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0月25日星期六

[G4G] Fwd: Yibao 377 par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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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Yibao <Yibao1@gmail.com>
Date: 2008/10/25
Subject: Yibao 377 part 2
To: Yibao <Yibao@googlegroups.com>


十七届三中全会究竟能给三农带来什么
傅清


口口声声"依法治国",让法律追着政策跑,说明法治是假,人治是真。一党专政的政体每一代都热衷颁布政策, ……十七届三中全会是落后于中国经济社会变
革的一个会议。

这是一张令全世界惊呆的照片,一个只有一岁的幼儿平躺着被抢救,头上扎着输液管,平平的小腹隆起一个倒扣着碗状的鼓包,那是几乎要被尿液胀破的小膀胱,
孩子大概已经不会嘶心裂肺地哭号了,只会昏睡。这就是中国的结石儿。中国把含三聚氰胺的食品出口到国外,毒死的是猫狗,在国内毒害的是婴幼儿。9月中国
爆发的毒奶粉事件的影响继续在世界漫延,继续有国家禁止进口中国的奶制品。但是在中国大事已去了。中国司法部向大陆律师下文,禁止律师受理肾结石婴儿家
属的相关法律诉讼。大陆媒体也停止报道肾结石患儿的相关新闻。中国国家质检总局10月2日公布,最新抽样检测结果显示,市场销售新生产的主要品种液态奶
未检出三聚氰胺。中央大员和地方大员都在公众面前表演喝奶。中国国家总理温家宝10月6日主持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例(草
案)》。这是国务院处理毒奶事件,对全国消费者的一个交待,也只是交代而已。如此严重的公共事件中国政府也能打"短平快"。10月9日三中全会要开了。
中共启动国内外的重要喉舌都忙不迭为这个会议造势,什么"农村30年改革的伟大成果",什么"土地改革将再次成为中国改革的战略起点",铺天盖地。

小岗村的史实与真相

9月30日党魁胡锦涛到30年前"大包干"的起点——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考察。三年"大跃进",小岗村120多人饿死了67人,死绝了6户。但干部有的
吃。干部没有饿死的。一直到1978年村民就没有吃过饱饭。1978年夏天大旱,11月全村18户人家因为不想饿死,在非党员生产队长严俊昌带领下赌咒
发誓,签下分田到户的"生死契约",户户都按下红手印。这份从农村孩子作业本撕的纸签的"红手印包干书",后来变成邓小平领导的中国农村改革的重要文
件,成为中国革命博物馆藏品。
其实小岗村的"大包干"与邓小平无关,与一个月之后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也无关,因为那个三中全会的决议是"坚持人民公社三级所有"和"不准包产到户"。小
岗村的"大包干"与谁有关?与接到公社书记汇报,来到小岗,"叹了一口气,就批示小岗干到秋天,说是干得好再向党汇报,干不好收回来。"的县委书记陈庭
元有关。与陈庭元顶不住了,又来到小岗的地委书记王郁昭有关。他看到小岗粮食多得没地方搁了,连床底下塞的都是粮食,就说:"定罪定不下来,那我们就支
持严俊昌。"后来他又带常委们来了一次小岗。
还与王郁昭之后来到小岗的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有关。万里问了严俊昌几个问题,说:"地方批你干一年,我批你干三年。"严俊昌不放心,追着万里要"红头
文件"。万里回答:"不错,我是没有红头文件,谁要是找你麻烦你就这样问他:'你可以想出什么好的办法?如果对我有看法,你能使生活过得比我好,收入比
我现在多,做出的贡献大?'他要是说不出什么好的办法,就让他不要管你,他还得跟你学习。"三年之后,允许农民"包产到户"正酝酿为中共中央的决议。

胡记三中全会决议落后三农实践

新华社了望周刊10月6日发表重头造势文章《从30年历届党的三中全会看治国理政思路》称:"改革开放以来,历届党的三中全会都承担着经济发展和经济体
制改革的重大使命,体现中央领导集体的施政特点。"中央党校专家评价:"历届三中全会"往往带有每届中央领导集体的烙印"。胡锦涛三中全会前到小小岗村
考察,即是肩负"使命",也是要打下"烙印",而且要打在改革开放的源头上。南方都市报在摘载了望评论时,改题为《观察三中全会"出手",可知中央领
导"高明"》新华社报道胡锦涛和小岗乡亲们《江淮金秋话农事》,胡锦涛已经掀开门帘,露了一手,他说:"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
是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不仅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还要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同时,要根据农民的意愿,允许农民
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除人民日报之外,各路传媒一股脑对三中全会"出手",进行预测。预测的内容除了"土地的承包期由
30年确定为70年"和7月出台的"林改"一致之外,三中全会讨论的"土地流转"的全部内容,早已是中国三农的现实。2007年两会出台的《物权法》,
对土地承包经营权 、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地役权也作了立法。例如第一百二十九条 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互换、转让,当事人要求
登记的,应当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申请土地承包经营权变更登记;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第一百三十三条 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
荒地等农村土地,依照农村土地承包法等法律和国务院的有关规定,其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转让、入股、抵押或者以其他方式流转。已经被法律固定的东西又怎么
能拿出来称作"土地改革" ?"新土改" ?"中国改革的战略起点"呢?传媒披露现行的《土地管理法》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让、转
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目前国土资源部政策法规司在紧张修订中。该司副司长魏莉华透露:"土地管理法律制度的每一次重大变革,都与党中央、国务院
的重大决策密不可分。"。口口声声"依法治国",让法律追着政策跑,说明法治是假,人治是真。一党专政的政体每一代都热衷颁布政策,发表决议,就像封建
皇帝离不开圣旨和口谕。到了平民总书记、平民总理一代,人治力不从心,对经济社会的变革已无治理能力,但发圣旨,搞决议的心态一点不让邓小平。十七届三
中全会是落后于中国经济社会变革的一个会议。与30年内的"三中全会"相比,充其量是狗尾续貂。妄想成为"战略起点",如同奥运高歌"同一个梦想"。

不惧土地私有,"流转"将促农民买断

从邓小平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攫取改革开放最大利益的中共政权,根本不惧"土地私有化",三中全会决议采用的"流转",已经
是"私有化"的代名词。"土地流转"更多是从政权稳定出发的。
《中国改革》杂志学术顾问武建东着文提出:"面对全球金融危机的格局,生死存亡之道就是中国必须实现从外向经济向构建世界上最大的内需经济体系的转型,
目前这个转型的焦点就是中国农村生产力的再造。这就需要将农村问题唱一次主角,就需要全面进入推动城乡一体化的中国城市化时期,也就更需要以集体土地使
用权为触媒向广大的农村提供巨大的货币流动性和财富利益,以形成世界上最大的内需市场和内需消费能力。因此,这个触媒通道就是打通国内市场经济的咽喉要
道,就是一个必须承载有限市场化利益使命的商品,就一定要成为改革转型的战略前提!"
三农是中国当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瓶颈,改革三十年,城乡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前所未有地扩大,2007年是城乡收入差距最大的一年,收入比达
3.33:1,绝对差距达9646元人民币。当农民进城打工,"土地流转"早已成为现实,三农问题日益严重的根本原因不是现行土地制度,也不是城乡二元
化,而是官权对三农的盘剥重于城市。将武建东的学术术语剥掉之后,只剩下农民可以从"土地流转"政策中得到一笔钱,这笔钱可以为最贫穷的农村提供货币流
动,可以"形成世界上最大的内需市场和内需消费能力",这个内需市场究竟是谁最需要的?当然是中国的利益集团。对更多的农民来说,"土地流转"获得的资
金往往是一次性的,和国企下岗工人的"买断"性质一样。改革已经造成几千万下岗工人,还有一亿失地农民,难道还要再造成更多的下岗农民?
拒绝政改,农民只能做"二等公民"
9月24日 温家宝赴纽约参加联合国会议48小时,在两个场合,温家宝提出中国民主的三个发展方向,包括民主选举、司法独立和政府接受新闻监督。他的主
张不但是正确的,而且与2007年两会前后,他两次公开称赞普世价值是一致的。几乎是同步,人民日报26日转载北京日报社社长梅宁华的长文《对现代国家
制度的新思考——从奥运成功举办看我国政治体制的优势》,他提出:"北京奥运让世界重新认识了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势。奥运会举办过程中中国政府和
中国人民展现出的强大组织力、无可比拟的社会动员能力、万众一心的社会认同感,充分体现了中国政治制度的优势。"他批评:"以民主制度而言,自资产阶级
革命以来,已历经300多年,它的历史局限性在全球化时代非常明显,其弊端日益显现。作为历史上形成的政治形态,民主制度只能称为近代国家制度。"他认
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形成并不断完善的政治制度,是集民主与集中的优点于一体,集中西价值观的长处于一身,日益呈现出西方政治体制和我国传统政治体制所
不可比拟的优势"言外之意中国的制度是现代国家制度。仿佛是斩钉截铁回击了温家宝在联大发表的政治改革的主张。在此之前北京中央和北京市的党报还集中围
剿了普世价值和主张与之接轨的人。
10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在求是杂志发表他中宣部机关党员干部大会上的讲话,他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
中国制度模式显示出强大生机与活力。"他说:"最近有人把近年来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应对特大自然灾害的表现进行了比较,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式救援无与伦
比","赈灾凸显了中国的制度优势"。 与梅宁华口径惊人一致。
10月8日胡锦涛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全国抗震救灾总结表彰大会上发表的讲话,他公然讲:"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中
华民族的优秀品质,人民军队的政治本色,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显着政治优势,我们必须倍加珍惜、永远坚持。"
温家宝在联大有关政治改革的讲话是迫于毒奶粉事件的巨大压力做出的煽情表演,还是"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的真情流露,
只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中共最高领导集团拒绝政治改革是一致的。这将是三中全会的主调。30年的经济改革,中共利益集团已经完成血腥的原始资
本积累。财富的不平等,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是官民对立的根本原因,不改变政治制度,中国农民"二等国民"的身份就不会改变。所有的狼都希望面
对的羊群肥一些。三中全会能把羊群带到丰硕的牧场吗?令人怀疑。恐怕"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现象更普遍。(原载《动向》杂志2008年10月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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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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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全会无法解决三农问题
陈永苗(北京)


当下的政体,以农民为殖民地奴隶,三农问题本质上是政治问题,没有任何根本解决的可能性。

即将召开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重点讨论三农问题。赋予更长的土地承包期限和促进经营权流转,是要点所在。胡锦涛日前在安徽小岗村,作了象征性的披露。究其
本质,还是乞灵于市场,当下恶劣的国际经济环境大气候,才是这次改革的推动力。然而, 政治问题,必须政治体制改革来解决。

当年德国崛起之时,遭遇到殖民地已经瓜分完毕的残酷现实。当中国需要殖民地的时候,就在国内搞殖民,把农民当作了奴隶。内部殖民的问题,是1949政治
秩序的黑暗根基。改革开放前到今天,对于底层来说,到隐藏在社会主义面具之下的国家资本主义,还在运行。从一农民或者农民子弟的角度看,改革措施中国家
资本主义的特征特别明显,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就是一次有权和有拳头者的分赃。所谓的改革意识形态,不过就是要掩饰这种真相。

征收与分赃,可以推出两个中国的表述,一个是权贵的,一个底层的,尤其是农民的。这两个中国,是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即使改革,让底层的
情况有所好转,但是并没有改变国家资本主义的本质,不过是把原来工业化的政治经济结构,变得更隐秘,更有欺骗性。以改革开放几十年工资增长为例,在国家
的控制之下,工资增长极为缓慢,其实就是对劳动者价值的榨取。权贵官僚集团,不断通过入党、"当选"政协委员人大代表等,吸纳民间精英,也吸干了民间的
对抗力量。民间精英被招安,又回头压制新生的民间秩序。改革注定是有拳头有权力的牺牲百姓。

