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中国人说谎话的动机单纯理解为欺骗对方，那就大错特错了。不少情况下
中国人说谎话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家族甚至国家，这就是所谓的"爱国谎言"。
说到这里可能有人不理解：为什么要用说谎的方式来报效国家呢？这要从中国人的
儒教世界观说起。
在长期的历史中，中国人一直沉浸在"儒教"的思维体系中。中国人把孔子、
朱子的学说当作一种宗教来崇拜。所以在中国不称"儒学"，而称"儒教"。
儒教既然是一种宗教，它必然提出一种为人处事的准则和道德。"儒教"思想
的核心除了"忠孝礼仁"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道德标准就是"避讳"。
查字典可以发现，"讳"的意思是"隐瞒"的意思。"避讳"的意思不是说自己干了什么不光彩的事要隐瞒，而是要为别人隐瞒不光彩的事。
儿子为父亲隐瞒，这样才是真正的正直。"这个故事就形象地说明了中国人的"避讳"是怎么一回事。
《春秋》相传为孔子根据鲁国史官的记事而编纂的一部鲁国历史书。
据《春秋谷梁传》记载，孔子编写《春秋》时有一个原则，那就是"为尊者讳耻，
为贤者讳过，为亲者讳疾。"这句话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要为伟大的人隐瞒丑事；
要为高尚的人隐瞒过错；要为自己的亲属隐瞒毛病"。事实上，避讳就是为别人隐瞒丑事，
为别人隐瞒就是为了别人而说谎话。按照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念，不但不反对我们为了别人
而说谎话，而且赞扬和鼓励为了别人说谎话。
在中国传统思想中，一个人应该尽量隐瞒伟大人物的丑事，应该尽量掩盖高尚人物的
过错，这样做才是道德的做法。相反如果我们去揭发伟大人物的丑事，揭露高尚人物的过
错，那是非常不道德的。
到了现代，中国人又把国家升格为抽象的伟大人物，所以隐瞒国家的丑事，掩盖国家
的过错，就成了中国人的基本义务。为了维护国家的形象说谎言，为了保卫国家的威信造
假话，是值得赞扬和提倡的做法。
设想这样一个场面，如果一个人讲出一件事情的真相，有可能损害国家的形象，那么
这个人应该怎样做？对于中国人来说，１０个人中至少有８个人会选择隐瞒真相，其中还
可能有人会编造假话来为国家开脱。
欧美国家创造的最重要学问就是"科学"。科学的唯一目的是追求真理，寻求真实。
中国没有诞生科学，很大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国的避讳文化。在中国人看来，"真实"并
不重要，更重要的是维护伟大人物、国家民族的荣誉。必要的时候，宁可抛弃"真实"
来维护伟人和国家的荣誉。欧美国家的历史学者把追求历史真相作为历史研究的责任，
而中国的历史学者却把维护国家形象作为历史研究的首要责任。中国学者编写的历史书，
出于避讳的原因，总是要隐瞒和修改很多不利于国家形象的历史事件，努力为中国树立
一个"伟大、光荣、正确"的国家形象。
为什么要为伟大的人、高尚的人避讳呢？这和中国人独自的世界观有关。与西洋人的
平等观念相反，中国人自古以来就认为人与人是不平等的。这种不平等主要不是指个人
才能的不同，而是指个人道德的不同。传统上，中国人按照道德水平，把人分为两类：
"君子"和"小人"。"君子"是"忠孝礼仁"各方面的道德水平都很高的人，很少
追求物质利益；而"小人"在"忠孝礼仁"各方面的道德上都很不够，单纯追求物质
利益。在君子当中品德更为高尚的人是"贤人"，品德最为高尚就是"伟人"。
在中国传统的历史观中：历史是两个时期的交替循环。出现"乱世"的原因是小人掌权，
而出现"治世"的原因是君子掌权。因此，从中国人的世界观来看，治理国家最重要的一条
就是："重用君子，远离小人。"
儒教告戒人们：只有依靠伟人贤人管理国家，国家才能长治久安，才能避免"乱世"的
再现。可是伟人贤人不是"神"，他们也会犯错误。一旦伟人贤人犯了错误，一般民众一定
要帮助隐瞒和掩盖贤人的错误，使他在人民当中的威信不至于受损。
既然为伟人贤人避讳的目的是为了维护他们的威信，那么反过来夸大他们的功绩，提高
他们的威信，也是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另一种方式。所以"夸大"就成为与"避讳"相互相
成的另一个方面。中国人在为伟大人物避讳的同时，也在为伟人夸大功绩，歌功颂德。
