕着哲学逻辑内容为核心从事自己的创作。在这点上，秦汉以后的中国著作家文人实在相形见绌得令人感到可怜，甚至卑鄙。可怜的是诗人，卑鄙的是御用文人，特别是那些为帝王撰写历史的文人。前者有诉不尽的哀怨和屈辱，后者有道不尽的曲意奉承和诚惶诚恐。现在的中国人完全有理由怀疑，我们中国历代的士大夫文人，他们到底有多少主动做人的智慧。一部《今古贤文》道尽了中国人做人的方方面面，唯一其中找不到"我思故我在"、"不经过（批判）理性审视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这样的人生意义革命的箴言。不懂得这一点，中国人就将永远不会懂得什么叫逻辑，什么叫人的尊严。
    中国近两千多年的历史基本上是在没有多少进化秩序的浑沌中度过的，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王朝迭代，重重复复，除了在文字表现形式上有一点局部的更新之外，例如字体的篆、隶、真、楷、行、草，文体的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等，而在逻辑思想和理论的意义上，可以说，毫无长进。这种毫无长进的中国历史一直延续到上个世纪初——清王朝的覆灭，才基本上告一终结。经过近代整整一个世纪的过渡，中国终于进入了充满变数的21世纪，也就是今天。

四 人类逻辑的现状和当代中国的机遇
    西方在漫长的文化史中创造了神学和哲学，中国在漫长的文化史中则独立地创造了自己的人学，也即以儒学为核心的人生意义之学。贯穿西方学说并使之不断进化的东西是逻辑。西方逻辑的发展经历了三大阶段：从亚里斯多德到阿奎那、到西方中世纪之末，是演绎逻辑的发展阶段；从培根、笛卡儿到康德之前，是归纳逻辑革命及发展的阶段；从康德开始及其后，是直觉逻辑革命及发展的阶段，直到维特根斯坦，逻辑被引向停滞和退行的语言逻辑（哲学）而告终。直觉逻辑在西方受到了严重的二元论的制约（包括所谓辩证逻辑），目前已陷入难以自我克服的困境。
    逻辑在现代所达到的最高且最普遍的技术成就即电脑的运用及其延拓，其中包括不断扩大的信息网络，此外，在基因结构理论、基本粒子超弦理论等方面也有了重大的发展。
    逻辑的困境在于它愈来愈远离人类生命及其社会进步的意义，甚至反其道而行之，以至可能愈来愈损害人类自身。
    造成逻辑当前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西方近代逻辑的二元论的历史形式。正是基于这一点，笔者曾在1999年即写出了题为《西方哲学死了！》和《为什么说西方哲学已经死了？》两篇论文（见1999年《方法》杂志和《黎鸣文存》第二卷《人类的新生》，后者已由湖北人民出版社于2000年出版）。
    鉴于当前人类逻辑的状态，人类将可能在新的世纪面临新的逻辑思维的革命。笔者期望这一次的逻辑思维革命将会在中国发生，笔者认为，这是新的世纪赋予中国人的一次时不我待、千年难逢的伟大的机遇。笔者更希望在新的世纪，中华民族将有可能涌现出类似笛卡儿、培根、牛顿、康德、爱因斯坦那样世界最重量级的逻辑思想革命家，他们将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思想巨人，而且是全人类的思想巨人。
    从当前中国的学术状态来看，虽然潜在思维革命的可能性不是没有，或许还可能已经蕴藏有巨大的能量，但目前中国学术界的表现却并不太令人乐观。两千多年来，缺乏逻辑思维的中国文人已经炮制了大量的文字垃圾（凡是缺乏逻辑秩序的文字记录都可能是文字垃圾），这些文字垃圾尤其表现在中国庞大的历史文献资料之中。二十五史即是显然的文字垃圾，其中虽然不乏有价值的史料，但五千多万以上的文字之中，真能促进中华文明进步的东西则实在太少，相反，大多数成分却是阻挠、堵塞中华文明进步运动的垃圾。在这些垃圾中不可能生发出具有发明、发现、创造新的（科学、艺术、技术）思想意义的动力源。
    近一百多年来，中国人经历了巨大的变迁，被西方人用强力打开了文化大门的中国人不仅被迫接受了西方人的商品物资，也被迫接受了西方人的思想，包括逻辑思想。但是，由于几千年文化传统的习惯势力，以及近半个多世纪具体的历史运作过程的影响，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文人，包括文科的学人，依旧继承了历史中对逻辑的冷漠态度，甚至依旧满足于对逻辑知识的无知。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和康德的"不经过（批判）理性审视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这样的逻辑思维革命性的箴言，至今仍未在中国文人、学人的头脑中留下足够深刻的印象。这也正是一些人认为，中国人仍然需要有一次大的深刻的启蒙运动的原因。
    比较而言，近百年来，在中国接受了西方自然科学也即理工科知识教育的人们，要比仅接受文科知识教育的人们在自觉关注逻辑知识方面显然强一些。这是因为自然科学理论本身即逻辑理论知识的演化和具体化。笔者在前面也曾指出，牛顿力学三定律实即形式逻辑规律的具体化，后来的相对论、量子理论，乃至近期的基因结构理论、基本粒子超弦理论等等其实也一样。悟不到这一点，人们将很难成为一位有成就的科学技术专家。凡有所悟的理工科学生，都会自动地去钻研逻辑思维方法，关注新的逻辑工具、理论、规律的出现，甚至会去主动地发明、发现、创造新的逻辑方法、工具、理论。与此相反，中国的文科学者和大部分文艺工作者，却有在思维方法上大踏步回归中国传统的非逻辑的独断论的和散漫的浑沌论的趋势，这使得中国的文坛、学坛有可能重又回到过去大量制造文字垃圾的旧传统，从而有害地阻挠中国社会和文明的进步。