让底层的情况有所好转,是一种完全依赖于政治手腕的再分配,即处于把鸡养活可以下蛋的考虑。每一个重大利民措施出台,不过是为了更大的征收。富裕一点,
就被征收一点。当下胡温新政要增加初次分配,由于垄断结构的存在,不过是形式上在穷人身上过一下,又转移到权贵那里。

改革时代依赖于做大蛋糕。这次新土改流转经营权,是同样的思路。但是生产的每一次增长都会让分配实际变得更加困难。以为把蛋糕做大,就可以让分配成功进
行,没有必要通过暴力性抗争。然而这不能回避现代化工业商业,对前现代农业的盘剥。在实行工业化之时,中国就对农民展开剪刀差的政策。农民生产出来多余
一点,就被剥夺一点。

大鱼吃小鱼,小鱼吃小米的格局,给一定的精英流动,像虾米可以变成小鱼,小鱼可以变成大鱼,这样的食物链就不断裂。可是精英是少数的,大部分人是虾米,
而且注定了永远是虾米。如此,希望就要破灭,而且必然积累怨气。要这种等级关系不发生严重对立和冲突,依赖于每一个阶层可以同时上升,上一个阶层的把自
己的位置让给下一阶层,例如改革开放促进发展,城市平民变为财富贵族,而城郊农民变为城市平民;或者是罗马式的征服和对外掠夺。当改革开放裹足不前的时
候,尤其容易触发对外掠夺,"大国崛起或者大国攫取"。

当西方或者外部世界,不再流入利益,或者看起来是西方世界流入(其实是更大的流出),当中国必须依赖于西方,造成看起来西方流入利益的时候,其实是用大
利益换小利益。不过这种真相是被现代性经济全球化话语掩盖着。当流出看起来更明显清楚,或者西方要从这里剥削的时候,这种大鱼吃小鱼,小鱼吃小米的内循
环就断裂了。

概而言之,当下的政体,以农民作殖民地奴隶为前提,三农问题本质上就是政治问题,没有任何根本解决的可能性。如能解决,无异于翻天。(原载《动向》杂志
2008年10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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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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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历史教训和未来挑战:大跃进五十周年和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国际研讨会议程



Program 大会议程
China's Lessons from the Past and Challenges
for the Future:

An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Commemorating the Fiftieth Anniversary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and the Thirtieth Anniversary of Reform and
Opening

中国的历史教训和未来挑战:大跃进五十周年和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国际研讨会

October 17-19, 2008

Co-Sponsored by

Stillman School of Business, Seton Hall University
Foundation for China in the 21st Century
Chinese Scholars Friendship Association

Friday, October 17(十月十七日,星期五)

Departure: 出发(10:00 AM)早晨吃了旅馆自助餐早饭后在Howard Johnson Hotel大门口集合,一起坐大巴士去位于
新泽西州的美国西东大学

Lunch: 午餐 (12:00-12:50 PM)
Location: Atrium, Jubilee Hall, Seton Hall University

Opening Ceremony 开幕式 [1:00-1:30 PM]
(Location: Chancellor's Suite, Student Center, Seton Hall University)

Welcome remarks [欢迎词] from the President of Seton Hall University [美国西东
大学校长]

Welcome remarks [欢迎词] from Dr. Gabriel Esteban the Provost of Seton
Hall University [伽贝 阿斯特贝博士,美国西东大学校教务长]

Welcome remarks [欢迎词] from Dr. Karen Boroff, Dean of the Stillman
School of Business [凯琳. 鲍罗芙博士,美国西东大学斯蒂曼商业学院院长]

Welcome remarks [欢迎词] from Dr. Perry Link 林培瑞, [由宋永毅代读] Chair of the
Foundation for China in the 21st Century, and Chancellorial Chair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Riverside [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理事会主
席和加州大学河滨分校讲座教授]

Afternoon Sessions: From the Great Leap Forward to the Great Famine 从大跃
进到大饥荒 [1:30-5:30 PM]

Session One: Rethinking the Great Leap Forward & the Great Famine
after 50 Years 五十年后再看大跃进/大饥荒 [1:30-3:00 PM]
(Presentations in Chinese)

Moderator: Professor Song Yongyi 宋永毅教授
(Professor and Librarian at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Los Angeles)

Speakers

Mr. Jie Hu胡杰Independent Documentary Maker in China [中国大陆独立纪录片制片人]:
"Re-examining the Anti-Rightist Campaign after 50 Years" [纪录片:粮食关纪念碑]
[1:30-2:00 p. m.]

Mr. Jisheng Yang杨继绳 Deputy Editor of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History in China [新华社高级记者,《炎黄春秋》副社长]:"China's Loss in Population
during the Great Famine"[大饥荒期间中国的人口损失] [2:00 -2:25 p.m.]

Professor Shu Ding丁抒博士, Professor of Physics, Normandale Community
College [美国明州诺曼学院教授]: "The Lower Limits to China's Abnormal Death Toll
during the Great Leap Forward" [大跃进期间中国非正常死亡数的下限] [2:25-2:50 p.m.]

Mr. Jianfu Yao姚监复 Former Research Fellow at the State Council in China
[前中国国务院发展中心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Coming Back Down to Earth in China after
Falling from the Utopian Dream" [从乌托邦幻梦回归中国土地] [2:50-3:15 p.m.]

10-Minute Break 休息十分钟 [3:15-3:25 p.m.]

Session Two: A Fevered Political Atmosphere and the Tragedy of the
Great Famine 狂热的政治氛围和大饥荒的悲剧 [3:25-5:45 PM]

Moderator: Dr. Jason Z. Yin 尹尊声博士
(Chair and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Management, Seton Hall University)

Speakers

Dr. Ruojian Li李若建博士, Professor, Sun Yat-sen University, China [中国中山大学政务
学院教授]: "Pursuing Personal Gain and Avoiding Personal Harm: Fraud in
Officialdom during the Great Leap Forward" [趋利避害:大跃进时期官员造假行爲分析]
[3:25-3:50 p.m.]

Professor Xiguang Yu 余习广,Former Instructor, CCP Central Party School [前
中国中央党校党史教员]: "The Campaign Against Hiding Production and its Relation
to the Great Famine after the Lushan Conference" [庐山会议後反瞒産徵购与大饥荒] ]
[3:50-4:25 p.m.]

Dr. James Wen文贯中博士 Professor, Trinity College [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教授] "On the
Connection between Public Canteens and the Great Famine" [论公共食堂和大饥荒的关
系] [4:25-4:50 p.m.]
Dr. Lillian M. Li, Professor of History, Swarthmore College [美国斯瓦斯莫学院历史
系教授]: "The Great Leap Famine in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历史和比较视野下的中国大饥荒] [4:50-5:15 p.m.]

Questions & Answers 提问及回应 [5:15-5:45 p.m.]

Welcome Dinner 晚餐: [5:45-8:00 PM]
Location (地点) : The home of Dean Karen Boroff (Chatham City)

[会后一起坐大巴士赴凯琳. 鲍罗芙院长家的欢迎晚餐(自助餐),饭后集体返回纽约法拉盛的旅馆 After the Symposium, we
will ride the bus to Dr. Boroff's house for dinner, and then return to
the hotel in Flushing, New York. ]

October 18, Saturday (十月十八日,星期六)

Morning Sessions: From the Great Leap Forward to the Great Famine 从大跃进到
大饥荒 [9:00 AM-12:30 PM]
Location: Phoenix Terrance Meeting Room
(2nd floor of Sheraton LaGuardia East Hotel, 135-20 39th Ave.,
Flushing, NY11354喜来登大酒店二楼会议室)

[早晨吃了旅馆自助餐早饭后8:45在Howard Johnson Hotel大门口集合,一起步行去会场]

Session Three: Mao Zedong, CCP Leaders and the Great Famine 毛泽东、中共领导人和大
饥荒 [9:00-10:30 AM]

Moderator: Professor Shu Ding丁抒教授
(Professor at Normandale Community College)

Dr. Chen Kuide陈奎德博士, Executive Director, Princeton China Initiative [普林
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任] : "Calling Mao to Account: Three-Year Famine and Mao
Zedong's Responsibility" [问责:三年大饥荒与毛之责] [9:00-9:25 a.m.]

Dr. Everett Y. Zhang张跃宏博士,Professor of Anthropolog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Buffalo [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人类学系教授]: "A View of Mao's Absolute
Power from the Vantage Point of the Great Famine in Sichuan" [从四川大饥荒的真情
透视毛的绝对权力特徵] [9:25-9:50 a.m.]

Dr. Hehui Jin 金和辉博士,Founder of "Great Chinese Famine" website [中国大饥荒网站创
办人] "Correcting or Promoting?: Mao Zedong's Policies and Options
during the Great Leap Forward"["力纠"还是"力倡"----毛泽东在大跃进期间的政策认知与选择]
[9:50-10:15 a.m.]

Mr. Dongyu Wang王东渝, Senior Journalist and Chief Editor of the Chinese
magazine "Nationalities" [高级记者,中国《民族》杂志编辑部主任],"The Distinctive Origins
of the Great Famine in Sichuan Province during the Great Leap
Forward"[大跃进时期四川大饥荒的特殊成因] [10:15-10:40 a.m.]

10-Minutes Break 休息十分钟 [10:40-10:50 p.m.]

Session Four: The Great Leap Famine in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历史和比较视野中的大饥荒 [10:50 AM – 12:30 PM]

Moderator: Dr. James Wen 文贯中博士
(Professor of Economics, Trinity College)

Dr. Yixin Chen陈意新,Professor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Wilmington
[美国北卡罗纳州大学历史系教授]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Great Famine in Anhui and
Jiangxi Provinces" [安徽和江西大跃进饥荒的比较研究] [10:50-11:15 a.m.]

Mr. Bumei Ren任不寐 Senior Research Fellow, Foundation for China in the
21th Century [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高级研究员]"The Great Famine and the Rationality of
the Victims of Contemporary Disasters"[大饥荒与当代灾民理性] [11:15-11:40 a.m.]

Professor Yongyi Song 宋永毅, Librarian,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Los
Angeles [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 " Terror and Lying: From 'A Great Leap
Forward in the Elimination of Counterrevolutionaries' to 'Debate' on
High Production Targets" [恐惧和造假:从"肃反大跃进"到高産"辩论会"] [11:40-12:05 p.m.]

Questions & Answers 提问及回应 [12:05-12:30 p.m.]

Lunch午餐 [12:30-1:25 PM]
Location (地点) :
[由会议工作人员提供盒饭和饮料给代表 Drinks and box lunches will be provided]

Afternoon Sessions: Re-thinking the Thirty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反思改革开放三十年 [1:30-5:00 PM]

Session Four: Looking Back the Course of "Reform and Opening" 回顾改革开放的历
程 [1:30-3:30 PM]

Moderator: Dr. Wu Guoguang 吴国光博士
(Professor and Chair, Centre for Asia-Pacific Initiatives, University
of Victoria, Canada)

Professor Jiaqi Yan严家琪, Former Director,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前中国社科院政治研究所所长] "How
Should We View the Thirty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如何看待改革开放三十年]
[1:30-1:40 p.m.]

Mr. Yuegang Lu卢跃刚 Senior Journalist, Chinese Youth News [《中国青年报》高级记者]:
"From 'Enlightenment' to Defending Rights: the Evolution of Thinking
in China's Press Circles during the Past Thirty Years [从啓蒙到维权——中国大陆新闻界三
十年的思想演进] [1:40-2:05 p.m.]

Professor Weiping Cui崔卫平, Chinese Film Academy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Unofficial
Publications in the Past Thirty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改革开放30年
以来的民间出版] [2:05-2:30 p.m.]