在这种避讳和夸大同时存在的文化背景下，中国的很多事件都很难搞清楚真相。这并不
一定是政府有组织地隐瞒实事，而是民众自发地避讳和夸大，造成事件真相的失真。按照西
方的新闻工作经验，调查事情的真相要访问当事人。可是这个经验到了中国就行不通了。因
为在中国，当事人会出于避讳的考虑，有意夸大或缩小实情。
避讳文化是中国悠久的历史传统，但现在有不少中国人，包括我自己，感到有必要反省
这种避讳文化的弊端。避讳文化不仅在中日关系上造成一些冲突，也与其他国家造成不少麻
烦。更重要的是，避讳除了让中国人自己的虚荣心得到满足以外，并没有给中国带来正面的
利益。最典型的谎言灾难是１９５８年的中国"大跃进"时代，因为各地无限夸大粮食产量，
使人们以为粮食多到吃不完的地步，形成对粮食的无节制消费，最后导致大量饿死人。
这次中国的SARS，又再一次显示了中国避讳文化给国家带来的灾害。SARS最初是在广东
地区发生的，可是当地官员出于维护国家形象的避讳考虑，尽量隐瞒掩盖SARS真实情况，
一些学者也纷纷出来发表讲话，说什么SARS是可以治疗和预防的普通疾病，使中国大陆内地
没有尽早做出防范SARS的措施，造成SARS在中国内地的大规模蔓延。因此中国内地的SARS在
很大程度上属于人 灾。
因为中国人从小被教育应该为了伟人和国家避讳说谎，使人感到说谎话并不是一件不道
德的事，这就在侧面培养起人们说谎的习惯。有一个最近的例子：一个小学校为了提高老师
的福利，就印刷了一些课外辅导资料，让小学生购买，学校和老师赚一点外快。后来有人反
映学生负担加重，教育局就派人来学校调查。这时各个班级的老师就告诉学生："为了维护
学校的形象，你们一定不能说学校让你们购买课外辅导资料的事"。结果教育局来调查时，
学生都说学校没有让他们购买课外辅导资料，隐瞒掩盖了学校的错误，使学校没有受到批评。
上面举的学校学生说谎的事例中，那些学生并不是为了自己说谎，而是为别人说谎的
典型避讳行为。可是老师公开教育引导学生说谎，很容易培养起学生说谎的习惯。说谎的
习惯不仅使中国成为一个谎言流行的国家，也使中国成为一个假货盛行的国家。
每个国家的民族性都有正面的一面，也有负面的一面。我个人认为避讳文化是中国民族性
的负面之一，中国人应该反省和改变为了伟人、为了国家避讳、夸大、造假的传统。不过现在
中国人也体会到谎言和现代化社会是背道而驰的，所以近两年中国最流行和最提倡的一个词就
是："诚信"。所谓"诚信"就是做人要诚实，做事要有信用。然而一个人要做到"诚信"，
首先要抛弃用说谎的方式来维护国家形象的避讳观念。只有在任何情况下都讲真话的人，才能
是一个真正的"诚信"之人。从目前的各种迹象来看，我认为中国人的思想观念正在朝着越来
越远离"避讳"的方向发展，"诚信"正在走近我们。
笔者在日企服务时，从事对中国电力成套设备的出口。贸易合同中，最重要的条款之一，是交货期，多一天少一天是可以按合同总价折算成钱的。应该说，原则上，日本公司不会无故拖延交货。但有时公司订单过多，受制于生产能力，也难免会出现捉襟见肘的极端情况。一次，一个合同已经过了一周仍无法交货，再拖下去，按合同，罚则条款将自动启动，那公司损失就大了。
万般无奈之下，老板打电话对负责国际营销的伙计说："对不起，公司想请你明天飞趟中国，直接对客户陈情，就说你妈死了。因'个人原因'，误了物流公司的装船期。现已做好相关处理，一俟船到......"可怜的伙计，稍微怔了一下，立马对着话筒大声说："哈依，明白，部长：我妈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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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a 纵横周刊 by 刘柠 on 2/23/09
只要被认为一己的行动代表了公司、机构，乃至国家的利益的话，撒谎并不困难。
学者余世存说："以我在中国生活近四十年的经验观察，我国人养成的习惯里，保持得最好、发挥得最淋漓的习惯乃是撒谎的习惯。关于中国撒谎学的研究，除了为撒谎辩护的高论外，至今是一个空白，印象中只有鲁迅等人的作品有所涉及......关于撒谎的教化，不仅政治家高兴，就是受苦受压的老百姓也是同意的。"显然，余先生在这里把撒谎当成了某种民族性，做的是文化社会学剖析，多少有"酷评"的成分。由此，笔者想到的一个问题是：中国人爱撒谎，就像公德淡漠、随地吐痰、不讲卫生等陋习一样，是屡受世人质疑、批判的对象。但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是不是独中国人爱撒谎呢？譬如，东邻岛国日本，是举世公认的美丽清洁的环保天堂，其国民勤勉、爱美、富于公心，一般来说也憨厚、朴实，可到底爱不爱撒谎呢？
