栗奇程："中国政治模式"从何谈起
《华夏快递》日前转发的张轶东《所谓"中国政治模式"的终结》中写道：
『拿我自己来说吧：我在国内时还是一高校教师，但是从文革结束到我出国，我一次也没有（被通知）去投票选举我所在区的人大代表，也不知道他是谁。这个人大代表也从来没有向我征求过对当地和全国事务有什麽意见。如果我真有自己的一票，即使我对胡锦涛候选国家主席投了反对票，我也能承认胡锦涛的国家主席是"人民选出来的"，但事实并非如此。』
这使笔者想起自己成年后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选民证"和其后的选举经历。参加选举投票计应有过两次，先后在石家庄和北京。记得清楚的是后一次。"选"前，单位比较郑重地给大家传达了本区人大代表候选人（拔自其他哪两个单位）的简况，可是谁也没机会见到他们。"选"后，再无消息，只凭猜想是传达过的人都当选了。当时曾联想起少年时代读过的苏联文学作品，其中提及苏联公民的社会政治生活中有一项是与苏维埃代表交流对话，描写出来的大致是苏维埃代表各自设有办公室，有选民接待日，届时本区选民去见代表，反映问题和诉求等等。八十年代，在北京那个选区，如果我想去跟人民代表谈话，该到哪儿去找他／她呢?
在那次区人大代表选举后不久，有一次单位让大家认购国库券。其实是由财务科直接在各人工资里扣钱的的事，却还让大家讨论认识。当时我问：让买国库券这件事，更适当的办法是不是由本区人民代表来动员，给大家讲清国家的困难或者需要，也可由此增强选民和政府的联系，而不由单位出头来派购? 此言一出四座哑然；沉了一会儿，室主任打破冷场，把话题引开了。我自知找了个没趣。
人大代表（人民代表）的职责是什么? 或者说，除了上会吃饭和官样发言，他们有没有称得上职责的事情可做? 这其实不好回答。二十五年前的六四事件后，试图分析其前因后果的文字不绝如缕。有人提问，邓小平为什么急切地在那一天开枪? 一个分析认为是因为其后数日内即将召开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例会。试想，已有多名人大常委对天安门广场的事态表示过关心，他们怎么可能到开会时对当前大事不闻不议? 在党尚未及决议也没有枪杆子压迫的情况之下，人大常委是否可能提出令邓不能满意甚或大不能满意的意见，那将会形成什么局面? 四九年后，共产党先是用"政治协商"偷换掉民选，再用经过精心摆布而实无民选的"民选"铸造而成人大这颗橡皮图章。现在，这个图章突然被"激活"，原本空空的形式突然有了实质内容，中国的法定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将要行使其权力，被误导和麻醉了三十年的中国人将会居然尝到公民的滋味，一个政治大蒙将要被初步破启……对邓来说，它意味着完蛋的开头，一切都将完蛋也哉!
六四之前曾经风行于中国青年一代的《第三次浪潮》的作者写过这样的意思：各个现代国家的政治制度和价值取向有不同，但是国家机器的器官和职能基本相似。新华社编发的《参考消息》中也常见外界评论，把中国的政协和人大分别看作中国"议会"的上院和下院。当然这只是说从前面看似有这个模样，换一面去看，中国这个选举机器和程序还欠缺根本，那就是选民意愿的自由表达和公开公平的竞选。
普世（普适）价值从何而来这个问题，需要专文叙议。这里可以一提的是，无论中国党和政府对普世价值如何惧怕和排斥，"中国模式"到底还是需要标榜其与普世价值的"契合"才有可能欺外蒙内推销于世。上如胡鞍钢司马南下如网上一众无知无畏的五毛们论及中外政治制度时左支右绌、与人对谈时逻辑混乱，其中的底蕴就是（被党和政府强行包办的）"中国"的这个缺角儿。这是"中国"自己的机制（无论叫作纠错、康复、自洁……还是其他什么）所克服不了的。
附言一句，说到中共有无纠错能力，其中关键应是它的对错标准，尤其是关系社会发展方向的大是大非。只有认识到错了，方才谈得上纠正。（这不是空谈，国民党在台湾做到了。）我想这也是胡平先生的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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