Dr. Junning Liu 刘军宁博士 Professor, Chinese Academy of Culture and Arts [中
国文化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Repair or Replace?: The Reality and the Value of
China's Reform" [补天与变天:中国改革的事实与价值] [2:30-2:55 p.m.]

Dr. Jian Guo郭建博士 Professor of Chines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美国威斯康辛大
学中国研究教授]: "Reflections on Unfinished Enlightenment: Reform in the
1980s and the May Fourth New Culture Movement" [未竟的啓蒙与反思:八十年代的改革与五四新文化运
动] [2:55-3:20 p.m.]

10-Minutes Break 休息十分钟 [3:20-3:30 p.m.]

Session Five: China's Economic Reform and Political Reform 中国的经济改革和政治改
革 [3:30-5:30 PM

Moderator: Professor Ming Xia夏明教授
(Professor of Political Scienc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ofessor Qinglian He何清涟 Senior Research Fellow, Human Rights in China
[中国人权高级研究员]: "The Distorted Development of State Capacity in China's
Reform" [改革30年与中国国家能力的畸形发展] [3:30-3:55 p.m.]

Dr. Guoguang Wu吴国光 Professor and Chair, Centre for Asia-Pacific
Initiatives, University of Victoria, Canada [加拿大维克多利亚大学讲座教授]: "From
'Perfect System' to Social Revolution" [从"完美制度"到社会革命][3:55-4:20 p.m.]

Professor Hui Qin秦辉 Professor of Philosophy at Qinghua University [清华大学
哲学系教授]: "China and South Africa: A Comparison of Two Economic
Miracles[中国和南非:两个经济奇迹的比较][4:20-4:45 p.m.]

Professor Yizi Chen 陈一咨,President, Center for Modern China Studies [当代中
国研究中心主席]: "A Funeral Oration for China's Thirty Years of Reform" [中国改革三
十年祭][4:45-5:00 p.m.] (read in absentia)(由人代读)

Questions, Answers & Free Discussion 提问,回应和自由讨论 [每人不超过5分钟] [5:00-5:30
p.m.]

Dinner 晚宴: [6:00-8:00 PM]
Location (地点) : Flushing, New York [会后由会议工作人员带领一起去餐馆]

October 19, Sunday (十月十九日,星期日)

Morning Sessions: China's Past Reform and Future Challenges中国的改革和它面临的挑
战 [9:00 AM-1:30 PM]
Location: Diamond Room
(7th floor, Sheraton LaGuardia East Hotel, 135-20 39th Ave., Flushing,
NY11354喜来登大酒店七楼会议室)

[早晨吃了旅馆自助餐早饭后8:45在Howard Johnson Hotel大门口集合,一起步行去会场]

Session Six: China's Economic Reform and Political Reform (Cont.)中国的经济改
革和政治改革 (继续) [9:00-10:50 AM]

Moderator: He Bin, 何频先生
(President of Duowei Newsnet)

Speakers

Professor Xiaonong Cheng 程晓农, Chief-Editor, Modern China Studies [《当代中国
研究》主编]: "The Turning Point in China's Reform: the Truth about the
'Price System Breakthrough' in 1988 and Its Political Impact" [中国经济改革的转
折点:1988年"价格闯关"的真相及其政治後果] [9:00-9:25 a.m.]

Mr. Tiancheng Wang王天成,Visiting Scholar, Columbia University [哥伦比亚大学中国访问
学者]: "Gradual Democracy: A Rosy Dream of Chinese Intellectuals" [渐进民主:知
识界的玫瑰梦] [9:25 -9:50 a.m.]

Mr. Ping Hu 胡平, Chief-Editor, Beijing Spring [《北京之春》主编]: "The June 4th
Massacre and China's Economic Miracle" [六四屠杀与中国奇迹] [9:50-10:15 a.m.]

Dr. Dan Wang王丹博士, Chairman, Chinese Scholars Association [中华学人联谊会主席]:
The Golden Intersection of State and Society [国家与社会的黄金交叉点]
[10:15-10:35 a.m.]

Questions & Answers 提问及回应 [10:35-10:50 a.m.]

Session Seven: China's Challenges in the Present and Future
中国面临的和未来的挑战 [10:50 AM -12:30 PM]

Moderator: Professor Xiaonong Cheng 程晓农教授
(Chief-Editor of Modern China Studies)

Mr. Jisheng Yang杨继绳, Deputy Editor,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History [新华社高级记者,《炎黄春秋》副社长]:"The Problems and Prospects of China's
Reform" [中国改革的问题和前景] [10:50 -11:15 a.m.]

Dr. Juntao Wang王军涛博士, Chairperson of the Chinese Constitutionalism
Association [中国宪政促进会理事会主席]: "China's Prospects in the Post-Deng Era" [後
邓小平模式的中国前景] [11:15-11:40 a.m.]

Dr. Ming Xia夏明博士, Professor of Political Scienc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纽约市立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The Developing Models of China's Ruling
System" [中国治理体系的范式演进] [11:40-12:05 p.m.]

Dr. Xiaoqing He何晓清博士, Research Fellow, Fairbank Center, Harvard
University [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研究员]: "Identifying with a "Rising China"?: An
Inquiry into the Nationalist Sentiments of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s" [认同一个"崛起的中国"?- 海外中国学生民族主义情绪初探] [12:05-12:30 p.m.]

Session Eight: Free Speech & Discussion [12:30-1:30 p.m.]

Moderator: Professor Song Yongyi 宋永毅教授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Los Angeles)

Each person can speak on any Cultural Revolution-related topics for
5-10 minutes. 每人和报名自由发言5-10分钟。

Professor Xuanjun Xie 谢选骏Independent Scholar in the US [旅美学人]:"A
Comparative Study of Deng Xiaoping's Reform and Xiaowen Emperor"[邓小平的改革
和北魏孝文帝改革的比较 ]

Mr. SK Chueng 张成觉Independent Writer in Hong Kong [香港独立作家]: "Hua
Guofeng's Achivement during the Reform and Open" [华国锋是改革开放的功臣]

Closing Ceremony 闭幕式 (1:30-1:45 p.m.)

董立文博士(台湾民主基金会副执行长);尹遵声教授、宋永毅教授等。

Lunch-Dinner午-晚餐 [1:45-3:00 PM]
Location (地点) : Location (地点) : Flushing, New York [会后由会议工作人员带领一起去餐馆]

Other Delegates of the Conference 其他会议代表:

1)杨力宇博士(美国西东大学资深教授); 2)董立文博士(台湾民主基金会副执行长); 3)包佳正女士(台湾民主基金会);4)董国强教授(南京大
学历史系);5)周泽浩教授(美国宾州约克学院); 6)朱学渊博士(美国独立作家);7)丁凯文 (美国文革研究学者);8)赖安智博士(二十一世纪
中国基金会);9)毛东宁博士(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10)莫业灏(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11)曾慧燕(美国《世界周刊》着名记者);12)李
肃 (美国之音资深记者);13) 乐安(英国BBC特派记者);14)张伟国(香港《议报》主编);15)金钟(香港《开放》主编);16)高伐林
(《多维》主笔);17)薛伟 (美国《北京之春》);18)易丹轩(全美学自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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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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谎言笼罩下的黑暗现实
吴庸(北京)


山西襄汾特大溃坝事故在舆论界闹得沸沸扬扬。新华社一反常态,连续编发报道,力挺严厉查处。这当然是官方姿态。国家安监总局发言人黄毅对新华社记者说,
国务 院事故调查组确实怀疑这起事故存在瞒报现象。他表示对瞒报"要搞清楚在什么时候开始的,在哪个环节瞒报的,什么人主导的,哪些人是知情的",都要
一一核 实。他还指出"不排除背后有腐败问题",一副满认真的样子。发言人保证:"一定要给出一份经得起时间和历史检验"、"对得起遇难者"的事故调查
报告。话说 得何等沉重呵!实在让人肃然起敬。

不过,转念又想,"经得起时间和历史检验"、"对得起遇难者",根据以往的经验判断,大约只是拍拍胸脯作秀而已。黑砖窑迫害工人问题草草应付过去,地震
时垮 塌的中小学校舍建筑质量问题不了了之,冰冻雨雪灾害中折断的电杆没有钢筋未见查处,煤矿中瓦斯爆炸接连不断含糊对应,这些事例说明,现在的当局就
是这么上 下糊弄,得过且过,何曾一丝不苟地对待过人命关天的责任事故?只就山西省尾矿库而言,大部分是病库、危库、险库,严重危胁百姓生命安全,该省
有关部门早就 明悉,省府秘书长在九月十一日新闻发布会上也公开承认此点。对这些危害极大的尾矿库,长期以来听之任之,没有采取过有效的纠正措施。全国
近万处尾矿库的情 况均处于这种状态。敷衍因循成性,迁就糊弄成风,怎么可能突发奇想,对襄汾溃坝事故要严厉追究,还要"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检验",还
要"对得起遇难者" ――须知,要真的兑现这些承诺,就意味着把襄汾溃坝这个腐烂老窝搞个底儿朝天,让国人见识一下腐败真相,胡锦涛有这个胆识和魄力
吗?

地 方势力对事故造成的人身伤亡有瞒报的利益冲动。当地政权往往与事故责任者有利益上的纠缠关系,瞒报可以缩小事故责任的强度,减轻责任者应承担的惩罚
力度, 保护地方政权不致因事故的发生而使权力受到损伤。襄汾这次渍坝,挟库内二十万立米的泥沙、矿浆汹涌而下,只几十秒便冲出两公里,将矿业公司的三
层办公楼硬 是冲出十多米,当时楼内正拥挤着很多职工等着领工资。附近的集贸市场摊位众多,顾客开始购物。一座饭店被冲毁,里边的人也不少。还有若干民
居散落其旁。事 故发生后,山西省安监局调度中心和县政府提供的数据仅是"一死一伤"。这个有悖常理的官僚数据,只能作有意瞒报理解。中央政权对地方的
瞒报,由于所处地 位,必然具有反瞒报的动力。所以,当地方政权将事故造成的死亡数据上升为一百二十八人时,国家安监总局负责人当场就反驳:"根据我们
所掌握的情况,远不止 这么多。"但中央压制地方露出事故真相的动力是有限的,有时仅仅是摆出压制的姿态,不作认真追究,否则,中央和地方都将处于被动
地位,无法交代。所以,当 这次溃坝造成的死亡和失踪数据上升为九月十八日晚确认的二百七十人时,搜救工作就告一段落,二百七十人大约就是官方定案的数
据了。而实际的死亡人数,当地 一个职工得到的信息是,仅第一天就挖出一千四百多具尸体。对这个职工所言持什么态度,将是事故调查组面临的一次严格的考
试。如果不认真核对这个"一千四百 多",所谓"经得起时间和历史检验"、"对得起遇难者"就会成为空话、大话、假话,总之,不是实话。

其实,对这样的保证原本用不着认真追究能否兑现。它不过是中共的为官之道,把中共所为描绘得圣洁、崇高是这些官吏炼就的本事。从上到下,莫不如此。"三
个代 表"不就是中国共产党的自我吹嘘嘛!"以人为本"不就是中国共产党的自我张扬嘛!有了这种吹嘘文化的熏陶,才有这些官吏大言不惭地宣布要"对得起
时间和历 史检验"、要"对得起遇难者"的赌咒发誓。看破这些惯伎,就可以透视他们的谎言的肥皂泡性质。

值得关注的是,谎言笼罩下的黑暗现实。让我们从《山西溃坝大惨剧黑幕揭开》(载《亚洲周刊》今年第三十八期)所透露的襄汾县开采塔山铁矿的黑暗现实,见
识一下它的"黑暗"到什么程度。