我相信，从道德伦常、经典教化上说，任何一个社会都不鼓励撒谎，否则那个社会便是"反社会"的，儒教之中国如此，深受儒教文化辐射、影响的日本亦不例外。古时武士的道德修养最重要者有三，曰"仁"、"诚"、"勇"。其中，"诚"者，即诚实。日本近代教育家、《武士道》一书作者新渡户稻造尝言："无信义、诚实的话，所谓礼仪便是滑稽和做戏。"美籍日裔社会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其赫赫有名的学术著作《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Trust-The Social Virtues and the Creation of Prosperity）中，有个著名的判断：一个社会的信任度与其经济发达程度之间有某种逻辑关系。进而，他对世界主要国家，按信任度作了一番评价、排序：与日本、德国、美国等"高信任文化"社会相比，中国、意大利南部地区、法国属于"低信任文化"，所以经济繁荣也受到抑制。理由是，低信任的社会，其信任只局限于血亲关系层面，因而无力构筑现代社会中基于商业互信和共同利益而形成的社会中间组织（如教会、商会、公会、俱乐部等），自然也不善于打造非血亲的私营企业组织。
福山的结论正确与否另当别论，日本作为东亚民族，堪称诚信社会，则是不争的事实。从非血亲继承的普遍存在到明治维新前长达近三个世纪的江户社会的商业繁荣，亦可佐证这一点。今天，随便到岛国的某个乡下居酒屋或偏僻小镇的陋店，依然可以看到对熟客记账消费的前商业社会的文化遗留。要知道，记账消费原本就是现代信用消费的雏形。
对日本社会有所体察者会知道，作为个体的日本人，确实绝少撒谎。他们轻易不对人承诺什么，而一旦承诺，则当全力兑现。那种瞎话流舌、说了不做的人，就像诺而不捐的企业一样，在日本社会很难立足。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所谓"信任社会"，靠的是人与人之间"信"的维系。今天，随着增长神话的破灭，虽然终身雇佣已成过去时，但相对来说，日本的社会流动仍然算少的。一个人进了某家公司、机构，如果不出意外，是打算从长计议并在此"出世"的。因此，其信任度的大小，能否让上司、同僚信得过，把工作全交给你，便是至关重要的，没人愿意拿自己的信任度作赌注。换句话说，破坏信任的成本相当高。
但也不能仅据此就认为日本人从不撒谎或不爱撒谎。撒与不撒，关键看撒谎的主体和目的诉求。对作为超越个体的组织之一员的日本人来说，只要被认为一己的行动代表了公司、机构，乃至国家利益的话，撒谎并不困难。岂止不困难，有时简直就是下意识的职业习惯，张口就来，近乎本能性的机械反应。近读已故前台湾国府新闻局发言人张超英的回忆录《宫前町九十番地》，谈到其于80年代初，作为常驻东京的国府驻日代表处新闻组长时，看到日人赴台签证申请后只需24小时即可到手，而台湾人申请赴日的话，则要等两周，痛感"外交"之"不对等"。对此，质询日本政府的结果，被告知因台日双方无外交关系，赴日签证需绕道香港总领事馆才能发行云云。如此说明岂能蒙得过资深日本通？于是，张超英开始水面下的工作，终于抓住了一位在内阁府的常设咨询机构"观光政策审议会"挂名的著名女电视制作人。通过她的斡旋，终于说服有关部门，改变了政策"路线图"，不出俩月，台湾人赴日观光签证的申请时间便从两周缩短为两天----原来的说法不攻自破。
笔者在日企服务时，从事对中国电力成套设备的出口。贸易合同中，最重要的条款之一，是交货期，多一天少一天是可以按合同总价折算成钱的。应该说，原则上，日本公司不会无故拖延交货。但有时公司订单过多，受制于生产能力，也难免会出现捉襟见肘的极端情况。一次，一个合同已经过了一周仍无法交货，再拖下去，按合同，罚则条款将自动启动，那公司损失就大了。
万般无奈之下，老板打电话对负责国际营销的伙计说："对不起，公司想请你明天飞趟中国，直接对客户陈情，就说你妈死了。因'个人原因'，误了物流公司的装船期。现已做好相关处理，一俟船到......"可怜的伙计，稍微怔了一下，立马对着话筒大声说："哈依，明白，部长：我妈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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