    中国当今的文坛和（社科、人文）学坛，有不少文人、学人要么继续崇古、复古，大量制造易经、老子式的浑沌文献（例如众多气功、法轮功之类的迷信文献）或论语、孟子式的独断论文献（例如大量充满假、大、空、套、谎、梦话的无聊文献）；要么崇洋、媚洋，食洋不化，生吞活剥，以大量引用新问世的洋概念、洋名词为时髦，以此显示自己的学问，甚至毫不知其实际所指，便胡乱针对中国的现实张冠李戴，虚张声势，哗众取宠（例如近期一些所谓"后学"者们的宏阔议论）。这一切均表现了中国当今学坛、文坛的人们严重缺乏基本逻辑思维能力的怯弱状态。
    按理说，现状本不该如此。中国自从被强行打开文化大门到今天已有一百五十多年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已经成立了半个多世纪。中国人从被迫接受到主动接受西方文化已经整整一百多年，要说启蒙也早已不知启蒙过多少遍了，中国人学习西方文化思想，包括逻辑思想应该已经有了足够的基础，所以，中国也早该从一个思想懵懂的儿童变成了一个具有足够智慧的成人。
    可是，为什么中国文人仍旧显得那么缺乏逻辑素养呢？我认为，主要应从如下三个方面进行反思。第一，是中国的文科教育填鸭式、强记式的方法运用得太多，缺乏如理工科教育那样的原理式、启发式的方法；第二，文科的哲学教育没有发生作用，变成了政治观念的灌输，在没有进行基础的形式逻辑教学之前便不问所以地硬灌辨证法（矛盾说、对立统一说等等），这不仅不能让学生学到重要的逻辑方法，反而把学生强行推向了具有严重相对主义倾向的诡辩论；第三，中国文坛、学坛依然缺乏自由探索的氛围，威权主义远胜过自由主义，这一点与中国社会的传统习惯势力密切相关。
    尽管中国的现状仍然存在上述种种不利的因素，但新的世纪整个人类世界的逻辑大势却对中华民族显露出了某种千载难逢的赶超先进的机遇。问题在于，中国人能够把握到这次千载难逢的机遇么，是否又被错过？事实上，在中国近代史上，我们已经错过了多次有利的时机，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
    前面笔者已经谈到，西方的逻辑在人类生命和社会状态面前，已经陷入了难以自我克服的困境，其关键即在于其历史传统遗留下来的二元论形式，这种形式仅仅凭良好的愿望和现存的理智是难以克服的。为什么会是这样，笔者将会在以后的专著中详加论述，有兴趣的读者也可以回过头去阅读我已经发表过的文章，如《西方哲学死了！》、《为什么说西方哲学已经死了？》等。
    历史表明，在过去的五百年中，西方的多次逻辑革命不仅充当了文化垃圾的铁扫帚或破冰船的作用，而且充当了社会文明进步的动力源乃至文明进步本身的作用。然而在中国，正是因为缺乏逻辑这把文化垃圾的铁扫帚或破冰船，所以中国的文明便只能停滞在自己长期以来所造成的大量文化垃圾的重重叠叠的堆积之中，从而也就只能等待已经具有了"铁扫帚"或"破冰船"的西方人来强行打开自己的大门。
    到了新世纪的今天，情况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西方的逻辑作为社会进化的动力源已经发挥到了淋漓尽致，而且也已快到了强弩之末的程度，它的清除文化垃圾的铁扫帚的作用已渐渐老化甚至丧失。同时，在今天，最大量制造文化垃圾的也已不再是东方的中国，而是西方，尤其是美国。现时代的文化垃圾不仅以文字的形式呈现，更以大量声音和图象的形式呈现，而且今天的文化垃圾更进入了高速传递的互联网络。这些文化垃圾更又引起和产生了大量物质、能源和生物基因等方面的对人类极其有害的垃圾，它们全面破坏了人类生存环境中的生物生态、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使之不断污染和恶化，从而直接危害到人类的生存、健康和发展。西方文化垃圾甚至正在把人类自身变成自身的垃圾。西方的文化垃圾不仅在堵塞西方文化本身的发展，同时还更扩散堵塞全人类文明的进步。
    西方的逻辑现状如果不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将只会沿着上述的情况愈演愈烈。人类终将会看到，新的世纪的一场逻辑的革命将是不可避免的，它应是全人类都企盼的一场大革命。
    按照笔者的说法，西方哲学已经死了，所以将进行的已不再是什么哲学的革命，而应是全人类人学的革命，这场革命将不仅继承西方人类逻辑的成就，还将从东方人尤其中国人的有价值的思想资源中吸取必不可少的养料。这将是一场综合东西方人类全部思想精华的逻辑思维的大革命。考虑到在当今的世界，了解西方的东方人包括中国人，要远比了解东方的西方人多出不知多少倍，所以，我预期，这场新的逻辑大革命将很可能首先由东方人发起，尤其可能首先由中国人发起。当然，实际情况将会如何，那只能等待历史去验证。但不管如何，笔者相信，总有一天，中国文化"琴声"中最弱的这根"弦"——逻辑会变得强大起来，而且会变得愈来愈强大，这决不会仅仅是我的愿望。                       2001年8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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