溃 坝所依存的铁矿原属临汾钢铁公司,探明储量为二千七百万吨。临钢只挖出四百万吨即停止开采。二千零五年山西省国土资源厅拍卖塔山铁矿若干矿洞,有名
吉海彬 (音)者出资一亿元竞标成功。吉夺得开采权后,必须把一些转租给别人的矿洞开采权收回以利生产,而承租方拒绝交出,因此,双方发生百人械斗,即
使公安出动 警力协助也未奏效。吉只好将塔矿开采权转让张培亮。张在内蒙、新疆、辽宁都有矿业经营,身价数亿,且人际交往甚深。他买通临汾市公安局常务
副局长段波,出 动大批警力收服一些矿洞承租者,扩大了开采铁矿的便利条件。作为回报,段波拥有张培亮成立的新塔矿业公司百分之五十以上干股。钱与权就
是这么勾结在一起 的。

国际上铁矿资源紧缺,国内对铁矿需求巨大,因而,开采铁矿成了暴利行业。张培亮的矿洞日产量由五六百吨到两千吨不等,每吨矿石坑口价为五六百元到七八百
元, 算下来一个矿洞每日纯利润就是三十万至一百四十万元。张培亮拥有十一个矿洞,每日纯利润就是三百三十万至一千五百万元。这还不是暴利吗?对塔山铁
矿的开采 所以趋之若鹜,根源在此。

塔山铁矿还有八九十个矿洞为其他人开采。这些矿洞的开采权所有者多是幌子,蒙骗公家的,实际的开采权所有者多是执法部门拥有实权的人员。这样,官与商就
合二 为一了。有了官权庇护,无证生产,野蛮生产,不顾安全,不要年检,都公行天下,无所阻拦。张培亮的新塔矿业公司于二千零六年四月就被省安监局吊销
了安全生 产许可证,该公司采矿证已于二千零七年八月过期,但张的矿洞照常开动机器采矿,无人过问。他的尾矿库坝底早就渗水,注满水后渗漏严重,亦无人
过问,直到溃 坝。

严峻的事实告诉我们:官商勾结形成特权利益集团,胡挖乱采糟蹋不可复制的自然资源,超额利润制造暴富阶层,不顾安全草菅工人生命,塔山矿区的这些特征不
就是 中国大陆罪恶现实的缩影吗?这个罪恶现实正是在那些冠冕堂皇的"经得起时间和历史检验"、"对得起遇难者"的掩饰下呈现的。让我们牢记这个虚伪的
谎言和谎 言笼罩下的黑暗的现实。(2008.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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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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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以"过期纪念"圈禁鲁迅
朱健国(深圳)


草民惦念伟人,不必等待"逢五逢十"的大庆之年。2008年10月16日下午1时,我在结束"上海三日行"之时,突然想到,再过三天,就是鲁迅先生逝世
七十二周年,此刻鲁迅上海故居是一番怎样的凭吊前奏呢?打的前往。不料那上海的哥虽然精明不已,从业近十年,竟不知鲁迅故居何在?他笑道,从无客人要到
这地方;人家乡下人也都知道今年来上海先要看"日本刺刀"(101层的上海环球金融中心是今日全球第一高楼),你这深圳人怎么要看鲁什么迅?想和他做什
么生意?鲁迅是个什么大老板?他用对讲机和手机咨询了多个同行,有人告诉他,好像有个鲁迅公园,有人说可能在外滩附近……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虽有十
年前去过的印象,但终不识沪道,只好让他沿途请教。岂料,青年皆一问三不知,偶有一些长者能含含糊糊,让我们在四川北路、溧阳路和山阴路反复转了几大
圈,终于见到"大陆新村"(山阴路132弄1-10号)——"鲁迅故居"招牌黯然兀立,弄外静悄悄,弄里也悄悄静。进去一屋却有四个老男女齐齐伸出手,
眼神火急火急,让我交八元钱买门票。才知四人全是鲁迅故居的管理员,我是三天中唯一的一个客人。





当两个管理员"押送"我上二楼参观鲁迅卧室书房,面对人去楼空,先生摊在桌上的文稿墨香依稀,禁不住悲从心来:先生啊,你在三楼专设书香客房,力邀许多
朋友来住,可见你虽然喜欢深夜静静细画阿金,但并非喜欢孤独,仍然天性好客喜聚,是什么原由让你如今凄凄凉凉孤寂?你在生命的最后十天,也乐于抱病与青
年木刻艺术爱好者聚会,为何如今上海青年对你这般陌生?

或许鲁迅故居太偏,鲁迅公园里会有许多上海人凭吊鲁迅?满怀希望到得鲁迅公园,诺大的鲁迅墓前,只有一个老乞丐在等候我,一个老头背对鲁迅坐像练太极
拳,几个外地拾荒者在走廊昏睡……再寻鲁迅纪念馆,途中故意问路,一群帅哥靓妹面对咫尺之外的鲁迅纪念馆,皆迟疑摇头,如隔天涯。

好在进入鲁迅纪念馆后,见到十几个参观者,可细瞧之下,全是洋人和日本人,中国人竟然只吾一人!

正在费解,忽见楼上楼下各展厅都在以播放《鲁迅传》作解说,其中许多文革时熟悉的词句:"鲁迅从进化论进到阶级论……","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
文化的方向……"强调鲁迅以"革命精神","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崇敬、信赖和热爱"云云。细看片头片尾,不禁惊奇:2008年10月16日
上海鲁迅纪念馆播放的解说词,竟然是27年前所录制——1981年中央新影音像出版社出版的《鲁迅传》,由中央新闻电影制版厂摄制,王相武编导,孙道临
解说。

众所周知,1981年的鲁迅研究,由于改革开放刚刚起步,基本上停留在文革水平,其关于鲁迅的认识,有许多毛泽东晚年错误和文革极左烙印,将民主鲁迅、
自由鲁迅、文学鲁迅这样一个丰富多元的思想鲁迅,简化为"中共鲁迅"、"工具鲁迅",视为"没有办入党手续的地下党员",这种盲人摸象与历史真相差距不
可以道里计。最为典型,这一王相武《鲁迅传》中,连鲁迅有原配夫人朱安这一基本史实也不敢介绍,让人误以为没与鲁迅正式登记的许广平为唯一夫人。

27年来,海内外鲁迅研究经过不断解放思想,从史料到观念均出现质的飞跃,集大成者如朱正的《鲁迅传》、林贤治《鲁迅传》、王晓明《鲁迅传》,皆以大量
新史料新视野还原了"体制外鲁迅"、多元鲁迅和独立鲁迅。即便有关部门不以学界鲁迅新说为据,至少也该参考鲁迅之子周海婴先生的力着《我与鲁迅七十
年》,采纳一些鲁迅并非只爱金刚怒目,而是常常"温情鲁迅"的意见。

再退一万步,上海鲁迅纪念馆即使不相信、不采纳任何人的鲁迅研究新成果,也该依据自己27年来的鲁迅研究新印象而修订解说词——本党党章五年必修订,宪
法几年必修订,难道"民族魂"鲁迅解说词就可以27年不变?

须知,如今许多上海青年只所以不知道鲁迅了,与一些鲁迅纪念馆的"鲁迅解说"三十年不变,顽固"僵化鲁迅"大有关系。

文件有过期之限,食品有保质之期,难道伟人的解说词就不需要与时俱进?

值此"毒奶"遍地之际,我们却以"过期纪念"圈禁鲁迅,岂非大敌当前,国难艰危,竟然囚禁可以出征的仁人志士?!

2008年 10月18日 于深圳 早叫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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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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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时报为张丹红的辩护很拙劣
郭庆海(河北)


就近一段时间中国媒体的报导而言,热点不少,张丹红事件便是其一。而环球时报以近一个月来密集的十几篇相关新闻及评论,"领导"了这一热点的报导。不
过,凭心而论,环球时报以及所有中国媒体为张丹红所做的辩护无一例外的很拙劣。

"张丹红正面报导中国而招祸",这是我们从环球时报及其它中国媒体为张丹红辩护的报导中最频繁读到的一句话,当然也是他们为张丹红所做辩护之核心。你完
全可以如此评价这种辩护手法:典型的价值判断,遵从于价值判断领先一切、甚至代替一切的中国文化传统,并轻易点燃了愤青们的民族主义情绪之火。

而正由于它是一种典型的价值判断方式,所以,"正面报导中国"这种说法首先不免于带来争议。即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立场,会对"正面"还是"负面"产生不
同的感觉!环球时报说张丹红是"正面报导中国",多是站在中国官方立场看问题;而如果对于中国普罗大众来说,张丹红恐怕就是在"负面报导中国"了。因为
张丹红不顾中国没有言论自由、公民人权没有保障、以及腐败泛滥等等之社会现实,一味为中国唱赞歌。

更深入地说,用"正面"和"负面"这种标准来评判新闻报导,本身便十分荒谬!因为新闻报导的原则是报导事实,报导真相,所以,评判新闻报导的标准只能有
一个,即真实还是虚假。抛开这样一个标准去评判新闻报导,不客气地说,只能沦为无耻!

去看看张丹红那些有关中国社会问题的报导,有多少真实的成分呢?环球时报们恐怕不会不清楚。但是,在他们那里,新闻的真实与否已经不重要了,官方的面子
和形象才重要。为了官方的面子和形象,他们喜欢张丹红说假话,支持张丹红说假话——当然,他们自己也在说假话。比如,把张丹红因虚假报导而被弃之事,说
成是"因为正面报导中国而招祸"!而还能有比这更拙劣的辩护吗?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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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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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不是万能的,没有道德是万万不能的
陈鸿仪


最近由三鹿毒奶粉引发的奶品危机,震惊中央和国人, 也震惊了全球。联想起以往频频曝光的不胜枚举的有毒食品和伪劣商品,以及有权的人贪污受贿、腐化堕
落和无权的人坑蒙拐骗、偷盗抢劫的事件,乃至时有披露的 政治和经济的丑闻,人们不禁要问:我们的社会怎么啦?虽然我们的经济发展了,生活提高了,政治
也有了一定的进步,但是人们并不感到踏实,因为我们的生活缺 乏安全感,隐患无处不在。这一切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的道
德滑坡了,或者直率地说道德堕落了,社会道德的底线被突破了。道德滑坡问题曾经有过争论,但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否定并掩 盖了。现在如果再不正视这个问
题,再不重塑和建设我们的道德体系,不但不能建设一个安宁而和谐的社会,而且我们每个人都将成为受害者,我们的当政者也将成 为历史的罪人。这绝不是危
言耸听。

有人曾戏言,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我以为这样说也许更恰当 :道德不是万能的,没有道德却是万万不能的。为什么?道理很简单,实践也已
经作出证明。因为人是活物,有生理需求。生理需求与生俱来,是一切生物的本能, 只要是人,谁都希望自己的生活尽可能的舒适、惬意,于是生理需求决定了
人的本性是自私的,恶的。为了社会的安宁和和谐,必须对恶的人性加以约束。怎么约 束? 办法是两个:法律和道德。西谚说:人是半兽半神的怪物。法律就
是约束人的兽性的,而道德则是帮助人具有"神性"即美好的品性的。不过法律是外在的硬约束, 它不但冷漠无情,而且执行的成本也很高。(这一点往往被人
忽视而不计,需要强调一下。且不说我们有多少政府管理人员,只要看看满大街的警察、保安、城管和 清洁工,他们从事的只是防御和善后工作,如果我们大家
都遵纪守法讲道德,他们中的大多数就可以去从事实质性的生产活动,这一进一出该消耗或增加多少社会财 富?)再说,即使法律再严密,也会有疏漏,宵小之
徒干坏事,也总抱有侥幸心理,事后查处和弥补,有的损失,如受害人的生命,不可再生性的资源等也无法挽回 了。如果我们能够运用道德这个软约束,让道德
修养成为每个人的精神需求,自觉约束自己的言行,自觉遵纪守法,我们的社会该会是多么的安宁、和谐和美好。遗 憾的是,我们的道德滑坡了,相当多的人已
经没有道德观念,使我们生于盛世却有乱世之感。过去,我们既要愁吃愁穿,又要担心什么时候被批被斗;如今,经济状 况是有了改善,但是我们不知道什么时
候会被偷被抢,什么时候会被骗被刷,什么时候又会吃了不合卫生要求的甚至有毒的食物和用了不合格的药品,还有什么广告 和商品可以相信,整日提心吊胆,
惶惶不安,安全都无保障,遑论和谐?这样的现状若是再不积极地及时地加以改变,不但当政者将成为历史罪人,我们每一个人也 逃脱不了自己的社会职责。

怎样重塑和建设我们的道德体系?下面我谈一些粗浅的认识,供大家批评。

一、 经济是道德的基础,发展经济能保障道德习得的养成。古人早就说过:饥寒起盗心;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不过发展经济必须公正而有序,分
配财富必 须公平而透明。否则,地区差距不断扩大,行业收入十分不公,贫富差别日益悬殊,经济的富裕反而会加速社会道德的滑坡。当今一些暴富人群的骄奢
淫逸,公职人 员的堕落腐化,极大地败坏了社会风气。其实富裕了,更需要用道德约束自己的,更不能忘记"富贵不能淫","生于忧患,死于安逸"的古
训。

二、国家领导人和各级党政领导,不仅是杰出的政治家,精明的管理者,也应该是道德的楷模和垂范者。西方民主国家对其领导人的道德要求是非常严格的,稍有
绯 闻,立即会遭到质询并下台,更不用说政治和经济的丑闻了。有人会说:克林顿出了"拉链门"事件,不是还当总统吗?原因当然很复杂,不过有一点很重
要,就是 克林顿坦然承认了错误,并勇于改正,因为诚实是人最重要最可贵的品质之一。正是这一点,克林顿获得人们的谅解和信任。 但是克林顿从此雄风顿
减,个人魅力大不如前。所以,对于领导人,我们一定要求德才兼备,决不能有半点含糊。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领导人必须公推公选,并时刻置于公众的透明的监
督之下。

三、一个社会应该有一批道德标杆和中坚,这些人就是公务员、司法工作者、记者、作家、教师、医师、企业家和演艺明星,他们必须具有良好的社会公德,以及
师 德、医德和艺德等职业道德。如果这些有公职、有文化、有地位的人群都见利忘义,放松对道德的自律,那这个社会一定乱了套。然而我们的现状是令人堪忧
的,我 们决不能等闲视之。其实大而言之,社会的每个从业人员都应该坚守自己的职业道德,否则,不知什么时候你自己就会成为受害者。上个世纪50年代匈
牙利有部影 片《废品的报复》,讲的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缝纫工,凑巧购买了自己缝制得很马虎的衣裤,他穿上新衣裤参加周末舞会,结果在女友和大众面前出尽
洋相。影片的有 力嘲讽,主角的尴尬窘相,观众的捧腹大笑,令人记忆犹新。所幸的是主角不过是掉了纽扣,绽了腚线,出点洋相,如果是吃了有毒食品,有生
命之虞,我们还笑得 出来吗?羼三聚氰胺的人是不吃自己的奶的,如此昧良心,就不仅仅是道德问题了。假如社会的从业者都不讲职业道德,我们真不知如何面
对生活。职业道德或者说 整个道德体系的核心是什么?是诚信。可以不客气地说,当前我们社会的最大危机就是诚信的缺失。任其发展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四、进行道德建设最省力最有效的途径是抓好各级学校的道德教育,尤其是中小学,即从孩子抓起。问题是我们的教育方针虽有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一说,但实际
上 是智育挂帅,智育第一。为了提高升学率,智育可以冲击一切。在学校里,只要成绩好,一好可以掩百丑,为了学校的功利需要,教师甚至可以为成绩好的学
生作 假,影响之坏毋庸赘述。因此教育改革刻不容缓,尤其是德育教育一定要落到实处,要有具体的措施,要有一套完整的道德修养的教材,教师对学生的思想
教育工 作,不要就事论事,要提高到培养学生的道德意识上来。特别要强调的是校长、教师和家长必须是学生的道德榜样,一定要起表率作用。表里不一,言行
背离的人是 不能为人师表的。

五、进行道德建设最生动最有力的工具是文艺作品和影视戏剧,寓说教于生动活泼的形象之中是人们最乐于接受并潜移默化的。因此作家和艺术家们不要忘记自己
的 社会职责,要努力创作好作品,赞颂真善美,鞭挞假恶丑,为道德建设尽一分力量。作品是要流传于世的,历史会作出公正的评判。令人遗憾的是我们的文艺
现状不 容乐观,在市场化商业化的运作下,有的文艺家迷失了方向。这不是市场化的错,正好说明我们的道德建设不力,使有些人失去了应有的定力。当然文艺
是一种复杂 的社会现象,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说清楚的,这里不过是寄托厚望而已。

六、要实事求是地深入地检讨我们过去的思想教育工作。我们党历来重视思想宣传教育工作,效果如何,有目共睹,不敢妄议,但是有几点是大家清楚的。

1、过去我们的思想工作是为政治斗争的目的服务的,重点并不在进行道德建设。相反的,历次的政治运动都是对以忠孝仁义礼义廉耻信为内容的传统道德的冲击
和 批判,然而以斗争哲学为核心的所谓共产主义新道德并未能建立起来,致使老年人无法适应,青年人无所适从,陷于概念混乱,道德真空之中。

2、大多数思想工作者是政治斗争的勇士,并非社会道德的楷模,他们之中不乏有人说的冠冕堂皇,行的男盗女娼,言行背离的后果只能是使人感到受骗上当,从
而更加逆反。

3、道德标准定得太高。一讲道德,就要求舍己忘身,忠于领袖忠于党。做工作要忘我,要奋不顾身,要自我牺牲;为人民服务要全心全意,毫不利己,专门利
人; 对自己要斗私批修,狠斗私心杂念一闪间;对敌人要冷酷无情,不屈不饶,斗争到底。树立的榜样是雷锋、张思德、刘胡兰、黄继光……都是光荣牺牲的烈
士。这样 的标准不是一般人能学习能企及的,于是宣传、号召和学习往往流于形式,走过场,一风刮,然而更坏的后果是人们迫于政治压力,会上口头说的是一
套,会后实际 做的又是另一套,人人都被逼成了虚伪的两面派,道德的沦丧也就是必然的了。

七、制定合理的道德规范和标准,这个标准人人应该做到而且能够做到必须做到。制定标准的目的是要实施,因此一个合理的标准应该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必须
做 到,否则就有害;二是稍作努力就能够做到。如果大家都做不到,这个标准也就没有实际意义。我们对人们的道德水平应该作什么要求呢?我们不妨回顾一下
历史。 我国是礼仪之邦,统治我国社会二千年的儒家思想历来也十分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但是结果如何呢? 稍微翻一翻历史就可以知道,真君子少而伪君子
多。原因何在?标准太高也。理学家提倡"存天理,灭人欲",如果把"人欲"理解成人的生理需求,"灭"掉这个 "人欲",这又有谁做得到呢?根据人的本
性,社会的实际和历史的教训,我们可以把道德分为四个层次:大公无私,舍己为人是第一等;先公后私,先人后己是第 二等;公私兼顾,利人利己是第三等;
损公肥己,损人利己是第四等。第一第二等是道德的高境界,是道德修养的方向,但并非人人都能做得到,尤其是终生如一日 这样做。但是坚持第三等,反对第
四等,这是必须做到的,也是一定能够做到的,否则我们的社会生活就不能正常运作。在道德重塑和建设的初级阶段,坚持第三 等,反对第四等,可以作为我们
的道德要求。这样,人人必须做到,可以做到,也乐于做到,全社会的道德面貌可以很快焕然一新。也许有人会说:"取法乎上,得 乎于中。"如果把标准降低
了,做不到岂不是更糟糕?如上所述,标准不在于高不高,而是一定要合理,标准过高了,脱离了实际,作不到也是枉然,甚至画虎不成 反类犬,结果会适得其
反,这样的历史教训早就摆在我们的面前。其实我提出的道德要求可以拿孔子的一句话概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西方也有类似的提 法,可见这也是先哲
们的共识。如果人人都能把孔子的话当作日常行为的指南,我们就可以生活无虞。让人人做圣人,既是空想,也没有必要。至于损公肥己,损人 利己,这是一定
要坚决反对的,对这种人和这种行为,人人见了都应口诛笔伐,不让它有容身之地,违背社会公德而造成严重后果的还必须负法律责任。如是,我们 的社会一定
会安宁和谐。再打个比喻,第一等道德是海鲜熊掌茅台酒,第二等道德是大鱼大肉荞麦烧,第三等道德是青菜豆腐大米饭,第四等道德是受了严重污染的 烂干
菜。我们的生活可以没有熊掌海鲜茅台酒和大鱼大肉荞麦烧,没有了我们的日子照样过;但是我们不能没有青菜豆腐大米饭,否则我们就无法生存;至于受了污
辱的烂干菜,我们不但要丢弃,而且要设法不能让污染再扩散。道理就这么简单。

八、道德必须强调自律。道德的最大特点是自律,即自觉实践,道德的神奇力量就在这里,它的实践难度也在这里,这也许是我们的先哲讲究"慎独"的道理。我
们 的古人为了保护自然资源,提出"数罟不入侉池,斤斧以时入山林",古人曾自觉执行,如今却要依靠法律和行政力量才能做到,不信,请看看我们现在吃的
带鱼有 多大?据说新西兰淘波湖边的当地人,钓到鱼必定先量大小,小于一定尺寸的就放回湖中,这既是乡规,也是大家的自觉要求。还有一个更突出的例子,
二次大战后 期,德国有一群流亡者避难在黑森林边,严冬来临,需伐木取暖,但伐木需要政府的批准,时当战乱无法找到有关部门,这批德国人就硬是不砍一根
树木,宁可活活 冻死。为了表示纪念和崇敬,当地人给他们修了墓,立了碑。这个故事我们听来有点像神话,却是完全真实的。这样的民族这样的国家怎么不令
人肃然起敬?我们要 抓住道德这个特点,把道德当作一种信仰一样来崇敬来树立,把道德化为内心的需求,并从小加以灌输。道德一旦成为至高无上的信仰,人
们的道德的境界自然就高 了。

九、道德建设的成败决定于民主政治的建立。道德很重要,但也不是万能的,更不是孤立的,经济是他的基础,法律是他的后盾,政治是他的保证。一般地说,在
一 个经济发展,法制完善,政治民主的社会,人们的道德风貌也一定是好的。这里我们特别要强调民主政治的重要性,只有政治真正民主了,人们才会有主人翁
意识, 才有可能积极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平,才会努力去建设一个和谐而美好的社会。因此,政治的清明,既是道德建设的保证,又是道德建设的前提。如果政治
腐败,人们 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甚至朝不保夕,谁还会有能力去照顾别人,还讲什么道德不道德呢?反过来说,道德也是政治的风向标,是政治清明的试金
石,从一个社会的 道德面貌完全可以推测这个社会的政治状况。我国古代帝王有派遣官员下民间采风的制度,其主要目的就是了解自己的政治状况清明与否,有
作为的帝王就会采取积 极的措施。如今我国岌岌可危的道德现状向我们亮起了红灯敲响了警钟,各级领导亟需警惕和深入反思,加快民主政治的建设,积极推进
各项政治改革,彻底清除腐 败,已是刻不容缓的了!(2008、9、21)

附记:
吃力地打好本文,已是9、21的深夜,在发邮件时,又不幸失误剪切掉了,十分灰心。次日报载温总理在省部级领导干部研讨班上的讲话,也谈到道德建设问
题, 颇受鼓舞,重新修改和敲定,文毕人已半瘫,不胜其累。文中大多是人云亦云的东西,不过是大家不愿说或不敢说而我说出来了,以此算是尽我的一分社会
责任。

陈鸿仪 2008、9、23
(读者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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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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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后的中国人权
滕彪(北京)


"后奥运"还是"奥运后"?

有些人开始讨论"后奥运时代"的中国政治和社会发展方向。是"奥运后"还是"后奥运"?这不是一个文字游戏。笔者不认为有什么"后奥运时代",就像没有
什么"后罗干时代"或者"后芙蓉姐姐时代"一样,北京奥运对北京政权的影响,没有那么大。

同一个梦想:白日做梦

2007年8月8日,奥运倒计时一周年之计,中国一些知识分子发表公开信,希望在奥运口号"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后边,跟着一个"同样的人权",因
为这个星球上人人共享的"同一个梦想"不应该是别的,"恰恰是《世界人权宣言》所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肯定的那些人人应有的普世人权。"随
后我和胡佳发表《奥运前的中国真相》,用真实的案例和数据,梳理了中国的人权状况。在表达自由、信仰自由、选举权、财产权、酷刑、死刑等方面,奥运前的
人权记录的确乏善可陈。善良的人们希望政府抓住奥运这个千载难逢的契机,使中国朝着法治民主和开放的社会迈出一大步。

中国政府没有兑现当初申办成功时对国际社会的承诺,本来不需要大惊小怪;信守承诺才是出人意料。用不着等到奥运结束,人们就应该能够得出结论:指望"同
样的人权"成为北京当局的梦想,指望奥运根本改善中国人权,那才是白日做梦。

在瑞芬斯塔尔背后

京奥开幕式忽悠了或者说震惊了世界。虽然不知道谁被比喻成希特勒,但开幕式的钦定总导演张艺谋以其颇有心得的法西斯美学被比成美化纳粹的瑞芬斯塔尔,应
该不会太冤枉。在那不可一世的"人海艺术"背后必然是思想的苍白,和无言者的血泪。张艺谋的叠罗汉的最底层,是胡佳、郭飞雄、杨春林、陈光诚和倪玉兰们
的狱中长叹。遭遇侵权而长年上访的杨春林因为发起"要人权不要奥运"的联名呼吁,受到了极其残酷的对待。因奥运场馆建设,叶国柱的房屋被强行拆毁,之后
因为上访维权行为被判刑并在狱中遭受酷刑;又是因为奥运,叶国柱刑满而不释放。两位年近八十的老年妇女因为申请游行而被劳教,更让世人领教了专政机器的
残忍。

在奥运期间,对上访人士、人权工作者、异议人士的威胁和控制骤然升级;对民间基督徒、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变本加厉;对西藏仍严加镇压,公然对抗文明底
线;对观众和拉拉队实行严格政审,严密的安保措施给市民带来诸多不便;北京周边的工厂被迫停工,为了运动员能多有几个蓝天。在反向国民歧视之下,对外国
示威者也不客气,从驱逐到拘押。一些民间人士神秘失踪,不少人纷纷离京"避运";由于签证收紧,酒店入住率不足。奥运期间官方媒体的批评性稿件集体消
失,有的整个栏目在奥运期间停办。正如《奥运前的中国真相》一文所说:你们将看到摩天大楼、宽敞的街道、现代化的体育场馆和热情的市民。你们看到的是事
实,但不是全部的真相;就像你们看到海面上的冰山一样。你们或许不知道,能够看到的这些鲜花、微笑、和谐与繁荣,正是建立在冤屈、泪水、囚禁、酷刑和鲜
血的基础之上的。

北京奥运的假与真

北京奥运,贯穿一个假字。先是假承诺、假预算,然后是开幕式的假演唱、假足印、假民族儿童,还有假年龄,假观众。最假的要数"游行示威公园":7月23
日北京奥组委宣布,奥运期间将开辟三个公园作为"游行示威区域",但是,不仅所有申请均被北京市公安局以各种名义拒绝,而且一些前去申请游行的公民被警
方非法扣押、拘留,可以算得上是一场"阳谋"!

但是也有真的:出台了方便外国记者在华采访的新规定,虽然报告表明,外国记者的采访仍然受到骚扰和阻挠,但毕竟比以前有所进步。进步最明显的要算是开放
了自由亚洲、BBC、大赦国际等网站。金盾工程保驾护航的网络铁幕被撕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口子。

这主要归功于国际社会的争取和压力。没有反复交涉与舆论压力,美国之音的记者在中国就打不开美国之音的网站。(这些网站在奥运之后是否被重新屏蔽,同样
取决于各种压力的大小。在写作本文的时候,一些以前被封锁的网站仍然没有被重新封锁,在我看来,这是奥运带来的最有意义的一个进步。)之所以在人权领域
取得的成果凤毛麟角,还是因为国际国内的压力不足。没有释放政治犯,没有废除或减少死刑,没有停止迫害宗教信仰者,没有停止网络封锁。北京计算好了:不
会有多少人抵制奥运;虽然奥运火炬一路上受了不少委屈,但还是有几十个国家元首给奥运捧场。国际奥委会尤其是罗格先生,扮演了一个非常可耻的角色。在强
大的专制政权和短期利益面前,他们放弃了人类价值和文明原则;或者他们没有估计到北京当局缺乏基本的善意和诚意。

我完全同意法国汉学家侯芷明(Marie

Holzman)的看法,中国民主进程的发展主要来自内部力量,但是外部的帮助和压力也很重要。"如果西方社会能够成功地联合起来,向中国政府提出一些
具体要求,例如要求加大透明度,以及停止对藏人的压制等,奥运会本来是可以对中国的民主进程产生巨大影响的。但是,在这方面,西方社会既没有共同施加压
力,也没有采取联合行动。结果,中国政府丝毫没有放松对一些群体的压制。"无论是出于懦弱还是愚蠢,对邪恶的默许、绥靖或支持都将付出代价。

柏林奥运还是汉城奥运

很多论者不约而同地把北京奥运与1936年柏林奥运与1988年汉城奥运相比照。奥运史上,柏林奥运首次由一国政府出面组织筹备委员会,希特勒自任总
裁,德国派出了人数最多的代表队,获得了最多的奖牌。奥运之前,德国已经表现出明显的排挤犹太人和践踏人权的迹象。"柏林奥运,为德国的完全纳粹化,为
希特勒挑战普世价值与国际秩序,起到了推波助澜、火上浇油的作用。"而汉城奥运前一年,韩国民主运动掀起了一个新高潮,在野政治力量发起了1000万人
修宪案署名运动。全国22个城市举行了2100多次群众集会和游行示威,要求结束军人独裁,实行民主化改革。"汉城奥运则是韩国民主化转型的一个催化
剂。"(陈子明:《北京奥运后的两条路线之争》)

奥运后的北京,是走向1936柏林,还是向1988年汉城看齐?"倘若后奥运的中国,所有因奥运而出台的宽松政策全盘收回,人权领域大步后退,新闻自由
无影,国家主义发飙,则中国走向更加极权化法西斯化。据此历史后果,北京奥运即是1936年柏林奥运的翻版。""倘若后奥运的中国,保持并推进因奥运而
出台的宽松政策,批准已经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开放民营媒体,实行国家大赦,释放所有因政治及宗教信仰所关押的良心犯,公开1949
年来的历史黑幕和冤狱,开放党禁。若此历史后果,北京奥运将是1988年汉城奥运的后继。"(陈奎德:《北京奥运:踟蹰在柏林与汉城之间》)

在我看来,北京既不会走向1936柏林,也不会很快走向1988年汉城。北京奥运只是一个事件,而不是一个里程碑;它对中国的政治和社会转型的影响不能
被高估。有学者认为"北京拥抱经典法西斯主义",我觉得未必,非不为也,实不能也。从某些事件来看,政治法西斯化的迹象确实有所显露:官黑勾结、官匪勾
结、秘密警察的发达、执法机构的黑帮化、酷刑的普遍、对付民间抗议不惜开枪、官方媒体煽动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等等;但整个中国社会迈向法西斯的可能性
并不大。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和人权机制固然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国内因素。公民社会在艰难的环境下已经逐渐得到发育,环保、爱滋病、家庭教会等组织得到发
展,业主委员会、消费者维权也形成势头;虽然屡受打压,上访群体对地方官员仍可形成压力;独立知识分子、维权人士、民运异议人士的队伍在悄然扩大,立基
于草根民众和自身利益的维权运动在如火如荼地发展,虽然政府的打压从未放松,但官民的博弈格局在朝着有利于法治的方向变化,政府中的死硬派和反动派已经
没有力量扼杀全社会、多方位的维权运动;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使得控制信息在技术上越来越困难,信息的开放和沟通的便利,又进一步促进了民主权利意识的觉醒
和维权行动的普及,并且对旧观念旧体制进行摧枯拉朽式的震荡。走向真正的共和乃是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大势所趋;现在还看不到一支力量强大到足以使奥运
后的中国逆流而上、退回经典极权的程度。

但是民主自由的力量也没有强大到很快走向1988年汉城奥运的程度。共产主义反动派、既得利益顽固派不会自动推出历史舞台,旁边还站着野心勃勃的国家主
义和种族主义好战派。一场奥运改变不了司法体制、新闻制度和政权性质,也许把北京奥运比喻成专制体制的回光返照都是不恰当的。从某种角度而言,杨佳事
件、瓮安事件和毒奶粉事件的持续发酵、民间的解释和参与,也许比轰轰烈烈的奥运有着更为深远的意义。中国的民主进程自有其节奏和规律,最基本的是需要民
权意识的持续发育、自由理念的持续激荡和公民社会的持续壮大。在这个过程中,由于整个制度构架无力保护基本人权,由于落后势力的"理性"疯狂和"非理
性"计算,可以预料的是:弱者、抗争者和先行者肯定要承受苦难和付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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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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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胡佳……
王丹(美国)


今年诺贝尔和平奖的颁布,牵动着中国民主人士的心,我也不例外。对于外传胡佳可能得到这份荣誉,我更是高度期待。如果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真的颁发给中国
人,不管是谁获奖,这都代表着中国的民主运动开启了一个新的阶段。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之前中国的民主运动,除去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运动以外,几乎都没有产生世界级的影响,这导致中国政府在民主化问题上受到的国际压力
相当有限。如果中国人得到诺贝尔和平奖,这无异于将中国的民主化运动推上国际舞台,使中国的民主化问题以及人权问题能够更加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也使得
中国政府必须面对更大的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从一个国内的政治进程到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关注的议题,中国的民主化将会进入一个新的里程。尤其是在中国经济
崛起使得外部世界过于惊讶于中国的经济成就,因而忽视了中国问题的其他重要部分,尤其是人权与民主的部分的时候,如果中国的人权活动分子得到诺贝尔和平
奖,将有效推动国际社会对于中国问题能够有更加清醒和全面的观察,从而制定更有阳光的中国政策。

针对外界盛传胡佳将获得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中国政府的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希望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合适的人",这是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回答。因为
以胡佳长期以来关注弱势群体,以佛教徒的心胸面对当局的暴力打压,无私奉献自己的时间精力来推进社会进步的条件,其实正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条件,正是
一个"合适的人"。中国外交部是否在推荐胡佳呢?

其实对于胡佳有可能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即使是中国民主运动内部也有不同的声音,比如有人就认为胡佳不具备更大意义上的代表性。坦率说,我自己也认为"天
安门母亲"群体其实更应该得到这个荣誉。但是,我仍然认为胡佳能够得奖,也是名至实归的事情,因为他还是有他的代表性的。这个代表性,就是中国的维权运
动。

中国的民主运动在21世纪开始以后,明显地有了一个新的发展路径,就是通过维权运动的方式与公民社会接轨,把关注的焦点从抽象的政治目标转向具体的权益
问题,在有限的法律空间内争取一点一滴的进步。观察其他新兴国家的民主化进程,我们可以发现,这样的转变具有一定的规律性,代表着民主运动的逐步成熟和
逐步发展。中国维权运动的兴起,开始展现了公民社会的力量,并且也开始奠定公民社会的基础,这对中国民主化的前景具有深远的意义。胡佳本人并没有明确的
政治主张和企图,他花费精力参与的艾滋病治理等问题是中国面临的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应当算是维权运动中涌现的代表性人物。肯定胡佳,就是肯定中国民主
化发展的新的阶段,就是向国际社会展现中国民主发展的这种阶段性的成果。从这个角度上讲,胡佳如果能够得奖,对中国民主运动,对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形
象,都是一个令人鼓舞的好事情。这就是我高度期待胡佳能够得到诺贝尔和平奖的原因。(2008年10月8日)(原载《动向》杂志2008年10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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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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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除"三自"教会和中共互相利用的怪圈
--(原题:走向和谐中国的破冰之旅:从于建嵘家庭教会演讲谈起)
赵妍慕


美国的建国之父杰弗逊说,他最大的功绩不是作为美国的总统,而是为弗吉尼亚的宗教自由而奋斗。请诸位同胞同仁帮助广为散发。大家一起来在中国的各个场合
讨论中国的家庭教会,让家庭教会走向公开化,为中国的宗教自由而努力。妍慕敬上

2008年10月8日,我有幸旁听了在北大英杰交流中心举办的"中国宗教与社会高峰论坛暨第五届宗教社会科学国际研讨会"。海内外30多名着名学者与
100多位与会者就中国当代宗教研究的理论重点、学术热点、方法论难点等课题,进行了深入研讨。可谓声势浩大、阵容强大。任职于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
于建嵘先生做了"基督教家庭教会向何处去"的演讲,在中国公共学术会议上第一次正式提出了"家庭教会"这个概念,给整个会议留下了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
他们自己都公开了,你们为什么还不承认?你们究竟想把他们怎么样呢?

我想,这样一个在当代中国历史上有着重要意义的会议和演讲总应该引起人们重视吧?然而,时间过去了一个星期,当我在互联网上搜索有关这次会议与于建嵘先
生的演讲的新闻时,我感到失望透顶。从人民日报到光明日报、以致网络的博客和论坛,几乎都假设于先生的演讲是不存在的,然而,所谓的新闻报道照样产生,
照样去误导公众和执政党。联想到于建嵘先生在演讲中、刘澎先生和高师宁女士在点评中反复提到的"家庭教会"这一社会问题的敏感性,我再次确信了媒体为什
么被迫对于先生的演讲和质疑视而不见。

在这个国家,一切最应该受重视的问题,譬如大规模的群体性冲突、以及家庭教会的合法化问题都被认为是敏感问题,不许学术界和舆论有意义地讨论,只能出现
在普通民众永远看不到的内参、"三自"提供的诸多假情报之中,于是政府就这样有系统地被误导.

在演讲中,于建嵘先生这位长年累月行走在底层社会的优秀学者幽默地说,他好不容易才在家里找到一件西装,想不到到了会议现场,他发现他的论文没有在现场
发放,到了现场不知道找谁去签到,后来才知道原来会议主办方并没有安排他去签到。高师宁非常不满地说,这么多年来,她所写的一切有关家庭教会的论文和学
术着作不能在内地公开发表和出版,只能在香港和海外才能出版。由于执政当局的这种对家庭教会视而不见的"鸵鸟政策",公众对基督教、尤其是家庭教会认识
不多,地方政府对家庭教会常常是为所欲为,任意侵犯普通信徒的宗教自由和合法聚会的权利。于先生说,长期以来,地方政府一直用"非法聚会"这个非法词汇
去宗教执法。在我看来,这是典型的执法者带头犯法、却栽赃和嫁祸民众的做法。

中国究竟有多少基督徒?半官方的、吃纳税人饭的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简称"三自")宣布只有1600万。国家宗教事务局也相信了这个数字。真
的这么少吗?"三自"为什么要这样刻意隐瞒和欺骗舆论?原来,这样的隐瞒和欺骗,就可以在上级面前显现他们的政绩。于是,海外的韩国人、乃至民运机构则
宣布中国拥有基督徒一点三个亿。上下一对比,整整相差了一个亿。不知道是谁的对错。通过他辛勤不懈的底层研究,于建嵘先生认真地告诉与会的学者和各界人
士,在他看来,中国的基督徒人数至少在6300万。

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究竟有什么样的组织体系、治理方式、分布范围、培训课程、以及他们究竟抱持什么样的与政府相处的态度?于先生都耐心地告诉大家:多样
性是家庭教会在社会学上最重要的表现特征,中国东西南北、乡村城镇、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教会有不一样的表现。在我看来,于先生似乎想告诉大家,整体
上,中国的基督徒都有个盼望,就是希望政府能够尊重他们信仰的权利和自由,在政府的领导和管理下来建设中国的和谐社会,成为中华民族这个民族大家庭中负
责任的公民。不知道政府和执政党是否听到了人民的心声。

我想,中国的执政团队中共中央肯定是被国家宗教事务局和"三自"欺骗了。为什么要这样欺骗中共中央?原来这里有各种各样的既得利益。在教会中做假冒伪善
的法利赛人是多么舒服啊,既可以享受政府提供的种种政治和物质上的好处,又可以在政府那里早已登记注册的基层教会和在政府那里没有登记注册的家庭教会那
里作威作福。高师宁女士说,在北京有个叫守望教会的大型知识分子教会,有800多个博士研究生聚会,他们不知道多少次主动找到宗教事务局要求登记,可是
宗教事务局就是不愿意承认他们的合法地位。

有人不负责任地说,基督教的家庭教会是异端和邪教的温床;又有人说,家庭教会是中国社会不稳定的根源;还有人说,异议知识分子正在对家庭教会虎视眈眈、
随时准备利用家庭教会干一件很大很大的事情。在与会的学者看来,这些观点都是似是而非的。

通过对教会史的考察,刘澎先生明确指出,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基督教是明确反对政教合一的,家庭教会并不存在人们揣测的那种受利用成政
治工具的现象。

如果说家庭教会发展为异端和邪教,那是宗教事务局和"三自"非法剥夺他们宗教信仰自由的结果,而宗教信仰自由是中国宪法承认的公民基本权利。我们更有基
本的调查研究可以证实,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乃至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六十多年来,究竟哪些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是基督教家庭教会所主导的?究竟哪个家
庭教会不承认《圣经》"罗马书"第十三章耶稣基督有关"要顺服掌权者"的谆谆教导?这么多年,"三自"中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总是到处背诵"罗马书"第十三
章,甚至希望《圣经》的其他章节最好撕掉,只留下这一章作为中国教会的行为规范。可是,党中央是否知道,一旦剥夺了家庭教会的信仰自由,以一个世俗人的
眼光来看,"罗马书"第十三章究竟还有多大的教义正当性呢?可以说,越是无视家庭教会的存在,越是剥夺他们的信仰自由,异端和邪教才会发展壮大。这十多
年的中国治理史足够证明,一旦涉及到民众心灵归属的问题,除非基于法治原则,那种试图以警察来解决问题的办法从来就没有行得通的。难道有关部门居然可以
忘记这个惨痛的经验教训?

让人感动的是,深受几十年如此惨痛的迫害,今天中国这几千万的基督徒,并没有因此而记恨社会与政府。反而作出了令人惊讶的举动,如在汶川大地震中他们忙
于公益与慈善事业之中,他们家庭和睦、邻里和谐,在乡村底层教会充当了社会稳定的基石作用。

正因为几千万的中国家庭教会也是我们这个民族国家的基本成员之一,于建嵘先生演讲结束后,一位会议主持者说了一句令人感动的话,我们中国人应该有自己的
智慧来解决自己的问题。那样的解决方法是什么呢?于先生告诉我们,那就是要承认家庭教会的合法地位,让他们在"三自"体系之外合法登记注册,还要允许大
型的家庭教会自办和联合创办神学院。

如果政府能够正视于先生这次家庭教会破冰之旅中所提出的诸多根本问题,找出政治智慧来保障宗教信仰自由,建立真正的和谐中国,我想应该是这个民族社会发
展的大幸。真的,我们不希望一百年后,我们的子孙指着我们鼻子说:瞧,上个世纪这个祸国殃民的鸵鸟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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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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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责制的杞人之忧
--(原题:走向和谐中国的破冰之旅:从于建嵘家庭教会演讲谈起)
张鸣(北京)


自从《列子》制造出来一个杞人忧天的寓言故事之后,千百年来,杞人总是子孙不绝,无事生忧,本人就是一个。三聚氰胺添加事件出来后,中央政府启动行政问
责制度,刮起问责风暴,从中央到地方,若干负责大员被免职,人人拍手称快,但我却在拍手之余,有些杞人之忧。

重大事故的问责制度,实际实行,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目的无非是为了强化对安全的管理,把官员的乌纱帽与事故的责任联系在一起,从而起到遏制重大事故发生
的作用。问责制度实行的现状是,但凡发生重大事故,死亡人数达到一定数量,直接和间接负责的官员一律按倒,就地免职或者建议辞职。就目前的问责风暴来
看,这种制度,开始形成为惯例。

就中国现状而言,凡是官员,几乎没有不在乎自家乌纱帽的,出了事就免职,的确能起到相当大的威慑作用。而所谓的问责,也正是基于官员的这种"害怕"而设
计出来的。只是,问责的这种威慑作用,威赫的力度固然足够,但起作用的机理,却未必只有一条路径,官员应对的办法,也未必会尽如制度设计者之意。为了防
止乌纱帽因重大事故而丢掉,官员们可以是采取有力措施,加大安全设备的投入,加强安全生产的管理,通过这种正向的努力,来保住乌纱帽。但是,也可以在出
事之后,通过隐瞒实情,采取措施,将死亡人数通过特殊处理,降下来,使得重大事故变成不那么重大,从而也可以保住乌纱帽。在现实中,应该说两种方式都存
在,而且仅就保乌纱帽的效果而言,还真不知道哪个更有效些。

在现实中,采取第一种措施,命里注定要困难得多,就矿难而言,众多小煤窑、矿窑,虽然很多都涉嫌滥采滥挖,安全不达标,但开矿容易,关闭则难,整治难度
之大,真是难于上青天,各种关系,错综复杂,涉及官场关系,涉及地方保护,涉及对外燃料原材料的供应链,牵一发而动全身。即使是国有大矿,加强安全投
入,购买设备,完善规章制度,加强职工培训,都不仅要花大笔的银子,还有得力的干部主持,花大精力投入。现在,为官一任,少则两三年,多则四五载,往往
整治未了人已下台或者调任。即便如此,也不能保证在整治期间,自己的辖区就不出事,有时候由于正在调整,秩序反而更乱,出事的概率甚至可能更高,一旦出
了事,功夫精力和资金白搭,跟那些什么事都不做者一样,接受处分,弄不好一样遗臭万年。相对而言,采用不正当的欺瞒,人为操作这种作伪的办法,固然会冒
一旦露馅遭致惩罚的风险,但是,一来反正都是个"死",冒险一下,说不定就瞒过去了。二来在实际生活中也存在瞒住的可能性,防火防盗防记者,只要把媒体
控制住,就八九不离十。前一阶段网上盛传江苏一个县,化工厂出事之后,全县上下立体动员,最终把所有媒体记者全部铩羽而归的故事,相信不是空穴来风。

权衡利弊,两害之中取其轻,我想但凡是个官员都是理性人,不能对他们的道德觉悟有太多的期待,压力之下,非让他们选择的话,我想多半是会倾向于选择不作
为,出了事再设法处置,能瞒则瞒,实在瞒不了,则自认倒霉就是。也许更糟的是,真正老实作为的官员,在事故处理中,未必会比那些耍奸弄滑的人下场更好,
往往恰恰相反。老实人吃亏,是现阶段官场的严酷现实,很多时候,耍滑者做的恶,最后却是老实人顶雷,这种现状,无疑起了鼓励人们作伪的反向激励作用。

因此,我不知道我们现在的问责制,到底最后的效果,可能会是什么?能否最大限度地遏制重大事故的发生。是不是会导致事故还是事故,但大家把精力和心思都
用在了隐瞒上面,一面人为地"减少"死亡人数,一面暗中安抚处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从某种意义上说,问责的力度越大,做官的风险越高,官员们趋利避
害的动机也就越是强烈。

在历史上,一种制度设计,最后达到的制度效果,跟设计初衷完全相反的事,是很多的。比如中唐之后,设置监军,原本为了防止军队叛逃,但监军来了之后,不
仅叛逃问题没有解决,将领反而对宦官的指手划脚更加反感,即使不叛变,也导致军队战斗力严重下降。再比如,明初废相,朱元璋是为了防止大臣专权,大权旁
落,但结果却造成了太监专权,而且专权得非常离谱,比大臣专权还要糟上一万倍。

因此,现在的重大事故问责制,大有完善的必要。首先,不仅应该有行政系统垂直的问责,更应该有同级人大的平行问责。在理论上,地方官员都是人大选举出来
的,理应由人大出面问责。只是目前人大制度还没有真正起作用,更多的起一个仪式作用,事实上,只要人大制度被激活,赋予这个制度宪法上应有的权力,人大
代表切实负起责任来,这种问责,就会更加有力,更加有效。由于人大代表是当地人,对当地的建设,包括安全建设的关切度要高得多,会鼓励官员向这方面努
力,而官员要想隐瞒事故,在当地人众目睽睽之下,也要难得多,甚至根本就不可能。因此,这种问责,可以有效地防止官员隐瞒,促使他们向加强安全方面努
力。

其次,事故的行政问责,应该事实求是,把责任细化,科学化,该是谁就是谁,该负责多少,就惩罚多少,不能胡桃杏子一起数,只要出了事,就全体按倒。有些
重大事故,死亡人数可能差不多,但性质完全不一样,比如歌厅因为消防设施不达标,消防通道阻塞,失火导致大量人命伤亡,跟矿难同样的人命伤亡,根本就不
一样。在这个世界上,有些行业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属于高危行业,尽管可以通过加强管理,加大安全投入减少事故,但完全杜绝事故,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同样
是矿难,原因各有不同,失职失责者有之,属于天灾者亦有之。因此,事故的问责,应该有所区分,把责任算到细处,有多少,算多少,不能粗枝大叶,笼而统
之。更不能因为民意群情激愤,需要有人负责,就扩大处罚的尺度。这样,才能做到让受责者口服心服,真正达到遏制重大事故的效果。

其三,应该为媒体监督大开方便之门。现在的确出现过一些假媒体借机敲诈,以及某些不良媒体借机牟利的问题,但是,毕竟作伪的官员,真正害怕的,还是让事
件见光,如果媒体监督的渠道畅通,不仅官员的正向努力会得到鼓励,不良媒体的行为也会受到遏制。媒体监督,实际上就是一种社会监督,这种监督,无论制度
设计多么严密,都是必须存在的。

最后,必须提醒的一点是,自古以来的中国制度建设,都喜欢就事论事,因事设制,为了特定目的,眼前救急打补丁,不大注意这些补丁跟整体制度的协调。其
实,就问责制度而言,事实上必然涉及中国现存的干部制度,不对这个制度做整体性的修整,就事论事,仅仅着眼于应急,最大的可能,往往会救了眼前而损害了
其它部分,进而伤害制度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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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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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党内民主的迫切呼唤
--(原题:走向和谐中国的破冰之旅:从于建嵘家庭教会演讲谈起)
吴敏


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是社会主义民主导向性、关键性的组成部分。改革开放30年来,党内民主建设的成绩不可否认,但现在面临的形势和任务仍然十分严峻,
迫切需要有一个实质性地大发展。

从现在的实际情况来看,党内民主建设面临的差距和问题主要是:

第一,党员民主意识不强。从总体上看,党员的民主观念、民主意识、参与党内事务的意识普遍淡薄,许多党员对宪法和党章赋予自己的民主权利重视、行使和维
护得都很不够。对于一些地方和单位忽视、无视甚至侵害党员权利的现象,相当一些党员或者漠然置之、无动于衷,或者忍气吞声、委曲求全。

第二,党员的民主权利缺乏制度保障。迄今为止,在程序规制方面,关于党员行使民主权利的制度很不完善,已有的制度在不少地方和单位也得不到真正有效地执
行。以党内选举为例,党章和准则明确规定选举必须充分体现选举人的意志,不能以任何借口和方式影响、控制、改变选举人的意志。但从现有的选举实践来看,
由于缺乏严格、合理的程序规范,党员的选举权在很大程度上徒有其名。再比如,党章和准则明确规定了党员的批评权和检举控告权,但党员因行使这些权利而遭
到压制和打击报复的现象屡见不鲜。

第三,党的代表大会和党委全委会难以发挥实质性的作用。按照党的组织原则,党委书记要服从党委常委会,党委常委会要服从党委全委会,党委全委会要服从党
的代表大会。但是,长期以来的实际情况正好与此相反。拿到常委会上讨论的事情,基本上已经由党委书记预先决定了,会上的讨论和表决只不过是一种履行程序
的正式确认;至于全委会和党代会,更是一种程序和仪式,缺乏实质性的作用和意义。尽管党章对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地方各级代表大会的职权作了明确规定,但
因缺乏相应的保障制度和运行机制,这些职权很难真正落到实处,党的代表大会远没有成为实现和发展党内民主的主要方式和载体。党委全委会作为党的代表大会
闭会期间同级党组织的领导机关,职责履行得也很不充分,没有切实发挥应有的作用,相当程度上被程序化、仪式化了。

第四,党委权力过分集中于党委书记。邓小平在1980年的一次重要讲话中曾经很尖锐地指出:权力过分集中现象是传统政治体制的"总病根";所谓权力过分
集中,就是在加强党的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党委书记;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唯命是
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1。现在,将近三十年过去了,但从实际情况来看,邓小平当年严厉批评的权力过分集中于党委书记的现象不仅没有从根本上
得到改变,而且较之过去更为严重了。除国有企业因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而使党委书记的实权有所削弱之外,各地区、各单位的党委书记均是名副其实的"第一把
手",凡重大问题都得由党委书记拍板决定。由于党委书记掌握的权力过大,又得不到应有的监督和制约,故而滥用职权、以权谋私的现象明显存在,不少党委书
记甚至堕入了贪赃枉法、蜕化变质的腐败深渊。近些年来,发生在省委书记、市委书记身上的腐败案件司空见惯,县委书记群体更成了腐败现象的"重灾区"。大
量事实表明,党和国家的权力过分集中于各级党委书记,是当代中国一切消极腐败现象的"总病根"。如果不从根本上将其铲除,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很难从根本
上得以推进。

第五,党内民主渠道不通畅。发展党内民主,要求完善党内情况通报制度、情况反映制度、重大决策征求意见制度;要求党务公开,增强党组织工作的透明度,使
党员更好地了解和参与党内事务;要求营造党内不同意见平等讨论的环境和氛围,鼓励和保护党员敢于讲实话、讲真话。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党员行使民主权利
的渠道很不畅通,党员表达自己意见、监督和参与党内事务的方式及路径很缺乏、很狭窄,往往要遭遇"中梗阻"。

第六,党内"潜规则"严重侵蚀和消解党内民主制度规范。

前不久,某权威机构曾对两百来名县处级、厅局级领导干部进行问卷调查,其中有一项是"我国社会现在占主导地位的文化是什么"。在已经收回的175份问卷
中,选择"马克思主义文化"的占15.43%,选择"大众文化"的占24%,选择"西方文化"的占7.43%,而选择"潜规则文化"的竟然占到
48.57%,几乎占到了一半,是选择"马克思主义文化"的三倍以上。这种"潜规则"在党内也相当严重地存在着,党章、准则规定的许多民主制度往往要
被"潜规则"所取代,不按"潜规则"行事者必定要被碰得头破血流。这种情况,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但谁也不说出来,因为谁说谁就很容易惹麻烦、付代价。这
种"皇帝的新衣"现象如果不解决,党内民主很难会有实质性地发展。

针对党内民主面临的差距和问题,迫切需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改革措施。

第一,营造党内不同意见平等讨论、坦诚交流的宽松环境与良好氛围。

党内民主的实质,就是在党内生活中,每个党员都享有自由、平等地直接或间接参与决定和管理党内事务的权利,包括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恩格斯指出:"在党
内绝对自由地交换意见是必要的。""批评是工人运动生命的要素,工人运动本身怎么能避免批评,想要禁止争论呢?难道我们要求别人给自己以言论自由,仅仅
是为了在我们自己队伍内部消灭言论自由吗?"2显然,只有在自由地发表看法、平等地交换意见的基础上,广大党员才能积极参与到党的工作和党内事务中来,
才能及时发现和纠正党内出现的各种问题与失误,保证党内民主机制有效运行。历史经验表明,什么时候党内的不同意见能够平等讨论和坦诚交流,党的事业就蒸
蒸日上;什么时候党内的不同意见难以发表,持不同意见的党员甚至要遭到打击和迫害,党的事业必然遭受挫折和损失。能否积极营造党内不同意见平等讨论和争
论的大环境,不仅直接关系到党内民主建设的前途和命运,更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和党的事业的兴衰成败。改革开放以来,党内的思想氛围较之过去宽松、自由得
多了,但仍然存在一些不应有的限制和禁锢,需要在营造不同意见平等讨论的良好氛围方面继续采取有效举措。

第二,改革党内选举制度,逐步引入竞选机制。

党章规定党的领导机关都由选举产生。党内民主建设要有根本性、实质性的突破,必须着力改革党内选举制度。无论从党内民主的应有内容来说,还是从保障党员
权利的客观要求来看,引入竞选机制,实行竞争性选举,都是党内民主发展不可缺少的必然抉择,是党内民主向纵深推进的重要标志。没有竞选机制的所谓选举,
只能是一种徒有其名的形式、仪式和自欺欺人的"作秀"表演,势必要严重阻碍党内民主的正常发展。近些年来,直接选举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的试点不断扩
大。2001年,四川平昌县进行了乡镇党委班子公推直选的试点;2004年,四川省有45个乡镇党委书记通过公推直选产生;截止2005年10月,全国
有210多个乡镇进行了公推直选的试点。不仅基层组织的竞争性选举已成为党内民主发展的趋势,而且党内民主逐步从基层向地方拓展。最近,云南就进行了县
委书记职位的公开竞争性选拔探索。虽然现在竞争性的公推直选和公推公选还有一些不完善之处,但其方向无疑是正确的,应该不断扩大试行范围,逐步实现通过
竞选产生各级党组织领导成员的规范化、制度化、常态化。

第三,探索试行"党内权力三分制"。

任何权力的行使都需要制约,不受制约的权力势必要被滥用或私用。从一定意义上说,民主就是一种权力制约机制。按照党章规定,党代会是党内的权力机关,拥
有对重大问题的决策权、决定权以及对决策、决定执行情况的监督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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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 may fool all of the people some of the time;
you can even fool some of the people all of the time;
but you can't fool all of the people all of the time.
--Abraham Lincol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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